序
即将敬献给广大读者的《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研究》一书是李丽丹博士以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为基础完成的学术成果，是一部综合研究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的学术成果。该成果是根基于鄂尔多斯高原蒙古族历史文化以及蒙古民族与邻近兄弟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历史，将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文化的丰富内涵展示给世人的一次尝试。
鄂尔多斯高原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位于驰名中外的河套之地，多个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不同特色的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流汇聚。1227年，成吉思汗率军征西夏，路过此地，被这里的美景倾倒，当即赋诗赞美。成吉思汗在这次征战中去世，奉载其灵柩的勒勒车再次路过此地时，车轮深陷泥沙之中，移动不得，加套各色牲畜，都无济于事。于是成吉思汗的近臣吉鲁格台·巴都尔诵诗，禀劝大汗圣体返回故土，灵车这才徐徐而动，重新踏上回归之路。时隔四个世纪，守护成吉思汗陵寝的蒙古族鄂尔多斯部从漠北移至鄂尔多斯高原游牧，成为这里的主人。
蒙古族鄂尔多斯部由很多部落集聚而成，其文化传统就像她的分支部落来源一样丰富多彩。鄂尔多斯部移至鄂尔多斯高原之后，在原有的文化传统基础上，与邻近的兄弟民族密切交往，吸收他们优秀文化的营养，进一步丰富自己的文化，同时在从漠北移至漠南地区的过程中，又接受来自青藏高原的佛教文化，从而创造出独具特色的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鄂尔多斯部长期守护成吉思汗的陵寝，拥有丰富的祭祀文化和宫廷文化。其次，鄂尔多斯部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孕育了多彩灿烂的民间口头文化传统，其中包括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即广义的民间故事资料异常丰富。因此，近百年前，当国外的传教士和学者踏足这块土地时，就被这块土地上包括民间故事在内的民间文学资源吸引，如比利时人阿·莫斯太厄[1]在鄂尔多斯地区前伊克昭盟鄂托克前旗城川地区从事传教活动时，便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当地的蒙古族民间文学，包括民间故事。他曾用芬兰—乌戈尔协会使用过的记音符号记录并留下了《鄂尔多斯民间文学》等珍贵的民间文学和民俗资料，包括当地蒙古族民间流传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谚语以及民歌等。该集子中收录了民间故事66则，在这些民间故事的记录整理过程中，他从故事的内容到形式都没有进行任何改动，连鄂尔多斯蒙古语的方言特点都保留了下来，使这些民间故事成为后世研究鄂尔多斯民间故事最珍贵的资料。
1949年后，尤其是80年代之后，中国鄂尔多斯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工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蒙古族民间故事的各种集成均收录了搜集于鄂尔多斯的蒙古族民间故事，后《鄂尔多斯民间故事》[2]《鄂尔多斯民间故事》[3]等数部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集又相继出版。从21世纪初开始，鄂尔多斯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与出版发行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神奇的衣裳》[4]《珍珠传说》[5]《孤儿的传说》[6]《嘎尔迪的故事》[7]《牧童传奇》[8]《斑马驹》[9]等多部鄂尔多斯民间故事集相继问世。除鄂尔多斯民间故事集之外，还有人搜集整理和出版发行鄂尔多斯民间故事家的故事集成，如20世纪90年代鄂尔多斯地方文学刊物《阿拉坦甘迪尔》内部整理出版发行《老故事家朝格日布讲述的故事》。后由白音其木格、策·哈斯毕力格图整理出版《蒙古族故事家朝格日布故事集》[10]，该集子收录了鄂尔多斯故事家朝格日布分别于1987年、1989年讲述的故事79则及其变体。改革开放后，经过几次国家层面较为大型的民间文学搜集活动，鄂尔多斯市各旗县的民间文学也被搜集整理和出版发行，其中包括民间故事。
