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蒙塔诺的文学病
二十世纪末，年轻的蒙塔诺刚发表了一部危险的小说，讲述的是一些作家放弃写作的离奇事件。随后他便困在自己编织的罗网之中，无论怎样强迫自己，他还是彻底地陷入了堵塞、停滞和可悲的无法写作的状态。
二十世纪末——确切地说是今天，2000年11月15日——我到南特(1)探望他。正如我所料，他悲伤而枯竭；用普希金的这几句诗来描述他再贴切不过：“他活着并犯错/在森林的昏暗中/用危险的小说。”
这件事也有积极的一面，我的儿子——因为蒙塔诺是我的儿子——由于“在森林的昏暗中犯错”而恢复了对阅读的某种热情，我也因而有所受益。在他的推介下，我不久前读了胡里奥·艾华德(2)最新发表的小说《自我边界的散文》。我一直以来对这位作家并无太多好感，在我眼里他不过是小说家胡斯托·纳瓦罗(3)的分身。
今天，我向儿子道谢——当然不仅因为这一件事——感谢他向我推介了胡斯托·纳瓦罗的分身写的那本书。自从他写了那部小说后，他变得不那么像分身了。
那是一本好书，我边读边屡屡想起某天在电台节目上听到的胡里奥·艾华德说的话：“一位女性朋友曾经跟我说，我们每人都有一个分身，他们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长着跟我们一样的脸，过着他们的生活。”我还记起胡斯托·纳瓦罗某天说的话——有时我还会以为是自己说的：“有些巧合和偶然让你笑死，有些巧合和偶然让你死去。”
《自我边界的散文》的叙事者是生活的异乡人，同时又像来自荒诞故事的一位英雄。他有一个隐秘的孪生兄弟，确切来说那是他的表兄，长得跟他一模一样，甚至跟他叫一样的名字，二人都叫科斯梅·巴迪亚。
分身的主题——以及分身之分身、通过镜子折射出无穷的主题——是胡里奥·艾华德的小说迷宫的中心。这部小说——我已经以文学批评家的身份在评论了——是一部虚构的自传，作家借科斯梅·巴迪亚之口，讲述那不属于他的记忆，编造了那两个表兄弟的世界，他仿佛在回忆那个世界发生的事，并且时刻体现着福克纳所说的：“小说是作家的隐秘生活，是隐秘的孪生兄弟。”
也许文学是这样的：虚构另一种本来可能属于我们的生活，创造一个分身。里卡多·皮格利亚(4)说，讲述一种不属于自己的记忆，是分身手法的一种变体，但同时也是对文学体验的一个完美比喻。我刚才引用了皮格利亚的话，并且我确定，在我身边充满着关于书本和作家的引文。我是文学病患者。长此以往，文学可能最终将我吞没，就像漩涡吞噬一个玩偶，直至让我迷失在它那无边的领地里。我在文学的世界里越来越感到窒息，五十多岁的我，每每想到自己的命运可能是变成一部行走的引文词典，便焦虑万分。
《自我边界的散文》中的叙事者仿佛出自爱德华·霍普的一幅画。这不奇怪，艾华德自1982年买了我的第一本书起——我发表的五本文学评论中的第一本——便对这位北美画家产生了强烈兴趣。他买我的书不为别的，只因为书的封面印有爱德华·霍普的《夜游人》，上面画着一些夜里的醉酒人。在那之前，艾华德没有见过霍普的任何画，买书是因为它的封面——那时他甚至还不认识我——他用厨房的剪刀把画裁了下来，挂在家中的墙上。这是几年前他在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说的。我没有感到被冒犯，毕竟我记得有一次我从报纸上剪下了他的文章《生活的异乡人》，并把它钉在书房的墙上，用来提醒自己打电话给胡斯托·纳瓦罗，告诉他有个叫艾华德的家伙抄袭他，而抄袭的一个典型例子，来自那个家伙所说的：“《夜游人》中的那个孤独的醉酒人仿佛正在回想一次漫无方向的中国之旅。他的脖子、后背和肩膀承受着来自回忆和岁月的沉重冷光。”
《自我边界的散文》这部回忆科斯梅·巴迪亚那漫无方向的中国之旅的小说，让我想起了我署名发表的一篇对胡斯托·纳瓦罗的访谈，实际上那是他对自己的采访；同样，出现在下一页的是我对自己的采访，而署名作者为胡斯托·纳瓦罗。两篇访谈以同一个问题开始，这是我们事先约定的：“您愿意和我交换身份吗？”“现在就可以。”我回答。“现在不行，”胡斯托·纳瓦罗说，“在其他时候我很乐意，但现在不行。现在您在提问，我在回答；如果现在我换成了您，我就要提问题了。”
胡斯托·纳瓦罗和我总是对巧合的东西、一样的东西和分身的话题深感兴趣。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胡斯托·纳瓦罗在机场总是被警察要求出示一系列文件并搜查行李。有次他心血来潮，便问一位宪兵为什么总是只拦下他，宪兵跟他说，因为他的外形跟某个通缉犯的描述相符。
在1974年，我居住在巴黎期间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我在圣日耳曼德佩区的一家药店里被拦下，被误认为是委内瑞拉恐怖分子卡洛斯。巧合和偶然。想到这，我突然明白了塞尔希奥·皮托尔(5)在1994年写的一个故事《隐秘的孪生兄弟》，他在开头引用了胡斯托·纳瓦罗的一句话：“当作家意味着变成一个陌生人，一个异乡人：你必须开始翻译你自己。写作是扮演，是角色取代。写作是假装成另一个人。”
更多巧合和偶然。尽管塞尔希奥·皮托尔并不知道胡斯托·纳瓦罗与我不止一次地互换过身份（也许甚至不知道我们相互认识），但他却让我们俩完全代入了《隐秘的孪生兄弟》的两个角色，那个故事是为我而写的，“给那位来自海外的朋友，最后一位言辞狂妄的评论家”。
今天在蒙塔诺位于南特的家中，我确认他陷入了不能写作的困境。于是我试着宽慰他，讲那些关于分身和分身之分身的故事。
“有些巧合和偶然，”我对儿子说，“让你笑死，有些巧合和偶然让你死去。”
“这不是胡斯托·纳瓦罗说的吗？”
“也是胡里奥·艾华德说的，不久前他在一篇文章中剽窃了这句话，也许你还没读过。”
蒙塔诺顿时变得神色焦虑。“全世界的人都写作。”他说。他身旁的艾琳，他的伴侣，向他投去了深切的同情目光。艾琳是个漂亮、安静和聪明的人。我对她了解不深，只在她某两次到巴塞罗那时见过面，但我对她感到安心，我们相互信任。我的妻子罗莎——蒙塔诺的继母——认为她是我这个难以相处、喜怒无常的儿子能找到的最好的伴侣。
“你一定在想，”蒙塔诺对我说，“我很担心，因为自从那本书出版以后，我便不能写作了。但事情不是这样的。事实上，不是我不能写作，他人的想法不时地进入我的大脑，它们突然到来，从外面闯进来，并控制了我的大脑，”此时他做了一个夸张的手势，“所以，事实是没有人写作。”
我对他的话有些许怀疑，便问从外面闯进他大脑的都是什么样的想法。他向我解释说，比如，就在我按他家门铃的时候，胡里奥·艾华德的个人记忆刚刚来访。
“我无法相信你。”我跟他说。
“但你应该相信我，这是百分之百的、奇怪的事实。胡里奥·艾华德的记忆渗进了我的脑海，我看见了马拉加城(6)加里加·维拉街的拐角，那正是艾华德的住处。我看见了这个场景——就在你来到这个房子、感谢我推荐你读他的小说之前。显然，在你第一次跟我提及艾华德之前我就看见了。我看见了他居住的街道拐角，还见到了康莫多罗阅读酒吧，那是他模仿胡斯托·纳瓦罗写的那本糟糕的小说中出现的酒吧。不仅如此，我还看见了格拉纳达堂西米恩浴场的游泳池，那是他在童年时跟父亲去过一次的地方……”
我无奈地觉得那是他的幻想，也许这位可怜的作家正以一种幼稚的方式掩饰不能写作的焦虑。然而在他那错乱的眼神里，有一种出奇的、真实的宁静。
由于旅途疲惫，我与他们道别后回酒店休息了。毕竟他们要到明天才能招呼我；他们在南特经营一家书店，今晚要与书店的客户共进晚餐。他们坚持让我住在家里，但我不愿意。在南特逗留的这几天，我可不愿当他们的电灯泡。他们开车送我到拉贝鲁兹酒店，并约好第二天我到书店找他们一起吃午餐。到了酒店门口，我在下车的瞬间忽然想看看，那些渗入我儿子大脑里的艾华德的记忆究竟是不是他一时的胡言乱语。我开玩笑地问他，就在那一瞬间，他是否仍在接收艾华德的记忆。
“没有，现在没有，”蒙塔诺认真地说，“但我们从家里出来的时候，胡斯托·纳瓦罗的记忆来访了。应该说，他的记忆正在渗进胡里奥·艾华德的记忆中。”
艾琳看着我，仿佛是在为蒙塔诺的话道歉，她觉得他说这些话也许是班门弄斧，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一个不能写作的、头脑空白的可怜的年轻人。
“你能知道那些来自胡斯托·纳瓦罗的记忆是什么吗？”我问他。
“白天的那个记忆，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他假装成你。”他回答道。
对此，我表现出了英式的冷静，跟他们说了明天见。
片刻之前，我想着蒙塔诺的话时，记起了《莎士比亚的记忆》，那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写的一个故事，源于这位阿根廷作家在密歇根的酒店房间里做的梦。他在梦里看见一个没有脸庞的人要送他莎士比亚的记忆；要送他的不是名声或者荣耀——否则就浅薄了——而是那位作家的记忆，写《哈姆雷特》第二幕的那个下午的记忆。
我要睡觉了，让我感到疲惫的不仅是旅途，还有坚持了多年的写日记的习惯。今天，当我写下第一行“二十世纪末，年轻的蒙塔诺……”时，便意识到它或将在一种神秘力量的驱使下，变成一个需要读者的故事的开端，而不再是隐藏在这本私人日记中的文字。
这是荒唐的想法，现在只差把我转换成叙事者了。更荒唐的是，我来南特的目的是喘一口气，至少在这几天里摆脱使我窒息的文学。我来南特是为了看看我能否稍微忘掉我是文学病患者。
但此时此刻在拉贝鲁兹酒店的我，病得比离开巴塞罗那时还要严重。也许罗莎是对的，她说如果我想暂时戒掉那咄咄逼人的文学批评，缓解我对书的病态般的狂热，放下我用文学的眼光看待一切的癖好，那么选择南特——蒙塔诺也生病了，尽管我们对文学的狂热不一样——不是最合适的解决方案。
罗莎说我迫切需要一次旅行，在旅途中不再过度沉迷于文学，而是欣赏风光和音乐，参观非文化景点，从殚精竭虑的文学批评工作中抽身，全身心地投入对大自然母亲的欣赏中——“比如，安静地观察西红柿怎样从田地里生长出来”，这是她的原话——观赏日落并想念她，更加想念她，尽管她因为工作而不能同行，但仍然要更想念她。然而，罗莎也说了，我不能去南特，因为我的儿子在那里——他也因为文字而受伤，尽管与我的原因不同——他可能会让我的病变得更加严重。
而此时此刻的我比离开巴塞罗那时还要糟糕，我的病更严重了，就在父子俩令人窒息的会面过后，二人都因为那该死的文学而受伤，但情况不尽相同：一个人（蒙塔诺）想回归文学；另一个人只想忘掉它，哪怕几天也好，但至少现在还没做到，居然还陷入了这篇带有些许文学色彩的叙事文字的开头，甚至还把它写进了日记。
一切都很奇怪。同病相怜的父子，带着对文学的不同的狂热。蒙塔诺今天很奇怪，在卡尔维路的寓所里，他坐在椅子上，焦虑地抓住艾琳的手。他在文学上的发展前景因为那部危险的小说而受阻，他困在了自己的幻想或艾华德和纳瓦罗的个人记忆之中——如果这不是他捏造的话——他困在了被困者之中。不管怎样，他已成为了不能写作的人，一个在南特的、可悲的、不能写作的人，并且确信自己再也、再也写不出任何东西。
儒勒·凡尔纳(7)在这里出生。
我无法入睡，这种感觉很可怕，于是又提起笔写日记，也许是为了写下这些，写下儒勒·凡尔纳在这里出生，他在年轻的时候经常沿着南特这个美丽的河港城市的运河散步，双桅帆飘扬的景致让他着迷。时过境迁，成群的海盗和商人已经故去，他们的财富也挥霍精光，尽管这个属于私人的城市的废墟间仍残存着昔日盛世的微弱光芒，空气中仍弥漫着些许古龙水的芬芳。
现在我看着这个不眠夜中的南特城，忽然想起艾琳。我在这位柔弱的女子身上仿佛发现了儒勒·凡尔纳的母亲的活生生的影子。他母亲的名字像一股气流：苏菲·阿洛·德拉弗叶。艾琳的名字也带有一点清风的感觉，即便不是如此，我也需要相信这一点，我需要依靠她成为我的盟友，让这股气流驱除蒙塔诺的文学病，可能的话，也把我的文学病消灭。
雅克·瓦谢(8)在这里出生。
他也在这里自杀。在蒙塔诺的那部关于作家放弃写作的小说中，瓦谢是主要人物之一。他不费吹灰之力，只写了几封给安德烈·布勒东(9)的信，便在法国文学史上留了名。1916(10)年，他因过量服食鸦片而在南特的法国大酒店去世。这位默默无闻的诗人如影随形般陪伴了布勒东的一生，而布勒东的目光则紧随着一成不变地穿着骑兵中尉、飞行员或医生的制服在南特街头散步的瓦谢，对其倾慕不已。
瓦谢在给布勒东的一封信中写道：“你们一定认为我消失了，认为我死去了，但你们终将发现有那样的一个瓦谢，他隐退在诺曼底，从事畜牧工作，他向你们介绍他的妻子，一个天真无邪、相貌出众的女子，她永远不会意识到他曾经历的危险。只有少量的书（非常少，对吧？）被小心地藏在了楼上，证实着过去曾经发生的事。”
就在这个晚上的此时，一段回忆来到了我的脑海。在回忆中的那个时期，我的内心有一股冲动，我想暂时放下文学批评这个行当，进行一场冒险：编一个合集，收录一系列研究历史上那些严肃而危险的青年的突出事迹的文章。我认为那些青年中包括瓦谢，现在还可以加入蒙塔诺，说实话，他的外表越来越像——然而内心已经不像——杰哈·德巴狄厄(11)的儿子，那位青年追随他那有名的父亲成为了演员，然而他摧毁了成长路上拥有的一切，当被问及前途时，他的答案是：到了二十九岁还活着已经很了不起。
我一向喜欢这个自以为是的社会里那些严肃而危险的青年的存在，他们发现世界是愚蠢的，一度只想着尽快离开它。我曾经和他们是同道中人；我的儿子在这里开书店之前，也精于此道——在酒店房间里搞破坏，在酒馆里拼命地打架，在夜里没完没了地吸毒，遇见有权势的人就往他们脸上吐痰。我不是毫无保留地赞赏他的做法，只是我在年轻时也做过非常类似的事，如果现在的我对于这可怜的儿子的狂野和自杀式的勇敢丝毫也不感到发自内心的满意，那未免太卑鄙了。
事实上，蒙塔诺——他叫米格尔·德阿布里莱斯·蒙塔诺，但他更喜欢蒙塔诺这个简单的称呼，以纪念他故去的母亲——的才华，还有他直至不久前还保持着的、与危险共存的需要，以及突如其来的精神脆弱同样让人印象深刻。这解释了为什么他冒着风险写下那个关于作家停止写作的故事后，自己也变成了一个无法写作的可悲的人。我还记得他在那本书出版后说的那些使我微笑的话：“我依靠我的父亲，就像他离不开我一样，因为他们说的那些可怕的事情不仅仅属于我。”
我微笑是因为那句话来自德巴狄厄的儿子，那时候蒙塔诺无论从外表还是内心都与他很相似。我微笑是因为关于德巴狄厄的那些可怕的评论，与我遭遇的那些恶言相向——我的那些尖刻的文学评论引起的——不是一回事。现在我微笑着盼望在将来的某一天和蒙塔诺一起编写那部关于危险青年的合集，或者说一部体面的编年史——后者源于我此刻的突发奇想，用于记录那些无法融入社会的青年是如何或早或迟地、最终得以克制自己，团结起来，创造艺术。
尽管只睡了两个小时，但是我醒来后感觉良好，仿佛两个小时已经足够了。我很怀念这么好的精神状态，但我决定不再睡了，我要出门走一走。现在到儿子的书店还早，于是我到了普罗克公园散步。一个文学病患者如我，此时难免会默默地向安德烈·布勒东致敬。他在《娜迪亚》中写道，也许南特，除巴黎之外，是“法国唯一一座能让我有如下感受的城市：这里也许会有有价值的事发生在我身上，这里有些目光在熊熊燃烧，我的生命轨迹——因为生活在这里而不是别处——能有所不同，在某些灵魂中还存活着最勇于冒险的心。南特，从那里还有我称之为朋友的人来访；南特，那里有我挚爱的公园：普罗克公园”。
我从来没有喜爱过普罗克公园——那不是我的风格，但我在早晨的这个时段感觉越来越好，按理说这时人还没睡醒，我本应感到愤怒、疲劳或脾气不好。我漫步在细雨之中，在罗莎专门为此行送给我的红雨伞下，心情非常舒畅。我仔细地观察公园里与我擦肩而过的为数不多的路人，在内心里渴望知道他们所有人的名、他们的姓，甚至深深地爱上他们——我更倾向于爱上他们的可能性，而不是爱上这公园——希望他们在离世的时候，知道他们的名字曾萦绕在我的唇间。我认真地看着那些显然各不相同的面孔，探究在他们深陷的眼睛里的对毫无意义的屠杀的恐惧。我对这个关于爱与杀的邪恶游戏感到很得意，我在想象他们中的每个人的死亡瞬间，在他们过渡到下一次生命的临界点，把我介绍给他们最爱的亲人。最后，我想象自己是爱与死亡王国的至高无上的君主。最后，我超越了所有冒险的界限，我比可怜的布勒东走得更远。
我在书店看见蒙塔诺的时候，他很放松，对我的照顾很周到。艾琳看起来比昨天开心，起码笑容比昨天灿烂。今天的气氛闲适平静，但不能说一切正常。我分析蒙塔诺和我在一起时的所有行为举止，不得不说，他是那么地心不在焉、情绪变化无常。他就像哈姆雷特那样。不论他这么做是不是在模仿那位丹麦王子——对此我无法完全确定——蒙塔诺时刻处在出人意表、持续不断的变化状态。他至少历经了哈姆雷特的以下几种状态：一、庄重、礼貌；二、理智、深思熟虑，具有知识分子气质；三、激动、忧郁；四、专横、嘲弄；五、装疯、报复心重，也许已陷入了无可救药的疯狂。
一、从我走进书店的那一刻起，蒙塔诺表现出了一种无微不至的友好。这么说吧，他虽然奇怪，但很友善。他非常热情地向我行了一个庄严的鞠躬礼——记得在他小时候，有几次我受托去接他放学，那时他对我行了同样的礼——还送了我一本《芦笋与灵魂的不灭》的法语译本，那是意大利幽默文学大师阿基莱·康帕尼勒(12)的小说。
“借此赠书，”尽管他的礼貌过于精巧和夸张，但不失友善，他庄重地说道，“表达我对西班牙评论界有史以来最独立的评论家的敬意！”
