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与历史研究
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和发展
(一) 马克思以前的历史理论
什么是历史? 历史是已经过去了的客观存在。马克思、恩格斯说:“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1这里所说的历史,是指的人类史,即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
历史既然是已经过去了的客观存在,为什么一代又一代的人仍然会对历史感兴趣,并且怀有探究历史的强烈愿望呢? 这是因为:
人类社会的今天,是由它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人们为了更好地认识人类社会的今天、预见它的明天,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了解它的昨天和前天。古人所谓“彰往而察来” ,“述往事,思来者” ,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们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实践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所蕴涵的社会治乱兴衰的深刻教训,对于后人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古人所谓“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人们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同时也在多方面地展示着自己,改变着自己,并且在总体上不断地提高着自身的素质。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得失成败,对于后人也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古人所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 ,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历史作为人类社会已经过去了的客观存在,是不可能照原样重复出现的,那么,人们又怎样认识历史,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呢?
为此,首先当然要收集史料和考证史实,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现实的历史过程。因为这是认识历史的前提。不过,这样做,还不就是对历史有了认识。研究历史,主要是为了在此基础上,理清历史的脉络,总结历史的经验,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考察历史发展的趋势,以此作为今人和后人思想上的借鉴和行动上的向导。而要做到这一点,仅仅依靠收集史料和考证史实就远远不够了,人们还必须在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对史料进行分析和综合,进行理论的思考。如果没有理论思维,即使要把两个简单的历史事实联系起来都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对历史做出科学的阐释和总结了。
社会历史观是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根本看法,主要指人们关于人类社会的起源、社会生活的本质,以及总体运动和一般发展规律的理论性概括。2
在遥远的古代,生产力十分低下,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力的支配。“由于人类尚不具备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明确区分的能力,社会历史观只能浑然一体地包含在一般宇宙观之中。在原始人的眼里,社会和自然一样神奇,都只能凭想象去理解,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就是这样产生的。”3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即阶级社会以后,随着社会分工及其发展,一些思想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行了独立的思考,一些历史学家写出了若干有价值的历史著作,他们为人类认识社会及其发展积累了有益的思想材料,包括运用唯物主义观点观察历史的萌芽和对历史辩证法的揭示;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在社会历史观的领域,唯心主义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正因为如此,以往的历史理论存在着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只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研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探索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把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看做这些关系的根源。”4它既忽视经济对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作用,也讲不清政治、思想等的形成、发展及其对经济的反作用,因而就不可能把社会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进行研究。“第二,以往的理论从来忽视居民群众的活动。”5在它的视野里,历史活动的主体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等少数人,而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广大劳动群众则被边缘化,在历史上没有自己应有的地位。它不可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所以,列宁认为,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零星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指出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6 社会历史领域中之所以存在上述问题,不是偶然的。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7
(二) 唯物主义历史观创立的社会历史前提和思想条件
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或者历史唯物主义。它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创立的。
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较早的时代,它是不会被任何最有天才的头脑凭空想出来的。只有达到一定高度时,人类历史才能揭开它自己的秘密”。8 这些条件主要是:
第一,资本主义的发展。
19世纪中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已经完成,或者接近完成。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同社会化的大生产排挤小生产,同各经济部门关系的日趋紧密,同交换的发展、交通的发达和统一的民族市场的形成,直接相联系的。这就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使得人们有可能突破小生产的狭隘眼界,把整个社会当作一个统一的有机体来考察。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同拓展海外市场,同民族的、地域的历史日益发展成为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这就进一步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使得人们有可能把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历史联系起来加以比较研究,发现其常规性、重复性,并由此发现其中的一般的规律性。资本主义的发展,还使得社会阶级关系趋于简单化和明朗化。这也使得人们有可能把握基于经济利益的阶级斗争这条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有可能认识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第二,先驱者提供的特定的思想材料。
尽管以往的思想家对社会的认识始终没有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如法国复辟时期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梯叶里、基佐、米涅,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等)在这个领域中所进行的探索,为达到这个高度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材料,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梯叶里认为,决定阶级斗争的是各阶级的“实际利益”即财产关系。基佐认为,“我们社会的各种阶级斗争贯穿着我们的历史” 。 “为着理解政治制度,应该研究社会中的不同阶层及其相互关系”,应该知道土地关系的性质。米涅也把阶级斗争看作是当时一切政治事变的发条,认为革命的原因存在于社会各阶级的不同物质利益中。李嘉图则具体说明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这样一来,在政治经济学中,历史斗争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源被抓住了,并且被揭示出来了。”9正是根据上述事实,恩格斯指出:“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么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则表明,人们已经在这方面作过努力。”1877年,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发现这一观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定被发现。”10
第三,工人阶级的成长。
19世纪30年代,欧洲的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工人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阶级。它的根本利益是同社会历史发展的总方向一致的。它既没有剥削阶级的偏见,也不具有小生产者的狭隘性。所以它敢于面向现实,勇于追求真理。“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马克思、恩格斯是出身于有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斗争实践中把自己的立场转到了工人阶级一边,随之也就把自己原先拥有的教育因素带过来了。他们成了真理的无畏的和有力的探索者。这是他们成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现者、创立者的阶级基础。实际上,以他们为代表的“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了同情,这种同情是它在官方科学那里既没有寻找也没有期望过的”。11
(三) 马克思、恩格斯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