以往鄂尔多斯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发行以蒙文为主，也有少量的汉译本，如翻译出版《蒙古族故事家朝格日布故事集》[11]。与鄂尔多斯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和成册出版的丰富成果相比，鄂尔多斯民间故事的研究相对滞后，已有研究主要围绕故事家朝格日布讲述的故事进行，如钟进文的《刍议中国西北AT315魔法师斗智故事的相同相异性——以朝格日布〈国师鲁给夏日〉为例》[12]，林继富等的《朝格日布喇嘛故事研究》[13]，等等。2012年林继富等学者在鄂尔多斯组织召开了故事家朝格日布故事研究研讨会，会后出版发行汉译《蒙古族故事家朝格日布故事集》，书中还载录了林继富、陈岗龙等学者关于故事家朝格日布故事的研究论文。当然，在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的整体研究逐步推进的同时，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的个案研究也在进行，如西北民族大学道·照日格图教授潜心研究鄂尔多斯民间狐狸故事，在发表学术论文的同时，也出版了一部《鄂尔多斯狐狸故事研究》[14]，主要对鄂尔多斯民间狐狸故事进行分类和形象研究，并将鄂尔多斯民间狐狸故事与《聊斋志异》中的狐狸故事进行比较。
李丽丹的鄂尔多斯故事研究工作始于她在2012年进入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之时。她关注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一方面学习蒙古语，一方面根据我的几位博士生、硕士生的汉译蒙古族故事和已经汉译出版的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集进行相关研究。她也曾参加鄂尔多斯召开的蒙古族故事家朝格日布故事的研讨会，宣读论文《论蒙古族故事家朝格日布的英雄故事——兼与蒙古英雄史诗比较》，该论文后来在《蒙古族故事家朝格日布故事集》上发表。她还制作了《〈蒙古族故事家朝格日布故事集〉类型索引表》，以附录的形式刊载于《蒙古族故事家朝格日布故事集》汉译版。
《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研究》的初稿是李丽丹于2012年至2014年间在中央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完成的博士后出站报告，这份出站报告完成时近13万字，她对自己所搜集的文本进行了与国际故事学研究通行的AT分类法接轨的故事类型索引编纂，但当时只是把这作为她研究工作的基础而列入报告之附录，报告的主体是对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中文本数量较多的四个故事群：喇嘛故事、英雄故事、蟒古思故事和动物故事进行的类型学和叙事学研究。这在当时，还是第一部用汉语完成的鄂尔多斯地区蒙古族民间故事研究专论。我鼓励她将这份研究尽早出版，但是她又花费近五年时间修改才拿出今天这部40余万字的《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研究》书稿，作为她的指导老师，我很为她的研究与坚持感到高兴！
与出站报告相比，今天摆在我面前的这部《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为著作增加了学术研究的工具性价值。李丽丹花了很大力气，针对在鄂尔多斯地区搜集到的600余则蒙汉文蒙古族民间故事文本，运用国际通行的ATU分类法，析出335则故事文本，编纂入163个ATU故事类型编号，并以ATU分类系统、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先生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和中国台湾金荣华先生与蔡丽云博士等完成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AT索引作为参考，根据鄂尔多斯地区蒙古族民间故事的同型异文情况，新增23个类型编码，完成《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该索引的编纂从故事类型学的角度展现了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与世界民间故事的相通性，新增类型编码代表性地呈现了中国多民族民间故事与世界民间故事类型的差异性，无编码故事文本突显了当地蒙古族民间故事的独特性，这既是对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进行学术梳理的成果，也为民间故事今后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工具与资料。
