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雅GE微访谈 基督教解释传统之外的《圣经》研究[5]
高峰枫
《圣经》在课堂内外
A：我建议读一些通论性的、介绍性的导读。这些书会把《圣经》到底是怎样一部书、怎么形成的、包含哪些文类、《圣经》的主要内容，以及《圣经》对于后世文化的影响做简要的说明。这种书比较多，我建议最好能读英文书。读了这样的入门书，有助于消除陌生感和隔阂，心里会稍微踏实一些。我上课用的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可用作通识教育读本的两本书。这一个系列中的图书通常在主题或者人名的后面加上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几个字。一本叫The Bible：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另一本叫The Old Testament：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这两本国内都出过中英对照本。后面一本侧重讲《旧约》本身，前一本则侧重《圣经》对后世的影响。这两本书文字不难，对理解《圣经》非常有帮助。
A：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我最开始做得比较多的是早期基督教的《圣经》解释，大概是公元3世纪至5世纪期间的基督教解经学。后来为了教课的需要，我才又读了一些其他研究著作，特别是19世纪以后的《圣经》考证著作。近现代的历史学家、圣经学家对《圣经》的解读和早期基督教的解经很不一样，历史考证比较多，结合了考古学、语文学、宗教学各种研究成果，很像中国考据学的路线。这样的研究路线，我觉得是现代《圣经》研究的根本。你可以质疑它，你可以不同意很多具体的结论，但基本的研究路径是在这里。
就这门课而言，三分之二是关于《旧约》，三分之一是关于《新约》。
A：首先，重点肯定不是神学，因为我不是学神学专业的，而且北大也不是神学院。但是我会讲到基督教传统的解读方式，但不会接受神学家的基本预设。《圣经》是编辑合成的书，不同时代和传统交织在一起。很多地方拖沓重复，有时同一个事件有两三个版本并存，不太重视现代意义上的情节连贯性和真实性。如果我们不熟悉《圣经》成书的过程以及其中遇到的问题，就很难理解这些明显的矛盾之处。所以我比较重视《圣经》文本的构成方式，有不少阅读障碍可以通过了解《圣经》成书和结集来加以克服。
如果文本涉及与历史相关的话题，我就会尽量多讲一讲有关历史的话题，比如《出埃及记》。如果是偏重文学性的文本，我就会多看看其中的文学因素，如长篇叙事中的前后呼应、一些“暗扣”等。因此，没有固定的方法。比如讲《撒母耳记上》会涉及王权制的建立，所以讲政治多一些。说得通俗点，就是用最对得起所讨论的文本的方式来讲。
信仰对《圣经》研究的意义
A：谈到《圣经》，我们先要区分所谓《旧约》和《新约》。《旧约》更加合适的名称应该是“希伯来圣经”或者“犹太圣经”，它是犹太人的古代典籍。《新约》是1世纪的基督教作家用希腊文撰写的。这两套文献所使用的语言不一样，时代也相差很远，但两套文献的关联十分紧密。因为最早一批基督徒基本上都是犹太人，不可避免地要借助希伯来传统来阐发对基督教的理解，因此，这两套文献可以说是血肉相连。但《旧约》和《新约》毕竟是两套不同的文献体系，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侧重点。就这门课而言，我建议最好能先做到《旧约》归《旧约》，《新约》归《新约》，哪怕做得过分一点也无妨。基督教是从希伯来圣经这一文化体系中脱胎出来的，对于《旧约》逐渐有了自己的看法，甚至连《旧约》这个名字也是基督教起的。犹太人并不把自己的经典称作“旧约”，这部典籍对他们来说是历久弥新的，何“旧”之有？基督教为了要取代犹太教，所以称之为“旧约”，其中涉及两种宗教文化之争。我们对这些名称的使用要非常谨慎。
回到你的问题，《圣经》虽然是一个宗教文本，但对于没有特定信仰的人以及非基督教文化的人来说，可以算作是一个广泛意义上的经典文本，是要了解西方文化传统绕不过去的书。大家对《圣经》应有基本了解，这和是否有特定宗教信仰没有必然关系。或者可以说，《圣经》不应当是被基督教垄断的书。作为人类的思想文化资源，大家都应该去看一下。当然，研究的方法和角度是否与信仰相关，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近代以来我们需要面对的强势文化，主要是广义上的西方文化，而《圣经》对西方文化来说，是至为根本的一部书。我们想了解西方的思想传统，就需要具备有关《圣经》以及《圣经》文化影响的基本知识，这样对于西方文化才能理解得准确、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圣经》是人类文化的经典，不分教派、不分信仰，只要你对西方文化感兴趣，《圣经》都是应该稍作了解的。