什么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呢? 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12“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它找到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路。13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经历了一个探索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开端,可以追溯到宗教的批判。”14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主要创始人马克思(1818—1883年) ,德国人,早年在大学中学习法律,但他研究得最多的是历史和哲学。他加入过“青年黑格尔派”的圈子,后来受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强烈影响,一时成了“费尔巴哈派”。通过批判宗教神学,人们重新确立了人在现实世界中的利益和权利。马克思也正是从这里,开始了对于社会历史的哲学思考。 1842年秋,他被聘为《莱茵报》主笔。他说,在这里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这“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15“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 ,即1843年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6他在1844年完成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通过分析“异化劳动”,从人与物的关系中发现人与人的关系,得出了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具有决定作用的认识。他指出:“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17这些都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的重要步骤。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另一创始人恩格斯(1820—1895年) ,德国人。他也经历过从“青年黑格尔派”到“费尔巴哈派”的过程。 1842年,他迁居到英国工业中心曼彻斯特。在这里,他直接参加工人运动,并研究英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这使他认识到,只有以往被忽视的经济事实才是全部现实斗争和政治历史的基础。他在1844年发表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在经济和政治历史的关系等问题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论。
1844年9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相识。他们合作撰写了《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一书。他们指出:只有把“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即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认识清楚”,才“能真正地认清这个历史时期”。历史的诞生地“是地上的粗糙的物质生产”,而不是“天上的迷蒙的云兴雾聚之处”。18 他们还指出:历史活动中重要的“是行动着的群众”。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9他们的这部著作,克服了前述唯心主义历史观的两个主要缺点,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1845年,马克思撰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他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强调了实践的意义,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20恩格斯认为,这个提纲“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是非常宝贵的”。21 他晚年在回答“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这个问题时说过: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其实就是它的起源!”22
1845—1846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对他们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作了系统的论述。他们强调:“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了(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 。”23这部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当时未能公开出版。马克思说:“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24
在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第一次公开对这个新的历史观中的有决定意义的论点,作了科学的、尽管只是论战性的概述。
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在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拟定的纲领《共产党宣言》中,“用这个理论大略地说明了全部近代史” ,25向公众表达了这个理论有关的见解。恩格斯在为它所写的“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讲过:“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26列宁也指出:《共产党宣言》 “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27正因为如此,《共产党宣言》在多次再版时用过的多种书名中,就有过《历史哲学》这个名称。28
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经典性表述,见于1859年1月发表的、被马克思称作“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关于社会关系的重要观点”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29的序言。关于这个序言,马克思自己讲过:“在那里我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30恩格斯也指出,序言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要点“已经作了扼要的阐述”。31
(四) 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检验、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之后,即以这个理论为指导,从系统地搜集史料和分析基本的事实入手,对社会历史问题进行重新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检验了这个理论,并使之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1848—1849年,欧洲大陆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身参加了这场革命,并在革命失败以后,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根据翔实的材料,对这场革命发生和失败的原因,对各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表现,对它所提供的经验教训,及时地做出了切实的分析和深刻的总结。马克思写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恩格斯写了《德国农民战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等著作。恩格斯认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这部著作,“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 “由于马克思准确了解法国在二月革命以前的经济状况以及这个国家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政治事件,所以他能对当时的事变作出这样的叙述,这一叙述对事变内在联系的揭示达到了至今还无人达到的程度。”32他对《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更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本书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理论的十分出色的例子”。33 因为路易·波拿巴发动的政变,当时像晴天霹雳一样震惊了整个政治界,但并没有一个人理解它;而马克思却令人信服地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所以,恩格斯赞叹说,“的确,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 “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样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34总之,马克思用这段历史检验了他的历史理论,“这个检验获得了辉煌的成果” 。35
在1848—1849年革命之后,马克思对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他用唯物主义历史观考察东方社会,考察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撰写了一批关于中国和印度等的论著。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 (1853年)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 (1853年)这两篇文章中,马克思做出的有关论述,对于研究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历史及其相互关联,对于考察民族、殖民地问题及其与无产阶级革命前景的相互关联,都提供了一个典型性的例证。
在1848年欧洲大陆革命的浪潮过去之后,马克思重新把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提到了首要的地位。他集中精力,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规律。继1859年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后,《资本论》第一卷于1867年公开问世。马克思说:“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而“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36列宁认为,如果说,在这之前,唯物主义历史观还只是“一个第一次使人们有可能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假设”,那么,“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37 他认为,既然运用唯物主义去分析和说明一种社会形态就取得了这样辉煌的成果,那么,十分自然,“这种方法也必然适用于其余各种社会形态”。38
在这之后,马克思、恩格斯继续对社会历史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提出许多新的创造性的见解,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个理论。
