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铁官僚的王子”矶崎叡

昭和四十四年（1969年）5月，也是在“EL、DL单人乘务谈判”最为激烈的时候，石田礼助总裁将结束任期正式卸任。石田是十河信二的后任，在总裁位子上坐了6年。

二战前，石田曾担任三井物产董事长等职，被称为三井集团的“大总管”；战后，他在退休之后还担任过国铁监查(54)委员长等职，77岁时应邀出任总裁。他自称是“年轻的士兵”，宣称“公职就应该讲奉献，拒领总裁薪水”。“老夫虽粗野却不卑俗。”——在国会面对议员们振振有词掷地有声的石田礼助，在国铁内外有着极高的人气。

在众人看来，如不出意外，接替其职位者将是矶崎叡。6年来，矶崎作为副总裁一直在辅佐石田，他是在国铁土生土长的“国铁官僚”。经济界出身的石田礼助堪称“主外的脸面人物”，但他对国铁内部尤其劳务关系几乎是个外行，因此石田就好像是一个“甩手掌柜”，在任职期间将内部问题全部托付给了矶崎叡。在劳资关系最为恶劣之时，对二战前后的国铁了如指掌、有“国铁王子”之称的矶崎叡，作为第6任总裁登上了舞台。

大正元年（1912年）8月16日，矶崎叡出生于东京本乡丸山町（今文京区千石）。其父名清吉，是海军早期的造船技术官员。矶崎叡出生时，其父正参与“比叡号”军舰的建造，于是取“叡”字为其名（顺带介绍一下，其母亲的姐姐嫁给了桦太厅(55)长官平冈定太郎。平冈夫妇之孙名叫平冈公威，即作家三岛由纪夫）。矶崎叡后经府立四中(56)（今都立户山高中）、一高(57)升入东京帝国大学(58)法律系。昭和十年（1935年），大学毕业即入职铁道省。昭和十四年（1939年），被分配至大臣官房(59)人事课，在这段时期，他与身为监督局铁路课课长的佐藤荣作（后来的首相）交情甚笃。在太平洋战争开战在即的昭和十六年（1941年）11月，被借调至内阁直属机关、于昭和十三年（1938年）成立的“兴亚院”。

兴亚院是掌管针对中国大陆的满洲等实际管辖地区、占领区的政治及经济政策的国家机关，矶崎被分配至经济第三课。课长是从大藏省借调过去的爱知揆一（后来曾任藏相(60)和外相）。该课主要负责日本与中国满洲之间的物资运输工作。该课有一个“九贤会”，由9名从各“省”借调来的交情甚好的同事组成。他们经常举办沙龙活动，一边饮酒畅谈一边学习交流。

其成员以大藏省派出的大平正芳（战后的首相）为首，还有商工省的鹿子木升（战后的亚洲经济研究所所长）、农林省的伊东正义（战后的外相）、满铁(61)的佐佐木义武（战后的科学技术厅长官、通产大臣）等，可谓人才济济。他们经常邀请课长爱知揆一或者陆海军的枢要人物作讲师，讲解有关国际关系及战局形势等。学习活动结束后众人便涌向新桥(62)，一边开怀畅饮一边继续讨论。

日本战败后，矶崎被调回运输省（由铁道省改名而来），担任涉外室干事，涉外室是负责驻日美军运输的窗口部门。昭和二十二年（1947年）3月，矶崎升任职员课课长。由于被派往中国的满洲及台湾等地区铁路的职员相继回国，此时国铁员工总数多达61万人，接近战前的3倍。在2年后即昭和二十四年（1949年）6月，国铁作为“公共企业体”从运输省独立出来。首任总裁是铁道省出身的下山定则。如前所述，这是由GHQ授意实施的“出人意料”的组织变更。

伴随着这次组织变更，国铁职员的争议权被剥夺。“GHQ是为了劳工问题而进行组织变更的。”（矶崎叡，《我的履历书》，《日经新闻》平成二年即1990年6月）在变成公共企业体之后，国铁开始采用独立核算制。从表面上看，国铁摆脱了政府及国会的管束变得自由了，但实际上在预算编制、运价设定、新线路建设等所有方面都没有自主决定权，仍旧受到作为监督机构的运输省及大藏省还有国会的制约。

