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病休学
1958年我12周岁,考入扶余四中。扶余四中离我原来就读的小学不远,原来是朝鲜战争期间接收朝鲜孤儿的朝鲜学院所在地。大约在1957年时,所有朝鲜孤儿都返回朝鲜,扶余四中就搬到此地。校园很大,操场也很大,运动设施比较齐全。
1958年的秋天是多事之秋。当时正是贯彻执行“三面红旗”之时,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已经不知道什么是“三面红旗”了,其实就是总路线(完整的表述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作为初中生的我也被裹挟其中,并对我后来的生活和学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入学后我们按部就班地上课。我的学习成绩很好,尤其数学很好,公式都记得很牢。当时学的外语是俄语,我学得也很好。但我们没有上多长时间的课,就赶上了“大炼钢铁运动”。1958年,中央提出当年要完成1070万吨的钢铁任务,动员全民大炼钢铁。人们用土法炼铁,结果土高炉到处都是。街道动员各家各户都交出废铁器集中起来炼铁。我家当时没有废钢铁,只有房檐上的排水管是铁的,我不顾母亲反对,上房强行把排水管敲掉,交上去炼铁了。结果导致我家房子不仅屋顶漏水,而且一下雨,雨水便沿着窗棂倒灌到屋里。炼钢铁的场面很壮观,也很热闹,当街搭起小高炉就炼起来,好多是烧木头和树枝。小锅炉比比皆是,火光冲天。当时有一幅漫画,画的是孙悟空站在云端,想用芭蕉扇来煽灭炼钢炉的火,但一见火光遍地,便哀叹道:如此多的火,俺老孙如何煽灭也!很形象地表现了当时大炼钢铁热火朝天的景象。实际上炼出的“钢”根本无法用,后来满街都是废铁疙瘩。
我们虽是初一的学生,也就12岁左右,但也被分配了炼钢任务。我们不是直接炼钢,而是炼炼钢用的焦炭。我记得人们在松花江边砌了两座炼焦炉,把湿煤泥倒进炉里,然后封闭起来烧,烧两三天后开炉取烧好的焦炭,送到别处去炼钢。我们的任务是和煤泥和往炉里倒煤泥。那时用柳条筐装煤泥,然后用扁担挑着送到炼焦炉里。两筐煤泥至少有五十公斤,我瘦小的身躯几乎挑不起来,但还是坚持挑,而且还要爬到炉子顶上。一天下来,腰酸腿疼,连上炕的力气都没有了。但那时我根本不懂得偷懒,而是拼命地去干。干了一个月左右,我们回到了学校。其实我那时已经累病了,主要是腰疼,几乎直不起身来,过了一段时间才好些。
回校后不久,大概是10月初,学校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到下坎打柴火卖钱补充学校的经费。这里要介绍一下老扶余县所处的位置和地形地貌。扶余县分坎上、坎下两个部分,县城在坎上,在第二松花江的北岸,松花江在扶余县城南面是向西流的,而到了县城西侧则转弯向北流(西江),流到三江口,即第二松花江、嫩江和第一松花江的交汇处后向东北流去,经过哈尔滨最后汇入黑龙江。第一松花江在扶余段的部分我们称之为北江,它是扶余县同黑龙江肇源县的界河。所谓下坎实际上是北江的故道,在涨水时会淹没大片土地,在落水时则是一片大平原,现在看来实际上是松花江湿地。
