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文明中的船文化

人类的第一家园在陆地，第一生存需求是水。因此，最早出现在亚非大陆的四大文明，都有自己的母亲河。君不见，古埃及的金字塔流连在上下尼罗河畔，苏美尔、巴比伦等王朝帝国繁衍更替在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流域，印度河—恒河两岸产生、延展着古印度文明，滔滔不绝的黄河、长江则哺育了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

“千条江河归大海”，决定了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有不解之缘。大河与海洋的物质形态都是水，这又决定了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的本质是人类驾驭“水”的能力，其物质表现形式聚焦于不断发展的“船文化”。

人类最初的四大文明，精彩绝伦地诠释了这一过程。

黄河长江上的“一叶扁舟”

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端、太平洋西岸。中国古代先民很早就对这一地理特征有客观认识，《尚书·禹贡》的“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之说堪称经典。负陆面海的地理环境，使中华民族既亲近于大江大河母亲的怀抱，也有无限机会走向海洋，先民们很早就开始了识水、用水、驾驭水的实践活动。

《世本》（西汉刘向校整）有“古者观落叶因以为舟”，刘安《淮南子·说山训》有“古人见窾（音“款”—笔者注）木浮而知为舟”，说的是古人受到落叶和浮在水面上中间有空洞的树木的启发而造舟。中国古代的先民们就是这样从大自然中不断获取知识，认识一些物体的浮性，认识水能载舟的浮力，从而开始加以利用，并由近及远，从近岸之江河走向无垠之海洋。

先人最原始的渡水工具是葫芦或木筏。《淮南子·物原》说：“燧人氏以匏（音“袍”—笔者注）济水，伏羲氏始乘桴。”所谓“匏”就是葫芦，桴就是木筏，说明至少在旧石器时代，中国就有了葫芦和木筏这两种渡水工具，从葫芦直接捆在腰上到葫芦腰舟，从树枝树干制作的木筏到动物皮囊做成的皮筏，先民原始的渡水工具经历了不断演进的发展，直至今天还或为人所用。1973年在浙江余姚县河姆渡村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期居民遗址，遗址中发现了葫芦种子，经测定是距今至少7000年前的遗物。但葫芦或皮囊只是浮具，筏也算不得船，它们只能漂流，只能顺流，只能在近岸活动。

舟船的出现对于人类征服大河和海洋的活动具有重大意义。其一，舟船具有容器形态，舟有干舷，它需要工具方能制成，而工具代表着社会生产力；其二，舟船不是靠自然水流漂浮行进的，它有人为的动力；其三，舟船是应人类进行远距离水上活动的需要产生的，它要求安全。这些基本要素，贯穿于千百年来舟船的发展变化之中。

最早的船是独木舟。《周易·系辞》说：“伏羲氏刳（音“枯”）木为舟，剡（音“演”—笔者注）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刳木”和“剡木”，都是制作独木舟的方法，自然是要使用工具的。古人制造独木舟，是将独木用火烧一下，再用石斧、石锛砍挖，反复加工成为具有干舷的独木舟；楫就是桨，是舟船最早的推进工具，加工过程也基本如此。河姆渡村遗址发现了8支雕花木桨，有桨必有舟，河姆渡木桨的发现，说明在距今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国长江下游沿海地带的先民们已经有了工艺不很简单的舟船，懂得了使用木桨推动舟船进行有目的的远距离航行，甚至应该可以逆水行舟。在中国古代，还有很多关于舟船诞生和船上辅助工具发明的传说，如黄帝的大臣共鼓和货狄发明舟，颛顼（音“专须”）发明桨、篙，帝喾（音“库”）发明舵和橹，尧发明纤绳等，都折射了中国造船事业的发展进程。

2002年，中国浙江省萧山跨湖桥新出土了距今约8000年的独木舟，与河姆渡雕花木桨形成呼应。跨湖桥独木舟的板材厚度均匀，内表面平整光滑，应该不是最早的独木舟。而已知的中国以外的地区出土的最早的独木舟是公元前6300年前荷兰的独木舟，比中国的跨湖桥独木舟晚了1000多年。

在距今8000—10000年的时候，在中国的黄河和长江上，泛起了世界上最早的独木舟。

筏和独木舟是远古祖先最重要的渡水运载工具。有了渡水工具，远古祖先就得以在大江大河上进行捕捞和迁徙活动，而沿海的人们，也同样进行着这样的活动，并逐渐将活动范围从海岸线附近向外扩展，最典型的是龙山文化和百越文化的海外传播。

