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宋画:10-13世纪的中国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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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轴里的人性与政治

《韩熙载夜宴图》的辗转

据说,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大千在北京借居颐和园内,打算赁一处王府定居。

碰巧,他从一位古玩商口中得知,《韩熙载夜宴图》被北京玉池山房主人购藏,便很想从这位主人手里买下这幅画。对方得知,索价500两黄金,张大千识得画的价值,决定暂缓购房,买下这幅画,还在画上加盖了一枚他的藏章:“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后来,这幅画又随大千先生到了香港,不久,又转到港人手中。20世纪50年代,此画从香港购回,这才被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当代书画鉴定家徐邦达先生,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鉴定过这幅画,他认为《韩熙载夜宴图》有可能是摹本,而且是“南宋院体”摹本。不过,他对这幅画评价颇高,他说顾闳中“笔法挺秀,设色古丽,人物面相渲染精工,已达到写真机巧的高度水平”。随后,他又把这幅图与北宋末年的《听琴图》以及《女孝经图》并举,接着说道:“屏障上有一些松石等画法接近南宋人,亦不是五代时人的风格。孙承泽称之为‘南宋院中人笔’是很有见地的,我同意其说。”

“五代时人”是什么风格?人物画开始从唐人的“丰腴”向“瘦削”过渡,而松石草木也不再是如盆景一般的陪衬,而自有其枯寂蟠虬的瘦透风姿,至少《韩熙载夜宴图》里的仕女已然弱柳扶风了。

五代绢本设色人物画,虽为滥觞之作,但其水准,实为两宋格范,诸如黄筌父子花鸟画,荆浩、董源山水画,还有顾闳中、周文矩的人物画,都被两宋宫廷画师奉为圭臬,成为两宋院体画的标准。

因此,以南宋院体格范临摹的《韩熙载夜宴图》,可以看作是忠实于顾闳中原作的摹本。

南宋时,《韩熙载夜宴图》落入权臣史弥远囊中,经元代班惟志手,至明末清初王铎,清代学者宋荦等,直到乾隆年间,从私家收藏转入清宫,并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1921年,溥仪从宫中转出变卖。当它再度出现在北京琉璃厂时,又缘遇张大千。

《韩熙载夜宴图》绢本设色,手卷形式,横335.5厘米,纵28.7厘米,属于中卷。最好的绘画介质,就是绢了,它质地柔软,手感细腻,尺寸可大可小。

胸中气象,洒落千丝万缕,透过经纬细密分布,适度地表现在一匹绢帛的绵长上,然后,以“手卷”样式,置于几案,缓缓展开,节节清赏,审美的欢愉,在时间的流逝中迤逦。

宣纸出现,似乎应约了绢帛的呼唤,不但延展了丝绸介质的特性,且因廉价而更容易普及,是画者的福音。隋、唐以后,绢本和纸本并行,使得宋画在广泛的普及中形成高峰。

五代时还是绢本为主,《韩熙载夜宴图》流转千余年,向我们讲述了五代十国时期,发生在江南南唐的一个故事。这故事,跟南唐那位“问君能有几多愁”的李后主有关。后主上位,猜忌老臣,这在君主专制的家天下时代是家常便饭,是一个老掉牙的故事。可偏偏作为诗人的李后主有了新的创意,他没派特务去刺探,而是派了画院待诏去画老臣韩熙载的日常起居。本来这应该成为艺术为政治服务的一个范例,结果,却变成了艺术高于政治、拯救政治的奇迹。艺术家对美的忠诚,超过了对君主的忠心,通过不带政治偏见的审美,揭示人性与政治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