我们打柴火的地方在北江的江边,离县城有25公里以上。10月初的一个早晨,我背起一个小行李卷,跟着全校大约几百名学生(有带队老师)步行出发了。到了中午,我们走到一个叫伯都的地方。伯都在坎上,过了伯都就是坎下了。站在伯都的高坎上往下面看,高耸的土崖连绵不断,而坎下则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走下坎后,根本没有路,只好沿着车轧过的印记走。路边的草越来越高,比我的个头高多了,路也越来越难走,到后来已经没有路了,我们只能踩着(草根形成的)塔头墩子走,塔头墩子底下都是水。我从来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腿已发软,几次掉下塔头墩子,裤子都湿了,被同学拉起来。当我们到达宿营地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我们宿营的地方当时叫大青山,紧挨着北江边。当时只有打草人留下的几间土坯房,我们用两间正房做厨房,其余大约三间偏房做女生宿舍。男同学在外面两三个人一组搭草窝棚住。记得头一天晚上来不及搭窝棚,就用干草铺上露天睡觉。晚上躺着仰望天空,繁星点点,银河两旁的牛郎织女星非常明亮,我试着寻找北斗星和北极星,别有情趣。没想到后半夜竟然下起雨来了,我们急忙跑到女生宿舍躲雨。既然已经无法睡觉,大家就坐在一起讲故事直到天亮。我记得一位大舌头的同学给我们讲故事,他说,一个人走(zhǒu)啊,走(zhǒu)啊,走(zhǒu),走(zhǒu),走(zhǒu),突然见到一个鬼!我们大家顿时毛骨悚然,但也觉得他的发音很可笑。第二天晚上,由于已经搭好的帐篷(用草捆搭的)不够所有男生住,老师就把我们几个小个子男生安排在女生宿舍的地下住(女生住炕上),觉得那样会暖和些(其实也不暖和)。早上起来我们几个遭到了同班男同学的嘲笑:“听说你们昨晚上了女生的炕了?”弄得我们几个人很尴尬。我再也不肯到女生宿舍住了,而是自己搭了一个小帐篷,住在里面还挺舒服的。晚上听到远处的狼嚎声,老师告诉我们不要害怕,有人值班打更,狼是不敢靠近的。
我们打草的地方离驻地大约要半个小时(驻地近处的草已被打光),每天早上六点多就要起床去打草,九点左右回来吃早饭,吃完饭后再去,下午大约四五点钟返回来吃晚饭。
草很高很深,隔着几层就看不见人了。我们每人发一把镰刀,分片包干,每人打一片。我是左撇子,用的却是适合右手用的镰刀,镰刀不快,我割得也很慢。有一次镰刀还一下子割到右手的小拇指上,幸运的是镰刀不快,否则我的手指可能就被割掉了。至今我的右手小拇指还留有明显的疤痕。
有一次,我差点走丢或者被狼吃掉。班干部说,今天每人必须打20捆草才能回驻地吃早饭。有的同学偷奸耍滑,每捆很细,很快就打了20捆,回驻地吃饭,而我打得慢,而且捆很大,当我完成20捆任务的时候,发现草场除我之外,已经空无一人了。我找不到回驻地的路了,找了很多条,但条条都被江水淹没,走不出去了。我曾试图爬到草垛上去看方向,无奈草垛太高也爬不上去。那时狼很多,晚上睡觉时常听到狼群在嚎叫。我想如果碰到狼群我的小命就交代了,于是拿着镰刀准备自卫(给自己壮胆而已)。正当我十分着急、无计可施时,忽然听到在草场周围有人高喊我的名字,原来在吃饭时班里发现少了一个人,于是向校领导汇报,校领导发动全校学生来找我,终于把我从困境中解救了出来。回想当年,我若被狼吃掉,北大就少了一个经济学、金融学教授!
我们住的地方实际上是松花江湿地,平时是平地,水面上涨后就可能被淹掉。我们住的窝棚离江边很近,因此时常到江边去玩。江里有鸡头米、菱角,鱼很多。水很清,能清楚地看到鱼儿在游动。那里的鱼可能很少见到人,所以根本不怕人,很傻。我们把大头针弯过来,放上小虾做鱼饵,用一根一米长左右的线牵着,直接放到水里,看着鱼儿抢着咬钩,很好玩。我用这种办法钓上来好几条鱼(当然不太大了)!