我微笑着让他别这样取笑和恭维我，但无论如何我很感谢他赠书的好意，我在最近的一篇散文中对那本小说极力推崇——当然也对它的作者，他在当今时代被如此不公平地遗忘了——这证明蒙塔诺关注和阅读了我的那篇文章。“我兴致勃勃地读了那篇文章。”他说。然后他走开了，去招呼一个客人。就在那时，艾琳——她仍像昨晚那样美丽而脆弱——走到我身边，首先征求我对于在希加尔餐厅(13)午餐的意见，然后压低声音，跟我谈论蒙塔诺今天的好心情：
“他可以很讨人喜欢，只要他想这么做。”
二、天下着雨，我走在去希加尔餐厅的路上，突发奇想地跟蒙塔诺谈论我的文学病，当然只是谈我的病况，我不想现在就谈论他的，那是个微妙的话题，我想以后再设法巧妙地触及。我与他谈论我的文学病，是因为我觉得这对他可能有治愈效果，让他知道他父亲对文学感到窒息，只要有机会就想远离它。我觉得谈及我的不适也许能缓解他的病，同时我的坦白能让我对自己的病感到些许宽慰。
“我在想，”他带着一种理智和深思熟虑的语气说，“瓦尔特·本雅明(14)思考过讲述故事的艺术与疾病的治疗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
我只能坦诚地告诉他，我对叙事和治病之间的关系毫无概念。于是蒙塔诺跟我解释，声音甜蜜而友好，讲故事和治病之间的联系，是瓦尔特·本雅明的一位德国朋友向他提及的，那位朋友说他妻子的双手有治愈的神力，那双手表达能力很强，那种表现力难以描述，只能说它们就像在讲故事一样。
“就是以这种方式，”我的儿子说道，“以这种独特的方式，一个十分私密的场景进入了瓦尔特·本雅明的记忆中：那是一个孩童的记忆，当他生病的时候，母亲让他躺在床上，然后她坐在旁边开始给他讲故事。当这样的场景进入瓦尔特·本雅明的脑海中，他不禁自问：对于大部分疾病的治疗来说，叙事不正是创造了最恰当的氛围和最有利的状态吗？”
于是蒙塔诺开始思考叙事的空间所营造的恰当氛围，我则感到有点荒唐——我对他坦白了自己的病，换来的是他对这个话题高谈阔论，被他那富有表现力的手部活动弄得眼花缭乱。我觉得这时的他通过与我的对话，通过在思考中融入他的过人见解，希望我能从中汲取治愈的良方。然而这不是我来南特的目的，实际上，作为父亲，我来这里的首要目的是治愈他的病，帮助他从无法写作的困境中走出来。
“我要追溯到童年，”蒙塔诺总结道，“在生病了的那些可怜的日子里，妈妈会给我讲故事，这样总能让我好起来。我要追溯到童年才能有十足把握推导出一个你以为简单的结论，而事实上它并不简单：疾病终有一天会离开，就像它到来时一样，在不知不觉中。”
三、到达希加尔餐厅时，蒙塔诺已经失去了理智，他开始激动地谈及他的母亲，说每当我离开家时，她就会狂喜地跳起舞来。他扯着嗓子，歇斯底里地抽泣，强行地切入关于他已故母亲的话题。这就是他为一件事激动起来时的典型风格，对此我已经分析透彻，就像作为一位优秀文学评论家对文本做分析一样。
那种终将演变成强烈忧郁的激动风格，包括厌恶直来直往、闲逛、跳跃、走迷宫、后退、绕圈子，然后突然触碰那个不可触及的圆心，也就是他母亲的话题——每次见到他这样激动的时候，他都是在谈及他那受上帝庇佑的母亲——然后再次往后退，绕更多的圈子，追随着相反或一样的本能，直至毫不留情地揭穿和嘲弄事实，任何可能确凿之事的任何事实，除了——因为届时他会继续前行并重新追随相反的本能——某个不变的事实，也是唯一他声称确定拥有的事实：在这世上他只爱过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玛利亚，他亲爱的已故母亲，我不可冒犯的第一任妻子。
四、在漫长的饭后闲谈时，理论上应当感到伤感的艾琳，略带天真地跟蒙塔诺说，他也可以爱她呀。我的儿子盯着她，用那双蓝色的、几乎总是冰冷的眼睛，跟他母亲那冷漠的蓝色眼睛一个模样。艾琳害怕了，我能确定蒙塔诺轻易就能驾驭她。但事实上她的恐惧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因为过了不久她就大胆地跟我的儿子说，固守在失去母亲的忧伤中，是一种冷酷无情的固执。但那不是说这话的好时机。蒙塔诺的心情一下子变得阴郁和怪异。我马上问他怎么了，除了对她的厌烦和生气。他变得很奇怪，眼神里充满暴躁，我从未见过他这样的表情。我再一次问他怎么了，但他还是没有回答。他的蓝色眼睛变得更加冰冷。
“你看着很阴郁。”我说。
“我很阴郁？”他嘲笑地说道，“没有，我的阁下，太阳整天都在照着我。”
他的回答跟哈姆雷特的一样——“太阳整天都在照着我”，跟那位王子说的一模一样——我找到了证据，至少找到了一个。他可能想为母亲报仇。他不止一次愚蠢地暗示是我杀害了她。也许我找到的并不是什么证据，而他也没有想到哈姆雷特，甚至什么也没有想，只是他写作能力的丧失导致了那令人费解的、反复无常的表现。
无论如何，哈姆雷特不期而至，让我想起了晚上在酒店睡不着时在脑海里闪现的一个想法。这个想法跟哈姆雷特有点关系，目的是帮助蒙塔诺克服对于不能写作的焦虑。这个想法是这么形成的：晚上睡不着时，我打开房间里的灯，我觉得自己看见了地毯上有只蜘蛛在爬。那只毫无戒心的、匆忙行进的蜘蛛，笨拙地拽着身子朝我的方向爬着。突然它发现前方有个巨大的影子，于是停了下来，不知道究竟该往后撤还是往前爬，只能一动不动地察看着那强大的敌人。我才动了一下，它就仿佛攒足了勇气，继续往前爬，莽撞、狡猾和恐惧交织在一起。它爬到我旁边时，对它嫌弃不已的我正要压死它，但最终还是掀起地毯让它逃走，给它留了一条活路。为什么？因为我的人生哲学是超越原始冲动的，而哈姆雷特——那时我联想到他——则徘徊在理性（什么都不做）和轻视理性而遵循一种古老的、我们称之为复仇的伦理习俗之间，后者实质上是一种原始的、不理性的行为。这种徘徊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的伟大所在，我在我的倒数第二本书中解释过这个观点。
就这样，我从蜘蛛想到了哈姆雷特，然后联想到我的同行哈罗德·布鲁姆(15)。他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问道：“为什么哈姆雷特从海外归来？”他本可以前往维滕堡、巴黎或者伦敦。但实际上——布鲁姆告诉我们——他已不可能回到维滕堡求学，第五幕中的王子没有什么需要学的了，他已经知晓一切。回去的那个人，是那天半夜里让我觉得像雅克·瓦谢的一个鬼魂。
这就是昨天晚上在酒店房间里发生的事情。现在我在这个地方写着这篇正在演变成小说的日记。在布鲁姆的问题的启发下，我想到了一个类似的问题，今天可以向蒙塔诺提出，也许能将他导向一条正确的道路，将他从绝望的文学创作前景中解救出来。
那问题就是：为什么马塞尔·杜尚(16)从海外归来？
我说杜尚从海外归来，指的是他在美国、大西洋的对岸旅居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在一个晴朗的日子回到了巴黎，在那里——带着作为一个知晓一切的人对艺术创作的清晰态度——沿袭他对“压死蜘蛛”这种原始冲动行径的抗拒，我想说的是他拒绝重复那些为人熟知的套路来创造艺术作品。
昨晚在这个房间里辗转反侧时，我就想，明天一见到蒙塔诺就跟他说，如果他唯一的心结是文学创作停滞的问题，那么解决方法很简单。杜尚的解决方法。也就是说，平静地专注于什么都不做，这是已经知晓一切的艺术家做的事情。杜尚终其一生不与因循守旧的艺术家为伍，将在海外历尽一切归来的人应有的智慧具象化，因此他是一个快乐的鬼魂，每天唯一的事情就是延续快乐，比如不在书页上，而是在日常空气中或者生活捉摸不定的表象上写作的快乐。难道这是什么惊人举动吗？
这对蒙塔诺而言是一个很好的计划：效仿杜尚的行为准则，像他那样，既不痛苦也不显得怪异，你就说你什么也不做。这对我儿子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计划，让他从那条狭窄的死胡同中逃出来。这个计划复杂——要求从蜘蛛联想到哈姆雷特、布鲁姆和杜尚——而实质上出奇地简单。无论如何，这对蒙塔诺而言是一个很好的计划。这是昨晚我在这个酒店里辗转反侧时所想到的，然而今天醒来时却忘得一干二净。不过哈姆雷特的鬼魂突然闯入希加尔餐厅，使我记起来了。只需要问他——装出天真无邪的姿态——为什么马塞尔·杜尚从海外归来？
五、希加尔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餐厅，不仅因为雅克·德米(17)于六十年代在这里拍摄了那部享有盛名的电影《萝拉》(18)。正当我们谈论着这些，并争论谁来结账的时候，可能那不是合适的时候，也许是为了终结关于结账的争论，同时出于好意帮助他解决不能写作的问题，就在那个不合适的时候，我想起向他提出我在酒店想到的那个问题。
“为什么马塞尔·杜尚从海外归来？”
我现在懂得了，当时我本该做好铺垫，先跟他说布鲁姆、蜘蛛，以及我这个患有文学病的脑子里的一切，正是这些让我炮制了那个复杂而实质上简单的问题。我希望以此不动声色地帮助他，事实上也付诸实施了——我是这么认为的——这个满怀好意的杜尚计划。
我的儿子已不再追随哈姆雷特的鬼魂，而是变成了一个誓要报仇的怪物，同样地——必须要说出事实的全部——以哈姆雷特的方式。他脸色的变化令人害怕，瞳孔以一种惊人的方式突然扩大。当他这样回答的时候，我几乎感觉到了从他口中喷出的怒火：
“为了看海。”
我记起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有一天，他没有任何原因地——如果不是为了让我们害怕他——突然改变了那张天使般的脸庞，露出可怕的表情。他对我们说——这也预示了他未来将要从事文学——大海由人的面孔、死人的面孔拼接而成。那天我和他那位早逝的母亲就已经预知我们儿子将来的执拗性格，尽管我们没能够预想到——这是自然——终有一天生活在南特的他竟会像哈姆雷特的鬼魂般，行为如此让人难以预料。
“我觉得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今天我在希加尔跟他说，“我问你关于杜尚的事，是因为我认为生活中没有写作、成为文学界的杜尚也不失为一个好的计划。”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接下来说的话，以及那慌乱的眼神，他突然开始寻求复仇。
“都是你的错，”他对我说，“因为你的弥天大错，你看看现在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就在这个瞬间：贡萨洛·罗哈斯(19)的记忆正在入侵胡斯托·纳瓦罗的脑海，我正在重新经历那位诗人写下那些诗句的晚上，在那些诗句里，兰波(20)敲打着元音的节奏，洛特雷阿蒙(21)放声长嚎，卡夫卡的文字光芒四射，艾兹拉·庞德(22)与天使们讨论着一个表意符号，还有我的母亲，我那可怜的母亲……”
他的样子很可怕，他的瞳孔越发地扩大了。
“还有我的母亲，”他说，“听着那场钢琴音乐会，对她而言那是一场精美的谋杀。”
在那一刻，我只想到了罗莎对我的提醒是有道理的，她说作为一个继承了我所有的神经质和狂热的人，蒙塔诺是世界上最不可能帮助我冲淡文学在生命中的过度存在感的人。
在那一刻，我已经看清楚，继续留在蒙塔诺身边只会让我病得越发严重。因为我很清楚，蒙塔诺的病，与我的病一样，都是文学病。我对自己说，既然蒙塔诺继承了他父亲的疾病，那么说到底——姑且给这种疾病取个名字——我患上的便是蒙塔诺的文学病。
看着儿子时，我对此更加深信不疑。他那哈姆雷特式的脾气，那带有攻击性的戏码，那关于作家的记忆入侵他人记忆的故事，对于他父亲而言绝对是一种危险，只能加重他父亲的文学病。
“你杀害了她。”蒙塔诺突然跟我说。
我们的谈话竟到了这个地步。很显然，他把自己当成了哈姆雷特，想要俘获国王的良知，也就是我的良知。
“我的天，”我对他说，“我没有杀害你的母亲。”
艾琳开始放声大哭。
外面下着雨，雨落在南特的街道上，待在这个酒店的房间里让人感觉舒适。好吧，我们来看看：我没有杀害他的母亲。这是首先要明确的。那个关于我谋杀了她的想法是一个如我儿子般的病人的典型文学构建。雨下在南特的街道上，这让我想起了芭芭拉那首描述这般场景的歌。我接连喝了两杯水，仿佛我在以这种方式冲淡那个问题的影响，蒙塔诺对我的影响。刚才我看着窗外的一个男人，双臂以不同的姿势举在半空中，然后转身走向雾中——那时的雾很重——他仿佛在试图扎进雾中。
我没有杀害他的母亲。我记得很清楚，事实是这样的：玛利亚朝着阳台疯狂地奔跑，往空中可怕地一跃而下，可怜的忧伤的蒙塔诺就这样被这位母亲遗弃了，这位生下了他的母亲。
我记得她疯狂地向阳台奔跑，在普罗旺斯街我们的住处，撞断了护栏，从六楼跳了下去，就像家庭主妇冷漠地从窗口泼出一桶脏水。
在葬礼上，我假装着将永远承受折磨的样子，朗诵了艾略特的几行诗：“那是燃烧的玫瑰留下的灰烬/粉末飘浮在空气里/标记着一个故事终结的地方。”
我没有杀害他的母亲。
今天在希加尔餐厅，为了制止他那可怕的、失实的想象，我对他说：
“你没别的能耐，只知道让那些吸我血的苍蝇活过来。”
我对他说这样奇怪的话，部分原因是我想起了他看见的那片由死人的脸拼接成的海，继而想到一位老朋友，他总说他想用同一只苍蝇教训两个笨蛋。另一部分原因是，我觉得儿子——他意识到了我也有蒙塔诺的文学病——想吸我的血，用最后一剂过量的文学夺去我的性命。
这没什么稀奇的，我的儿子只是单纯地企图杀害父亲，这是西方世界里很寻常的一个愿望。唯一稀奇的事，是他通过文学的途径来置我于死地。然而，只要见识过蒙塔诺的怪异，其他怪异的事就不足为奇了。总而言之，我在希加尔餐厅时就明白了，我不能再冒这样的险，最好尽快离开南特。我不能继续在那里像一个平庸的哈姆雷特那样踌躇不定，怀疑蒙塔诺究竟是真的疯了，还是假装疯了；这个可怜的孩子只是因为无法写作而备受折磨（仅此而已），还是他确实想为母亲的死报仇；抑或他想要将自己的病传染给我，从而加重我的病，用过量的文学终结我的性命。
“你在跟我说什么苍蝇？”他对我说，“你总是试图以批评家的身份教训我。”
那是我一直欠缺的。也是我唯一欠缺的，也就是作为叙事者的他指责身为评论家的我。那时我看着他，以一种无以复加的权威态度。突然，不知为何——我猜是因为哈姆雷特的鬼魂一直在场——我想起了在罗萨斯(23)见过一次的掘墓人，他边唱歌边掘坟墓。我顿时想到在《哈姆雷特》里总有这么一个人物存在，一个唱着歌的掘墓人。
我对儿子感到极度厌烦，以至于几乎要说出边唱着歌边给他掘墓那样的话了。但看来不应该再火上浇油了。取而代之，我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奇怪的样子。那一刻我心里已然十分清楚，依着他的回答，我应该跑着离开那里，在他给我注入那最后的一点剂量之前。
“奇怪的那个人，”他对我说，“是你，你来到南特，说自己得了文学病，这是显而易见的事。然后你问我关于海和杜尚的事。”在那一刹那，我开始厌恶自己昨天愉快地跟他敞开心扉，说我感觉身边充满了书和有关作家的引文。我差点——幸好我没有那样做——还跟他坦言了，自从来到南特，我就感到自己困在了一部小说里，一部我逐渐转抄到日记里的小说；而蒙塔诺的文学病，正对这部小说的神秘节奏，做出规律明显的标注。
我们在餐厅里陷入了这样一种紧张局面，于是我对艾琳和儿子说，我现在先走路回酒店，傍晚再去书店找他们。
一个小时前，我已经把行李收拾好。我在日记里写下这最后几行，然后就到车站，搭最早的一班火车离开这个城市，最早的一班。我知道这样做很“文学”，我还知道火车本身也很“文学”，但没关系，我将搭乘最早的一班火车离开南特，离开这里和在这里的儿子，管他边唱歌边给谁掘墓——只要不是我的。
火车悄悄地离开南特，我逐渐远离凡尔纳的城市，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气。恩斯特·荣格(24)在日记中写道，瞳孔扩大的人会立即引起他人的不信任。孩子们——这是我的想法——尤其像我儿子那样变得如此极端危险的，来到世界的唯一作用就是加重父母的病，有时候是为了杀掉他们。人们说这是生命的规律，有些人死去，是为了有些人降生。然而我并不想因为过量的文学死去，也不想死于哈姆雷特的复仇之剑下。我对于杀害父亲没什么意见，只要那个父亲不是我。
我离开了南特，离开了那个丹麦皇室。
即便假定我现在发现了儿子是世界上最健康的人，而我才是那个怪异的人，情况也不会变化，我同样会离开南特，因为我很清楚我的儿子，那个无辜的或危险的凶手，自从我来到这个城市，他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让我的文学病变得越来越严重。我很清楚，只要我在南特多逗留几个小时，我最终将会变成——如果说我现在还不是的话——这个地球上最“文学”的人。
南特被留在了身后，这个优雅的外省城市，它沿河而建，四面通达；它开放，却也封闭；它是个文学之城：凡尔纳、瓦谢、朱利安·格拉克(25)，不胜枚举，他们或出生在南特，或出生在它的周边。
没过多久，我就开始想到西红柿和芦笋，还有这片土地上长出的所有作物，稍稍忘掉了文学。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我不需要把任何事物与文学联系起来，能够暂时放下它。同样地，尽管只是在某一段时间内，我将搁置这一篇正在演变成小说的日记。我需要把注意力完全转移到自然界的事物上，思考随便一件难以让我联想到文学的鸡毛蒜皮的事。“可以说有一种病跟写作有关。”现在我记起玛格丽特·杜拉斯(26)的这句话。我想从这个病中逃离好一段时间。
