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分期与起源叙事

1. 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分期

如果要做一个粗略的历史分期的话, 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可以大致分为四段:

(1) 从13世纪末14世纪初到1453年奥斯曼人攻陷君士坦丁堡、灭亡东罗马帝国, 这是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还说不上是帝国, 只能说是从奥斯曼公国走向帝国的时期, 也可以叫帝国形成期;

(2) 1453年后奥斯曼才称得上是帝国, 之后是帝国扩张与建设时代, 也就是从1453年到16世纪中后期, 这是奥斯曼帝国达到最强盛的一百多年, 以苏雷曼大帝的统治在16世纪中后期的结束为标志;

(3) 16世纪中后期之后, 奥斯曼帝国就进入长达两百余年的“危机、调整与相对平衡”的时代, 一直持续到18世纪后期的1789年。从前学界认为苏雷曼大帝之后的奥斯曼帝国陷入了漫长的衰落期,1 现在已经很少有学者持这种有明显价值倾向的判断了;

(4) 1789年 (巧合的是, 这一年也是法国大革命发生的时间, 而此时中国是乾隆朝末期2), 苏丹塞里姆三世开启了具有现代化意义的、长达一百多年的改革时代, 这一百多年可以称为“挫折、现代化与收缩并行的时代”, 奥斯曼帝国面对西方的崛起以及许多内部问题, 需要应对种种挑战, 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斯曼帝国战败, 很快彻底解体。

和一般的中国历史研究者稍不一样的是, 很多土耳其本土和西方的历史学家们在做奥斯曼—土耳其研究的时候, 没有那么明确的分期断代意识, 如果他们是“近现代史”研究者, 那么, 他们通常会将1789年以来的奥斯曼帝国史到土耳其共和国早期的历史都作为研究对象。

这一章的内容实际上涉及整个奥斯曼帝国史, 所以, 对上述分期的简单介绍应该有一点参考意义。不过, 需要首先说明, 一是我整体上对奥斯曼帝国本身所谓多样性或世界主义的肤浅理解, 主要是读书心得, 算不上直接研究成果; 二是从近代以来直到当代, 奥斯曼帝国的历史都在不断被重新书写与反思。对奥斯曼帝国这种多样性的反思, 也就是对于奥斯曼帝国本有的、可以称为世界主义或多元主义帝国的特点的反思, 既包括了对奥斯曼帝国历史本身多样性的反思, 也包括对历史上直到今天的人们在帝国史、近现代土耳其史、媒介、公共舆论、政治等领域对奥斯曼帝国历史及其多样性的不同观念进行反思。

有必要先对奥斯曼帝国的“多样性”和“多元主义”做个界定。奥斯曼帝国就不必界定了, 尽管19世纪中期以前奥斯曼并不被称为帝国——“帝国”的概念是从西方来的, 尤其是在拿破仑之后才普及开来。如果我们查词典, 奥斯曼帝国对应的土耳其语称呼是“Devlet-i ‘Aliyye-i’ Osmāniyye”, 对应的翻译大概为“伟大的奥斯曼国家”, 西方的“ Empire”传入以后, 就出现了“Osmanlı I·mparatorlŭgu”这样对应的译法。所谓的“多样性”, 一方面是客观的描述, 任何一个社会, 哪怕再小, 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多样性。在这个意义上, 奥斯曼帝国的多样性并没有什么特殊性可谈。这可能是传统帝国的普遍特征。奥斯曼帝国在文化上普遍呈现出一种世界主义的图景。在外国旅行家、外交官及其夫人们等所留下的西文史料当中我们会发现, 他们对奥斯曼帝国都城里的世界主义图景非常惊讶, 在一个贵族家庭之中, 不同的角色由不同民族或教派的人来担当。比如, 厨子往往是亚美尼亚人或希腊人, 管家一般是犹太人, 看门的又是别的族群的, 等等。但对奥斯曼帝国的人来说, 他们并没有刻意地去书写这些东西, 他们显然已经习以为常, 主要是外国人会对此表示惊讶。

从另一方面来说, 奥斯曼人也不是对此完全没有意识或主动性, 在“pluralism”的意义上, 尽管它可以翻译成“多元主义”, 其实也可以译成是“世界主义” ( cosmopolitanism), 也就是说, 帝国不仅意识到了它自身的多样性, 而且还偏好这种多样性, 要根据其自身存在的多样性去制定相应的政策、发展相应的意识形态。换句话说, 在治理的层面上, 帝国对其自身的多元特色是有认知的, 不是被动地接受, 而是有一些调适的具体实践和主张。这样看来, 奥斯曼帝国既存在复杂的多样性, 又实行了多元主义的治理。

2. 奥斯曼起源的争论

奥斯曼帝国的多样性从何而来? 我们要对奥斯曼国家的起源有一个简单的认识。奥斯曼帝国的起源,直到今天仍然是多种理论博弈的场域, 很难说有一个共同认可的说法。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大概如下。