大约打了半个多月的草后,我们返回学校准备上课。我们打的草陆续被拉回县城卖掉。那时做饭都烧柴禾。后来我听说,卖草的钱相当一部分都被一个姓马的教导主任贪污了!这件事对我的心灵有所触动,我们拼死拼活地干,我自己甚至都累病了,这样的话不是白干了吗?没想到在教师队伍里也有如此贪财者!回校后我们开始正常课程的学习。当时我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经常莫名其妙地发烧。
1958年的“大跃进”,使人们头脑发热,出现了严重的浮夸风,除了全国土法上马大炼钢铁,10月份各地还纷纷成立人民公社,提出的口号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而且到处“放卫星”,宣传粮食大丰收,亩产两万斤,《人民日报》上刊登照片,小孩可以坐在丰收的稻穗上不掉下去(完全是造假)。小小年纪的我不知如何是好。
1959年的春天,我们又参加了“深翻地运动”。不知哪位“科学家”提出“深翻地”理论,说“深翻地”可以使庄稼的根系发达,提高产量,不过得深翻两米才能起作用。于是学校组织学生去深翻地。我们当时个子都很矮,挖到两米时,挖的土根本扬不上去。于是在一米处先留一个土台,下面的人先把土扬到一米处,上面的同学接着再把土扬到地面上。现在看来“深翻地”是完全违背科学的做法,把黑油油的熟土全都翻到下面,把一点没有营养的生黄土全都翻在上面,实际上会使产量下降。
大概进行了一个月左右的“深翻地”后,我彻底累病了。主要是腰痛,小便时刺痛,而且尿脓尿血。到中医院检查后按尿道炎治,但没有好,而且发烧不止,尤其下午烧得厉害。中医院一位姓崔的大夫建议我到县医院检查一下。那时没有B超,到县医院时,也不能做深入的检查,医生根据我的症状,首先确定我患了结核病,最后确诊为肾结核。后来就给我吃雷米封(异烟肼的俗称)、打链霉素,病情很快得到控制。一般来说,肾结核都是双肾结核,结核菌会通过输尿管和尿液将结核菌传到膀胱再传到另一个肾里,我比较幸运的是,可能因为炎症把输尿管快堵住了,结核菌并没有从膀胱进到另一个肾里边,因此我还保留了一个好肾,据说这在肾结核史上很少见(肾结核的结核菌对肾组织的损害是很大的,如果我是双肾结核,当时就死掉了)。当时是自费,链霉素是进口的,非常贵。有一次我跟父亲到他们单位去商量能否给我的医疗费报销一部分。那天,父亲让我在外面等着,他自己进办公室同人商量。我在外面等了一个多小时,终于看见父亲铁青着脸出来了,拉着我说:“走!回家!”我知道我药费报销的事肯定不顺,也没敢多问。过了一会儿,父亲自己说了:“单位说可以给职工报销药费,但家属的药费一分钱都不能报!”父亲又说:“凤岐,你放心吧,爸爸就是砸锅卖铁也给你治病!”看到父亲为难的样子,我对他说:“我以后就吃雷米封,不打链霉素了!”后来,我就不让医生给我开链霉素了。因为病情刚有所好转就停止打针,所以肾结核并未完全治愈。后来听别人说,只要我多打一个月的针,肾就能保住了。
从十二三岁开始,我老觉得腰酸腿疼身子凉,但是我自己并不知道原因,直到1990年在北医三院做B超,医生说找不到另一个肾,才发现右肾已经萎缩了。医生说我的右肾已经完全失去了功能,而且肾里仍有结核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作,建议我拿掉。于是1991年我做了右肾切除手术。当时我是半身麻醉,头脑还清醒,医生将肾取出来后割开让我看了一眼,里面全是同蜂巢一样的黄色组织,肾组织已经完全被破坏了。医生吩咐护士把我切下来的肾拿到标本室做成标本供医学教学用。实际上,我从十二三岁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靠一个肾在生活!这就可以解释我为什么老是腰酸腿疼、浑身没劲、近些年肾指标不正常了,我只有一个肾在工作,负担太重了!
1959年春天我因病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