是的，别再想文学了。幸好，那危险的南特已经被抛在身后。我要看看沿途的景致，寻找在这烟雨笼罩下的草原上，有没有呆笨的奶牛在吃草。做什么都好，只要不是写作或者想到文学术语。我为蒙塔诺感到悲哀，也许他对我产生了幻觉。但他可以寻找下一个受害者了。别再跟我扯上关系。让他唱着歌给别的人掘墓吧。
在二十世纪的尾声，我来到了瓦尔帕莱索(27)思考火药。那并不是我到访智利这座港口城市的准确原因，只是那天恰逢跨年的特别日子，我在布莱顿酒店的天台，看着烟火绽放，辞别一个世纪。于是我感到在冥冥之中，命运安排我来到了瓦尔帕莱索思考火药。还有思考死亡，应当毫无保留地说。烟花和死亡，占据了我所有的思绪，就在我从布莱顿酒店的天台眺望港湾的时候。眼前的港湾变成一幅烟雾弥漫的幽暗的画，在那个天台上，我有玛戈特和汤格做伴。
我是在罗莎的强制命令下来到智利的。她觉得我烦透了，要我离开几天，走得越远越好。去智利吧，她说，比如去智利。那里有玛戈特·瓦莱丽，我们那勇敢的飞行员朋友。她可以帮助我，罗莎说。玛戈特的众多优点之一是对文学一无所知，对书更是只字不提。
我在一个世纪终结的前一天到达智利，没有带上这篇正在演变成小说的日记，我只想什么都不读、不写，只眺望我平生第一次身临的太平洋，欣赏它那为人称道的纯粹的蓝。无论如何也不想任何能与文学和死亡扯上关系的东西，这是我自从强迫自己不想文学时起，最常想到的事。
罗莎陪我到了机场，临别时给了我深深的一个吻。看吧，她说，你回来时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在我出发前那几天，她过的是地狱般的生活。结束南特的短暂旅程后，回到巴塞罗那的我比离开时还要糟糕得多。我从南特本可以到巴黎，那也是最合理的，但那时的我太笨了，在南特的车站搭上了出现的第一列火车——“第一列火车”总是一个非常“文学”的、浪漫的，也是贻害无穷的想法——几个小时后，愚蠢的我又回到了巴塞罗那。在那里，我拒绝想任何与文学有关联的东西，那些日子变得空洞和无法理解，最终我想到了死亡，那正是文学里最常涉及的主题。
我甚至在睡梦中也想到死亡。一天下午，我在家中的客厅里突然觉得也许重新拿起某本书来读，也比打开电视看那些娱乐花边节目强——它们不会让我联想到文学，但带来的焦虑感增强到让我不禁想到死亡。但我选错了书。我闭上眼在书架上随机地抽了一本，翻到了作者托马斯·布朗(28)的生平介绍，不知为何，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一个爱说笑的、热爱生活的人，然而，我随即变得焦虑不已。我曾经读过布朗的某段文字，他梦见自己从高处俯瞰熟睡的身体，最后居然大胆地写道，如果沿着太阳落下的轨迹在地球上空飞行，我们将会看到整个地球就是一片广大的墓地。
我的天，多可怕的焦虑。我合上书，把它扔到地上，仿佛要把它烧掉。我重新打开电视，那时正在播放一场足球比赛，画面聚焦在一位受伤球员的痛苦表情上。我的天，多可怕的焦虑，我又想到了死亡。
在巴塞罗那的每一天都很可怕，我时刻笼罩在死亡的阴影里。我在梦里大哭，然后醒来，告诉罗莎什么也没发生，真的，罗莎，只是一个梦或者类似的东西，什么也没发生。但那不是梦或者噩梦，是一个阴森的声音，我很清楚，那是一个夜以继日在我脑海里萦绕的声音，它告诉我，我将要死亡，我离死亡不远了。我在夜里醒来，告诉罗莎什么事情也没发生，那只是一个梦；但没过多久我就会走到厨房，给自己倒一杯酒。罗莎跟踪我到了厨房，逮着了手握酒瓶的我。她说我看上去糟透了，还不如重新执笔写评论，研究文学或者旅行，对了，旅行到一个遥远的国家，我需要这么做。我在那里神不守舍，憔悴悲伤，眼神空洞地看着厨房里挂着的日历。
我决定重新开始写评论，他们给我寄来的第一本书是泽巴尔德(29)的《土星环》(30)。报馆的编辑给我寄来那本书，仿佛是为了将我永远埋在他作品那冰川般冷峻的美之中。我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们跟我讲过，并且我在阅读的过程中印证了：叙事者所见的世界笼罩在一片奇怪的寂静之中，我们所有人类仿佛在透过两重玻璃看东西。有时候，那个叙事者不知道究竟身处“有生命存在的地球还是在其他地方”。我的天，多可怕的焦虑。他从英格兰海岸的萨福克郡(31)出发，徒步开始了这段旅程，为的是“填补内心的空白”——因为自他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后，那片空白就在他的心里不断延展。眼前那小小的村落，沿途的风光，衰败的残垣，让他从过去的残迹中看到了世界的全部。在沿着海岸线的朝圣之路上，他难见欢乐、光明和生机。对于一个死去的人——叙事者似乎这么说——整个世界就是一片广阔的墓地。
他们给我寄来的下一本书是——刚经过重新编辑的——丹尼洛·契斯(32)的《死亡百科全书》。那是九篇故事的合集，其中最奇特的一篇——它那挥之不去的阴影甚至伴随我到了智利，这点我很快就知道了——是构建在现实基础上的：它讲述一个人在一次远足中不得不在“丛林深处”一家破败的旅馆过夜的故事。在梦里，他突然目睹了一场谋杀案的所有细节，这将发生在三年之后，在他当前身处的那个房间；受害者的名字是维克多·阿诺，是一个律师。幸好这个梦一直保存在他的记忆中，凶手才得以落网。
我的天，多可怕的焦虑。一天下午，罗莎看见沉默的我，面对厨房里挂着的日历，几乎被恐惧和冰川般的冷峻美感冻僵。只有马提尼克岛朗姆酒(33)瓶上贴的金色标签，给这个场景添了一点亮色。正是在那个时候，我想到了不能再在文学里钻牛角尖了，更不能再徘徊在死亡的话题里；我要去智利，那里有玛戈特·瓦莱丽，她到了八十岁仍然朝气蓬勃，她一定能给我帮助。
我一下子就决定了，罗莎的话有道理，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一场旅行。罗莎和我于1998年的夏天在巴塞罗那认识了这位勇敢的女飞行员玛戈特·瓦莱丽，与她成了好朋友。要是我们到智利，她一定会邀请我们去她在图肯(34)的家，房子就在昆泰湾(35)上，俯瞰太平洋。玛戈特的人生经历丰富有趣，这让她成了帮助我克服蒙塔诺阴影的理想人选。她在布埃诺河(36)附近的特拉分出生，自小喜欢骑马和在皮尔姆伊肯河(37)上划船。童年时的她在骑马或划船的地方，经常入迷地看着从河流上空掠过的飞机。九岁时，她母亲送给她一台望远镜，让她能近距离地观察高空中那些往返于圣地亚哥和蒙特港(38)之间的智利国家航空公司的邮政运输飞机。玛戈特很快就明白，她是注定要当飞行员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是自由法国空军的飞行员，这是她引以为傲的一段经历。现在八十岁了，她仍然在驾驶飞机，终其一生仿佛驾驶着一架无需燃料的飞机，自在驰骋，不为文学或死亡所束缚。因此，在巴塞罗那的某天，我问她怎么看作家兼飞行员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39)，她回答道，文学对她来说无聊透了——也许是因为自幼受到祖父的强迫——她尤其厌恶刚才我提到的这位令人难以忍受的法国作家的所谓飞行员的“神秘文学”，再说了，他的飞行技术并没有传说中那么好。
她觉得文学无聊透顶，这不是很好吗？我只听她说过一句带点文学意味的话——某天我问她，我是否应该相信她在这个年纪还在飞行；“当然了，”她回答道，“我当然还在撼动天空。”
这正是我在给她打电话的时候提醒她想起的一句话，在电话里，我问她在这个年底、这个世纪末到图肯的昆泰湾探访她是否合适。她一上来就开玩笑地问我是不是跟罗莎分手了。我跟她解释了最近发生的事，以及罗莎在巴塞罗那，还有几项工作所以离不开——她在亚速尔群岛(40)为一部电影的拍摄做准备——而且她正是最需要逃离我的文学神经机能病的人。
在去往智利的路上，我一直在睡觉。在一片安眠药和下一片安眠药之间，我仅有的几分钟清醒几乎是难以忍受的。无奈之下我便翻看航空公司的杂志，其中巴勃罗·聂鲁达(41)的几行诗让我的思绪停止在那里，把文学与死亡又摆在了我眼前：“有孤独的墓地/藏满尸骨的无声的坟墓/心在穿越一条隧道/黑暗，黑暗，黑暗/我们的死去像一场通往内在的灾难……”
这些诗句对于葬礼来说是极美的，但对于一个在两场梦之间醒着的人来说则一点也不合适。当我在两片安眠药的作用下睡了两觉，再观赏完聂鲁达的幕间演出后，我到达了圣地亚哥。玛戈特站在舷梯脚下，她那充满生命力的微笑让我振作了起来。但陪在她身边的男人长得很丑，简直是诺斯费拉图(42)的某种升级恐怖版，这让我在一段时间内无法避免地又想到了聂鲁达的诗和死亡。
“我向你介绍，”她对我说，“费利佩·汤格，世上最丑的人。你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
得了吧，费利佩·汤格，世上最丑的人。在这个世纪的倒数第二天，我和他在圣地亚哥机场相识，就像我刚在这篇日记中提到的那样——我从智利回去后又重新开始写这篇日记了。奇怪的是，我在巴塞罗那写着我在圣地亚哥认识丑汤格的场景，而十分钟后我就该离开家门去找他，然后一起到格拉西亚区(43)的恩瓦里拉餐厅(44)吃午饭。我的朋友汤格来巴塞罗那是为了一部纪录片的工作，那是罗莎正在筹备的一部关于捕鲸人生活的纪录片，马上就要在亚速尔群岛开拍了。
正是我，当然了，从智利回来后向罗莎提议在影片中给汤格一个角色，扮演一位假捕鲸人。他在纪录片中的出镜也许会令人不安，毕竟他不仅是危险的诺斯费拉图，而且是从业多年的职业演员，演技老练，并且在法国很有名，他在那里已经生活了半个世纪。我觉得他能胜任假捕鲸人的角色，胜任亚速尔群岛上怪异的诺斯费拉图的角色。
罗莎的纪录片旨在记录亚速尔群岛地区的鲸鱼和捕鲸人生活的压抑现状，《白鲸》的文学基调贯穿始终。但影片还带有一点虚构性质，它糅合了现实和幻想，而在幻想的部分汤格可以尽情发挥，在影片的开头——我作为编剧参与其中——说我所写的那些台词。
我的朋友汤格长得确实难以恭维，但他的友善性格、优雅穿着和文化涵养，让人在看习惯后就不觉得他多么可怕了。在圣地亚哥机场初次见他的时候，我马上就想到了诺斯费拉图，但我忍住了没说，因为对一个刚认识的人说他长得像德拉库拉(45)是缺乏教养的行为。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毕竟我长得也有点像演员克里斯托弗·李(46)，他在五十年代的电影中曾扮演过德拉库拉。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几乎马上就开始谈论自己那引人注目的奇特长相了。
我的朋友汤格如今七十四岁，头发剃光，长着蝙蝠一样的耳朵。他从半个世纪前开始生活在巴黎，但他出身于一个匈牙利的犹太家庭，然后全家移民到智利，在圣费利佩定居。我这位朋友的真名是费利佩·克尔提斯，他最近在一部电影里扮演一个专门绑架儿童的邪恶老人，由此在法国声名大振。此外还有一些角色也让他名声在外，比如在费里尼(47)的一部作品中扮演的蜻蜓人，在匈牙利演员贝拉·卢戈西(48)的一部传记电影中扮演主角。
因为玛戈特的得力帮助，我和丑汤格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建立起了友好的互动，以至于我们还没有离开机场，他就问我想不想知道他在小时候是怎样意识到自己是奇特的。
“我很乐意知道。”我对他说。
“你看，在大概七岁时，有一次我跟家人去郊游。我母亲的一位朋友奥尔加也跟我们一起去。当时奥尔加正怀着孕，某一瞬间，在盯着我看很久以后，她问我母亲：‘你觉得我的宝贝会从我的血液里吸奶吗？’我听到后，便用孩子的语气跟奥尔加说：‘你怎么可以这么笨？’她生气地看着我，说：‘我的天，你怎么可以这么坏，长得这么丑？’回到家后，我问母亲我是不是真的很丑，她对我说：‘只在智利是这样。’就在那一刹那，我发誓要把这个地球都走遍。”
而事实上，汤格从来不觉得自己丑。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有一回，有一个女孩爱上了他。女孩去他住的地下室附近一间商铺买东西。那里不见阳光。她后来便开始追求他。汤格跟她解释，她的热恋只是一种光效应，在生活中不该这么“文学”，如果她知道他喜欢男性，她或许会死掉的。就这样，汤格从根源上斩断了她的情丝。
汤格认为，一般来说爱情故事不是关于性爱的故事，而是关于温柔的故事。他说人们不懂得这一点，或者即使懂得也只懂了十分钟，因为他们不想懂得。
就在说到十分钟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写下这一切所需的十分钟。我走了，我跑着去与汤格见面，这个奇怪的人，我的朋友。
我们在恩瓦里拉餐厅吃完饭后，汤格对于亚速尔群岛的那部电影表现得兴致勃勃。我们在午餐时讨论这部我负责写剧本的电影，相谈甚欢。我们还谈了一点关于蒙塔诺的事，我感谢汤格给予的有用建议，以及他推荐我在瓦尔帕莱索做的事，最后我们想起在圣地亚哥机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记起在黄昏时乘坐玛戈特驾驶的雪佛兰汽车，沿着二级公路驶往太平洋边上的图肯。那是我第一次身临太平洋，很多时候我会站在天台上，沉默地眺望那片海洋，想着我留在巴塞罗那的这篇日记。我很遗憾没有把它带在身边，没能记录我面对这期盼多年的情境时的兴奋心情：眼前太平洋那纯粹的蓝，漫长而惊艳的日落，一切令人难以忘怀。还有那从海那边传来的低沉而凶猛的古代战争的呼喊。
图肯共有四座独立的、筑在柱子之上的木房子，它们坐落在海边一片开阔的土地上。玛戈特活跃了晚间派对的氛围，她唱着山地和海边的民谣，讲述她最惊险的几次飞行故事。她讲了一次特别难忘的经历，也许是因为她给予了那次经历特别的重视：在某一次激烈交战中，她失去了对飞机的控制，那时防空炮弹正在向敌军袭来，她处于枪林弹雨之中，回到基地时还发现飞机后轮有子弹划过的痕迹。
汤格听罢这故事，便转过来跟我说他有像玛戈特那样的记忆，只是要把战斗机的后轮换成被一辆智利的火车擦过的阿喀琉斯的脚后跟。
我请求汤格讲得更清楚一点。
于是，他讲到了十七岁的某一天，他想卧轨自杀。但那列火车行驶速度太慢了——在那个年代智利所有火车的速度都非常慢——所以有足够的时间刹车停下来。他在最后关头逃跑了，就在最后一秒，尽管他的半个脚后跟被惊险地轧在了车轮底下。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法实现成为舞蹈演员的梦想，失去了完成一些高难度动作所需的支点。
那天在图肯的晚间派对持续到夜深。我们时常大笑，讲了许多故事。我说了一些经历，重点讲了某些往事。我想起了父亲的形象，一个像卡夫卡的父亲那样白手起家的男人，很明显，我无可避免地总会在文学中寻找参照，我还想起了我那可怜的母亲，她有点像——我又陷入了文学之中——阿根廷女诗人阿莱杭德娜·皮扎尼克(49)，脆弱而怪异，终日与药物为伴，徘徊在自杀的边缘。我还记得七十年代我住在柏林和巴黎的日子，那时我自认为是极端左派——在家庭的支持下——结交的是英格丽特·卡文(50)那样的地下党朋友。我又想起了第一任妻子的自杀，就像泼到街上的一桶——也许她就是，我觉得——脏水。我记起了在巴塞罗那的罗维拉广场度过的童年，在那个忽明忽暗和道德缺失的年代，我乔装穿上学院长袍，一副十足的傻瓜模样，手指间夹着一支愚蠢的粉笔，带着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惹人讨厌的气质。我想起了罗莎像蝼蚁那样工作，为自己电影事业的发展开辟道路。我想起我们这代人是如何热切地希望改变世界，我还说如果我们那些曾经的梦想没有成为现实，也许会更好。我记起少年时代读过许多聂鲁达的文字，偶尔下雨时会哭。发现自己陷入回忆时我终于回忆起写作的自己——而最后——发现自己回忆起写作的自己时我回忆起自己。
然后我再也回忆不起任何事情，因为已经很晚，我们要回去睡觉了。我觉得玛戈特和汤格是在一起睡的。我在楼上的房间里干瞪着眼睛，到最后终于能睡着时，我觉得我清楚地看到了——就像丹尼洛·契斯创造出故事里的一个人物那样——一场可能发生的、应该说是将要发生的剧烈争吵的所有细节。那是发生在三年以后的事，是蒙塔诺——身穿英国飞行员制服——和可怜的玛戈特之间的一场争论，后者用以保护自己的武器是一把军刀。
我起床的时候满身大汗，头脑混沌，于是决定下楼到门廊抽一支烟。我边抽烟，边欣赏着太平洋，像我这样用文学来思考一切的人，不禁想到了我仰慕的西里尔·康纳里(51)的人生中一个很确切的时刻，在他日记中记录下来的一个瞬间：他独自一人在火车车厢里，播放着狐步舞曲的唱片，此时三十年代的英国景色在车窗外飞驰而过，他感觉自己终于成为了一个有趣的人。
一个美好的变化突然发生了。我很快就走出了内在的、关于蒙塔诺的噩梦，转而感受到外在的、身临太平洋的喜悦。我也是——如果我想这么认为的话——一个有趣的人。我想我听到了一首狐步舞曲；我望向天空，确定看到了满月。没有什么事，我想，能比得上在夜里独处。我决心在别的私人日记中寻找其他振奋人心的记忆。像我这样用文学来思考一切的人很快便找到了，一幕仿佛是康纳里的记忆的场景浮现在我的脑海中，那是安德烈·纪德(52)的日记中的一页，大概是这么写的：“尽管太过寂静，但我喜欢在这列车的车厢里旅行，与法布里斯（注意：纪德在此处指的是他自己）做伴。今天，乘坐头等车厢的他，身穿一套剪裁特别的西服，头戴一顶让他显得风度非凡的帽子，惊愕地碰触镜中的自己，被自己深深迷住，发现自己是全世界最有趣的人。”