昭和二十四年（1949年）5月末，即在国铁作为公共企业体启动前夕，政府颁布了《行政机关职员定员法》（简称《定员法》）。当时，国铁因为接收了从满铁及朝鲜铁路等地撤回的人员，员工总数接近60万人。国铁是《定员法》的首个实施对象，其定员编制为50万人，为此需要在10月1日之前的短短几个月内解雇9.5万人。身为职员课课长的矶崎恰好是该工作的负责人。7月4日，矶崎首先向第一批被免职的3.7万人发出了免职通告。“尽管是费力不讨好的工作，但既然已经决定并形成了法律，那么就必须去实施，否则整个国铁都将无法存续下去。因此，我和同事们义无反顾地抱成一团，全力推动了相关工作的落实。”（《我的履历书》）

在第一批免职通告发布结束后的第二天即5日，下山总裁即告失踪。6日凌晨，其尸体在常磐线绫濑站附近被发现，尸体上有被汽车碾轧的痕迹。是他杀还是自杀？这至今仍然疑团重重，是一个待解的谜。这就是“下山事件”。15日，在中央线三鹰站站内发生了无人电车失控狂奔的“三鹰事件”，8月17日又发生了东北线列车脱轨倾覆的“松川事件”。“增田甲子七官房长官(63)断言，这一系列事件是‘由集团组织实施的有预谋的扰乱行为’，这使得舆论对工会的态度更趋严厉。不过，包括国铁在内的所有行政机构的裁员工作反而由此变得顺畅起来，这也是事实。”（《我的履历书》）

身为职员课课长的矶崎冒着人身危险，最终完成了“解雇10万人”的任务。之后，他历经宣传部部长、营业局局长等步步高升，最后从常务理事升任副总裁。在下山事件等社会纷扰不断的背景下如期实现“解雇10万人”的目标，这堪称矶崎的“功勋章”，他对于以工会为对手的劳务对策有着绝对的自信。

或许，这也导致了他后来在劳务问题上的强硬姿态吧。“现场协商制”造成国铁的生产一线被工会控制，一线负责人变得软弱无力。面对这种实际情况，矶崎一定忍无可忍。就在这样的时代，总裁的位子转到了他的面前。

*　*

昭和四十四年（1969年）5月20日，这天原本是石田礼助满面笑容地离开国铁、内阁会议作出决定任命矶崎叡为新总裁的日子，然而情况却突然发生变化。新总裁的记者招待会预定在内阁会议决定作出之后举行，当天的晚报将刊登《矶崎新总裁侧记》，各家报社也早已准备停当。然而，不知为何内阁会议未能对“国铁新总裁”人事进行审议，决定被搁置和推后了。于是，在记者俱乐部及国铁内部，各种小道消息不胫而走。不过，当天的《每日新闻》却捷足先登，在早报“时下人物”专栏刊登了一篇介绍矶崎的文章——《矶崎叡即将履新国铁总裁》，并配上了笑容可掬的照片。

（省略）总之，石田先生留下“票价上调”和《促进国铁财政重建特别措施法》两个“大礼包”，跺着六方台步(64)从总裁位子上退了下来。这在历任总裁当中也是头一次。一直充当贤内助的矶崎先生想必在背后也异常辛苦。石田先生有他自己的招数：或假装糊涂或故作幽默，或把别人当傻瓜信口开河，以此来唬住对手。矶崎先生，您打算使用什么手段呢？（记者问）

“我哪行啊，像我这样的人也那样做的话，是会倒大霉的……”（矶崎答）

您的工资怎么处理呢？也会返还上交吗？（记者问）

“那怎么行啊！那我只能喝西北风了。我可不是石田先生那样的有钱人哦。”（矶崎答）

此时的矶崎才56岁，是名副其实的“年轻士兵”，要让他像80多岁的老爷子那样有“城府”，这本身也不太现实。不过矶崎也有其优势：他有敏锐的头脑和出色的执行力；他当过宣传部部长及营业局局长等，精通国铁的内部情况；而且拥有“一高—东大”毕业的精英学历，在政界和官僚界人脉很广。（省略）

这篇介绍新总裁的报道其实并无任何特别之处，不过，在这篇文章见报一周之后，即到了5月27日，矶崎才终于就任总裁。内阁会议决定因何被搁置和推迟？虽然其真相至今仍无定论，但当时在记者中间有如下的议论。