A：如果你信仰特定的宗教，那么要先有一个意愿，接受这种宗教的根本信念或者说基本假定。比如，如果你信仰基督教的话，你必须要承认耶稣是为了救赎人类的罪而来到这个世界，他被钉死，并在三天后复活。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必须承认，《圣经》中的上帝是存在的，你需要基本相信《圣经》中勾勒的人类发展的趋向。只有接受这些前提，才能成为某个宗教中的一员。而对于没有信仰，或者有其他信仰的人来说，这些前提不仅不是不言自明的，甚至是不能成立的。
所以你提的问题，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从学术研究的自由度来说，没有信仰和教规的约束，研究可能会走得更远，有些话题你敢去触碰，有些方法你会果断地采用。这样一来，束缚会少一些，胆子会大一些。但也有另外的问题。我们可以反过来讲，如果没有宗教信念的依托和规范，我们对于宗教文本的处理有时可能会比较任意，少了一点敬重的意味。如此一来，解释过程中所采取的态度会很不一样，有时甚至是轻慢的态度，显露出对文本价值的浑不在意。早期基督教的解经家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在解读的时候，是知识优先还是信仰优先。这个问题，涉及解释学的原则，涉及我们如何理解“解释”这个词。我们面对文本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先有一个态度，这个态度不是一个具体的意见，也不是一套信条，而是说，我们是不是需要对文本有一种尊重，这个态度会决定后面具体的解释步骤。
现在即使天主教也有很多著名学者，对现代的研究方法非常开放，都尽量吸纳现代圣经考据、历史、考古的研究成果。当然，采纳的程度是有限度的，他们不会放弃自己的根本预设。所以，并非有宗教信念的人就必然会排斥一些新颖的、有挑战性的方法。反过来说，没有宗教信念的人，有的时候会追求轰动效果，尽量让自己的观点能吸引眼球，部分原因可能就是少了这种约束，或者说没有宗教团体给予的限制。所以，即使是没有特定宗教信仰的人，也最好对古代文本保持一种体贴和敬重的态度，这样的态度或许会稍微规约一点解释活动。
A：我感觉德肖维茨对本民族上帝的态度是又敬重又轻松。我们谈到敬畏上帝，往往想到的是“恐惧与战栗”，但这位作者的态度却和基督教的做法截然不同。我在上课的时候一直想要学生了解：我们很多对于《圣经》中基本故事和基本主题的理解，也就是通过流行的渠道获得的那些观念，主要是受基督教解读的影响。但我想说的是，在基督教式的《圣经》解释之外，还有其他更加有趣、更加“放松”的解读方式。基督教的解读只是一种解读，只不过碰巧它在两千年来的传统中更加强势。
我最近看得比较多的是犹太学者的研究著作。因为以前看基督教的解释比较多，现在再来看这些犹太学者的书，就会发现《圣经》研究当中涉及更大的问题，特别是涉及西方内部的文化之争。很多犹太学者努力要做的，就是把希伯来圣经从基督教主导的解释传统中解放出来。具体地说，就是究竟谁更有权威、谁更有资格来解释希伯来圣经？谁有可能解释得更贴切？这些跟你自己的文化身份是否有必然的关联？换句话说，是不是只有本文化内部的人才能更好地解释本文化的经典？还是说，你的这种民族身份和文化意识对你的解释会产生影响，但不一定是最关键的影响？这是我一直感兴趣的问题。
《圣经》作为文明的经典
A：我本科和硕士都是在北大英语系念的。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最火的是西方六七十年代开始兴起的文学理论。当时，凡是想赶潮流的年轻人都会关注这些。那个时候大家对于“国学”、政治哲学、宗教神学等兴趣都不太大。我那时也算是想赶潮流的人，所以就阅读了一些西方文学理论。毕业以后、留学之前，曾工作过一段时间。当你和学校、学术潮流稍微脱节之后，就会渐渐开始反思一些东西，会开始看一些弄潮儿们不会提到的书，会听到其他的声音。我那时有点怀疑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价值，觉得也不像当初认为的那么有意思，学术上也没有那么严格。
出国以后，我觉得应该多学点西方人自己更在意的东西，于是就把文学理论先放一放。出国之后的前两年，其实是在慢慢摸索，想找一个不同于以前的研究方向。于是开始学拉丁文，听跟《圣经》有关的课，兴趣就慢慢开始偏向于古代文本，而且觉得这些文本对我来说更有意思。而现代西方文学理论，虽然我写博士论文时也会用到，但不再是主要兴趣了。
大概在美国上学第二年结束时，我已初步确定了研究方向，就是早期基督教对西方古典文学的吸收和消化。开始的那一年就是按照兴趣来选课。我当时觉得需要把学术方向调整到更稳健、更踏实的路子上来。所以经过将近两年的摸索，加上以前残留的一点个人兴趣，就换了一个研究方向。
A：对这个问题，我很有感触。在这门课上，我给大家布置了两篇英文作业，但第一堂课我就告诉学生，写作业时，请只专注于《圣经》文本，不要做任何比较。我不太赞同任意的、表层的对比，这样的对比没有约束，也就没有太大的价值。不是说不能比较，而是说中西的对比是一个难度很大的话题，需要长时间的准备。真要做到有效的对比，首先应当对这两种文化都非常熟悉，而一般人达不到这样的水平。对学者而言，要真想比较，就需要先做单方面的、狭窄的研究，要先能入乎其内，钻到人家的肚子里，把人家的一切弄个门清。至少要在西学的专业领域超过平均水平，然后再去研究另一种文化，同时也要超过平均水平，这样才能够去比较。事先就带着比较的眼光去阅读其他文化的经典，往往会先入为主，看着别人的典籍，怎么看怎么别扭，怎么看怎么浅显。《圣经》和四书五经之间，在我们进行深入的、单向的研究之前，没有太多比较的意义。如果我们对本国之外的其他文化有真正的兴趣，就先不要急着去用它来印证自己固有的观点。