第二个变化就是增加了蒙汉、蒙藏不同民族以及印度和中国内蒙古地区民间故事比较研究的内容。李丽丹在站期间曾经获得过国家博士后基金面上资助，主要对蒙古族民间故事与汉族古代小说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并且发表了数篇学术论文，但在当时并未将这些成果纳入出站报告中。鄂尔多斯是一个多民族文化交融之地，有大量“汉族故事”在当地蒙古族民众中以口头和抄本文学的方式流传，“汉族故事”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出现主要与中国明清以来民众迁徙、商业、改游牧为农耕的历史有关，传播的载体包括汉文小说的蒙译、满译文本，汉族民间说唱和民间戏曲、民间流通的手抄本与石印本等通俗唱本及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等。李丽丹根据搜集故事的情况，提出“汉族故事”的判别标准，概括以故事家朝格日布讲述故事为代表的故事集及其他故事集中“汉族故事”的篇目及主要内容，选取朝格日布讲述的《王外外的故事》以及曾在当地广泛流传且留下珍贵抄本的《丁郎寻父》故事为微观个案，从情节、母题、人物形象、主题等方面对“汉族故事”与明清小说、汉族说唱、汉族抄本等多种艺术形式之间的渊源与源流关系进行探讨。汉族故事是蒙汉文化交流历史的活化石，对汉族故事的研究展现了汉族文化向蒙古族文化的转变与被接受的过程与程度。
为帮助李丽丹编纂目录和了解鄂尔多斯地区民间故事的流传情况，我在2012年至2014年间，组织当时在读的博士研究生吴双富、包银泉、扎拉嘎夫和硕士研究生包撒仁其木格等帮助她将田清波于20世纪初搜集的《阿尔扎波尔扎罕》[15]这一鄂尔多斯民间文学集中的民间故事译成汉语，这些汉译成果最初主要呈现在报告的附录和索引的编纂中。由于出版篇幅、经费等原因，《阿尔扎波尔扎罕》的译稿至今无缘面世，我们只能通过李丽丹的研究，管窥这部较早、较科学的蒙古族民间故事集的面貌。所幸在书稿修订过程中，李丽丹以一个章节的篇幅，对《阿尔扎波尔扎罕》与俄国人柏烈伟译《蒙古民间故事》、陈弘法等译《三十二个木头人》、金莉华译《鹦鹉的七十个故事——古印度民间叙事》等蒙古族和印度民间故事进行比较，呈现出《三十二个木头人》《魔尸》与《鹦鹉故事》在从印度经藏传佛教传至中国鄂尔多斯蒙古族地区的过程中，连环穿插式结构较为稳定的传承。
第三个变化是增加了鄂尔多斯蒙古族机智人物故事的研究。李丽丹根据搜集到的75则鄂尔多斯蒙古族机智人物故事，按性别和年龄将之分为巧女故事、机智少年故事、机智老人故事及巴拉根仓故事，对每一类故事中的常见故事类型进行介绍，对故事类型中的母题进行文化比较与分析。从研究方法上，某一类人物故事群的研究既运用了民间故事的类型学研究方法，也与她在站期间进行的喇嘛故事、英雄故事和动物故事研究有一致性，但机智人物故事研究更重视故事的诗学研究，即将故事的叙事研究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故而才在机智人物故事研究中指出，“AT981 被弃的老人智救王国”“AT1060 捏石比力气”与“AT440A 铁匠与死神”这三个故事类型在鄂尔多斯的众多异文展现了蒙古族对汉族文化的接纳与吸收的同时，更强调老人对生命与财产权利的重视与维护等。
修订成书的《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研究》还有很多细节上的调整与变化，此处不一一赘述。李丽丹是我招收的唯一一个汉族博士后，在中央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乃至蒙古族文学研究领域中，她都属语言上的“弱势群体”，我一直鼓励她学好蒙语，她也在很多蒙古族学者、故事搜集者和翻译者的帮助下，努力发掘、梳理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的历史资料、最新搜集整理文本和译本，包括贺希格都荣手抄本《丁郎寻父》故事和海希西等蒙古学学者的研究成果。只是她出站后到天津师范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蒙古文的语言氛围远不能与在京时相比，希望她能够坚持蒙古语的学习与使用。李丽丹在蒙古族民间故事研究领域以汉语为媒介，将这一区域性的民族民间故事进行多方位研究，阐释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在类型、叙事、文化交流三个层次的特点，并运用故事诗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类型辨析、叙事特征探索、民间故事文化意义挖掘、蒙汉民间文化交流的途径与意义之探讨等，在学术研究中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族民间故事的构成、传播与比较研究添砖加瓦，在民族文化关系中为蒙汉民间文化交流悠久的历史和活跃的现状提供学术证明与未来可资借鉴的参考，这是我所欣慰的。近年来，她在修改《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研究》时，时常对蒙古族民间故事中的魔法故事，尤其是其中的童话故事表示出十分浓厚的兴趣，希望在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中，她能够对中国民间故事的理论研究方面进行更多的实践，值此新著付梓之际，祝愿她的这些心愿能够一一实现，在民间故事的研究领域走向纵深与广博。
那木吉拉
2019年5月1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