带着难以名状的自负以及愉悦的心情，我决定在房子附近转一转，在夜里走几步，两步、四步、八步。走了三四分钟后，我在不知不觉中已离图肯小镇的那些木房子越来越远。我走到一片开阔的空地上，风开始吹得有点恼人。像我这样用文学来思考的人便想到了歌德：“是谁在漫步，在深夜，在风中？”当然了，没人回答我。寂静融合在短促的阵风中，使我的自负和愉悦渐渐归于平和。我仔细想好该干什么，便开始沿着陡峭的坡往上走，深信到达坡顶时便不会再见到其他东西，在另一边什么都没有，同样地——我有点窒息地对自己说——人在死后便也什么都没有了。然而还是有点什么在那里。
在一百米开外的地方，一座房子的一层灯火通明，可以看到一些年轻人眉飞色舞地在聊天。我躲藏在树丛里，在夜色的掩护下，一步一步地走近那个房子，试图缩小我和那些年轻人的距离，也许这样能听到或窥探他们正在说的话。我正在走向一个我认为不至于越界同时又很巧妙的位置，我认为在那里可以听到和看到一切。但当我到达那个位置时，我发现自己错了，如果要侦察那座房子，我应该再走近一些，但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先不说在夜里鬼鬼祟祟地散步这件事本身是恐怖的，最终我还可能被发现，被认为是小偷，无论如何，我都是一个陌生的、很可能是危险的来客。然而好奇心——正如博尔赫斯说的又被人们反复引用的那句话——可以超越恐惧。我又走近了许多，突然惊讶地发现了一个事实，那些在欢乐地聚会的不是年轻人，而是老年人，应该说是已经很年老的人，他们看起来——我觉得——像是从奇幻故事里走出来的。
一开始在满月的月光下让我自我感觉是有趣的人的快乐，逐渐变成了阴暗和衰老。不可以——我对自己说——不可以有这么多文学，不可以有这么多焦虑，这么多衰老，这么多死亡，我的天，不可以这样，我出来原本只想开心地散个步，结果还是遇到了死亡，一群老人，还有奇幻文学。显然我在智利也未能逃离那个私人的、焦虑的封闭循环。
我在那里待了一阵子，窃听那群老人的谈话。我听见其中一个人说，按照他们那个年代的风俗，一个人死去以后要用黑色的绸布盖上他房子里的所有镜子和带有他家乡风景的画。但另一位老人跟他说，不仅要盖上带风景的画，还得盖上所有带人像或田野果实的画。
那一切是多么地悲伤而真实。但同时又带有那样深刻的文学意味。死亡似乎主宰着一切。图肯似乎也没能让我忘却那些缠绕我的念头。为了避免最终被发现的下场，我转身开始走回玛戈特的家。在转身之际我感到了深深的哀伤，那就像走上我死后的第一段路。为了不让我的灵魂被镜子或景色引走，我惶恐地盯着地面，走在昆泰湾这片智利土地上，带着前所未有的恐惧，就像走在我死后生命的第一段海岸线上。
下午五点钟，我稍事休息，那正是喝干马天尼的时间，我要给自己调一杯，尽管今天我和汤格午饭时吃了太多，我实际上需要的是消食片。或者阿司匹林，因为我有点头痛，我所做的事情都不简单：招待汤格，跟他吃饭，然后回到家在这本本子里记录下上一个年底在智利的旅行，还有，因为剧本的需要，我不得不深入地回想那个夜里我在图肯的房子周边散步的不愉快经历。
我喝了两杯干马天尼，而不是一杯。当我正要喝完第二杯的时候，我听到了钥匙的声音，罗莎正要走进家门。我觉得是时候告诉她关于这篇日记的情况了，它不太像一部小说，而我到智利旅行的记录要推迟一点再继续写了。
因为有些最近发生的、跟家里有关的事想谈谈，所以我轻易就做出了决定——要找罗莎简单地讨论一下。最简单的方式是让她进厨房并发现我在喝第二杯干马天尼。但那也太容易了。就在我隐藏所有喝酒的罪证时，我想起了最近读的一本传记，它讲述了一个对酒精重度依赖的人，幸好他有一定的自制力，懂得控制自己，懂得节制地喝酒，规定每天中午12点前不喝酒，在中午喝完酒后到下午5点之前不喝酒。他知道这是一场艰难的斗争，一直都是。到了周末，他给门上漆，砍柴，修整草坪，每隔十分钟看一次手表，看到没到合法喝酒的时间。在差5分钟到5点的时候，他满头大汗，双手发抖地晃动着调酒杯，为自己准备一杯干马天尼。
我让罗莎走进厨房并看见我正在喝一杯水。“事情进展得不太好。”我对她说。我以这种方式发起一场讨论，给我的日记增添一点愤怒的现实成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她跟我说。“你觉得这就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共处的方式吗？”我问。“不是。”她说。“那我们谈谈吧。”她的神色紧张而苍白，眼睛没有发肿，反而不乏神采，眉毛稍稍挑起，显然她回来时已经工作得很劳累了。“汤格怎么样？”她问我。“他要给你很多个吻，还提醒你明天他会到你的办公室。”我回答道。“你毁掉了所有你爱的东西。”她突然说。我没想到会遭遇这样的诋毁。“我爱我的孩子们，我没有毁掉他们。”我试图以玩笑的方式来回答，那本来也不是值得真正吵起来的问题。“什么孩子？不要强迫蒙塔诺了，你让他整天只想着文学，已经对他造成了很大伤害。那可怜的孩子用书来说话，你知道用书说话是什么意思吗？”我思考了几秒钟，在告诉她原计划这次讨论的主题只是我的这篇日记、跟她说自我从智利回来后二人维持的这种闲适平静的状态很好之前，我对她说（我不想让她觉得，像我这样的彻头彻尾的文学评论家不懂得回答她的问题）：“用书说话就是阅读这个世界，仿佛它是一段无止境的文字的延续。”
第二天早上——现在我回到了图肯——这位了不起的玛戈特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一顿美味而丰盛的早餐。我无意隐藏我那深深的黑眼圈和担忧的神色，于是跟他们讲述了我昨晚的夜间散步，那些年老的年轻人，以及文学和死亡给我带来的地狱般的囚禁让我十分焦虑。
“如果你把这两种焦虑联合在一起，把它们集中成仅一种焦虑——那是完全不同的忧虑，是深层次的人文主义关怀——那你就解脱了。文学之死，打个比方，”汤格边喝着今天早上的第三杯咖啡边说，“你没想过，那可怜的文学，在我们当今的蛮荒时代，正在被上千种危险虎视眈眈吗？没想过它正受到死亡的直接威胁且需要你的帮助吗？”
我听到了他的话，但那时我没有以这个话题所要求的相应的严肃态度来理解这些话。那是因为玛戈特认为——我后来了解到——带来更多的文化问题只会让我更加痛苦，于是她马上转移了话题。她给我们的行程提供了许多指导，因为我们正要启程沿着二级公路开往瓦尔帕莱索的布莱顿酒店。我们将要在酒店天台的空中花园庆祝新世纪的到来。
在二十世纪的尾声，我来到了瓦尔帕莱索思考火药。那并不是我到这里的原因，但可以确定的是，命运以某种方式安排了我在布莱顿酒店的天台，面对那一年以及那个世纪之末的烟花，让我觉得来到这里是为了思考火药。
从布莱顿的空中花园可以观赏到海湾的绝美景色。晚间12点的节目让人难忘，成了我这辈子最重要的回忆之一：烟花从停靠在港湾里的船只腾空绽放，伴随着海洋深处传来的美人鱼的窃窃私语。
在独裁时代，瓦尔帕莱索的烟花曾经是民众对于皮诺切时代火药的某种隐秘回应，于是在那个世纪末的晚上，一些对多年的沉默和罪行习以为常的人，不由得在布莱顿的天台上唱起那首著名的抗争之歌：“它将倒下，它将倒下……”(53)
烟花在空中绽放的画面持续着，我想，在这个晚上我能写出最悲伤的诗。玛戈特和汤格看见我有点不对劲，于是试着让我振奋起来。但我的思绪游走在充满隐喻的空间，那里有火药、孤独的墓地和藏满尸骨的无声坟墓。当那个灯火通明的瓦尔帕莱索暗了下来，我感到黑夜幻化成了一座巨型医院，我像曾经的里尔克(54)那样问自己：“人们来这里是为了存活吗？我说人们是来死亡的。”
我面朝大海，只看见一滴氤氲的黑色泪水，渐渐地，我被蒙塔诺的文学病战胜了，忧郁压倒性地击败了我。
我不曾寻找却总是碰到奇怪的事。那些奇怪的事物总有点——一个人很难逃脱自己的命运——与文学相关。本世纪第一天的下午，我离开了布莱顿那维多利亚式的空中花园，离开了醉酒的玛戈特和汤格，独自在瓦尔帕莱索的街道上走了一会儿。尽管我在与一切忧伤的念头抗争，但在这个城市的空气里，在它空气中的每一个微粒里，我无法不感受到命运、恐怖和死亡的存在。
正当我一边散步一边试图逃离死亡的阴影时，我的目光驻留在一位女子的甜美形象上。她坐在长椅上，晃动着一辆婴儿车。在那个不合适的时候，我决定向她走去。我坐在她旁边，看见那婴儿的额头上有一块明显的疹子。我马上走开了。那婴儿睡觉时张着嘴，他活着，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我跟自己说，人要知足。活着已经很好。不应该向生活要求更多。
我在一个看起来很欢乐的酒吧门前停了下来，旁边停着一辆缆车，这样的缆车在这座城市中数不胜数。酒吧门口有一些年轻人在说笑，我觉得进酒吧能帮助我走出抑郁，忘记那个熟睡的婴儿额头上那块可怕的疹子。我倚在拥挤的长吧台旁，点了一杯威士忌。我旁边是一位八十来岁的衣着典雅的老人，他自上而下地对我打量了一番。当看见我也在看他时，老人便问我是从哪里来的。“从巴塞罗那来。”我回答说。我问他是哪里人。一阵短暂的沉默。“我曾经是法国人，现在是死去的夏尔·波德莱尔(55)。”他回答道。
几分钟前我吃了一片消食片，以缓解和汤格吃午饭后进食过量的不适，以及在罗莎来之前偷喝了两杯干马天尼所引起的慌乱。虽说我吃消食片这件事对我的日记来说并不重要，这件事本身不重要，但它跟蒙塔诺有直接的关系。就像我每次打鸡蛋壳时都会想起玛利亚的自杀一样——一定是因为她每次看见我打鸡蛋都会嘲笑我动作生疏笨拙——自打从南特回来后，我就开始将消食片和蒙塔诺的写作困难联系起来，他对这种药情有独钟。我创造的这种关联并不是没有恶意的，这是我对儿子在南特给予我的哈姆雷特式对待的持续性报复——我现在会吃很多的消食片。
但从前天起——有趣的事发生了——我对药片和蒙塔诺之间的关联已不再感兴趣。两天前儿子给我寄来了一则他刚完成的短篇故事（那是不折不扣的药片），给他的写作困难画上了句号。从前天起我每天到厨房吃一片消食片，但我不再报复性地、无声地嘲笑他的写作困难，而是会记起他写的那篇故事，那不是一个拙劣的故事，它写得极好，那区区七页纸里包含了所有的文学记忆。我会记起他写的那篇故事——我很喜欢它，以致想成为它——不是因为我不能无声地报复他，而是因为我对他充满羡慕和喜爱（或许该说厌恶），事情有时就是这样。
埃德蒙·雅贝斯(56)曾说，一个人写作的风险是再也无法写作。我模仿雅贝斯的说法，不得不说我在智利的那些日子，每次和罗莎打电话都感觉冒着再也无法和她说话的风险。从第一次到最后一次通话，我一点也没听明白。罗莎的态度奇怪得不能再奇怪，她说的一切仿佛都在试图让我在智利待得越久越好，有时甚至让人觉得她希望我再也不要回去。我第一次给她打电话是在本世纪第一天的黄昏，在我遇见那位死去的夏尔·波德莱尔的两个小时后。我用从玛戈特那借来的手机给她打电话，那时我在布莱顿酒店的空中花园里，她给我的第一次冲击是这个问题：“你的压力怎样了？”那不是她惯常的用词。“压力”这个词很不得体，况且那不适用于我，我并没有太大的压力。我表达了抗议，全然不知为此冒着什么样的风险。我说我从来没有什么压力，问她这说的是什么话。“我的天！那你的问题是什么？蒙塔诺的病？文学病？你用文学来思考一切，这是你自己发现的，我看你还是没有好转。”毫无疑问，她的话是不公正的，很显然她的攻击是预先谋划好的，唯一不清楚的是她为什么会这样。为了调和气氛，我用谨慎得体的措辞，对她说我已经完全好了，玛戈特和她那个长得跟诺斯费拉图一样的朋友跟我讲述空中战役和铁路意外的故事，我已经完全不用文学来思考，或者说至少没有在巴塞罗那时那样夸张了。“你这是在跟我说你已经想回来了？”于是她问我。我惊讶不已，免不了还夹杂着受伤的感觉。“我不明白。我当然想尽快回去了。我的窒息已经缓解了。而且，我从来没有说过下半辈子要待在智利。”我说。“尽快回来？但你疯了吗？你记着，你回到巴塞罗那的时候要完完全全地好了，脸上不能有哪怕丝毫的压力。”她跟我说。我觉得这几乎是挑衅，同时她的话一次比一次让我感到震惊。我不是嫉妒心重的人，但如果对此仍丝毫不感到怀疑的话，我也未免太愚蠢了：她把我劝到智利，可能是为了能更方便地跟某个人约会。“我发现你很奇怪。”我对她说。然而这句话对我而言是毁灭性的。“你刚才说什么？”她问我。我重复了一遍，说我发现她很奇怪，于是她猛地挂了我的电话，留下我不知所措地望着海湾，望着海平线。我把手机还给了玛戈特。她和汤格都听到了我们的对话，他们跟我一样对刚才发生的事情惊讶不已。“她也没想着跟我说两句？”玛戈特问。“跟诺斯费拉图自然是没什么话想说的。”汤格开玩笑说道。我决定再借来玛戈特的手机，给罗莎再拨一次电话，我们的对话不可以就那样结束。“现在你又想怎样？”她拿起电话，不耐烦地问我。尽管这样做不太合适，但我还是冒险地回答道：“我要知道你为什么不想我回去。”她又挂了我的电话。
看到这样悲惨的情景，玛戈特想让我冷静下来，她说：“可怜的她一定是因为宿醉才这样，跨年派对想必很疯狂。”我想不出来任何话，不仅因为我感到困惑，而且因为我当着朋友的面被羞辱了。玛戈特试图帮助我——我猜是这样的——于是转换了话题，开始谈论她的一个朋友，她叫玛丽·佩皮·科罗姆，加泰罗尼亚人，是女飞行员中的先驱——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位女士的事迹——她与玛戈特是同一代人，是我的同乡，在很久之前移居英国，生活在她丈夫的一个农场里，养了许多马。“这很有意思，”玛戈特说，“我从小也在许多马的包围下生活，看来这些动物和飞行员的先驱之间有某种关联，你怎么看？”我没有发表什么看法，那时的我十分困惑和担忧。汤格发现我状态很不好，感到有责任让我开心起来，于是他把头上的巴拿马草帽反复地摘了又戴上，向我夸张地行礼。
像我这样痴迷于文学的人看见汤格这样的举动，便莫名其妙地想起了荷尔德林(57)的形象。他因为发疯被禁闭在木匠齐默的家中。据说有一次教区里的人来光顾齐默的生意时，那位发疯的诗人摘下帽子，开始不停地向那人行礼，动作之夸张让人讶异。也许荷尔德林的行礼是为了表露这位诗人的真实态度，对他而言，任何人都值得恭敬和尊重。
因此可以说，我在汤格的夸张表演中看到了对荷尔德林的致敬和对我的某种程度的友善尊重。但我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继续强颜欢笑。我觉得无法理解罗莎为什么那样对我。无论如何，我不想影响朋友们的心情，于是做出了最大努力打破沉默，带着幽默的语气讲述我最近在瓦尔帕莱索散步和遇见死去的夏尔·波德莱尔的故事。
我话音刚落，汤格就说：“天啊，这太可怕了。你逃不出那两个怪圈，一个是文学的，一个是死亡的。太可怕了，波德莱尔还出现在了你面前，并且集二者于一身。但我觉得，我昨天就跟你说了，与其在文学或死亡里不停转圈，不如放下自我，想想文学的死亡。如果我们的时代继续这样发展下去，文学之死是指日可待的事。”
思考文学的死亡，那是汤格给我开的药方。我认为那是一个伟大的想法，在午饭时我对他这么说。
文学的死亡。在布莱顿的天台上，当我听到汤格的那些话，我先是朝海湾望去，接着便把目光移到玛戈特身上，她向我投来微笑——仿佛在说：没错，文学的死亡——最终我的目光回到了海湾和海平线上，想象那海平线上的广阔云层正在预示着一场残酷的风暴，风暴来临之时，便是书籍的终结、文学的式微和伪作家的胜利之日。
汤格仿佛在读我的心。他看见我着魔般地盯着海平线，于是跟我说：“就像不能直视太阳一样，我们无法直视文学的死亡。”除了是费里尼的演员，当时的汤格简直是专治蒙塔诺的文学病的医生。那时我觉得——现在也这么认为——那不是一个坏的主意，我应该停止焦虑于消除文学对我的影响，转而把注意力投向当今文学所遭受的明显威胁。
就在那一刻，一件对我而言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我莫名其妙地想到了尼采的一句话，我曾根据不同的需要，以上千种方式解读过它。对我而言它是一句万能的解释：“终有一天，我的名字将唤起一些可怕的回忆，那是地球上前所未有的一场危机。”
人不可能对抗自己的想象，在那一刻，在布莱顿天台上的我想象着几年后我的姓和名唤起了关于人类克服文学危机的野蛮记忆——当想象足够强大的时候，能想到这样的事情——这归功于我的英勇行为，犹如手持长矛的堂吉诃德，直面文学的敌人。
更夸张的是，我还想象到——确切地说，应该是我有世界上任何一个疯子都想不到的一个奇怪想法——并对自己说，遵照汤格的指引，自那个合适且必要的时刻开始，为了增添我的荣誉，也为了保持文字共和国的健康发展，我的血肉之躯变成了文学本身。也就是说，在二十一世纪之初，我变成了受死亡威胁的文学：我化身为它并试图保全它，使它摆脱可能的消亡——为以防万一——让它再生于我的身体里，我的忧伤外表下。
我没有告诉汤格我刚才想到的事，但我默默地感激他机智地让我从个人的狭隘烦恼中走出来，把我引向一个更宽广的话题：关于文学的死亡。我还感激他帮助我看见文学——正如我一样——也有可能患上它的蒙塔诺之病，毫无疑问战胜文学的病应当优先于战胜我的病，相较而言我的病是如此微不足道。
那个晚上，在酒店的房间里，看见镜子里的我那悲伤的容貌，我不断地跟自己说，在二十一世纪之初——我认为那就像已经展开的一本书——文学的境况并不好，尽管有些人持有不负责任的乐观态度。我觉得文学前所未有地遭到了蒙塔诺之病的困扰，那是一种危险的疾病，它的病情就像一幅复杂无比的地图，由多个州或受灾地区组成，其中最明显、人口最密集也最庸俗和无知的那个地区，它对文学的祸害起源于那里的无数居民开始以写小说作为最喜爱的体育活动。人难以仅凭爱好便建成一座楼，或者在没有习得特定技能的条件下一下子造出一辆自行车。然而全世界的人，当真是所有人，都觉得自己能写出一部小说，而不需要事先学习这门技艺的最基本方法。这些写作者数量的野蛮增长，最终使得读者遭殃，陷入一种巨大的困惑之中。