龙山文化发现于山东省章丘龙山镇，以薄而有光泽的蛋壳般的黑陶为典型特征，距今约4000年左右。龙山文化的前身是大汶口文化，1959年在山东泰安、宁阳两县交界处大汶口被发现，早期的大汶口文化距今4500—6500年，分布在山东及江苏北部一带。其后，在山东半岛烟台白石村遗址、蓬莱紫荆山遗址中出土了辽东半岛新石器文化的典型器物直口筒形罐，还出土了几何形纹、压纹等纹饰的陶器。在旅顺口郭家村发现了又黑又亮又薄、磨光的黑陶及精制而成的三足杯之类的陶器。继而，在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也有同样的发现，显示了山东半岛的龙山文化通过海路在这一地区传播的奇迹。

百越文化指远古时期居住于今中国东南江苏、浙江、福建及岭南地区的越族各系（故称百越）先民们所创造的文化。越族是擅长海上活动的民族，他们通过航海活动把百越文化传播出去。百越文化的典型遗址在浙江余姚的河姆渡，典型器物是叫做“有段石锛”的史前石器。河姆渡不仅出土了雕花木桨，还出土了舟型陶器，可以断定中国先民们至少在7000—8000年以前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建造独木舟的技术。在近代，沿着舟山群岛、台湾岛到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许多岛屿，相继大量发现了有段石锛的遗存，它甚至传播到了太平洋中部的波利尼西亚诸岛以及南太平洋诸岛。对这些遗存物进行测定后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证明它们是百越文化跨海逐次传播的结果。

在筏和独木舟的四周加装木板，同时对缝隙采取堵漏措施，筏和独木舟便演变成方头、方尾、平底或尖底的木板船，独木舟舟身也就转换功能成为龙骨。从独木舟到木板船的演进，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为木板船比独木舟的装载量大、航行性能高。木板船需要大量木板，对工具的要求显然高得多，因此这一过程大约用了数千年的时间。公元前21世纪，中国进入了夏代，石器时代开始被青铜时代替代，生产力有了大的发展。1980年代发掘的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的夏代遗址中有铸铜和冶炼作坊，及青铜锛、凿等金属工具，还有传说中夏禹治水时的“左准绳，右规矩”，表明当时已经有了简单方便的绘图和测绘仪器。这些都说明，夏朝建造木板船的条件已经成熟。《竹书纪年》说，帝芒（前1789—前1732）即位，“命九夷”，即通告受命领沿海的九夷部族，后“东狩于海，获大鱼”。大鱼自然不会获于浅海，说明夏朝舟船的发展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另一个佐证是，大批5000年前的榫卯木构件和干栏式建筑遗址被发现，尤其是燕尾榫、带锁钉的榫和企口板的使用，能够较好地解决船的堵漏缝问题。因此，专家推断中国榫构的木板船可能出现在夏代，至少不会晚于殷商时代，即公元前17世纪至前11世纪。

商代是奴隶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商品交换和以贝、玉为代表的货币。殷商时代甲骨文和钟鼎文中都出现了不同的“舟”字和“般”“荡”等与“舟”相关的文字。

甲骨文是象形文字，甲骨文的“舟”字，体现了当时实物的舟船由纵向和横向构件组成的特点，横木支撑纵向板材，既加强了船体的坚固程度，又可以将船体分成隔舱，增加了舟船的使用功能。

甲骨文中的“般”字，字形像一个人在使用桨或篙使船移动。

甲骨文中的“荡”字（古字为“盪”），字形像一个人在荡舟，尤其是饕餮鼎上的“荡”字，更像一个人挑着贝币或货物在船上站立，另一个人在荡舟。甲骨文“舟”及相关文字的出现，说明至少在距今3000—3500年前，生产力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对船舶的装载量和稳定性提出了要求，中国有横梁的木板船出现了，成为水上运载工具，并参与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和交换活动。

公元前770—前221年，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大国争霸，战争频繁，为了集结兵力，运输军粮、货物及对远方进行外交和贸易等活动，造船与航海业迅速发展。东南沿海的吴国、越国都设置了“船宫”作为造船工场。商船和战船已经分开，战船有不同的类型，如大翼、中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戈船等，各司其职。其中大、中、小三翼是吴国水军中的主力战船。据文献记载：“大翼长十丈，阔一丈五尺二寸，一船可载士兵二十六人，桨桡手五十人，操驾水手三人，长钩、长矛手十二人，指挥二人，共九十三人。船载弩三十二张，箭三千三百支，盔、甲各三十二副。中翼长九丈六尺，阔一丈三尺五寸。小翼长九丈，阔一丈二尺。”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宴乐渔猎攻战纹壶展开图右下方可见两艘对攻的战船，战船分两层，上一层有操戈作战的士兵，下一层是划桨的士兵，生动展示了春秋战国时期水战的场景。