在研究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等的同时,俄国社会发展的问题也引起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浓厚兴趣。在马克思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 (1877)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1881)、恩格斯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1874)、《〈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 (1894),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为《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写的序言等论著中,他们对俄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是否“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以及实行这种跨越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做出了富有新意的论述,对于科学地研究这类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1877年,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科学著作《古代社会》出版。从1881年5月至1882年2月,马克思在近十个月的时间内研究这部著作,作了大量摘录、批注和补充。在此基础上,恩格斯于1884年写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阐明了“共产制共同体”的原始社会及其瓦解,分工与家庭、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国家的起源和实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恩格斯在与马克思一起共同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过程中,对这个理论作出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他对人说过:“我也可以向您指出我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我在这两部书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39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多数问题都已经在《反杜林论》第一编第九至十一章、第二编第二至四章和第三编第一章或导言里,后来又在《费尔巴哈》40最后一章里谈到了”。41
晚年,恩格斯在所写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如《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 》 《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 《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 《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 《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 》 ]中,强调必须科学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为了应对资产阶级学者的挑战,并纠正“青年派”的误读和曲解,他全面地论证了经济和政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之间的辩证关系,进一步对历史唯物主义做出了科学的阐释。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结合新的时代和社会历史条件,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中,在其他国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著中,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进一步得到了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首先,是指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是它的核心、基础,也是它的主体部分。其次,是指历史研究的方法论方面的论述。再次,是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研究历史问题、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提出的重要思想和论断。限于篇幅,这里着重对前两个方面的内容做一个概要的叙述。
(一)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1. 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
正如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一样,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是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
社会存在是不以社会意识为转移的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标示同自然界的存在相区别的社会存在,其最本质的东西就是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意识是社会的精神生活现象的总称,包括人们的政治、法律观点,哲学、道德,艺术、科学、宗教等意识形式,以及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等。42唯物主义历史观确认:“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43“意识[ dasBewuB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 das bewuBteSein] ,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44
由此可见,“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45 而只有站在这个“现实历史的基础上”,对历史的研究才可能成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46
2.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人类自己创造的。
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是人们为了维持生活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47“人类社会和动物界的本质区别在于,动物最多是采集,而人则从事生产。”48所以,物质生产的发展,是整个社会生活以及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49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包括社会所处的自然环境,即地理环境,包括人口的增长、人口密度的大小等在内。这些因素会影响到社会的发展。但它们不是决定社会面貌、决定人们社会关系的性质、决定从一种制度过渡到另一种制度的主要力量。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
生产力,是指人们改造自然,使之适应人的需要的物质力量,标志着人类改造自然的实际能力和水平。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包括三个要素,即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50
生产关系,是指“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51 因为生产并不是、也不可能是由单个人孤立地进行的。生产关系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和产品分配关系构成。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
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关系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反过来影响生产力,加速或者延缓它的发展。52“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53
3. 社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
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结构。正如一座大厦有它的基础和上层建筑一样,人类社会也是如此。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54
历史表明:“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55由于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社会的经济结构是社会的现实基础,因此,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每一历史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社会的全部上层建筑,是“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56 这就是说,上层建筑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主要是国家政权;一是社会意识,包括“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由于经济事实在历史上的决定性作用,国家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而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独立性,它们能够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能够反作用于经济,加速或延缓经济的发展;甚至意识形态也“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57
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表现出经济、政治、思想等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但是“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相等:其中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决定性的”。58 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59“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60
诚然,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 “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 “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61
4. 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发展动力
与生产力的状况相适应,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一定的形式结合构成社会形态。62