那个晚上，我在酒店的房间里，思考着那一切事情，每隔一刻钟便在脑海里向汤格致谢。尽管他只是轻轻地拉了一把，但已让我从“文学炎症”——奥内蒂(58)如此定义对书的沉迷——中走了出来，并提醒了我文学未来的不确定性。那个晚上，面对镜中的我那悲伤的容貌，我的思绪集中在文学病的最庸俗和无知的病灶上，我认为那并不是新疾而是旧患，事实上弥尔顿已经谈论过它，他说他曾经到过一个阴沉混沌的灰色地区，那里的居民世代致力于摧毁灵魂的高尚和文学传统中最高贵的流派。叔本华仿佛也到访过一个庸俗和无知之地，他说在那个地方，无论在文学还是生活的领域，无论人走到哪里都会碰到无可救药的无知民众，他们充斥所有空间，玷污一切，就像夏天里成群的苍蝇，那里还有不计其数的糟粕书籍，叔本华称之为寄生虫式的祸害。
这种祸害大规模地寄生在文学病地图中最庸俗和无知的地区，那是一幅错综复杂的地图，包含形态各异的州、洞窟、部族、拐弯的河道、森林、岛屿、阴暗的角落、城市。事实上，在瓦尔帕莱索的酒店里，我经常在这幅地图上游走；我时常漫步在自己亲手逐步绘制出来的这幅地图里。当然，在它的远郊地带——我还没有画到这部分——是一个叫西班牙的地方，在那里，人们崇尚着一种二十一世纪的、有当地特色的现实主义；在那里，对于大部分的批评家和读者而言，因思想而被轻视是习以为常的。远郊的一颗珍珠。不仅如此，这片远郊甚至拥有一条海底隧道——它已经无法出现在地图上——与一块领土相连，这块领土让人想起切斯特顿(59)所发现的那个现实主义的岛屿，岛上的居民为他们所认为的真正的艺术而欢呼喝彩：“那就是现实主义！那就是事物本来的样子！”西班牙人以为一件事反复地说就会变成真理。
“现在我上飞机了。”我害怕地说。“请叫它单螺旋桨飞机。”玛戈特更正道。单螺旋桨飞机！这个词让我感觉可怕。让人害怕到颤抖。那是一架美国派珀公司生产的达科塔飞机，智利空军的官员偶尔把它借给玛戈特，空军中不乏她的好朋友，他们很自然就把她的年龄问题忽略了。我的恐惧不难理解，尽管——不得不说——同时有一种被危险吸引的感觉。
“危险是伟大生命的主轴线。”我说。“别再说蠢话了，上来吧。”玛戈特向我命令道。我遵命了。坐在单螺旋桨飞机里的汤格比我还要害怕。距离我离开智利没有多少个小时了，我在那里度过了相当愉快的三个星期，尽管与罗莎的通话让我一直处于茫然之中，她有时候突然挂掉电话，有时——如果我斗胆问她怎么回事——她会以挂掉电话来威胁我，无论是哪种情况，她对我即将回去的事丝毫没有表现出欢迎。
罗莎的奇怪态度使我在智利的快乐时光蒙上了一层阴影。我登上了勇敢的玛戈特的达科塔飞机。那天多云，阳光从低沉的云背后透射出来，像一把锐利而冷酷的剑。飞机将把我们带向太阳，我们将从多云的圣地亚哥开往晴朗的圣费尔南多。
当那架单螺旋桨飞机起飞时，我脑海中开始闪现关于文学的念头，或者换种说法，我为了不想到自身的死亡，而开始思考文学之死。我想到了圣-埃克苏佩里——玛戈特如此蔑视的一个人——这位作家在某个年代曾经在夜间穿梭于安第斯山脉的上空，把智利的邮政货物运输到巴塔哥尼亚。然后我想到圣-埃克苏佩里和朱利安·格拉克在南特的相遇，想到多年后格拉克在宣传单上写的“胃里的文学”，说的是文学艺术陷入了不幸的处境，一方面从业人员数量野蛮生长，另一方面它被一些非文学的、邪恶且无知的规则所裹挟。
这一切都很有意思，我指的是我在这段飞行期间关于文学的想法。因为自从蒙塔诺之病由个体延伸到整体之后，我个人的文学病降到了一个低调的第二层级，但与此同时，尽管看起来有点矛盾，它的力度和强度都有所增长。这没有让我感到不安；恰恰相反，由于对整体性的蒙塔诺之病的担忧，我对自己的病放宽了心，并且丝毫不感到良心不安。换言之，我转而享受着——现在仍然非常享受——自己最近对于真正的文学在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严峻处境所持有的相当负责任的道德立场。同时我对此感到——目前仍然感到——荣幸，我投身于一项如此高尚的事业，它为我提供了绝好的理由，以继续拥有甚至强化我个人的蒙塔诺的文学病。我个人的病因为整体的利益而得到彻底的合理化，此外，我也不再困扰于因为“太文学”这个罪名而请求原谅。
事情就是这样。如果我说那架单螺旋桨飞机的航程开始被当作一段文字来阅读，任何人都不该感到奇怪。我甚至在想，回到巴塞罗那后，我将要写——在我搁置在家的那篇日记里——一系列关于置身空中的艺术的片段或简评，那对我而言是一种纯粹的平衡艺术。因为玛戈特驾驶的那架单螺旋桨飞机就像其他所有飞机一样，借助一系列很奇怪的平衡和力量来飞行，这是文学创作的某种比喻。毕竟对于冒险写作的人而言，写作便是在一根线上行走，同时在自己脚下编织另一根线。所有这些都是我在空中时所想到的，除此以外我还对自己说，就像每次飞行都有可能坠落一样，每本书都有可能遭遇失败。没过多久，我开始仔细地观赏玛戈特的超凡驾驶技术，并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们是行走在人文主义那古老和破损的钢丝上的、失去了平衡的杂技演员；如果有一天人文主义失败了，文学消失了，我们会怎么样？
正当我问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汤格把我从对地球上其他人的担忧中——或者说从我的自我世界中——拉了出来，因为他宣布将要在这次航程的高空中扮演他在费里尼电影中的角色蜻蜓人。他说，就这样，我们跟随着那飞翔出奇敏捷的昆虫的节奏，跳入空中。这笑话对我来说一点也不好笑。事实上，我的恐慌在降落之前从来没有停止过，直至我回到陆地的怀抱，终于能重新感受地心引力所给予的美妙安全感——尽管我们偶尔会把它遗忘。
回到陆地以后，我望向高空，望向圣费尔南多的无云的天空，见到一只鸟儿飞过。我盯着它。我感到盯着它可以让我走向任何地方，在头脑中随心所欲地运动。几个小时后，我开始飞往巴塞罗那，一路上我开心地画着蒙塔诺的文学病王国的第一张地形草图，上面有阴影笼罩的区域、州、教区、岛屿、峡谷、火山、湖泊、洞窟、拐弯的河道、城市。到达巴塞罗那的时候，我已经变成蒙塔诺的文学病的测绘员。
到达机场的时候，我害怕的事情果然发生了，罗莎没有来。最后一次通电话的时候，她挂了我的电话，挂电话之前她说的是不喜欢我跟她反复说我到达的时间。我到家的时候，所有灯都没有亮，除了厨房的灯。我发现厨房里放着罗莎为我准备的、已经凉了的晚餐。晚餐只有一道奇怪的字母汤，那碗汤是那样可怕和冰冷，正如她对我的接风。那碗冰冷的汤旁边放着罗莎的留言：“在给你写下这几行字的时候，天空是一片美丽的渐褪的粉红色，空气冷冽。我要告诉你，今天下午我跟约翰·卡萨维兹(60)逃跑了，我们到了洛杉矶。别了，亲爱的，别了。祝好。”
读了这条奇怪的留言以后，我唯一能想到的安慰是卡萨维兹已经不在世。我突然想起我和罗莎一起看过的卡萨维兹的许多电影。我站在那里，悲伤而困惑，发软的双腿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最后我决定走到卧室，拨打罗莎的手机。但我打开卧室的灯时，发现罗莎正坐在床上，她穿着一件完美无瑕的晚礼服，微笑着跟我说，卡萨维兹可以再等等。
“我完全没明白。”我说。“这位先生今晚已经享用过您的每日份文学、那碗幸福的字母汤了吗？”她问我。“什么？”“这位先生已经享用过您那或许已经冷掉的每日份蒙塔诺文学病了吗？”
不久后，罗莎或许会跟我说，她如此奇怪的举动是为了引起我对她的更多关注，帮助我走出自我的圈子、走出书本、走出她称为——以她一贯坦白的风格——“字母汤”的精神问题。“好吧，”我说，“漂亮的表演到此为止吧，这正是你的电影风格。”那时我真害怕她会拿起房间里的电话，砸向我的头。
实际上，罗莎想到这样的巧计，为我减轻蒙塔诺之病，从而在我的生活中占据更多的时间，对此我只感到仰慕。如果说汤格懂得通过把我个人的病引向一个整体性的病，从而减轻我个人的问题，那么罗莎的策略也毫不逊色，她懂得——尽管这种方式很少见——把我的部分注意力引向她身上。事实上罗莎的计谋很成功，她让我在最近的几个星期都非常关注她，疯狂地帮助她完成在亚速尔群岛拍摄的那部电影的准备工作，比我预想中更卖力地编剧本，建议她选用费利佩·汤格这样一位世界级的演员，总之竭尽所能地协助她，尽管我不仅做电影方面的工作，同时还投入地、在严格的保密下绘制蒙塔诺的文学病王国的地图，以及制订我反抗文学之死的计划。
正如我之前所说，就在前天，我收到一个信封，里面装着蒙塔诺的手稿，那是一篇名为《西蒙-克鲁贝利埃街11号(61)》的故事。我认为这个故事是对乔治·佩雷克以及他在巴黎的那所房子的致敬，作家在那里浓缩了整个世界的历史。
故事开篇引用了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62)的话，我的儿子必是在试图借此讽刺自己写作障碍的结束：“一切都已被写，一切都已被说，一切都已做过，上帝听见有人这样说道，那时祂还未创造世界，什么都还没有。我已听到过同样的话，祂或许是从古老开裂的虚无中这样答道。接着，祂开始了。”
这篇值得赞赏的故事，在仅仅七页但写得密密麻麻的纸上，浓缩了文学的所有历史。它集中记叙了一系列作家，他们的记忆被年代上早于他们的作家的个人记忆突如其来地占领了：文学历史的时序被更改了，从当代的胡里奥·艾华德、胡斯托·纳瓦罗、佩索阿(63)、卡夫卡，追溯到过去的吐温、福楼拜、凡尔纳、荷尔德林、狄德罗、斯特恩、莎士比亚、塞万提斯、路易斯·德莱昂修士(64)等等，直至史诗《吉尔伽美什》；文学的历史被看作一股由突如其来的他人记忆组成的奇怪思潮，这些被动偷来的记忆组成了一个闭环。
我喜欢这个故事。当中有非常诗化的情节，比如佩索阿被来自布拉格的一位从未听说过名字的作家的记忆造访，于是他看见了修建中的中国长城，还有一些看不见尽头的、处于危险中的通道，然而它们牢固地连接在了一起，共同抵御时间的侵蚀和损耗；他还看到一位饥饿的艺术家在布达佩斯作了一场讲座，看见一只猫建议一只老鼠改变行进方向，因为它正在走向一个危险的“奥德拉代克”(65)。
我喜欢这个故事。读完后，华莱士·史蒂文斯(66)曾经说过的一些话渗进了我的脑海里：“读者成为了书本。夏天的夜晚仿佛是书本的具有意识的存在。”
蒙塔诺的故事结束后，我为了好玩而想象自己感受到了一种诱惑，即变成这个故事，化身为它，从而变成一个行走的故事，取名西蒙-克鲁贝利埃街11号，成为一个故事人，为文学的消亡而抗争，重新回顾文学记忆简史。
今天，当我在巴塞罗那和汤格共进午餐的时候，我忍不住告诉他，前天我为了好玩而想象自己想要变成我的儿子蒙塔诺寄给我的那个故事。
汤格对我微笑着，点了一支烟，沉思了几秒钟，最后对我说：“我想知道一个人要变成文学的记忆应该穿什么衣服。”然后，他开怀大笑，我觉得他长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像诺斯费拉图。他说他喜欢这样的游戏，到时我们在亚速尔群岛的法亚尔岛上拍摄的时候，他想成为我对抗蒙塔诺的文学病的十字军，尽管人们不一定能察觉出来。“我将会成为你的秘密盾牌，”他对我说，“但确实，这是为了一个重要的交换：巴拉塔里亚岛(67)的统治权，比方说。”
我在法亚尔岛这里，面对着皮库岛(68)，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文学”，尽管我现在已经没有原来那样天真了。我极力让罗莎认为我的病已经不那么严重，我跟她什么都谈，就不谈文学，甚至有时显得很笨，但重要的是不让她发现，这段时间以来不仅文学不再让我感到窒息，我甚至觉得为文学病而道歉是非常离谱的。重要的是不让她知道，我最近承担起了对抗文学之死的责任。我不应该跟罗莎有更多的争吵，为此我极力地掩饰。比如，我将自己每天绘制的蒙塔诺的文学病王国地图藏得很好。但我确实病了，得了人们所谓的文学病，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严重，我却暗自为之庆幸。
我在法亚尔岛；我是一本手稿，更确切地说，我想象自己是一本手稿，想象自己是行走的文学记忆。我在亚速尔群岛，在法亚尔岛上，面对着皮库岛。在这次旅途中，我带上了我的日记。我在大西洋之中，远离欧洲，远离美洲，我不时地想，距离是这些岛屿的魅力所在。我住在法亚尔岛的圣克鲁斯旅馆，面对着神秘的皮库岛。夜幕降临，下午的最后几抹色彩——博尔赫斯会这么说——渐渐昏睡过去。我在这个房间的阳台上，面朝小港口的美丽风景，在小港口的尽头能依稀看见皮库岛上那座雾霭和晚霞之间的壮丽火山。今天我和汤格刚到过那座岛，亚速尔群岛中最奇怪的一座岛屿，它在有些时候，只是有些时候，仿佛是离天堂最近的，在其他时候却仿佛——在那个地方不存在中间地带——是离地狱最近的。今天早上我们正在靠近皮库岛的时候，汤格突然问我：
“在天堂没有另一次死亡吗？”
我知道他的直觉跟我的一样，但在那个时候他的问题对我来说也确实是奇怪的。终于，今晚在法亚尔岛上的拍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尾声。这是我们到岛上以来，罗莎首次在白天没有拍摄。因为这里的人们庆祝狂欢节，传统的捕鲸人认为这个节日的风俗是不可动摇的，所以他们请假与家人一起或者独自一人过节。我看见罗莎靠在港口的一面墙上；为了看得更清楚，我还拿起了望远镜。她发现了我，于是比划了一些奇怪的手势。我无法解读这些手势，因为害怕误解了她的意思，而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不想失去这段本可投入到这篇日记里的时间，投入到秘密地扩张蒙塔诺的文学病地图的时间。我离开了罗莎的视线，也就是说，我回到了房间，走到她看不到我的地方，狡猾地溜进了房间——就像一个演员突然扔掉了剧本——但过了几秒钟，我又回到阳台，这时我看见罗莎已经不再向我比划手势了，于是——比刚才更加狡猾地——换成了我在比划手势，朝着皮库岛火山的天堂和地狱。
然后我又拿起望远镜，专注地看着那些传统的捕鲸人。他们有的围在罗莎身边等待今晚的拍摄工作。汤格也在这些捕鲸人之中，穿着一件可怕的黑白条纹衬衣，抽着烟，望着大海沉思。我觉得他是黄昏的诺斯费拉图，那一身伪装海豹的可笑的戏服让他显得比平时更奇怪。他身边的几个真正的捕鲸人肆无忌惮地盯着他看，围着他转圈，一边缓慢地移动，一边用奇怪的眼光——我猜测——看着这名入侵者。他们好像是风景的一部分，仿佛与傍晚的霞光有着神秘的联系。那些古老的鱼叉承载着千年的历史，躺在不久前把它们载往大海的、弱不禁风的船上。事实上，一切，那时发生的一切，都非常慢，非常迟缓，都被壮阔的晚霞染成了红色，就在法亚尔岛这里，在天堂的这一边。我隐藏着正在绘制的地图，隐藏着我的文学病，这让我有时显得像傻瓜，我或许想要隐藏起一切。但这日记一直在我眼前，我知道罗莎甚至不敢看它一眼。
正当我欣赏着绵延在长空中的晚霞时，我记起了“运动”咖啡馆主人贡萨尔维斯·阿泽维多跟我说的一件事。昨天他跟我说，从前他们在这个岛上捕的一种鱼叫莫雷纳(69)，渔民要在月圆的晚上唱一首没有歌词的歌把它们吸引过来：一首仿佛来自海底深处或迷失在夜里的灵魂的凄惨的歌。“那首歌，”他跟我说，“现在已经没有人会唱了，它已经失传，也许这样更好，因为它包含着一个诅咒。”
我不禁想着，那诅咒已落入皮库岛的火山里。这是我今天在那里凭直觉想到的，在火山脚的那个破旧的大房子里。事实上，我在那个叫特谢拉的可怕家伙的房子里待过后，就决定把那座火山也画进地图。我不久前把它画进去了，画中的火山里有地下通道，一些安静的、隐形的鼹鼠在那里密谋消灭文学。也许汤格今天在船上也凭直觉感到或看到了那些通道，因此我们在靠近岛和火山的时候——尽管眼前是那样美妙的时光和景致，又或者正是因为这一切——他让我告诉他在天堂里有没有另一次死亡。
如果我是白痴，那么我会为能够背下蒙塔诺的那个故事而感到自豪，但我不会做那样的蠢事。况且，我没有背下那个故事，我只是记得它。尽管它只有七页，但我最终拒绝了将它背下来，拒绝让自己变成形同雷·布拉德伯里(70)《华氏451》(71)中那些能把书本内容记在心里的怪咖“书之人”。
但确实，我接受了蒙塔诺所写的免费版文学怪诞史的记忆。因此，在某些场合里，当我意识恍惚的时候，我就是那段记忆，尽管我不能一口气把我儿子的那篇简短的故事背诵出来。我只是尽可能地记起那个故事，记起一些片段。有时某些片段会来到我的脑海。比如，不久前当我在阳台上休息的时候——看着拍摄如何开始，彼时正当皮库岛的火山逐渐消失在夜色里——那个蒙塔诺式的场景浮现在我的脑海，我看见当卡夫卡正在写日记时，马克·吐温的旅行回忆即兴地造访了他，尽管马克·吐温对卡夫卡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
那时正是布拉格的夜晚，1910年12月16日。卡夫卡正在写着：“我已经放不下我的日记，我应当紧紧抓住它，我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这么做。我乐意时常解释我内心感到的快乐，正如我现在这样。”
当卡夫卡刚写完“正如我现在这样”，吐温的旅行回忆造访了他。卡夫卡惶恐地经历了1897年吐温在旅欧期间拜访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事。他对皇帝说，无论一个君主多么英明，他都应该像星期日的海盗那样做善事。