春秋战国时期战船的推进工具主要还是桨，桨桡手占船上所载总人数1/2以上。有学者认为商代甲骨文中出现了“帆”字，并从在墨西哥发现了商代文化遗迹等多种角度立论，认为殷人已经立桅扬帆跨越太平洋到了美洲。而考古学界则认为中国是在战国时期出现风帆的，作为桨的辅助动力装置，用于顺风航行。

舟船在大海上航行，导航和气象等航海知识至关重要，是船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商代人已开始“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白天利用太阳在不同时辰的方位定向导航，夜晚通过北斗、北极等恒星定位导航。春秋战国时期，有了大量的天文占星文献，观日月星辰定向导航知识已经非常丰富。在计时方面，夏代已有“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记日法，商代把天干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结合起来，形成六十干支记日法。天干、地支和商周时期的“八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为后世航海罗盘二十四个方位字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在气象方面，商代已经把风分为小风、大风、大骤风和大狂风四个等级，并区分东、南、西、北四方风，春秋战国时又有八风与十二风之分。战国时期编写成的《周礼》把风分作十二类，以地支为序列制定十二辰风表，不仅列出十二个风向，而且与十二个月以及季节都联系在一起，揭示了季风变化的基本规律。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对气象的预报和对洋流的认识也大大进步，海上远航已经能够顺风顺流远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

中华民族不但创造了辉煌的陆地文明，同样也创造了灿烂的海洋文明。

尼罗河上的瑰丽方帆

古代埃及的地理范围与今天的非洲国家埃及大致相当，即东临红海，西界利比亚，南接努比亚（今苏丹），北濒地中海。这个占据非洲东北角的国家，基本上处于一望无际的黄色沙漠中，唯有6000多米长的尼罗河像一条绿色缎带贯穿南北，成为埃及的母亲河。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尼罗河发源于非洲赤道附近维多利亚湖西面的群山中，上游的白尼罗河同发源于埃塞俄比亚境内的青尼罗河在苏丹的喀土穆汇合，然后向北蜿蜒流经埃及而注入地中海。在这条长河的下游地区产生了古代埃及的文明。

尼罗河为干旱少雨的沙漠带来充沛的大河，形成肥沃的河谷绿洲。同时，尼罗河每年7月至11月河水泛滥，又把肥田沃地变成泽国。这种气候变化周而复始，极其有规律，古埃及的先民们自然会选择高地居住。这样，在4个月的洪水期里，高地之间的联系只能靠水路，船便成为埃及先民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传说尼罗河是第一条发展起河流航行的大河，古埃及的神话总是同水和船有关。埃及人祭祀太阳神，祭坛上陈列着太阳神乘坐的方舟。在祭祀的时候，埃及人将太阳神的全身金像放进这个镀金、外形似新月的帆船里，把船放入尼罗河，让神灵给予这条主宰埃及命运的河流以养育生命的力量。埃及的宗教观念认为，法老死后会在太阳神乘坐的金船上有一席之地，因此其殉葬品中也必定有船。法老的葬礼也是尼罗河船文化的一部分，法老的遗体总是乘着撒满莲花和用法老勋章装饰的船只去墓地。古埃及最早的水上交通工具是用尼罗河两岸及其三角洲盛产的纸莎草（形似芦苇）编制而成的，船的首尾向上翘起呈新月形，像漂浮的筐；后来为增加船的坚固性，在纸莎草制成的船的两侧包上兽皮，或包上较短的木板，用粗绳子缠起来，这种船没有龙骨，也没有横梁，基本动力靠人力划桨。

船产生以后，最大的问题是抗风能力和航行动力问题，因而，风帆及帆船的发明，是人类船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尼罗河是世界上第一个升起美丽方帆的地方。

专家研究认为，古埃及在距今约6000年时就开始用风帆作为船的动力，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帆船的国家。在距今约 5200 年前的一个埃及古墓中出土了一把壶，上面有一艘船扬帆航行的图景，这也是最早描绘人类使用风帆航行的图像。古埃及风帆是方形的，方帆被固定在船中间一个两条腿支撑着的桅杆上，靠顺风顺水在江河中航行。涅伽达Ⅱ（前3500—前3100）时期出土的陶器上，更是经常可以看到河上通行舟楫的图画，说明尼罗河的开发已成规模。古埃及人的船只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也成为法老和贵族们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尤其是用于丧葬仪式，最具代表性的叫做太阳船。据说，太阳船是供法老追随埃及神话中的太阳神穿越天河时乘坐的，一般用木材制作，模仿纸莎草船外形，船头和船尾向上高高翘起，做成纸莎草捆扎的样子，船身装饰得十分精美。1954年，在胡夫法老的金字塔里发掘出了公元前2600年的太阳船，由基本保存完好的1200多块雪松板构成，复原后船高43.4米，宽8米，载重近40吨，有一张方帆，多桨，尾部由桨舵控制方向，是迄今为止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整、外形最壮观的古代木制海船。

