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古希腊相看两不厌

进入中国古代绘画，头绪纷繁，历史悠久。若从彩绘陶器入手，那要上溯到距今约七千年的仰韶文化；若从起源的时间开始算，岩画的出现在一万多年前了；若以门类论，除了彩陶绘画之外，还有壁画、漆画、帛画、砖画、纸画等，浩如烟海，它们聚集在你想要探访的脚步前，一不留神，你就会迷路。

我们如何进入绘画？从绘画作品中所蕴含的艺术精神进入。什么是艺术精神？苏格拉底认为，艺术应该表现人，表现人的心灵。这就是艺术精神。艺术精神是人文精神的一部分，是人文精神的美的展现。正如道德律令来自自由的心灵一样，艺术精神也是从生命个体的心灵深处自由开放的花朵。

这是古希腊人的思想，个人本位的美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粹艺术，即“艺术精神”。如果说艺术有功利性，那也只是为人性建构一个诗意的居所。过去，中国人不这样看，希腊人注重精神，中国人倾向实用，在关心百姓日用的中国圣君看来，“艺术”应该是一种治术，是为政治服务之术。这一近乎武断的断语，差点儿葬送了中国艺术及中国艺术精神。可这一断语也没错，从全球历史看，权力主导社会时，艺术从未举行过独立的庆典，导致政治对于艺术的干预以及功利性需求，很难使“艺术成为艺术”。

但事实是，在全球范围内，权力始终无法遮蔽所有的艺术及艺术精神。

如果用古希腊艺术精神作为尺度，走进中国，寻找具有艺术精神的时代，那么，中国艺术将会呈现一个怎样的景观？当我们怀着对艺术精神的崇敬进入绘画时，那种惊异就如同科学家发现超新星一样，我们竟然发现了炫目的艺术星群，它带着我们直接走进五代十国两宋绘画，登堂入室后，是豁然辽阔而绚烂的人文艺术景观。

为什么从五代十国开始？五代十国的历史看起来血腥、残酷、让人疲倦，但它的时代内核却奔腾着自由和饱满的精神气质。尤其是绘画，有了独立的表情。它开始表现人的精神生活，表达人的内心世界，引导人性升华，为人性建立高远而辽阔的美的苍穹，给人性一个美的“形式”。就这样，在公元10世纪以后，艺术精神以绘画的方式传播人文精神。

其中，新兴的山水画，是最鲜明的一道艺术精神的风景线，它为这一时代的绘画艺术开创了独立风气。从后梁画家荆浩进山开始，一个人的观念转型带来了一场绘画甚至艺术界的进山运动。体制内的家国情怀不再是士人唯一的崇高精神的体现，在自然中表现自我，在山水画中重新定义士人的精神生活，很快得到了时代的“拥趸”，从而使山水画超越花鸟画和人物画，成为绘画的主流。

那时的人物画也开始从传统圣化宣教语境中摆脱出来，走向士人、绮罗仕女以及历史叙事，甚至生动的个体等世俗的生活场景。花鸟画则因装饰作用，更加接近纯粹的审美属性，同时与山水画一样，恪守了向自然学习、格物致知的精神。

创造它们的，是有闲暇或自由出走的“绘画诸子”，如荆浩之后，有他的学生关仝，南唐有董源、巨然、徐熙、顾闳中、周文矩，后蜀有黄筌、黄居寀父子等。荆、关擅长北方山河之势，董、巨善用水墨浓淡写实江南景色。黄筌工于珍禽异卉，徐熙长于江湖山野的水鸟汀花。此外，顾闳中、周文矩的笔底人物，除了向往世俗之乐，还有人文关怀——人性的底蕴如泣如诉。

他们的艺术精神之光，璀璨了五代、十国各自异样的半壁天空。在赵匡胤结束了各自自由的天空之后，他们跟随新的大一统政权走进了北宋，成为宋初艺术界的基本班底，影响了整个北宋绘画走向。

后蜀的“黄家富贵”，被北宋尊为院体格法，影响并统治了北宋画界100多年。李成也是一位跨时代的山水画家，他在北宋只生活了7年，他的成就与影响，竟居于宋初第一位，被称为“北宋第一家”，居于北宋四家“李范郭米”之首。他师承荆浩、关仝，画风萧索寒远，身后影响深远，至范宽、郭熙皆自称师承李成。董源是否进入北宋，说法不一，因为其生卒年不详，主要生平又多在南唐中主李璟时期，但他画山水用水墨调试的新格法，对北宋甚至后来中国整个山水画的发展影响深远。五代到北宋中期，以工笔山水为主调，从米芾开始，才读懂董源、推崇董源。米芾率先看出董源山水“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的墨趣。大收藏家沈括也认为董源“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笔”。沈括是杭州人，与居住在镇江的“襄阳漫仕”米芾，一唱一和，从江南真山水中，为董源用墨的奇妙所“惊艳”，连董源自己，也为水墨晕染的奇妙所“惊艳”。

从那“惊艳”中，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光的流动！在山水间顾盼生姿，在纵深明暗中变幻不定。“淡墨轻峦”，悄然解构了大自然自定义的轮廓，呈现出边际朦胧的审美印象。不要小看那一抹朦胧，它是美学意义上的形而上造景，表明画家不仅可以不再顺从自然物象的制限，还可以超越并将自然物象打散；以抽象的形式，顺其水墨的自然本性，自由组合、重构并将自然物象升华为审美对象。米芾甚至愈发纵容水墨，“墨戏”带来了一场审美观念的转型。

其实，荆浩在梳理强调笔墨关系时，已经强调重点在墨。李成、范宽都在探索墨法渐次自由的表现张力，郭熙的卷云皴也很突出，但郭熙因过分追求超验的“仙格”反而失去美的平淡天真。董源则在江南真山水中找到了墨的无限可能性，表现起来与江南“山色空蒙雨亦奇”十分相宜，天衣无缝。米芾的墨池里则晕开了整个士人山水画的“大写意”风格，并赢得了士人在绘画中的独立话语权，泛漫为中国文人画的趋势。

巨然师法董源，与之同仕南唐，随后主李煜一同降宋，来到开封开宝寺为僧，他带来的南唐画风得到北宋士人圈推崇，也曾应邀为北宋最高学府学士院画壁画。还有南唐画院的徐崇嗣（徐熙之孙）、董羽皆被北宋画院所接收。

在绘画史上，时常将五代十国绘画并入北宋绘画，并与南宋绘画统称为宋画；本书依此旧例，但第一次发现五代绘画在中国绘画史上的独立风采，认为五代绘画启蒙并引导了北宋、南宋绘画，从而在绘画史上呈现了前后手拉手且相看两不厌的风景。

宋、辽、金画家有姓名可考的有800余人，但具有开创性、独立性的画家，基本生活在五代十国时期。北宋、南宋画界不仅由这些巨匠领衔，而且与他们有着无法分开的内在的艺术血缘关系。流派传承，脉系清晰；自五代十国，技法源流涓浍，顺理成章汇为北宋、南宋的水墨江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