1916年, “一战”期间, 赫伯特·吉本 (Herbert Gibbons, 1880—1934) 依据二手资料完成的名作《奥斯曼帝国的创立》 ( The Founda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 出版, 他提出, 奥斯曼人其实是一个新“种族”, 是由皈依了伊斯兰教的、混融的希腊人和巴尔干斯拉夫人再加上土耳其人构成的, 其中基督徒成分是最重要的, 吉本认为, 奥斯曼国家之所以能够崛起, 就是因为这个新的“种族”在伊斯兰的外衣之下继承和延续了拜占庭的行政管理传统, 这就等于说,拜占庭的传统是奥斯曼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奥斯曼国家不可能源于纯粹的突厥—穆斯林, 而是一个混合体, 伊斯兰教使这个混合体得以凝聚。在制度上, 奥斯曼人是拜占庭的继承者。这个侧重于强调“西方元素”的混融论, 在比较长的时期得到了西方人的认可。3

不过, 上述观点肯定是土耳其人所不愿意接受的。其中比较著名的是跟法国年鉴学派关系密切的土耳其学者福阿特·科普卢律 ( Fuat Köprülü, 1890—1966)。从他的姓氏可以看出来, 他应该来源于奥斯曼帝国历史上那个著名的宰相家族。科普卢律批判了吉本的观点。他先是否定了奥斯曼体制上的拜占庭起源论, 提出奥斯曼的体制源于塞尔柱人和伊尔汗国,奥斯曼人自己不是没有建国能力。在土耳其民族主义高涨的1930年代, 科普卢律旗帜鲜明地拒斥吉本的混融说, 提出奥斯曼国家是纯粹的游牧突厥人的国家, 这些创建了奥斯曼国家的突厥人, 继承的是塞尔柱和伊尔汗国的制度传统。科普卢律擅长研究塞尔柱时代的史诗等文学文本。他的观点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有利于增强土耳其人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4

1937年, 关于奥斯曼国家起源的讨论有了重要推进, 这就是奥地利学者保罗·维特克 ( Paul Wittek, 1894—1978) 提出的著名“圣战 (加扎) 起源论”(ghaza thesis)56。维特克强调, 奥斯曼公国处在一个边疆社会, 这个国家的创立者融合了游牧民与伊斯兰圣战(ghaza) 精神, 他们的目标是与周边的基督徒异端作战。维特克的观点在比较长的时期主导了西方人对奥斯曼国家起源的理解, 当然, 他的观点在土耳其影响很小 (有意思的是, 研究奥斯曼帝国最著名的史学家哈利勒·伊纳尔哲克教授 [Halil I·nalcık, 1916—2016] 是一个例外)。

支撑维特克的这个理论的重要资料之一, 是他对奥斯曼的第二任领导人奥尔罕 ( Orhan, 1324—1362年在位) 时期一个碑铭的解读。不过后来又有人指出维特克对这个碑铭的解读有错误, 而且还有可能是他的某些主观意识导致了他提出“圣战起源论”。也有学者认为那个铭文是19世纪伪造的, 不过并没有很多人赞同。新的观点认为, “加扎”尽管可以被解释为伊斯兰的圣战, 但也不能对其做僵化的理解, 尤其是在进入不同的语境和历史场景的时候, 一个词的含义是会发生变化的, 海斯·罗瑞 ( Heath W. Lowry) 认为, 加扎在奥斯曼彼时的环境中, 应该具有更多世俗性的含义, 等同于袭击和劫掠 (akın), 当时的人们是把ghaza与akın (劫掠) 互换使用的, 而且更多使用的是akın, 相应的ghazi与akıncı也有相似的意思 (劫掠者)。 Ghaza的参与者既有土耳其人, 也有希腊人;既有穆斯林, 也有非穆斯林。对希腊地区人口的接纳, 是奥斯曼人最初扩张和成功的原因。7

赞成维特克的土耳其著名学者伊纳尔哲克教授,一方面强调了圣战因素对奥斯曼国家成功的影响, 另一方面又强调了突厥部落因素在其中的作用, 伊纳尔哲克强调拜占庭人和穆斯林共同构成了奥斯曼国家,但没有回答是哪些因素使他们结合在一起。可以说,伊纳尔哲克教授的研究, 是对科普卢律和维特克的综合。

伊纳尔哲克讨论了蒙古征服对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 他的研究推动了对当地社会经济史, 尤其是人口变动的深入探讨。

这些研究给我们的启示应该是多方面的, 就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来说, 它们告诉我们, 奥斯曼帝国的源头其实并不单纯是人们想象中的由讲突厥语的游牧部落迁徙和发展成为一个帝国的, 而是来自多元的人口流动与融合。在多元的边疆社会政治大变动的时代背景下, 由吸纳了不同元素的、有部落性质的游民劫掠集团发展成为简单国家, 吸收已经存在于近东社会的多元政治传统 (城市伊斯兰的、拜占庭的与内陆亚洲的, 等等), 最终发展为一个大帝国。也就是说,奥斯曼国家在起源上无论是人口、社会形态还是文化、制度, 等等, 都有多元特性。