构成社会的各个部分不是彼此孤立、互不相干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它们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彼此依存、相互作用。所以,唯物主义历史观“要我们把社会看做活动着和发展着的活的机体”。63 科学地研究历史的途径,就是要把社会历史当作一个“极其复杂、充满矛盾而又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64来进行研究。马克思说:“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65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看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过程的重复性和常规性,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才有可能从中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如果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正是这个基本矛盾的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确认:“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66“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67
人类的社会形态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在漫长的远古时代,存在过“共产制共同体”的原始社会。它占据了人类社会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在进入文明时代即阶级社会以后,人类经历了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这样三个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演进。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人类在推翻这种对抗形式之后,将次第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并由此宣告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的终结。
5. 阶级、国家和革命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在阶级社会中,反映到人与人的关系上,主要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在原始社会,并不存在阶级的划分。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在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已经有少量剩余,但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情况下,“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掌管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68
从根本上说,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利益是互相对立的。“对一些人是好事,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69所以,“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70
随着社会分裂为阶级,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国家的产生,就成为必要的了。因为要强迫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经常替另一部分人做工,就非有一种经常的强迫机构不可。而“国家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设施。71
诚然,“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的。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国家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实质。因为历史上那些执行社会职能的人形成了自己的特殊利益,逐步和人民大众分离,其结果就使得起先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72
总之,“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73
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基本事实。“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74当旧的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革命被提上历史日程时,革命的阶级斗争更成为推动生产方式根本变革的决定性的力量。
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由于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陈旧的生产关系是受到反动的国家政权保护的,所以必须首先摧毁反动的国家政权,才能改变陈旧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得到解放。正因为如此,“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75“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76
进化和革命是历史运动的两种形式。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77革命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78“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79因此,革命是必要的、正义的、进步的。
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与以往的国家政权不同,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少数剥削者压迫广大劳动者的工具,而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80而随着阶级的消灭,国家将自然消亡。人类将进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81即共产主义社会。
6. 人民群众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与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不同,唯物主义历史观确认“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在历史活动中,重要的是行动着的群众。82
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无论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什么变化,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83人类的历史,首先是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社会物质财富创造者的历史,劳动群众的历史。
人类的精神财富的创造,也离不开劳动群众。因为归根到底,一切精神财富得以产生的最终源泉,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没有人民群众的劳动,精神财富的创造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说过:“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84
在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中,人民群众更是表现了历史创造者的伟大作用。恩格斯说过:造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85
怎样看待剥削阶级在历史上的作用呢?“马克思了解古代奴隶主,中世纪封建主等等的历史必然性,因而了解他们的历史正当性,承认他们在一定限度的历史时期内是人类发展的杠杆。”86他并且肯定资产阶级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毛泽东也说过:“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只是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它们逐步走向反面,成了反动派、纸老虎。87 需要指出的是,剥削阶级在起历史的进步作用时,也往往是利用了劳动阶级的力量的。比如,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三次起义,就都是由农民提供了主要的战斗部队。
诚然,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活动,既是由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确定的,也是受到这些条件制约的。 “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88 而且,在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下,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是不能不受到限制的。但是,“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89
承认“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丝毫不意味着否定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在评价个人的社会活动时会发生的真正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保证这种活动得到成功?”90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任何个人都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但是能够对历史的发展起加速或延缓、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91它所强调的是:英雄,杰出人物,只有当他们能正确理解社会发展条件,理解应当如何改善这些条件的时候,才能在社会生活中起重大的积极作用。
(二) 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既是科学的历史观,也是科学的方法论,二者是统一的。上面论述的这些基本原理所提供的,并不是历史学的现成教条,而是进行历史研究的向导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这是我们首先要认识清楚的。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阐明有关理论和历史问题时,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对于以科学的方法进行历史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此,在下面择要做一些阐述。
1. 从历史实际出发,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
唯物主义历史观既然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它就要求人们研究历史必须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92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应当如此,研究其他社会形态也应当如此。
这里所说的充分占有材料,指的是要掌握全部事实的总和而不只是个别的事例。“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93