古埃及是一个森林极端缺乏的国家，因此雪松树及雪松板并不产于埃及，而是产于北部的黎巴嫩，说明古埃及已经走出尼罗河，与地中海南岸国家特别是盛产雪松板和会造船的腓尼基发展了海上贸易。据说，从公元前 3000 年开始埃及法老就租用腓尼基人的船只把黎巴嫩山的雪松木等运往埃及。埃及人在与克里特人的贸易过程中发现了腓尼基毕布勒人的优质船只和雪松木板，后来便成为毕布勒船最忠实的买主，甚至长期在毕布勒国有自己的“驻军”，保护他们重视的造船事业。史书记载，公元前2820年，有40艘船首次载着雪松术回到埃及，长长的雪松板和腓尼基人的造船技术，使得埃及船的性能进一步改善， 船更大，船舷更高，并有了密实的甲板。

进一步的研究论证，大约在公元前2600年，古埃及的船以单桅杆代替了双支脚桅杆，这使张帆航行变得轻快，并且船帆可以随风转向，避免了双支脚桅杆遇到侧风就必须缩帆并放倒的弊端。从古埃及女王哈特希普苏特墓中的浮雕看，公元前2世纪时的古埃及海船已经是非常坚固的木质大帆船。有文献记载说，为了把750吨重的方尖石碑运到卢克索祭神城，根据哈特希普苏特女王的圣旨，有个名叫伊涅尼的能工巧匠建造了一条长63米、宽21米、高6米的运输船，这也许就是女王墓中的浮雕所表现的历史事实。埃及人驾驶着木质大帆船从尼罗河走向地中海，运输着沉重的红黑大理石、建筑木材、铜、象牙，以及黄金、药材、香料等物资，与周边国家进行互通有无的贸易，东至阿拉伯海和波斯湾，北至黎巴嫩、腓尼基、叙利亚、小亚细亚、塞浦路斯和克里特岛等地。

农业文明在人类文明中有着先驱者的地位，但从农业文明到海洋文明并没有天然鸿沟。务农需要知时节，历法天文随之产生；农耕需要工具，冶金技术被发明；陶器为远航储存食物和水，与纺织相关的绳索、风帆为造船之必需……从农业知识中分离出来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和化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和技术，都直接或间接地有助于航海业的发展。史籍记载，古埃及人在远古时期就开始观察天象，在新王国时期（前1550—前1069）就已经知道40多个星座；他们按尼罗河水涨落和作物生长的规律，把一年分为3季，每季4个月，每月30天，岁末增加5天节日，共计365天，由此产生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太阳历；古代埃及很早就采用十进位制，能够求得长方形、三角形、梯形和圆的面积，圆周率被定为3.16。这些都成为古埃及船文化及海洋文明的基础。据说公元前600年左右，26王朝的法老曾经雇用腓尼基水手进行了人类第一次绕过非洲的航行。

两河流域的造船航海天才

亚洲西南部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被称为两河。这两条河都发源于今土耳其亚美尼亚高原的东托罗斯山，从西北缓缓流向东南，最后合流注入波斯湾。希腊文中的“美索不达米亚”意即两河之间，两河流域由此而来。两河流域居于古代西亚的中心，东接伊朗，西连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南达阿拉伯与巴勒斯坦，总体上被里海、黑海、地中海和波斯湾所包围。

两河流域与西亚文明的关系，与尼罗河与埃及文明有相似之处，其早期文明按照时间顺序，从苏美尔文明开始，其次是阿卡德文明，再次是巴比伦文明，最后是亚述文明，由南而北循河而上，显示出大河文明的典型特征。但也有不同之处，古埃及文明由于沙漠的阻隔相对独立，而西亚两河流域地处今亚、非、欧三洲连接处，与陆上联系比较方便，自新石器时代始便是民族迁徙和信息交换的热点地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接触频繁，交互作用。千百年的王朝更替和民族争斗，使古代西亚地区的历史格局十分动荡，基本上是一部弱肉强食的战争史。苏美尔文明时期（前5000—前2700）城邦林立，多国并存。这一局面在阿卡德王国（前2371—前2191）建立之后结束，阿卡德王国由此成为两河流域第一个统一的王朝，其中以萨尔贡（约前2371—前2316年在位）的成就最高，他在位五十多年，多有建树。该王国被外族灭亡后，又有乌尔第三王朝（前2113—前2006）的短暂统治。最终，古巴比伦王国（约前1894—约前1595）通过大规模战争，在第六王汉谟拉比统治时期，完成了统一整个两河流域的历史任务，创建了一个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大帝国，将两河流域的文明逐步推向鼎盛时期。之后， 两河的政治中心转移到新兴的亚述，公元前8世纪，亚述帝国建立。公元前612年，亚述帝国被新巴比伦王国（前626-前539年）和米底王国共同征服。公元前 550 年以后，整个两河地区及西亚其他地区都逐步被纳入了波斯帝国的版图，成为波斯帝国疆域的一部分。