卡夫卡听到了吐温说的话，那些话仿佛出自一只在文学上处于低等阶层的熊蜂之口。他还看到了皇帝如何挑起了眉毛。然而，他觉得在日记里提及这件事情不合适，于是他继续在日记中记录他的个人感想，就像什么怪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事实上那就像泡沫一样，让我身体里充满轻微而愉悦的颤动……”
蒙塔诺的故事叙述者在一条脚注中承认，对于带着那可悲的小剧场擅自闯入卡夫卡记忆中的吐温而言，所谓“像泡沫一样”是一种羞涩或含糊的，甚至是不情愿的说法。
我来到了阳台，看看拍摄进行得如何，然而在我面前仿佛隔了一层幕布，我完全没看见当时在发生什么，那是因为渗入我脑中的是昨天上午拍摄期间我所看到的场景：罗莎正在海里拍摄模拟抹香鲸呼气时喷出的水柱的人造场景——在其他时候，这些水柱是用来指示观察员向捕鲸人鸣枪，好让捕鲸人立即奔向他们那些脆弱的小船。
但那是昨天发生的事情。我点了支香烟，很奇怪的，它升起的雾并没有进一步挡住我看清现实的视线，反而顿时揭开了真相，让我终于能看到今晚拍摄时发生的事。并没有发生许多事情。比如，汤格靠在港口的一面墙上，那些跨越大西洋的水手在上面写了各种各样关于海上遇难人员的信息。我猜汤格一定是觉得无聊了。我拿起望远镜，看罗莎脸上的表情，她脸上的皱纹多了，面容疲惫，感觉拍摄进行得不是很顺利。
我走进房间，藏起我的蒙塔诺文学病的地图，然后躺在床上。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托尔托尼咖啡馆时，塞萨尔·艾拉(72)跟我说的话。我们对文学的本质进行了一场奇怪的讨论。开始时我们谈论的是我给他最新的一本书作的评论，没过多久，在毫无过渡的情况下，我们的话题不知不觉地转移到文学本质的讨论上。“从少年时期起，我就开始读博尔赫斯，”艾拉跟我说，“那时我就看到了文学的本质在哪里。那是终极的本质，但后来我又发现，文学是没有本质的，它由数不清的历史性事件和偶然事件组成。因此，逃离博尔赫斯的轨迹很容易，就像回去那么容易，或者就像从来没有逃离过。”
在法亚尔岛这里，文学的本质问题对我来说比那天的讨论还要奇怪。然而，我正专注在这个话题上。圣克鲁斯旅馆的这个阳台上弥漫着焦灼的气氛。我朝皮库岛看去，尽管看不到任何东西——没有火山的影子，仿佛黑夜把它吞没了——但我回想起了今天在那里看见的那群鼹鼠。过了一会儿，我的目光从那看不见的火山上移开，突然莫里斯·布朗肖出现在了我的脑海，我看到那天傍晚，他说他对记者采访作家时常问的两个问题已经很厌倦。第一个问题是：“当代文学的潮流是什么？”另一个问题是：“文学将走向何方？”
“文学走向它自身，走向它的本质，也就是消亡。”在无数个傍晚，当表达完对那两个问题的厌倦后，布朗肖如是答道。
出于纯粹的游戏心态，同时在生存的自然本能的指引下，我想我应该立即变成文学的本质，让它化身在我卑微的身躯里。然而，幸好我意识到那超出我的本职责任太多了，事实上成为文学的本质完全、一点儿也不适合我；那将意味着成为蒙塔诺的健康状态，或者——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成为坟墓中的文学的长眠。那完全不适合我，一点也不！最稳妥的做法是继续默默地成为文学的记忆而不是它的消亡。这是我最起码能做到的。
文学永远不会消亡吗？
我记起在蒙塔诺的故事里，胡安·鲁尔福(73)的记忆突然造访在科约阿坎的斯科特·菲茨杰拉德(74)，跟他说了一句来自佩德罗·巴拉莫(75)的话：“没有什么能持续那么长时间。”
不管汤格怎么说，我们在皮库岛上发现的特谢拉似乎是一种新的人类的化身——这让人很不安，那是将来的人，又或许是已经到来的人，至少在皮库岛有一个样板正等着我们，他叫特谢拉。要我说，他总是以一种非宗教的方式抗拒体验和理解这个世界。我不会轻易忘记特谢拉。我被他那野蛮、粗鄙的笑震惊了，那让我想起俾斯麦在汉堡港口第一次看见现代战舰时说的话：“一个我无法理解的新时代开始了。”
我偷偷地取出地图，我的那幅秘密的文学病地图，又看了它一眼。但是我没有很仔细地看，然后我突然在不经意间发现了在火山内部的地下通道里，就在我用铅笔描画得最轻的地方，升起了一座此前我没有见过的悬崖，也许它跟那些鼹鼠一样，是从堕落、粗鄙的心智和道德的地下层冒出来的，而那地下层仿佛是我从特谢拉——这个未来的人，即将到来的人——那凄楚笑容的裂缝中窥探到的。
“在天堂没有另一次死亡吗？”
——汤格
火山坐落于皮库岛，它几乎占据了岛屿的全部土地，是葡萄牙的最高峰。岛上既有火山，余下的土地便仅容三个沿海市镇：马达莱娜（来自法亚尔岛的渡船都停靠在这里）、圣罗克和拉热什(76)。拉热什是人口最密集的地方，然而我们在那里几乎看不见一个鬼影。那里有一个关于鲸的博物馆和一座异常巨大的教堂，跟这座岛屿的面积略不相称。
今天上午，我们到达马达莱娜的时候，街上几乎空无一人。从渡轮下来了四五位乘客，仅此而已；他们带着手提包和篮子，没多久就消失在寂静里，消失在这座幽灵村落的荒凉街道里。我问汤格是否知道我们来皮库岛要做些什么。
“就是为了来皮库岛。”他回答道。
主广场上空荡无人，只有两个出租车司机把车停泊在市政府小楼的对面（在法亚尔岛的码头肯定有人告诉了他们，有两个乘客要到皮库岛，他们是来拍电影的）。两个司机之间没有交流，其中一个是年轻人，长着一副强盗模样，另一个显然是老头了。年轻人脸上挂着愚蠢的微笑，似乎坚信我们会成为他的客人。
我们在马达莱娜走了一圈，逛遍了这个小镇，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新奇的事物，或者找到一个酒吧之类的地方歇脚。然而所有的店铺都关上了，一个在营业中的酒吧也没有，甚至除了那两个出租车司机以外，一个人也没有。无奈之下，我们回到了市政府旁边的广场，仔细地端详那两个人，仿佛我们在妓院里，不得不在两个妓女中挑选一个。
离渡轮返回法亚尔岛还有三个小时，同时一片巨大的乌云正在靠近，这意味着回程的路上将会很精彩。我们已经很清楚，这时我们只能躲到那个老头的车上，到拉热什看看那里是否有更多的居民，更多的东西，也许那个关于鲸的博物馆正开放着，尽管老头对我们说他不知道。“就是为了来拉热什。”车开动的时候我说道。汤格瞪了我一眼，他看上去——在渡轮上已经能察觉出端倪了——心情特别糟糕。
“你看见另一片云了吗？”他问我，“因为有两片乌云，尽管有一片你是看不见的。不用多久，这里就会变成地球上最黑暗的地方之一。我觉得来皮库岛就是为了来而已，但来了以后我觉得我们错了。”
事实上只有一片乌云，但我选择了保持沉默。那时司机老头开始即兴地当起了导游，开始进行解说。他说皮库岛只有三个市镇，其余的地方都是火山岩，只能偶尔长出孤零零的一根葡萄藤或几株野生的菠萝。他说自己这辈子只离开过这里一次，是为了到法亚尔岛参加婚礼。
在出租车司机说话的时候，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他长得像极了费尔南多·佩索阿，一个已经年过八十的佩索阿。在这个恰当的时候，我跟汤格分享了这一点，然而他的反应太糟糕了。他说如果我是在开玩笑的话，他会报以大笑；但他觉得我这么说是认真的，这太可怕了，显然我不仅是病了，我简直是想文学想坏了脑子。
我选择了保持沉默，转而看车窗外缓慢移动的风景。这是皮库岛上唯一的公路，在冬季显得尤其凄凉，要是同行的是司机老头和心情极差的汤格，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你的心情将会是抑郁的。公路蜿蜒于小岛的海岸线上，倚靠蔚蓝的大海，弯道接连不断，路面坑洼不平。公路幽暗而狭窄，穿过一片岩石铺就的忧伤景致，只见小山丘上零星的奇特房屋，忍受着冬日的寒风。
“这里，”出租车司机说，“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但从前我年轻的时候，葡萄藤爬满了贫瘠的火山岩地面，在皮库岛这里还能酿葡萄酒。在葡萄采摘的季节，还有派对，很多派对。”在幽暗的公路两边，仍能看见昔日那些壮观的葡萄酒庄园的遗址，它们的主人来自法亚尔岛，曾在邻岛这片火山岩地上酿葡萄酒发家致富。在那些古老的大庄园里，昔日在丰收时节大肆庆祝的地方，现在却只剩下四块大石头和出租车司机深深的怀念。在他那随性的大段独白中，他时不时地带着沉重而忧伤的固执，用一种带着浓重的亚速尔群岛口音的、非常本土的葡萄牙语说道：
“派对，很多派对。”
带着对昔日光辉时代的沉重怀念，用一种随性得可怕的语调。
“派对，很多派对。”
在他第十五次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开始走神了，仿佛头脑多动症又犯了。我时刻记得要警惕蒙塔诺的文学病。然而，我最终还是无法摆脱它，尽管我承认汤格说我的手或者脑子已经丢了是不无道理的。我最终还是无法摆脱它：那个忧伤的出租车司机话语中愚蠢的诗歌调子，让我想起了一种我们可称之为普鲁斯特(77)式的行为，即以感性和理性来回忆过去的事情。出租车司机似乎忽略了这一点，似乎未能理解在叙述忧伤故事的艺术里有一种宏大的文学背景，只是沉溺在回忆当中：那个葡萄收获时节里，某任可怜的、不幸的女朋友。最终，出租车司机还是把我拉回了现实。
“派对，很多派对。”
我对随性的人没有一点好感。如果文学仰仗这些人，那它早已从地球上消失了。然而，那些“正常”的人到哪里都是很受欢迎的。所有杀人犯对于他们的邻居来说，正如在电视里看到的那样，都是随性和正常的人。那些正常的人，正是蒙塔诺的文学病的帮凶。这是我中午在皮库岛的出租车上想到的，我想到了泽尔达(78)对她的丈夫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经常说的一句话：“只有我们有权利活在世上，而他们，那些混蛋，正在破坏我们的世界。”
我憎恨那些每天在破坏我的世界的大部分“正常”的人。我憎恨那些善良至极的人，因为没人给他们机会见识真正的恶，所以他们无从自由选择真正的善；我总认为这种善良的人实际上是潜在的大恶人。我痛恨他们，并时常跟泽尔达一样，把他们视为混蛋。
我无法抑制自己在头脑中对出租车司机重重地敲上一棍。他不停地说“派对，很多派对”，在这样的伪导游词之间，我好不容易等到了一个短暂的空隙，出其不意地问他，有没有听说这个岛上住着哪位作家。
结果是既可怕，又荒唐。他以为我想知道岛上有没有书桌，办公室用的书桌，然后开始跟我说这里没有书桌，也没有办公室用的那些家具。那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终于忍不住打断了他，问他有没有读过普鲁斯特，他也谈论派对，很多派对，但他不太谈论办公室。沉默。然后我跟他说，我由衷地讨厌他那一番随性的、反文学的谈话。他自然没有听懂我跟他说的话。汤格厌烦了，忍不住插嘴。“我说，”他对我说，“够了，你这是着魔也好，病了也罢，不管什么。冷静下来吧。别为难司机先生了。”我没有买汤格的账，只把他视为同谋或随从，但确实我在我的游戏中已经走得太远了。
我表现出悔过的样子，于是态度变得柔和，身子向前倾，低声地在出租车司机的耳边说话；我缓慢而小心地向他重复我的问题，同时用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解释道，我只是想知道这岛上有没有作家，有没有对文学感兴趣的人。我终于让他明白了。“啊，”他说，“您在问作家，那些有书的人，这岛上有一个，他已经不是作家了，但以前是。”憨厚的老头露出了神秘的微笑，“他在拉热什，可以从陆路过去，我们这里的人都叫他特谢拉，如果你们要去见他的话。”
那神秘的微笑唤起了我的好奇心。“他已经不是作家了，但以前是。”我想到了蒙塔诺，他在南特感到无法写作时，就是类似的状态。我们穿过了荒凉的圣罗克市镇，街上空无一人。我们把希望寄托于拉热什，期待在那里见到一些人。我问出租车司机拉热什会不会有人。“特谢拉。”他回答道，憨厚地笑了一下。我问是不是没有别的人。他耸了耸肩，说可能有，可能没有，他是马达莱娜人。“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汤格说，这个中午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可能让他发脾气。“没错。”出租车司机有点不安地说，他带着些许担忧透过后视镜观察汤格那张德拉库里诺(79)般的脸。“为什么一个人也没有？”汤格的声音很吓人，仿佛那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狂欢节。”吓坏了的司机回答道。
正如我们可以预见的那样，拉热什的鲸博物馆闭馆了。皮库岛还有什么不是关着的？在拉热什，有一座大教堂和一个仿爱尔兰风格的小酒吧开着。出租车司机留在车上，等我们到那两个开放着的地方转一圈。我们走进教堂，那里人影也没有；除此之外，世上其他教堂有的东西，那里也有。我们百无聊赖，于是把所有东西都看了个遍：地毯、圣杯、木长凳、弥撒书、蜡烛、跪椅、干花、一架普通的管风琴、一片古老的寂静。“到了教堂变得没有意义的那一天，将会发生什么？”汤格问我。如果那时候我们已经见过特谢拉，我就能这么回答：“那些新的人类，新世界的那些特谢拉们会到教堂散步，就像我们今天在这个岛上散步一样，也就是说，什么都不理解。”
酒吧空无一人，只有吧台后的那个快要睡着的年轻服务生。汤格点了一杯啤酒，问我有没有发现两片乌云已经消失了。我说天气变化是正常的，因为这里每天都以一种难以置信的速度在变化。然后汤格对我说他很开心，我终于能谈一下亚速尔群岛的气象情况，而不是到哪都看见佩索阿。我点了一杯加水的家豪(80)威士忌。“太失礼了。”他说。“抱歉，”我不得不对他说，“我不是故意惹你生气的。”“但是家豪威士忌怎么可以加水呢？”他气愤地问。我们沉默地喝着。啤酒似乎对他起了一些作用，他突然问我为什么要画蒙塔诺文学病的地图，为什么把它藏起来不给罗莎看，为什么要在她面前假装，让她相信我正在享受这个愉快的治愈性假期；而事实上我每天都在把自己想象成亚速尔群岛的堂吉诃德，我比从前任何时候都病得更重，尽管我不自知，但是我让人受不了，且正因为如此，罗莎本不想带我们来皮库岛，因为她从内心深处知道——尽管不愿意接受——我的情况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糟糕。
我甚至没有心情跟他开玩笑，比如说，我认为他是最好的随从，或者说，他是我们在巴塞罗那愉快地发起的这个游戏的同谋，而这份愉快在这个酒吧里莫名其妙地消失殆尽了，我们最好尽快离开这里。“绝对不行。”他说道。他又点了一杯啤酒和一杯威士忌。这时从我的心里冒出了一句话，那是完全自发的，我对他说：“诶，如果你爱上了罗莎，只要等到电影拍摄结束，你就可以跟她逃了。”他看着我，仿佛无法相信刚才所听到的。对我来说，这个短暂上演的毫无根据的嫉妒场景，给了我一个灵感，我想在6月底于布达佩斯举行的一场讲座中加插这样一个段子。我拿出一支铅笔和一个本子，记下了这个想法。“我知道你正在那里写，对于我没有配合你的游戏，你很失望，但你应该知道，一个随从有责任把主人带回现实，尤其当他的主人有骑士般的傲慢时。”他对我说。他喝着第三杯啤酒，问我有没有听说过哭啼镇。“一点印象也没有。”我对他说，模仿着一个出于防卫而提高了警戒的拳击手。“它在一座山上，在奥兹的南边。”“我不知道奥兹在哪里。”“如果一个奥兹的居民看起来有迹象要变成哭哭啼啼的人，就会被送到哭啼镇生活。”“我不知道这都是什么话。”我抗议道。“我说这些是因为那些哭哭啼啼的人像你一样忧心地生活着，为那些危险的想象，以及它们可能导致的灾难而毫无节制地担心。”我只是跟他说，我不会喝酒，然而他又点了第四杯啤酒和我的第四杯威士忌，我们甚至开始讨论去探访特谢拉的可能性，看看那个躲在拉热什郊区的房子里的家伙是哪门子的作家。经过仔细的研究，我们达成了一致——我们从来没有在任何事情上达成如此高度的一致——最后让出租车司机把我们带到了特谢拉的家。走到半路，汤格靠在了我的肩膀上，对我说：“作为朋友我想说，看着你如临大敌般对抗蒙塔诺的文学病，一种想象中的病，我感到很心疼，我亲爱的哭鼻子。”对这个吸血鬼的此般柔情，我并未报以感激，反而问他是不是没注意到，他用了一种很简单和庸俗的语言来对我说那些很复杂的事情，这与我引人注目的文学风格相去甚远。他看着我，再一次怀疑从我口中听到的话。他双眼发光，德拉库里诺般瘦削的耳朵突然涨红了起来。他说复杂也许是一种弱点，而我也许没有意识到，尽管我是如此智慧和杰出的批评家，比如，卡夫卡的力量恰恰在于不带一点复杂。说完他笑了起来，深信自己赢了这场论战。“你不知道，”我对他说，“你跟我谈文学的时候，你展现出力量的时候，我有多开心，桑丘伙计，这个可怜的哭鼻子身边的亲爱的随从，你不知道我有多崇拜你，丑八怪。”唯恐他没有听清楚，我把最后一个词重复了一遍：“丑八怪。”他被逗乐了，在那里看着我，“我喜欢你这样，”他说，“时不时变得简单一点。”
晕乎乎的我们盯着特谢拉，他那奇特的鸟人形象引起了我们莫大的恐慌。他身形瘦削，双眼凹陷，长长的手指关节突出，让人联想到昆虫的触须。特谢拉突然站在了我们面前。当他站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竟然忘记了我们原本是要来看他的。特谢拉就在火山脚下的一座破旧的大房子里，在拉热什郊区一个孤独的大房子里。在房子里住的那个人，用他的话说，从前喜欢在室外写作，坐在被锯断的树桩上，身边围绕着至今屹立不倒的树林。“那时我的所有作品，”他对我们说，“都走向森林的光亮；我曾经既强壮又脆弱，现在的我只是一个讲授大笑疗法的人。”