对上述问题的探讨, 一般的奥斯曼帝国通史著作多少也会涉及, 不管是较早的英文世界的斯坦福·肖 ( Stanford Shaw) 夫妇撰写的两卷本《奥斯曼帝国与现代土耳其史》 (中文只翻译了一半, 芬纳写《统治史》时奥斯曼帝国这部分的主要参考资料就是肖的书), 还是较新的日本学者林佳世子写的《奥斯曼帝国: 五百年的和平》, 都谈到了这一问题,尤其是林佳世子的书中比较多地反映了这个领域学术史的新成果。海斯·罗瑞的书《早期奥斯曼国家的特质》 ( The Nature of the Early Ottoman State) 则是比较专门的研究。

就本章主题来说, 我们还需要稍微关注一下人口变动的问题。一般认为, 讲突厥语的不同游牧部落在进入安纳托利亚地区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 所占的人口比重是比较低的。因此, 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处理自身代表的游牧或半游牧的少数人口与其他多数人口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是奥斯曼国家早期发展出多元主义统治和治理之术的重要原因。奥斯曼帝国的早期扩张中, 征服所获得的大量土地、战利品如何进行分配? 如何激励更多的人参与其中? 针对这一问题, 后来形成了一种采邑制度 (timar, 即“蒂玛尔”制度),在初期这种制度内部也包含了多元色彩。早期持有ti-mar的人不只是穆斯林, 基督教徒也能持有timar。后来非伊斯兰教徒持有timar的数量减少, 原因之一可能是持有者皈依了伊斯兰教。

如果把视野放宽到有相对可估的人口数据的15世纪、 16世纪甚至近代, 我们可能看得就更为清楚。一般认为, 直到奥斯曼帝国在1517年征服了包括北非、叙利亚、两河流域等地在内的阿拉伯—伊斯兰地区时, 奥斯曼帝国的人口中占比重最大的仍然是非穆斯林, 其中主要包括东正教徒、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 16世纪20年代以后, 穆斯林人口并不明显地超过非穆斯林人口。据统计, 当时的穆斯林人口大概占60% 。而且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穆斯林在巴尔干地区取得统治权后, 该地区出现了很多改宗伊斯兰教的人。即便如此, 在巴尔干地区, 非穆斯林人口所占的比重还是要远高于穆斯林。只能说, 此时帝国的穆斯林人口逐渐地上升为多数, 但并不占绝对优势。那么, 又该怎么解释后来穆斯林人口的增加呢? 我想这可能跟帝国逐渐失去了一些非穆斯林地区和移民有关系。非穆斯林人口在奥斯曼帝国比重较大, 是奥斯曼帝国发展出多元主义统治之术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8

现在, 国内外的世界近代史教材中, 往往会提到1500年以来的所谓的三大伊斯兰帝国, 即莫卧儿帝国、萨法维王朝和奥斯曼帝国。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这几个帝国。它们的建国者在源头上都是内陆亚洲的游牧或半游牧民族, 皈依伊斯兰教的时间还不是很长。莫卧儿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都有庞大的非穆斯林人口,在南亚长期生活和定居的是印度教徒, 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地区则是基督教徒, 在地中海东岸的阿拉伯地区也有一些基督徒。莫卧儿帝国也曾有一段非常辉煌的、可以被称为多元主义或世界主义的历史, 著名的阿克巴大帝奉行宗教宽容, 还创立了神圣宗教, 后来阿克巴大帝的政策因遭到具有阿富汗、中亚背景的穆斯林军事贵族的反对而失败。在萨法维王朝, 虽然主体人口是波斯人, 但早期的军功贵族也多来自于讲突厥语的部落社会, 统治集团也非常注意从高加索地区获取人力资源。

1 另一种常见的衰落论认为, 奥斯曼帝国是在17世纪晚期开始衰落, 尤其是从1683年第二次攻打维也纳失败以后。

2 不过, 当时的奥斯曼人跟远在东亚的乾隆王朝相似, 对法国大革命的近代历史意义还没有什么认识。

3 Herbert Gibbons, The founda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 a history of the Osmanlis up to the death of Bayezid I (1300-1403), Ozymandias Press, 2016.

4 Fuat Köprülü, The Origins of the Ottoman Empir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5 需要强调的是, 维特克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如果仅从圣战征服论这一个方面置评, 是不公允的。

6 Paul Wittek, The Rise of the Ottoman Empir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urkey, thirteenth-fifteenth Centuries, Routledge, 2015.

7 Heath W. Lowry, The Nature of the Early Ottoman State,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3.

8 昝涛:《 “因俗而治”还是奥斯曼帝国的文化多元主义? ——以所谓“米勒特制度”为重点》, 《新史学》, 第13辑,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2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