两河流域的文明独树一帜，灿烂辉煌。如楔形文字、腓尼基字母的发明，苏美尔的《苏美尔王表》《吉尔伽美什史诗》，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亚述的铁制军事装备，以及不同时期的以神庙、王宫、王陵为代表的建筑艺术等成就，都对世界文明影响深远。尤其是在科技方面，数学、天文、历法的发展水平很高，极大促进了两河流域地区经济社会的进步，自然也深刻影响了这一地区海洋文明的发展。

从地理环境上看，两河流域一直存在土壤盐碱化的问题，农耕条件不够好。在古代历史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最早成为两河流域理想的定居点，但仍不断有弃耕土地现象的发生。专家研究认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辉煌，不仅是由于农业的发达，同时也因为两河是重要交通和商贸要道。而两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中心不断北移，从苏美尔到阿卡德再到亚述，则很可能与土壤盐碱化和土地弃耕有关。专家们还认为，更新世晚期波斯湾形成，地质变化使海岸线后退，使两河沿海城市发展起来，约在公元前4000年至前2900年期间，波斯湾的海岸线距离古代城市乌尔和埃利都只有45公里，这两个城市当时一定是沿海重要的货物集散地。

文献记载，早在公元前3000 年前后，两河流域便有了利用芦苇造船和渔猎的文化，苏美尔人用木料造船，沿幼发拉底河溯流而上，与北部的城邦国家展开商业贸易活动。20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在今叙利亚地区先后发掘了马里和厄布拉遗址，证明这一地区早于阿卡德时期，与苏美尔文明有密切的联系。在厄布拉遗址发现了16500多块泥版文书，大多以苏美尔楔形文字书写，甚至还发现了一部厄布拉—苏美尔文辞典，可以说是最早的翻译辞书。从苏美尔沿幼发拉底河北上厄布拉有近1000公里的路程，可以推测水上交通所起的作用。研究还发现，厄布拉遗址中的泥版记载了经济贸易事项，提到的与之有贸易联系的地名达5000余处，除了苏美尔外，与黎巴嫩、巴勒斯坦、埃及、伊朗皆有商业往来，先民们甚至在波斯湾捕鱼，商业触角进入了波斯湾费拉卡岛及印度半岛的印度河流域。有记载说，苏美尔人已经采用了岸上的篝火为夜间返航的渔船指引方向，这是已知人类历史上最早为船只设置引航灯塔的雏形。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推动了十进位计算方法的应用，制定了重量、长度、面积、体积等计量方法，他们还创造了独特的六十位进位法，并将其用于数理天文计算，形成今天仍在沿用的时间和圆周等计算方法。在历法方面，他们已经充分认识到日月运行的规律，认识到他们根据月的盈亏制定的阴历比根据日出日落制定的阳历每年少11天，并懂得阴历需要隔数年用一个闰月调整。这些无疑都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且成为高度依赖科技的海洋文明发展的基础。

从古巴比伦王国到新巴比伦王国的十多个世纪是西亚文明发展的重要时期，创造了辉煌的科学技术。古巴比伦完全继承了苏美尔的天文历算知识，并将其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古巴比伦人对五大行星（火、水、木、金、土）的运行轨道观测得已经相当准确，并将肉眼能够看到的星辰划分为十二星座；他们测定的太阴月持续时间为29日12小时44分3.3秒，比现代测定的数据只多3秒；他们根据月亮盈亏规律，制订了太阴历，发明了测定时间的日晷和水钟。到亚述帝国和新巴比伦时期，人们还根据月相周期变化把一个月分为四周，每周7天，分别用日、月、火、水、木、金、土七个星神的名称来命名。古巴比伦的数学家不仅掌握了算术的四则运算规则和分数的演算规则，而且是代数学的奠基者，能求出平方根和立方根，能解出有三个未知数的方程式。在古巴比伦的碑石中，还曾发现过乘法表、平方表和立方表。在几何学方面，他们已能运用勾股定理（a2+b2＝c2）。古巴比伦在物理学、化学等方面也都取得了一定成就，这也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在巴比伦第六位国王汉谟拉比（约前1810—前1750）统治时期制定的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中，曾提到的制陶、织布、冶金、木作、制革、造船、制砖、建筑等10种手工业行业，其中造船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行业。

