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宋画:10-13世纪的中国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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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也要有人懂

研究古代绘画史,最大的困难,就是作品本身的缺失。

也许是命运特别青睐吧,黄筌的一幅《写生珍禽图》流传了下来。

公元903年,唐昭宗天复三年,黄筌在成都出生了。有关黄筌的记载,评说他“幼有画性,长负奇能”,他似乎就是为了绘画而生,而且成长于艺术的摇篮里。

13岁,他开始拜唐末画家刁光胤为师。刁师在唐末大将王建做蜀王时,就从长安投奔蜀地。那时,王建在成都招贤纳士,令长安世家大族、文人高士纷纷奔蜀而来。

公元907年,唐天复七年天复七年:公元907年,史书一般记载为唐哀帝天祐四年。但因为王建不承认被朱温拥立的哀帝,一直沿用唐昭宗李晔年号,此处说王建事,用王建的纪年法,为天复七年。,王建索性在成都称帝。这一年,中原发生了政变,朱温废掉唐末帝李柷,在北方建立五代的第一代政权后梁,王建则在西南建了十国之一的前蜀。

那时,刁师盛名倾蜀地,所以,他一入蜀,画价便起,豪门争相购藏,但刁师不喜交游,将时光都专注于笔墨。“病不停”,“老无怠”,画湖石、花竹、猫兔、鸟雀,日日精进,终生不止。

当黄筌师事刁光胤习禽鸟时,已是前蜀初期了。这一时期,黄筌还师事滕昌佑、郑虔、李升、薛稷等,取诸家之善。刁师还有一学生,名叫孔嵩,与黄筌同学。孔嵩登堂时,黄筌已入室。

前蜀小国短命,仅存18年,先主王建在位11年去世,第十一子王衍继位第七年,即公元925年,便被北方五代之第二代后唐国主李存勖所灭。当蜀地再现独立小王国的后蜀时,已经是9年后的事了。

当年,李存勖派手下孟知祥任西川节度使。孟知祥一到成都,便整顿吏治,减少苛税,蜀地重归安稳。那时流行称帝,公元934年,孟知祥看看麾下治域,相当于一个小王国了,就干脆自己称帝了,反正天命无常,何妨过把瘾?

黄筌大半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时空里度过的,前蜀为画家铺垫锦绣前程,后蜀继而锦上添花。

前、后蜀两国的君王都喜欢收藏与绘画,后蜀专门设置画院,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美院”。画院招纳了许多名画家,其中,多是子承父业的家族团队,最有名且流芳至今的是黄筌父子。

当时,只要能进入皇家画院,一般授以“待诏”一职。待诏,侍奉内廷,等待皇帝传唤,像是皇帝家臣,诸如医待诏、画待诏、僧道待诏等,到宋元时,待诏中也有了工匠。待诏的地位并不高,但可以接近权力核心,其中画待诏的地位较高。

一个“待”字,多少有那么点“闲暇”的意思。“闲暇”本是一种自由状态,是指能够自由支配自己时间的状态。把这种状态变成处所,在古希腊有学校,在中国则有诸子私学、稷下学宫等各类官学,还有就是翰林院和画院了。前、后蜀翰林院和画院,为待诏们提供“闲暇”,在一小块“闲暇”的领地上,建筑那个时代的审美制高点。

不知黄筌做何感想,他在前、后蜀画院里,待遇非常高,应召作画频繁。尽管如此,他还是有“闲暇”,可以进行自由创作。作为宫廷画家,他的作品并非全部来自谕旨“订单”或命题作画,还有贵族世家的订制,以及自由创作,这表明他的作品也有民间市场。从《宣和画谱》的收藏目录来看,黄氏父子三人作品有700多幅,还不包括流失以及壁画部分,如此数量的作品,当然不全是来自“权力”的订制。翰林画院的宗旨,应该就是权力对艺术的订制,表达权力对艺术的青睐,同时,也引导艺术的发展方向。

孟知祥称帝后,厚遇黄筌。孟昶即位后,授他翰林待诏、权翰林图画院事,任后蜀“皇家画院”院长,并赐紫金鱼袋。紫金鱼袋是唐形成的服色制度,五品以上,穿紫衣官服,在腰的右侧佩戴鲤鱼状金符,类似身份证,不及五品而得到皇帝御赐紫金鱼袋的,就属于很高的荣誉了。后又加官至朝议大夫、上柱国等职。黄筌供职前、后蜀画院长达45年之久,可见天才也要有人懂。

《写生珍禽图》长卷,绢本设色,纵41.5厘米,横70.8厘米,五代黄筌作,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黄筌把“闲暇”大都给了花鸟画,中国的花鸟画,就在他的“闲暇”里成熟了。在后蜀,他画的殿庭墙壁和宫闱屏幛,真不知有多少。公元953年,孟昶新建八卦殿,对他说“尔小笔精妙,可图画四时花木虫鸟锦鸡鹭鸶牡丹踯躅之类,周于四壁”。于是,黄筌因四时之景,绘于八卦殿四壁,自秋及冬,画事完毕,满朝皆贺,孟后主敕翰林院学士欧阳炯撰写《壁画奇异记》以旌表黄筌。上述那句引文,便出自欧阳炯记,黄筌很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