充分占有材料,是为了据此去探求历史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所以,研究历史与研究现实一样,必须具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毛泽东说过:“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94 在历史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要求我们从历史实际出发,科学分析研究历史材料,从中找出历史固有的规律性,以此作为我们走向未来的向导。这也是我们进行历史研究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
2. 坚持历史观点和历史主义原则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95分析历史问题,更是如此。历史上的一切制度、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事件和运动,都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不了解这些条件及其变化,就不可能对历史问题有真切的认识。“没有这种观察社会现象的历史观点,历史科学就会无法存在和发展。”96列宁指出: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问题来说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研究国家问题是这样,研究其他历史问题也是这样。这是社会科学问题上的“一种最可靠的方法”。97 毛泽东在论述“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时也说过:研究历史,根本的方法“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通俗地讲,叫做“古今中外法”。 “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98
坚持历史观点,要求人们把人类的历史看做是生成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99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承认剥削在某个时期内的历史正当性;同时又证明了这个历史正当性的必然消失。100 毛泽东也说过:“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01同时他又指出: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 “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102
判断历史的功绩,也必须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103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也讲过类似的意见。他说:“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104
3. 运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
既然“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那么,我们在研究阶级社会的历史和与阶级斗争相关的历史问题时,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105
社会历史是十分复杂的。为了探求社会历史现象的根源,必须把这些现象归结到一定阶级的利益。106 列宁反复强调: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划分为阶级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研究历史,要求我们:必须对每个历史关头的阶级对比关系和具体特点,做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最确切的分析;必须分析每个阶级以至每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或阶层所处的地位;必须弄清楚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107 在研究历史上的各种思想、理论等等的实质和作用等问题时,也要注意“说明各种思潮的阶级根源”。108 因为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在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中,有“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意识形态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做主要的谋生之道”。为了掩饰自己思想的阶级本质,他们越来越赋予这些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109 针对这种情况,列宁告诫人们:要是一下子看不出是哪些政治集团或者社会集团、势力和人在为某种提议、措施等等辩护时,那就应该提出“对谁有利”的问题。110
坚持阶级观点和客观地研究历史,是一致的。因为在实际上,任何“知识分子”都和一定社会阶级的物质利益相联系。111“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不站到这个或那个阶级方面来。”112真正的问题只是在于,究竟是站在先进的、革命的阶级一边,还是站在落后的、反动的阶级一边? 列宁明确地讲过:“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同时,唯物主义者又深信,自己运用客观主义“比客观主义更彻底,更深刻,更全面”。因为与“客观主义者证明现有一系列事实的必然性时,总是会站到为这些事实做辩护的立场上”不同;唯物主义者“不仅指出过程的必然性,并且阐明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提供这一过程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样的阶级决定这种必然性”。这才是真正符合实际的、对于历史的科学认识和深刻见解。113
4. 掌握和运用历史的辩证法
要精确地描绘人类的发展,“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意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114“辩证方法要我们把社会看做活动着和发展着的活的机体。”115而“考察任何一个社会现象的发展过程,总会在这个现象中发现过去的遗迹、现在的基础和将来的萌芽”。116 这也是在历史研究中要注意去识别的。
按照辩证逻辑的要求,“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这一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117 在历史的研究中,要坚持用全面的、普遍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
对立统一的规律是辩证法的根本规律。辩证法要求,研究历史必须着力去考察人类社会自身的矛盾运动。而在这样做的时候,既要注意全面性,又“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 。118 马克思说过:“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119抓住了主要矛盾,其他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历史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120所以,“辩证法要求从发展中去全面研究某个社会现象,要把外部的、表面的东西归结于基本的动力,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121
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设想世界历史会一帆风顺、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出现大幅度的跃退,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122但是,从总体上看,“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 “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123对人类的历史发展抱悲观态度,是没有理由的。
5. 把对历史的整体研究和局部研究结合起来
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世界是集合体,但它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124 以往的历史事变本身,多半是“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125 只有从各种历史因素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中,人们才有可能正确地把握各种社会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从而获得对历史的完整了解。所以,在历史研究中坚持整体研究的原则,是重要的。
但是,整体是由局部构成的。如果不了解“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我们还是不可能看清总画面。而“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分别加以研究”。126 所以,把对历史的整体研究和局部研究(如部门史、专题史等)结合起来,更是重要的。
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毛泽东曾经主张,“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127应当说,对于中国古代史乃至外国史的研究,这个原则也是适用的。没有部门史、专题史等的研究作基础,综合性的断代史、通史的研究不可能取得重大的实质性的进展。当然,没有宏观的视野,没有对历史的整体把握,也无法确定部门史、专题史等在整个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方面的研究也是不可能搞好的。
6. 要有世界历史的眼光,注意进行比较研究
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结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对于各个国家都是适用的。但是,由于各国的历史环境和基本国情不尽相同,它们所经历的具体发展阶段和所走的具体发展道路,也就各有其特殊性。“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128
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开拓,“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成为“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 “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29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一方面使得各个国家、民族、地区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交流日益扩大;另一方面也使得“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30 这种情况,不仅使得研究世界历史成为历史学的重大课题,而且使得人们在研究各个国家、民族、地域的历史时必须具有世界历史的开阔视野。