在此期间，西亚地区的海洋文明也在发展，先后形成一些独具特色的民族、部落或城邦国家。其中，生活在地中海东岸、今叙利亚和黎巴嫩沿海地区的腓尼基人及其城邦国家，成为西亚海洋文明的先驱者。

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之间，腓尼基先后出现一些奴隶制城邦国家，最著名的有推罗（苏尔）、西顿、乌加里特、毕布勒、泰尔等，每个城邦国家都以一个港埠为行政和经济中心。腓尼基所处的地理位置东通巴比伦，西临地中海，南连埃及，北接小亚细亚，在海上扼今西亚、北非、南欧航运枢纽；腓尼基山区盛产雪松等珍贵木材，沿岸平川适于种植橄榄、葡萄，海产中有一种当地独有的、可提取名贵紫红色染料的海贝，“腓尼基”是希腊人的称呼，意即“紫色之国”，就是从这一特产演绎而来的（还有一说是对长期航海、皮肤黑红的腓尼基人的戏称）。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腓尼基人很早就成为一个独特的海上民族和商业民族。他们能造当时世界上最好的船；他们最早走出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他们经营于沿地中海周边的今亚、非、欧广大地区，进入了黑海，成为最早、覆盖范围最大的海商。到公元前1000年，腓尼基已经制造出底部呈圆形的船，有粗大的龙骨、肋骨和船艏、艉柱，装单桅方帆，主要动力装置是风帆，配有划桨辅助，具备了远航的能力。

腓尼基城邦国家乌加里特和毕布勒，很早就成为最繁荣的东地中海商港，尤其是毕布勒，不仅是转运黎巴嫩雪松的主要港口，也是最重要的造船中心。有研究说，毕布勒人在公元前3000年就开始进行航海贸易。他们比埃及人、克里特人更早懂得用雪松树干造独木舟，并把船底凿成 V型。为了能够在海上航行得更远，增加船的稳定性和载重量，他们在船上安装用草席或芦苇编织的舷墙，后来用木板造舷墙，包上兽皮使之坚固；他们使用有龙骨和甲板的木板船，加高船艏、船艉和船舷，甚至还在船艏柱上装饰马头。毕布勒人的海船，在当时堪称最大、最长、最完美的船，具有较强的抗风浪性能。腓尼基人的航海技术尽管原始但很高明：白天，他们靠太阳指路，夜间，靠他们称作“旅行星座”的大熊星座指航；雾中，他们用探锤测量水深或取泥土样测试以辨别方向；他们还可以根据淤泥的情况，判定船只距离河口的远近。广泛的航海贸易使腓尼基城邦博采各国文明之长，如毕布勒是埃及获得黎巴嫩雪松的主要转运港口，城内商业客栈稠密，街道上铺着石板，供繁忙的车马通行，有大量出土的文物证明了毕布勒在商业和文化上受到埃及的影响很大。乌加里特的城市规模更大，神庙、王宫、市政建筑甚至民居都达到较高水平，出土文物中金、银、象牙工艺品甚多，其商业和文化受到埃及和两河流域其他国家等多种文明影响。后来的考古发现也证明，腓尼基城邦国家不仅广泛吸收了两河流域文明，还与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发生了联系。尤其是通过与赫梯王国的接触融合，腓尼基成为较早用铁的民族，后来成为向今西亚、北非和欧洲传播冶铁术的中心之一。腓尼基的船文化深刻影响了周边的地中海国家，古埃及法老雇用腓尼基工匠为他们造船，雇用腓尼基水手为他们远航。克里特人也向腓尼基人购买商船和战船，后来古希腊的三层战舰，实际上就是腓尼基双层桨和三层桨战船的改进型，在古希腊荷马史诗中被称作腓尼基人的“黑帆船”。