正确的比较，不是从一开始就去设定对比的问题，而是经过深入研究之后，对比的话题自发地涌现。这种自然生发出的、“有机”的话题，才是进行深层比较研究的契机。《圣经》有自己的章法和路数，我们这些非西方文明的读者，肯定会先用自己熟悉的角度去看一个陌生的文本。但经过长时间的研究，我们会调整自己的眼光，学习新的范式，即从人家的角度看人家，这就使原来固有的视角更加成熟和丰满。我不是反对去做比较研究，我反对的是为了比较而比较以及为了证明我方的优越而去比较。而且比较研究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因为只有具备雄厚的学术实力才能谈对比。
A：奥尔巴赫的文章很有名，但是有些犹太学者并不认可他的对比，认为他的研究有些夸张。奥尔巴赫认为荷马史诗的一切都在文字表面上，而《圣经》的表面文字很简约，但充满了“背景”。但有些犹太学者认为，《圣经》本身并不区分表面和背景，而是高度风格化和类型化的写法。很多圣经人物不是我们常规意义上的文学人物，不具有所谓“性格”和“深度”，而更像一个显示某种功能的代码。荷马史诗和《圣经》，分属于不同的文类。奥尔巴赫选择比较《奥德赛》和《创世记》，是不是充分考虑了对比基础的牢固性也可以探讨，这也涉及如何有效对比的问题。
A：这个问题有点像分析文本时遇到的问题。我们分析文本，不能够讨论假设的问题。假设的问题是文本之外的话题，依照文本目前的样子，如果没有蛛丝马迹鼓励我们去立一个假设，我们就不必去假设。反之，有些文本确有蛛丝马迹，可以让我们做合理的推测和假设。我们的重点是，文本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比如，我们问：如果俄狄浦斯没有在三岔路口杀死那位老人，是不是就不会有后面的悲剧？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就不是一个合适的问题。神学家往往会用这样的假设与推测，来考虑为文本排除掉的其他可能性。
说到亚当和夏娃，大家都习惯说，他们偷吃禁果，犯了原罪，被逐出伊甸园。而此种原罪带来天塌地陷般的后果，造成人类彻底的沦落，等等。但原罪说实际上是基督教作为强势文化的解读方法，并不是唯一的解读方法。新近出版的一些书籍，对伊甸园一段故事中是否有原罪，甚至是否有“罪”，都比较怀疑。
通识教育三问
A：我首先要说明，通识教育并不神秘，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高深，好像是最好的教育。不过，通识教育确有必要。我理解的通识教育，其实就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也要读一些历史上被广泛认可为经典的书籍。通识教育的“通”，我希望还能有“共通”或“共同”的意味，特别是对于知识共同体的建立而言。我们每个人的专业领域不同，而通识教育的好处就是大家有机会共同读几本书，这样就会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有可能共同回归到这几本书当中。讨论有共同基础和出发点，比分散的、没有交集的讨论要好。这一知识共同体，或者可以叫“知识共通体”，很重要。
尽管经典文本被视为经典，有政治、历史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我们不能因为对经典化过程的质疑，就认为没有共同的经典可读。我们最好能读一些被历代读者广泛引用、广泛承认的书籍。比如《圣经》，就可以算作是思想材料的仓库。单单看过去两百年，基督教的影响在西方已经日趋下降，但诸如男女平等、奴隶制、同性恋、转基因等涉及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都会有人从《圣经》中找出支持和反对的证据。熟悉《圣经》这一思想库，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对这些热点问题的讨论。
A：专业与不专业，这个问题不大，对《圣经》的研究与讨论，其实大家都不是很专业，对《圣经》了解的也不是很多。我在课上尽量用简明的方式讲课，首先让同学们了解文本，熟悉典故。如果在看电影、看小说、看学术著作时，遇到某个《圣经》典故，大家能一瞬间心领神会，这样我就很满足了。而且，我也会介绍一些现代的《圣经》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尽可能多元化，并不局限于基督教的解读，我希望尽量让讲课内容丰富多彩，而非沉闷窒息。
A：课上有不少英语系之外的同学，他们英文作业完成得非常好，表达流利清晰，这说明北大藏龙卧虎，有很多英语能力非常强的同学。这让我感到非常高兴。本学期这门“《圣经》释读”，本来是英语系的限选课，课程用英文讲授。如今这门课列入通识教育课中，向其他院系的同学开放，这是目前能够兼顾本系和外系同学的一种设置。希望下次开一个完全面向全校的课程，用中文讲，这样可以讲得更多、更放松，也可以介绍更多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