由于人们的地域性的存在日益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我们在研究各个国家、民族、地域的历史时,必须联系考察各个时期的时代条件、国际格局及其影响。同时,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我们不仅要研究资本主义国家自身的历史发展,而且要研究它们的殖民地、附属国的境况和命运,研究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及其发展、变化和前景,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发展和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及其对世界历史的影响。
用世界历史的眼光研究历史,重要的方法之一,是进行各国历史的比较研究。马克思在回答西欧道路与俄国公社命运和社会发展前景这个问题时说过: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会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正确的研究方法应当是,“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弄清楚这些演变的历史背景、具体情况、发生原因,“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 ,这样,“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 。131 列宁在论述民族问题时也说过:“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 “各个国家在民族的发展速度、居民的民族成分、居民的分布等等方面仍各不相同。如果不估计到所有这些一般历史条件和具体国家条件,就根本无法着手考察某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纲领。”132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在考察历史问题时,运用比较研究法,是很有必要的。通过比较,既可以发现各国历史在一定阶段上所具有的共同性,也有助于了解它们各自所具有的特殊性,从而获得对有关历史和历史问题的比较切实的理解。当然,“这里有一个起码的条件,就是要弄清所比较的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时期是否可比”。133
三、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
(一) 唯物主义历史观:“唯一科学的历史观”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是人类认识史上伟大的革命。
如前所述,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唯心主义在历史观的领域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即使费尔巴哈这样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也只是“半截子”的唯物主义者。“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134针对这种情况,恩格斯指出:“问题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135这一点,马克思做到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把唯物主义应用于历史,就是说,修盖好唯物主义哲学这所建筑物的上层”。136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而且把它贯彻到底,把它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137 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 是“由一整块钢铸成的”,无论它的自然观还是历史观,都是彻底唯物主义的。这样,“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138
恩格斯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139 把唯物主义应用于历史,为人们开辟了一条研究历史的崭新的道路。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正因为如此,列宁指出:“过去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和随意性,被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如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140这样,马克思就为人们“指出了科学地研究历史这一极其复杂、充满矛盾而又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的途径”。141
列宁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142它“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他强调,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在我们还没有看见另一种科学地解释某种社会形态的活动和发展的尝试以前,它“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143 学习和运用这个科学的历史观,是科学地研究历史的必由之路。
(二) 科学的历史观与历史研究中的变革
唯物主义历史观对中国的历史研究发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
唯物主义历史观在中国的传播,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它促使中国的历史研究进入了全新的境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
在上个世纪初,梁启超曾在《新史学》中,批评中国传统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 ,“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他大声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新史学”对中国历史学的进步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它并不是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指导的,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它没有也不可能实现“史界革命”的任务。
在中国最早阐发和传播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是李大钊。在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中,他指出“史学家固宜努力以求记述历史的整理” ,“亦不可不努力于历史理论的研求”。他并且呼吁,要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对中国历史“进行改作或重作”。144
在中国,最先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开始系统地“改作或重作”中国历史的是郭沫若。从1928年8月至1929年11月,他写了《〈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等5篇论文,并于1930年将其汇集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出版。在郭沫若的带动下,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史学家也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指导,写出了一批关于中国通史、中国社会史、思想史以及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在中国多种史学思潮中,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生机勃勃的发展势头。” “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模仿西欧的语言阶段了,他们会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 (侯外庐语)145中国史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所接受。正如中国历史学家林甘泉所概括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史学界掀起了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通过学习,大多数史学工作者对以下一些基本历史观点取得了共识。
第一,历史不再被看做是一些偶然事件的堆积,而是有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历史的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
第二,历史变动的原因不应单纯用人们的思想动机来解释,而应着重考察这种变动背后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方式的变革是一切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变动的基础。
第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杰出人物可以在历史上起重要作用,甚至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改变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发展的方向。但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最终决定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命运的力量是人民群众。
第四,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封建国家和地主阶级对农民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是导致农民起义史不绝书的根本原因。农民的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是推动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第五,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既有民族矛盾和民族战争的一面,又有民族友好、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的一面。必须把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冲突和民族压迫,与近代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严格区别开来。
第六,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正是在上述这些基本观点获得共识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快确立了它的主导地位。”146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由此广泛而深入地开展起来。尽管经历过一个时期的严重曲折,马克思主义史学还是经过严肃的自我批判,重新走上了繁荣发展的道路。