腓尼基人是世界上最早的造船和航海天才。

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腓尼基的沿海受到埃及的控制，山区受到来自小亚细亚东部地区赫梯王国的控制，腓尼基各城邦国家不得不称臣纳贡，但仍可以在半独立的状态下继续其商业活动。公元前11-前9世纪间，腓尼基各邦趁赫梯、埃及走向衰落和亚述帝国尚未兴起之时，巩固了政治独立，工商业和海外航运也进入鼎盛时期。他们将本地出产的葡萄酒、橄榄油、紫红染料、玻璃器皿以及毛麻织物行销到海外各地，并采购转销黎巴嫩的雪松、小亚细亚的铁、塞浦路斯的铜、非洲的象牙、埃及的工艺品、巴比伦的青铜器等各地的珍奇原料和名贵商品，成为最早通过发展海上贸易强大起来的民族。公元前9-前8世纪，腓尼基人在今突尼斯北部沿海地区建立了同样以航海事业留名青史的迦太基王国。大约在公元前7-前6世纪，腓尼基人受埃及26王朝法老的雇用，驾三艘船从埃及三角洲出发，驶入红海，沿着非洲海岸向南航行，当他们转而东向航行时，发现太阳出现在他们右侧，而在北半球如果从东向西航行，太阳应该在左侧，这让精通航海的腓尼基人诧异不已。许多史学家也对这一航行表示怀疑，其中包括记录此事的希罗多德。然而，正是这一忠实记录提供了证据，使后人可以用近代地理学的知识，揭秘腓尼基人这一环绕非洲大陆的伟大航程，他们的确曾经跨越赤道在南半球航行过，并绕过好望角北上，两年后经直布罗陀海峡回到埃及。

关于腓尼基何时灭亡、为什么灭亡至今没有定论，坊间有各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腓尼基建立的是一个商业帝国，腓尼基人本质上是商人，商人有追求无限利润的冲动，将财富用于扩大再生产，建造更多的船舶，探索更大的市场，却少有国家安全、国防和海洋安全的政治意识。他们始终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忽视了环伺周围的敌手。如对亚述帝国，腓尼基人采取“岁币”的方式祈求和平；但军事上日益强大的亚述帝国胃口越来越大，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亚述帝国不断进攻腓尼基人的城邦，迫使其俯首称臣。或许可以这样总结：腓尼基吞下了不懂海权的苦果。

公元前6世纪，波斯人开始向外扩张，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波斯人征服小亚细亚，进入两河流域，长驱中亚，觊觎欧洲，他们收编了腓尼基人的千艘战船，建立了一支帝国海军，一度所向披靡，其控制范围达到了地中海的爱琴海地区。

印度河畔的神奇船坞

古代印度的地理范围包括今天的整个南亚次大陆，整体如同一个倒三角，北部是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脉，大陆的东、西、南三面分别被孟加拉湾、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环绕。北部是平原，雨量充沛，光照时间长，发源于喜马拉雅雪山的印度河和恒河流贯其间，一条向西南流入阿拉伯海，一条向东南流入孟加拉湾，成为古代印度文明的母亲河，为印度河—恒河平原带来旺盛的生命力。

印度河文明亦称作哈拉巴文明。19世纪初，英国殖民当局拆除了印度河上游的哈拉巴佛教遗址的砖块修建铁路，这些砖块被后来的考古学家认为可能是一个文明的象征。1921年，印度考古学家萨尼领导的考古队对印度河上游的哈拉巴佛教遗址进行了发掘，在废墟之下发现了一座砖结构的辉煌的城市，以真正的信史揭开了一个新的文明—哈拉巴文明的面纱。1922年，班纳吉又主持了印度河下游的摩亨左·达罗遗址的考古行动。从此，哈拉巴和摩亨左·达罗两个遗址成为新文明的典型遗址。

1947年以后，基于印巴分治而哈拉巴文明遗址大多在巴基斯坦一方的现实，印度掀起考古热，并用“印度河文明”取代了“哈拉巴文明”的称呼。这一轮考古发现大小城镇遗址200余处，分布于印度河中下游和西部沿海广大地区，西起伊朗边境，东近德里，北及喜马拉雅山麓，南靠阿拉伯海；东西相距1550公里，南北相距1100公里，所占地域约13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青铜文化中心，社会发展达到奴隶制大国的发展阶段，与同期的古埃及和两河流域水平相当。考古证明，印度河文明源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由土著的达罗毗荼人建立，典型遗址的繁盛时期在公元前2500—前2000年之间，约在公元前1750年左右彻底衰落。