为了向别人传授如何大笑，他非常严肃。他像一个隐居在地球尽头的人，年龄在五十岁上下。他是出租车司机的朋友，不停地问司机是否已经告诉我们，他不再是作家了，而是一个教人如何大笑的老师。
为了成为大笑疗法的专家，他必须非常严肃。他的头嵌在军装衬衣的领子里——他的裤子也是军装——头发整齐地环绕着头顶，用皮库岛的发胶固定得纹丝不动，脸颊上的肌肉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紧绷的。他那严肃的样子让人见而生畏，然而他说微笑就在他的身边，他说夏天的时候他靠给游客上课赚钱，让他们发现大笑对身体健康的好处。
他说他曾是——这听起来像杜撰的，也许是为了让我们大笑——温莎公爵(81)夫妇的朋友，还是阿迦汗(82)、爱因斯坦、科尔·波特(83)、西班牙阿方索十三世和卡鲁索(84)的朋友，尤其是卡鲁索的朋友。他还向墨索里尼退还过一个勋章，从戴高乐将军手上获得过荣誉勋章。
从前他的生活很庸俗，后来他放弃了世俗的生活，在森林里坐在树桩上写作，然而他最终还是未能写出他想写的东西。在非洲的某一天，神的启示降临在他身上。他之所以在生活中感到迷失，是因为他仍坐在树桩上写东西，因为他想诉诸纸上的东西太难了，他想方设法地创造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一种全然内在的形式，即不超越理智范畴的形式。然而——问题就在这里——他未能想出这样的一种形式。他试图创造这样一部作品，至少能避开上帝可能存在或不存在这个问题。然而，他没有找到那第三条路径。他在非洲备感绝望，坐在树桩上徒劳地写着，没有找到未来的美学形式。突然，恰恰是在自己身处的那个原住民身材矮小的聚落里，他发现了开怀的大笑。就像使徒保罗从马背上掉下来(85)的那一刻，不过他是因为笑得得意忘形而摔倒在地，而且并没有骑在马背上。
那天他发现了，对于那些身材矮小的原住民而言，如果一个人没有笑得倒在地上，那么他的笑是不完整的。自此他觉得自己隐约发现了生命中一条全新的康庄大道，于是马上放弃了在树桩上寻找未来的美学形式的使命，决定深入研究人类的笑这一问题。在新德里，他在一个广场上看见有三百多个人，他们每月举行一次聚会，目的是通过一些练习让人们大笑起来。所有人躺在地上摆成一个巨大的螺旋形图案，一个人的后颈靠在另一个人的肚脐上。他解释说，大笑是可以传染的，由于笑被压抑在人的膈膜以下，所以只需一个人大笑起来，便能引爆一片欢乐。他用一种极其严肃的语气说着上面这些话，以至于我担心特谢拉本人也会禁不住当场捧腹大笑，他那极端的严肃最终或许会引发大笑。毫无疑问，那是一个幽默的家伙。汤格问他是与家人同住还是一人独居。这时特谢拉的头在（越南生产的）军装衬衣的领子里陷得更深了，据他所说，这件衬衣是一位著名的葡萄牙喜剧演员到皮库岛时送给他的。他一边给我们端上斯里兰卡的茶，一边以电报般生硬的语气答道，他的家人在莫桑比克遭遇了一场可笑的意外去世了。为了喝那杯茶，我们不得不跟特谢拉一起坐在地板上，坐在那个拙劣地模仿帐篷内部的房子的角落地板上。我们不太愿意坐下，也不太愿意——想想我们来之前喝的东西——尝那杯斯里兰卡的茶。可笑的意外，特谢拉反复地说，语调中的忧伤让我们坐了下来，尽管只有短短的一分钟。我们坐在地板上，觉得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那杯茶让我久久不能忘怀，它的味道让人作呕，我发誓它绝不是斯里兰卡的茶。“真可怕，真可怕。”特谢拉时不时微笑着说道。他说的是他的茶吗？不是的，他说的是陪伴他的那只猫，它的一条腿坏了。“真可怕。”那只猫走过的时候他说道，然后沉默几秒，最后迸出各种各样天马行空的话。死人是不会笑的，笑与生命相关联，笑是唯一有前途的事情。他说着类似这样的话，然后恢复了沉默。就在我们毫无防备的时候，他突然大笑了起来，那种大笑毫无感染人的作用，反而是难以置信地令人不快，像他的茶一样可怕，那是我从来没有见识过的。他的嘴是一块巨大的黑指甲，中间裂开了一条缝。他的笑是硬邦邦的，野蛮得可怕，仿佛那就是未来的笑，等待着我们的笑，封存在罐头里的笑，既非有神也非无神，既非有书也非无书，总之令人反感得难以言喻。
“疾病会让人封闭自我，而大笑则让人敞开自我。”他说道，内心感到非常满足。然后他补充道：“你沟通得越多，就越健康。”他的格言让我想起了在西班牙的某个时期，一些寻求发迹的作家流行在个人日记中自作聪明地写一些格言。然而那只能产生反效果。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思考，那些让人感到羞耻的格言——比如“女人比男人更懂得等待”——只会提醒人们，瓦尔特·本雅明或埃利亚斯·卡内蒂(86)记录思想跟科里亚(87)的蠢人记录思想完全不是一回事。
疾病和大笑。醉醺醺的我想起了王尔德的一句话：“笑是对生命的最初态度：一种仅在罪犯和艺术家身上依然存在的态度。”特谢拉是罪犯或艺术家吗？我给他设了一个陷阱，问他在谈论疾病时指的是不是艺术。“我现在不懂艺术了。”他对我说，然后又笑了起来，那恐怖的大笑让人看到或者想到他那凶残的嘴里面就是那些与他身后的皮库岛火山连通的地下通道，火山与特谢拉房子间的实际距离比第一眼看上去更近。
“我现在不懂艺术了，我脑子里只有那些树桩的零散画面，我坐在上面蹉跎了不少时光。”他说话的时候嘴巴张大，让人清楚地看到里面那些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破坏着文学的愚笨之人。就这样，我确定了特谢拉不是艺术家，而是一个现代罪犯，确切地说，他是将来的人，或许是已经到来的人，对古代和当代艺术漠不关心的新人类，带着反道德的、野蛮的笑的人。他的大笑是塑料般的笑，是死亡的笑。
当汤格提出在天堂是否还有另一次死亡的问题时，他的猜想是正确的，汤格没有意识到自己成了预言家。我想起了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的一行诗：“我将为另一次死亡欣喜。”但我不是这样的，我在神秘而遥远的皮库岛中央发现了这个发出新式反道德笑声的新人类以后，感到的绝不是欣喜。“要多笑。”我对特谢拉说，此时我真想把手塞进他的嘴里，用尽一切办法抓住并撕破面容背后湿漉漉的皮肤，该死的邪恶鼹鼠便寄生在那里。
（文学）死亡的笑声正处于天堂。我对汤格这么说，就在我们走出火山脚下的破房子时，这时坐上出租车正好能赶上回程的渡船。但汤格没有回答我。一片乌云又笼罩在海峡上空，渡船出发驶向法亚尔岛，仿佛在黑暗的中心或阴霾的灵魂中航行。我们吃了几片晕船药，但那不仅没起作用，反而让我们的胃翻滚得更厉害。我们一路上把威士忌、啤酒，尤其是斯里兰卡茶都统统吐了出来。到了法亚尔岛后，我们变成了全新的两个人。我俩的样子大概是很惨的，否则到小码头接我们的罗莎不会那么吃惊。“你们在皮库岛看见什么了？”她问。“看到了新人类，”我答道，“我们不会每天看到属于未来且没有灵魂的人，也不会每天看到人类在未来某个怪异早晨所拥有的冰冷而可笑的脸，而那个人现在就在皮库岛，时常哈哈大笑。”
罗莎看我的表情仿佛在说：“你喝多了。”而汤格站在那里，为我刚才说的话感到深深的担忧。最后他问我那新人类是谁，毕竟那个出租车司机是个老头，而特谢拉是大笑疗法的老师，隐居在世界尽头的一个破房子里。为了让他明白我们见到的那个新人类，那个属于未来的反道德人类就是特谢拉那样的，我模仿了特谢拉那种硬邦邦的、罐装的、反道德的笑。汤格当即明白了我指的是谁，于是他大笑了起来，那奇怪的笑声仿佛来自一个虚弱的老人。就在那时，我认为罗莎的电影应该这样开始，汤格带着尖尖的耳朵和吸血鬼的尖牙假装走过一个亚速尔捕鲸人身边，嘴里说着一些奇怪的话——我会给他准备好台词——他说着那些奇怪的话，然后突然奇怪地笑起来，像一个虚弱的老人。
“特谢拉，那个新人类？”汤格说，挠了挠剃光了的头，“别逗我了，他不过是个白痴。”
今天，在从皮库岛回来七天后，汤格又像虚弱的老人那样大笑，不过这次是在镜头前。那是一部关于亚速尔群岛捕鲸人的被遗忘的世界的纪录片，我为他准备好了开场白。
汤格走进第一个镜头，只见他那尖尖的大耳朵和剃光了的头，吸血鬼的眼神像凶狠的鱼叉般刺向镜头。在几秒钟的沉默后，他开口说道：“在我年轻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在谈论弗洛伊德。但我从来没有读过他的书。我也没有读过莎士比亚。我相信梅尔维尔(88)也一样。莫比·迪克(89)就更不会读了。”
接着他像虚弱的老人那样笑了起来，演职人员的名单出现在画面上。
今天，我盯着皮库岛火山那模糊的轮廓看了许久，并反复斟酌卡内蒂曾经提出的一个问题：“当上帝的创造物被摧毁后，祂会回来吗？”
多可怕的焦虑。我困在了火山和卡内蒂的名言里。为了驱散这些焦虑，我转而思考别的事情。我想到最近几天汤格总是十分激昂地谴责我在智利遵从他为了帮助我战胜文学病而提出的第一个建议。汤格认为他应该给我别的建议，因为我过于一丝不苟地执行“与文学的死亡作斗争”这个建议了。他认为只有迷茫的人才会为“文学的死亡”这样老套而有争议的话题而担忧。
想起汤格对我的责备——他的责备包括了很多方面，比如，我越来越执迷于把所见的东西系统性地转化成文学概念或引用，他认为这经常让我们的对话变得令人讨厌和难以忍受——想起汤格最近的批评对我造成的压迫感，我竟然淡忘了原本让我寝食难安的皮库岛的火山和卡内蒂的名言。我忘掉了皮库岛，忘掉了那句名言，但是我的心思未能离开卡内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遗憾。我未能忘记卡内蒂写的唯一一部小说《迷惘》(90)里的基恩的形象：有一天，这个人物在惯常起床的时间，梦见了一座巨大的图书馆从火山口拔地而起，而火山将在八分钟后立即喷发。
当然了，随着卡内蒂的回归，火山再次出现，我原以为它已经消失在视线中了，不是皮库岛的火山，不过姑且当它是吧。除此之外——我的头脑没有表现出文学病的迹象——还有关于蒙塔诺那个故事的记忆，由此又引起了关于地球上那些山的回忆，所有山的回忆，包括何塞普·普拉(91)非常喜爱的火山，他在自己的模范日记中提过这一点；山也是安德烈·纪德的挚爱，在蒙塔诺的故事里，正是他潜入了年轻的萨缪尔·贝克特(92)的记忆，那时贝克特正在都柏林与一些朋友晚餐，他对纪德的突然造访感到讶异，纪德唐突地对他说，对任何一座山的热爱都是新教的特性。
“那又怎样？”贝克特问。“首先是骨头。”纪德答道，然后他突然消失了，正如他来到正在用餐的贝克特的脑海时那般突然。根据蒙塔诺的故事，贝克特多年后在写作中清楚地提到了纪德，以及他意外到访都柏林的事：“头脑走了会怎么样/不管怎样，它走了。”
当我放下了普拉的山、纪德的骨头、新教、卡内蒂和贝克特、基恩和所有神，甚至放下了上帝在祂的创造物被摧毁后回不回来的疑问，当我放下了那一切，我却陷入了其他作家、名言或者是蒙塔诺的故事片段的魔爪中，陷入了彻底的焦虑中，我真切地感受到我的文学记忆带来的窒息，甚至觉得汤格也许是有道理的，他警告说我在捍卫文学的路上走得太远了。
我感到如此焦虑，甘愿倾尽所有——在法亚尔岛这里，我是一个编剧——只求返回童年，回到那些简单的日子，那时我热爱太空和群星满布的夜空；我甘愿倾尽所有，只求返回我童年的时光，那时的我翱翔在宇宙无限的空间里，不觉得需要解读它，更不觉得要把它转化成什么文学概念或者引用。是的，我甘愿倾尽所有。这是在法亚尔岛上的忧伤，当我想起从前在太空里那些简单的日子。
清晨的空气格外清澈，我不用望远镜也能看见远处一艘航行中的船，浪花在冲击船头时泛起了泡沫。这是许久以来的头一次，我看到的场景仅仅是一个场景而已。仿佛我忽然间痊愈了。这是清晨里的一个短暂的喜悦。我顿时感到活力十足，仿佛能空手游到那艘船上。清晨的阳光在闪耀，海面就像一块镜子。
这天中午，罗莎在拍摄的间隙回房间找一件忘带的东西，她发现我躺在沙发上睡着了，那幅巨大的蒙塔诺文学病地图在我身边完全展开着。
“这是什么？”她问道。我突然从春梦中惊醒过来，惺忪之间以为她问的是我那湿了的内裤，而不是那幅地图。
我多少年没有梦遗过了？我刚才在睡梦中射精，把内裤弄湿了，此时我最不可能想到的是她会对地图感兴趣。
“这是什么？”
那是中午12点或12点半左右。半个小时前，我正画着地图就沉睡过去了。睡过去的时候，我正在给南美沙漠中的一片绿洲里的棕榈树润色，风吹过那里，在远古时代，人类的足迹和马蹄的踪迹未曾受到文学的影响：那片沙漠完好地封存着时间和文化的痕迹。
“这是什么？”
我正画着地图里的拉丁美洲绿洲就睡着了。昨晚在“运动”咖啡馆的放纵让我突然倒在了沙发上。我通往这次奇妙射精的路径像迷宫那样曲折。那时，我正在对拉美绿洲里的一些重要细节进行完善，突然我的大脑停止了敏捷的活动，困意向我袭来，几乎让我以为自己要失去知觉了。我闭上了眼睛，随即就睡着了，那幅危险的地图完全展开在我的身旁，铅笔掉在了地上。我梦见自己在“运动”咖啡馆的吧台边上，正在喝一杯可口的斯里兰卡茶。突然，有人从身后轻轻地抓住了我的胳膊，我转过身来，看见了一个没有脸庞的人，我觉得那可能是我自己。实际上，我仔细端详后便证实了那确实是我，尽管看起来有点像作家里卡多·皮格利亚。
“用他人的记忆进行回忆，”他在我耳边窃窃私语，“是分身手法的一种变体，但也是对文学表达的一个贴切比喻。”
“请允许我，”我对他说，“对这个场景发笑，同时告知您没有必要提醒我这一点，我经常与同行的人谈论这个话题。”
皮格利亚，或者说我，没有一丝笑容。他严肃地，非常严肃地给我下了一个命令：
“您现在就该画下北美某些大学里的那些阴暗的课堂，那里的人正在解构文学。”
“好吧，”我说，“等完成绿洲了我就画。对了，‘解构’是什么意思？”
“不行，您必须现在就画。”
我看着他，他已经不是皮格利亚，也不是我了。现在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身体结实的侏儒，跟我说应该画下他，因为他是那些鼹鼠的国王。突然，也许我靠在“运动”咖啡馆的吧台上太久了，吧台启动了一个机关，把我瞬间切换到了吧台的另一侧，但我感觉自己那时已经不在酒吧，而是一个酒店的豪华房间里。
那个侏儒还在我身边，他不停地说话，简直是个可怕的叫卖小贩。
“我不是那些鼹鼠的国王，”他对我说，“您不用把我画进您的地图，说真的，地图很详尽，而且制作精良。如果有人应该留在地图之外，那个人一定是我，我属于旧时的批评家之一，我反对那些散布在美国大学校园里的粗暴而神秘的行话，那里的教授和批评家在谈论文学时，对正确的文学评论中应有的美学、道德或政治元素如此淡漠。可以确定的是，正确的文学评论已经消失在理论的废墟里了。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太明白。我觉得我只听懂了您属于旧时的批评家之一。”
“一个悲伤的批评家。”一个女人用天鹅绒般的声音说道，她从一块天鹅绒帘子后面走了出来。她的身体看着很熟悉，尽管我没有看到她的脸。那个女人麻利地脱下了衣服，只剩一件黑色的胸罩，然后缓缓地向我走来，拖长着声音，像鸽子般低沉地说：
“我要在你的坟墓上吐痰。”
她在我面前跪下来，这时我才看清了她的脸。那是罗莎。她拉开了我的门襟拉链，取出阴茎并放进了她的嘴里，那张嘴比现实中大很多。她转动着舌头，一头美丽的金发狂乱而迷人地摆动着。我不想射精。但我控制不住。然后我醒了过来。
“这是什么？”罗莎问道。
我呆在那里，不知道可以跟她说什么。于是我决定责怪她，耍个小聪明以摆脱困境。
“你比我更清楚。”我说。
那时罗莎才拿起地图，放在我面前。也是在那时，我才意识到她问的是地图。
我稍稍松了一口气，但没有完全放松，因为要跟她解释我为什么画这些东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些鼹鼠、州、郊区——其中一个叫西班牙——森林、拐弯的河道、岛屿、海底隧道、魔鬼的洞穴、洞窟、情报机构、拉美的绿洲、阴暗的角落。跟她解释为什么我要画这张细致的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蒙塔诺文学病的世界地图，”她大声念道，“好吧，但这是什么东西？你在这里用字母汤的形式画下了你的精神问题？”
她闹得好像我出轨了一样。我呆在那里，尽管我对自己说，问我地图的事终归是要好过像昨天那样问我们究竟有多少天没有做爱了。如果今天她再提出那个问题，我大概会告诉她一个更接近真相的原因，告诉她那幅地图和蒙塔诺的文学病已让我精疲力竭，这是我们从上个世纪末以来没有做过爱的原因之一。
我意识到只有一个方法能漂亮地结束这个局面：马上和她做爱，让她忘记地图的事。但不能说那是解决问题的理想方式，梦遗让此时的我不具备应对做爱的最佳状态。我觉得应该祈祷罗莎不要想到拉下我门襟的拉链，那可能会造成一场灾难，其严重程度不亚于蒙塔诺的文学病——日复一日地，带着摧毁文学的意图——将引起的灾难。
我觉得剩下的唯一出路是尝试解释——越机灵越好，不择手段地编——为什么我变成了一个愤怒和狂热的测绘员，或者说，尝试为不可解释的事情作辩护。
“因为我在为一本我想写的小说设计风景。”我对她说。
她看着我，表情因愤怒而变得狰狞。