总起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史学在中国和世界的通史、断代史、部门史、专题史和史学理论的研究方面,包括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历史的研究方面,以及在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编纂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引导,这些成就的取得,是不可想象的。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问世以来,还以其深刻的思想和科学的论证,影响着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英国历史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主持撰写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1980年出版)一书中就说:“1930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广泛扩展,即使那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历史学家们(他们在苏联以外仍占大多数),也不得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考虑自己的观点。”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和总的观念,从五个主要方面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影响。
第一,它既反映又促进了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的——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
第二,马克思主义使历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把工业关系当作整体的而不是孤立的现象,并且在这个背景下研究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历史。
第三,马克思主义促进了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研究,尤其是他们在社会和政治动荡时期的作用。
第四,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结构观念以及他对阶级斗争的研究不仅对历史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特别引起了对研究西方早期资产阶级社会中阶级形成过程的注意,也引起了对研究其他社会制度——尤其是奴隶制社会、农奴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中出现类似过程的注意。
第五,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在于它重新唤起了对历史研究的理论前提的兴趣以及对整个历史学理论的兴趣。”
正因为如此,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包括美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的历史学家当中是产生了最大影响的解释历史的理论。”“到(20世纪)50年代,任何历史学家(甚至包括那些反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否认睿智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态度对历史学产生的积极影响,并且必须正视这场挑战。”147
发人深思的事实在于:“先前有些无意接受唯物史观的历史学家,在功成名就之后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受益于唯物史观,因而尊重和推崇起发现唯物史观的马克思来。法国‘年鉴派’创始人之一马克·布洛赫在《奇怪的崩溃》中写道:‘如果有一天,革新派的历史学家们决定为自己建造先贤祠的话,那末,那位来自莱茵河畔的先哲的银髯飘然的半身塑像一定会端坐在殿堂之首。’”148、149
(三) 以科学历史观作指导,“重新研究全部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在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同时,就提出了“深入研究”人类史的任务。他们说:“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150
与唯心主义历史观相反,唯物主义历史观“不再是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151 坚持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作指导,从根本上说,就是坚持从历史实际出发,以严格的科学态度进行历史研究。列宁之所以高度评价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在于“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相信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空说的,而是根据大量的史料和政治材料写成的”。152
唯物主义历史观不是构造体系的杠杆,也不是剪裁历史事实的公式,它所指示的是科学地进行历史研究的方向和方法。它的创始人反复讲过:“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杠杆。” “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所以,恩格斯在1890年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强调:“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了很少的一点工作,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人们出大力,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153
在历史研究中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即遵循唯物主义的方向,采用科学的方法,是很重要的。列宁说过:“如果没有坚实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154这个告诫不仅适用于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同样也适用于从事历史科学研究的人们。他强调:“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以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155
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指导,与继承中国史学传统中的优秀遗产和有分析地吸取外国史学理论与方法中的有益成分,是不矛盾的。毛泽东说过:“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156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指导,不仅不妨碍,而且还可以为我们正确地继承、吸纳、融化中外史学理论与方法中的有益成分,指明方向,开辟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以来,已经有一百六十多年过去了。在这期间,世界历史经历了许多新的变化和发展。资本主义发展到它的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被突破,社会主义首先在一国而后在多国取得胜利,尽管经历过曲折,仍有新的发展。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广大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逐步兴起并不断取得胜利,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对面临的挑战,在前进中展现出许多新的特点。适应历史发展的巨大变化,历史学界对世界史、地区史(包括以往很少有研究的非洲史、拉丁美洲史等)、国别史、国际关系史等的研究,都有许多新的进展。这就为进一步检验、丰富和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一个发展的、开放的体系,不是一种僵化的、封闭的学说。我们要在推进历史研究的过程中,进一步使这个理论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
学习唯物主义历史观,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这就是我们对待这个科学的历史观所应当采取的科学态度。
(原载《高教理论战线》2011年第1、2期。收入《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经典著作导读》 ,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6页。
2 《史学概论》编写组编:《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
3 萧前等主编:《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4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5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6 同上。
7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284页。
8 〔德〕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4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9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页。
12 同上书,第295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29页。
14 萧前等主编:《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8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页。
18 同上书,第350、351页。
19 同上书,第287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500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6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47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4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3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2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27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28 同上书,第40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7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7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2、535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3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6、468页。
35 同上书,第469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37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163页。
38 同上书,第166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3页。
40 即《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4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0页。
42 萧前等主编:《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9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