1954年11月，印度考古队在距离摩亨左•达罗东南700公里的坎贝尔海湾附近发现了古代海港城市罗塔尔（又译作洛塔）遗址。这一遗址发掘一直持续到1960年，发现各种文物1.7万件，展现了一个由4条主要街道和其他街巷组成的城市格局，其中最复杂的建筑是城南发现的港口和世界上最早的海船船坞。船坞首次发掘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矩形地块，考古学家最初判断它可能只是一个农用的灌溉水库，但后来在其中发现了海洋微化石、盐和石膏晶体等决定性证据，证明该地块曾经有海水，是世界上已知的最古老的海港，建有最古老的船坞。经考证，罗塔尔船坞建造于公元前2100年-前1900年间，总长225米，宽37米，高5米，用砖块砌成，面积约8000平方米，有闸门开启，可以利用潮涨潮落控制海水高度，既是修船建船的船坞，又是运输船的泊位。船坞码头附近高架平台上建有仓库，用于存放货物，有坡道直接从码头通向仓库以方便装货。如此巨大的古代船坞，其制式、功能、设计理念，都堪称神奇。考古还发掘出一条长约2500米的干涸河床，推测是通往坎贝尔海湾的人工运河。沿着河道，排列着不同时期建造的码头，可以停靠长18-20米、宽4-6米的大船。据测量，每当涨潮时，河道中可以并排行驶两艘大船。罗塔尔海港及其船坞码头遗址诠释了印度河文明的海上商业活动，它无疑是印度河文明通向海外的大门，印度次大陆的陆海文明发展轨迹也由此可见一斑。

两河流域出土的印度器物，也证明了印度河文明很早便通过海上交通与两河流域的商业往来。考古学家在波斯湾中部的岛国巴林和科威特的费拉卡岛上发现了古文明遗址，通过对发掘的文物进行研究，证明这些遗址是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与印度河文明在波斯湾的中继站，双方存在着相当密切的联系，以至于一些学者根据文明传播理论提出“海上来源说”，推测哈拉巴文明是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与印度文明结合的产物。此外，在远离印度的马尔代夫群岛、马达加斯加岛都发现有哈拉巴文明的遗物，如陶器、青铜器、衣服、印章等，说明古代印度的海上活动范围已经很广大了。古代印度在数学、天文学方面有相当高的成就，在摩亨左·达罗遗址出土的计量材料，2进位、10进位、16进位等度量衡制度，都始于印度。古代印度还率先发明了10个数字符号，后来由阿拉伯人略加修改传至欧洲，被称为阿拉伯数字。这些科学方面的成就，不但使古代印度的大河文明更加灿烂，而且在其走向海洋、征服海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或许，印度河畔神奇的罗塔尔海港遗址，就是这一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之间联系的生动印证。

印度河文明衰落于公元前1750年左右（衰落原因在学术界争论经年。有研究认为其原因之一是公元前1500年左右来自中亚草原的雅利安人的入侵，其他各种解读也各有道理），此后，古代印度的大河文明进入“黑暗时代”。研究证明，雅利安人的到来既带来了破坏，又带来了新的文化，形成了以婆罗门祭司为社会核心、以祭祀为生活中心、以吠陀经为圣典的吠陀时代。之后，从婆罗门教到佛教，到印度教，古代印度在宗教文化方面独树一帜。由于祭祀的神圣性，围绕祭时和祭坛，古印度的天文学和几何学兴起。天文学最早起源于占星术，公元前后人们根据肉眼可以看到的天体，设计出黄道十二宫，准确记录太阳、月亮和黄道的运行位置，推算“黄道吉日”。婆罗门教认为星球相会于黄道是最大的吉日，为此他们要计算出各重要星球的运行周期，求出它们的最小公倍数，数据显然非常庞大。几何学的发展则源于祭坛形状的要求，为了求得圆形祭坛和方形祭坛的和谐，圆内四边形的研究得到了发展，从而发明了面积对称原理和勾股定理，也发明了椭圆形面积和周长的计算方法。祭坛各种形制的叠置，又促使他们去解决最大公约数的问题。这些发端于宗教的科学知识，包括“0”和10进制，连同印度的宗教本身，逐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成为印度大河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同时成为一个民族赖以世代繁衍、生生不息的精神财富。

综上所述，以四大文明为代表的大河文明首先发源于亚非大陆，是因为那里具有适合农耕文明的充沛水源和地理气候条件，其文明基调是黄色的。在长期的发展中，农耕文明的灿烂辉煌不可避免地会向人类第二个、也是更大的可开发利用的自然空间—海洋分流。但历史证明，海洋文明的发展需要比陆地农耕文明更多、更复杂的科学支撑，在文明的低级阶段，在具有优越陆地自然条件的大河文明之地，人类本能地依恋土地，很难将海洋当作自己的“蓝水乡”。或许腓尼基人是个例外，但后来也被来自两河流域的亚述人灭亡了。而雅利安人属于游牧民族，进入印度后则很自然地加入、同化于大河文明。由此可见，在古老的四大文明发祥地，陆地文明一度太辉煌了，无情地压制了海洋文明的发展。在漫漫历史长河中，虽然这些地区和国家中不断有惊世骇俗、有利于海洋文明的科学发现，却未能兴起进军海洋的真正热情，更难以企及国家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