“那好，”她跟我说，“我忍受不了这件事，我只跟你说这一点。你现在就跟我解释什么是蒙塔诺的文学病，为什么它会有地图。你现在就跟我说你儿子跟这一切，跟这样一幅幼稚的地图有什么关系。你再顺便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这么久没有做过爱了。你要是不好好解释清楚，那你就收拾行李到别的地方接着完成你的地图。你听到我说的了吗？蒙塔诺的文学病是什么？”
“是一本小说。”我小声地说。
她应该没有听清楚。
“它在哪里？”她问。
“什么在哪里？”
“蒙塔诺的文学病。”
我走到床头柜前，取出我的日记，这本日记。我把它递给罗莎看。
“在这里。”我对她说。
她读了几页，吓得一惊。她问我是不是加入了那些愚蠢之人的行列，认为文学要终结，市场是罪魁祸首，认为文学受到了威胁，处在危机之中。然后，我们做爱了。一次疯狂的做爱。就像世界和文学走到了末日一样。就像我们相识的那天一样热烈。当一切结束，我走到了阳台，看到远处一艘航行中的船，浪花在冲击船头时泛起了泡沫。中午的太阳在照耀，海面不再是一块镜子。我不知道。我想说，蒙塔诺的文学病开始消失在我的视线中。
(1) 法国西部港口城市。
(2) 胡里奥·艾华德（Julio Arward），作者虚构的一个作家。
(3) 胡斯托·纳瓦罗（Justo Navarro，1953— ），西班牙小说家、诗人，著有小说《分身的分身》（El Doble del Doble，1988）。
(4) 里卡多·皮格利亚（Ricardo Piglia，1941—2017），阿根廷作家。
(5) 塞尔希奥·皮托尔（Sergio Pitol，1933— ），墨西哥作家、译者、外交官，2005年塞万提斯文学奖获得者。
(6) 地中海沿岸城市，位于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省。
(7) 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1828—1905），法国小说家、剧作家、诗人，现代科幻小说的重要开创者之一。
(8) 雅克·瓦谢（Jacques Vaché，1895—1919），法国作家，被安德烈·布勒东认为是超现实主义的创始人。他仅存的作品是一系列的书信。
(9) 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1896—1966），法国作家和诗人，被认为是超现实主义的创始人。
(10) 卒年有误，原文如此，疑为作者笔误。
(11) 杰哈·德巴狄厄（Gérard Depardieu，1948— ），法国男演员、制片人和商人。
(12) 阿基莱·康帕尼勒（Achille Campanile，1899—1977），意大利作家、剧作家、评论家，擅长超现实的幽默和文字游戏。
(13) 南特的一家著名餐厅。
(14)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德国哲学家、文化评论家。
(15) 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2019），美国文学评论家、作家，耶鲁大学教授。
(16) 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1887—1968），法国实验先锋艺术家，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和创始人之一。
(17) 雅克·德米（Jacques Demy，1931—1990），法国著名导演、编剧、演员。
(18) 雅克·德米执导的第一部剧情片，他凭借这部处女作一鸣惊人。影片讲述了法国青年罗兰迷恋酒吧舞女萝拉，她独自抚养儿子，痴心地以为抛弃她的男人会重返她身边。
(19) 贡萨洛·罗哈斯（Gonzalo Rojas，1916—2011），智利著名超现实主义诗人，智利国家文学奖、西班牙塞万提斯文学奖获得者。
(20) 全名让·尼古拉·阿蒂尔·兰波（Jean Nicolas Arthur Rimbaud，1854—1891），法国著名诗人。他是无法被归类的天才诗人，创作时期仅在14—19岁。他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影响，是超现实主义诗歌的鼻祖。
(21) 洛特雷阿蒙（Lautréamont，1846—1870），原名伊齐多尔·吕西安·迪卡斯（Isidore Lucien Ducasse），法国诗人，代表作有《马尔多罗之歌》。
(22) 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美国著名诗人，意象主义诗歌的主要代表人物。
(23) 位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赫罗纳省的小镇。
(24) 恩斯特·荣格（Ernst Jünger，1895—1998），德国小说家、哲学家。1982年歌德奖获得者。
(25) 朱利安·格拉克（Julien Graq，1910—2007），法国作家、诗人、评论家。
(26) 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1914—1996），法国知名作家、电影导演。
(27) 瓦尔帕莱索，意即“天堂谷地”，位于太平洋岸，是智利的立法首都（国会所在地）、第三大城市，并被国家命名为“智利的文化首都”，其旧城区在200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28) 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1605—1682），英国作家，对医学、宗教、科学和神秘学都有贡献。
(29) 全名温弗里德·格奥尔格·泽巴尔德（Winfried Georg Sebald，1944—2001），当今最有影响力的德国作家之一。
(30) 全名《土星环——一次在英国的朝圣旅行》（Die Ringe des Saturn．Eine englische Wallfahrt，1995）。
(31) 英国英格兰东部的郡，东临北海。
(32) 丹尼洛·契斯（Danilo Kiš，1935—1989），20世纪南斯拉夫最重要的作家，被授予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33) 朗姆酒是用甘蔗压出来的糖汁，经过发酵、蒸馏而成。加勒比地区的马提尼克岛上盛产甘蔗，所产朗姆酒享誉全球，被称为“最高品质奢华生活的必备品”。
(34) 瓦尔帕莱索的一个小镇，西临太平洋的度假胜地。
(35) 瓦尔帕莱索的一个太平洋海湾。
(36) 智利南部的一条河，其所在的城市也以该河的名字命名。
(37) 智利南部河流。
(38) 智利南部港口。
(39) 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1900—1944），法国作家，《小王子》是他的代表作。他是法国最早一代飞行员之一。
(40) 位于北大西洋中东部的火山群岛，为葡萄牙领土。群岛绵延640多公里，由9个火山岛组成。
(41) 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1904—1973），智利外交官与诗人，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原名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Neftali Ricardo Reyes Basoalto）。
(42) 指的是吸血鬼，来自德国恐怖电影《诺斯费拉图》（Nosferatu，1922），该片是电影史上第一部吸血鬼题材的恐怖电影。
(43) 巴塞罗那的一个区。
(44) 巴塞罗那一家知名餐厅。
(45) 指的是吸血鬼德拉库拉。来自小说《德拉库拉》，爱尔兰作家布拉姆·斯托克（Bram Stoker）于1897年出版的以吸血鬼为题材的哥特式恐怖小说。
(46) 克里斯托弗·李（Christopher Lee，1922—2015），英国演员，上世纪40—60年代间曾出演大量恐怖电影，吸血鬼是其中的经典造型。
(47) 全名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1920—1993），意大利导演，编剧。
(48) 贝拉·卢戈西（Bela Lugosi，1882—1956），匈牙利演员，他最著名的角色是《蝙蝠侠德拉库拉》（Batman Dracula）中的德拉库拉。
(49) 阿莱杭德娜·皮扎尼克（Alejandra Pizarnik，1936—1972），阿根廷女诗人，出生于阿根廷一个犹太移民家庭。童年时因为外形和体重原因，加之与姐姐比较，她的自尊心受到严重压抑。她服用安非他命成瘾，导致睡眠障碍。36岁时，她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50) 英格丽特·卡文（Ingrid Caven，1938— ），德国电影演员和歌手。
(51) 西里尔·康纳里（Cyril Connolly，1903—1974），英国作家，文学批评家。
(52) 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1869—1951），法国作家，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53) 20世纪80年代智利的一首反对皮诺切独裁统治的歌曲《它将倒下》（Y va a caer）的歌词。
(54) 全名赖内·马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奥地利诗人。
(55) 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法国诗人，象征派诗歌的先驱，代表作有《恶之花》。
(56) 埃德蒙·雅贝斯（Edmond Jabès，1921—1991），埃及裔法国作家、诗人。
(57) 全名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1770—1843），德国诗人。
(58) 全名胡安·卡洛斯·奥内蒂（Juan Carlos Onetti，1909—1994），乌拉圭著名小说家。
(59) 切斯特顿（Chesterton，1874—1936），英国作家、文学评论者以及神学家。
(60) 约翰·卡萨维兹（John Cassavetes，1929—1989），美国电影导演、演员、制作人，被认为是美国独立电影的先驱。
(61) 即法国先锋派作家乔治·佩雷克（Georges Perec，1936—1982）的小说《人生拼图版》（La Vie mode d'emploi，1978）中故事的发生地。小说描绘了一幢公寓楼里30多个单元中各家房客的生活景观，他们来自不同阶层，从事不同职业，有各自的生活方式和人生经历，整部作品构成了社会各个族类的标本展览。
(62) 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Macedonio Fernández，1874—1952），阿根廷作家、哲学家。
(63) 全名费尔南多·佩索阿（Fernando Pessoa，1888—1935），20世纪伟大的葡萄牙语诗人。佩索阿的作品世界由众多的“异名者”组成，除了使用本名外，他还以卡埃罗、冈波斯、雷耶斯等署名创作。每个名字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生平经历，以及风格各异的作品。自其去世以后，研究者一直在搜集整理出版他的作品。
(64) 路易斯·德莱昂修士（Fray Luis de León，1527/1528—1591），16世纪后半叶西班牙最为重要的诗人之一。
(65) 卡夫卡《家父之忧》中描述的一个“初看上去像一枚低矮的星状的纱芯”“居无定所”“或在屋顶，或在楼梯间，或在人行道，或在走廊”“娇小可人”又“经常闭口无言，默不作声”的“东西”。
(66) 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1879—1955），美国现代主义诗人。
(67) 吉尔伯与沙利文合作的萨沃伊歌剧《贡多拉船夫》中虚构的一个共和国。
(68) 北大西洋葡属亚速尔群岛中的一个岛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保护区。
(69) 学名为地中海海鳝（muraena helena），是海底的隐居者，在礁石的洞中或海底的凹地中过着隐居生活，受侵扰时可变得十分凶恶。
(70) 雷·布拉德伯里（Ray Bradbury，1920—2012），美国科幻、奇幻、恐怖小说作家，代表作品有《火星编年史》及《华氏451》。
(71) 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出版于1953年。故事叙述了一个压制自由的近未来世界，人类被禁止阅读和拥有书籍，所谓的消防员的工作不是灭火，而是焚书。故事改写自作家在1951年发表的中篇《消防员》（The Firemen）。
(72) 塞萨尔·艾拉（César Aira，1949— ），阿根廷作家、译者。
(73) 胡安·鲁尔福（Juan Rulfo，1917—1986），墨西哥著名作家，被誉为“拉丁美洲新小说的先驱”。曾获颁墨西哥国家文学奖、西班牙阿斯图利亚斯王子文学奖。
(74)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1896—1940），美国作家、编剧，代表作有《人间天堂》（1920）、《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
(75) 胡安·鲁尔福的代表作《佩德罗·巴拉莫》（1955）中的主人公。
(76) 三个市镇的葡萄牙语名称分别为Madalena，Sāo Roque和Lajes。
(77) 全名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法国意识流作家，著有代表作《追忆似水年华》（1913）。
(78) 全名泽尔达·菲茨杰拉德（Zelda Fitzgerald，1900—1948），美国小说家，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妻子。
(79) 德拉库里诺（1971— ），巴西柔术世界级选手和教练。
(80) 一个苏格兰威士忌品牌。
(81) 应指爱德华八世（1894—1972），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国王，乔治五世和玛丽王后的嫡长子，逊位后被其弟乔治六世封为温莎公爵。
(82) 应指阿迦汗四世卡里姆·侯赛因（1936— ），伊斯兰教伊斯玛仪派尼扎尔支派的现任最高精神领袖。
(83) 科尔·波特（Cole Porter，1891—1964），美国作曲家和歌曲作家。
(84) 卡鲁索（Caruso，1873—1921），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男高音。
(85) 传说在皈依基督教之前，使徒保罗曾骑马从耶路撒冷前往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准备去逮捕一批耶稣的追随者，途中突然被主的一束光打在身上，保罗受到惊吓从马背上摔下来，从此皈依基督教，开始了传教生涯。
(86) 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1905—1994），在保加利亚出生的塞法迪犹太人，用德语写作的小说家、评论家、社会学家和剧作家，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87) 西班牙埃斯特雷马杜拉自治区卡塞雷斯省的一个市镇。
(88) 梅尔维尔（Melville，1819—1891），美国小说家、诗人，《白鲸》（Moby Dick，1851）的作者。
(89) 《白鲸》中白鲸的名字。
(90) 埃利亚斯·卡内蒂创作的著名现代主义小说。
(91) 何塞普·普拉（Josep Pla，1897—1981），西班牙记者和作家，以加泰罗尼亚语写作。
(92) 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1906—1989），爱尔兰作家，创作领域包括戏剧、小说和诗歌，尤以戏剧成就最高，代表作有《等待戈多》（En attendant Godot，1952）。他是荒诞派戏剧的重要代表人物，196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