45 同上书,第544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1页。
4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2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
50 《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70、169页。
5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4页。
52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4页。
5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592页。
54 同上书,第591页。
5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页。
5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5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8页。
58 同上书,第601页。
59 同上书,第591—592页。
6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页。
61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5、326页。
62 《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77页。
63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9页。
64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6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6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9页。
6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4页。
6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2页。
6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页。
7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4页。
7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190页。
7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页。
7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1页。
7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5页。
75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
76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1页。
7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页。
78 同上书,第383页。
79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4页。
8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页。
8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页。
8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
8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34页。
84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
8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4页。
8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57—558页。
87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5页。
8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页。
8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
90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9—180页。
9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4页。
9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2页。
93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4页。
94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95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5页。
96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0页。
97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3页。
98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页。
9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0页。
10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58页。
101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102 同上书,第708页。
103 《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4页。
104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页。
105 《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0页。
106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4页。
107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页。
108 《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3页。
10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1、552页。
110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1页。
111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页。
112 同上书,第135页。
113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3页。
1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1—542页。
115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9页。
116 同上书,第199页。
117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9页。
118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页。
1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120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2页。
121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5页。
122 同上书,第694页。
123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5页。
1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8页。
1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页。
12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9页。
127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页。
128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
12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1、540—541页。
13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13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6、467页。
132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5、376页。
133 同上书,第379页。
13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0页。
13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4页。
136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3页。
137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
13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4—545页。
13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7页。
140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
141 同上书,第15页。
142 同上书,第68页。
143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
144 《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2、413页。
145 《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79、80页。
146 林甘泉:《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
147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2、27、1、2、3页。
148 转引自《史学理论丛书》编辑部编:《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8页。
149 田居俭:《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载《光明日报》2000年8月25日。
15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9页。
15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2页。
152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4页。
15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3、587页。
154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8页。
155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104页。
156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