一个说法是，当时的首相即矶崎在铁道省的大前辈佐藤荣作，对于矶崎在内阁会议尚未决定之前就在报纸上撒欢感到不快，于是放出话“叫他不要得意，赶紧把劳资关系恢复正常”，下令推迟一周再作出决定。此时，国铁劳资还在为EL、DL单人乘务问题打得不可开交，双方正处于激烈纷争的漩涡之中。当时，日本政府围绕冲绳返还问题与美国的谈判也处于最后阶段。冲绳返还对佐藤内阁来讲是最重要的政治课题。如果国铁劳资双方继续斗来斗去，在国会上难免出现在野党态度变得强硬、对冲绳返还关联法案的审议陷入停顿的局面。

另外还有一个说法，说是因为受田中角荣指使，田中派阁僚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了不满。矶崎在成为副总裁之前，对政界尤其与田中的交往煞费苦心，一直坚持去目白“参拜”(65)。不过，眼看总裁位子离自己近了，就转而接近被视为佐藤荣作首相接班人的福田赳夫，与田中开始变得疏远。据说，田中还因此向周围人埋怨说：“矶崎最近咋不露面了呢？”于是，听到这话的田中派议员就对矶崎就任之事按下了“暂停键”。

尽管被推迟了一周，但矶崎还是如愿当上了总裁。号称“政界通”的山田明吉东山再起，坐上了副总裁的位子。山田在二战前入职铁道省，在国铁历任会计局局长、关西分公司总经理、常务理事之后退任，然后去担任了帝都高速交通营团的理事。在昭和二十年代（1945至1954年），山田曾被任命为吉田茂内阁的总理大臣官房总务课课长，与政治家有广泛交往。可以说，这个人事安排既与一心致力于“冲绳返还谈判”的佐藤首相达成了谅解，也照顾了田中角荣的感受。总之，佐藤对矶崎新总裁的要求是，尽快恢复被“现场协商制”扰乱的一线秩序，并落实国铁员工的意识改革。

矶崎的就职讲话也如实体现了这点。以往的就职讲话，通常是把干部职员召集到国铁总公司九层的大会议室里举行。但是，这次矶崎却使用铁路专用微波线路，向全国各铁路管理局进行了广播直播。在各管理局，干部职员与站长、机务段段长、工务段段长等主要一线负责人被召集到大会议室或者礼堂，一齐聆听其发言。矶崎提出要“恢复人的本性”。可以说，该讲话是为引入“提高生产率运动”（俗称“丸生运动”）而奏响的序曲。

“既然肩负着总裁的重责，那么我将秉持年轻人的胸怀，向着新的道路勇往直前。为了确保整个国铁不会脱离重建轨道，我准备采取或多或少不同于以往的前进方式，这点请诸位谅解。去年，电视上播放了《旅途》，片中展现了养路工的灵魂、机车司机的毅力以及技术人员为实现动力革新如何呕心沥血等等。我想，由这些品格和精神浑然一体形成的国铁人的本性绝不是神话或寓言。我认为，所有事故的起因以及服务的发端，这些东西全都被包含在你我的人性之中。”

不仅就职讲话有别于以往惯例，矶崎在就任2个月之后还采取了一项行动——去全国各地巡视考察，与一线负责人促膝谈心。从7月22日在横滨召开东京南局座谈会开始，到最后11月21日走访新干线分公司结束，他依次巡视了全国各地的管理局，参加座谈交流的一线负责人合计3000名。这次全国各地考察正好赶上EL、DL单人乘务问题的收尾阶段，因此也增强了一线负责人的紧迫感。

我（笔者）对在横滨举行的第一次总裁座谈会进行了采访，并在《日经》社会版的“一线报告”栏目（8月10日早报）发表了一篇长篇报道。该报道的引言如下：“就任两个多月以来，为了督促和鼓励一线管理人员，国铁总裁矶崎开始了对全国各地的巡视和考察。贯穿考察活动的中心内容是，号召管理人员团结一心、共同应对日趋激化的工会运动。总裁干劲十足地说：‘到明年2月份为止，我计划与3000名一线负责人座谈，给予他们鼓励。’”以下是文章的概要内容。

横滨市水道局(66)宿舍楼，这里聚集了东京南局的各主要站长、机务段段长、车辆段段长、车务段段长等，一共有88人，每个人都头戴制式帽身着制服。“今天，我想在这里摘下头衔，以个人身份与大家谈话。我想到哪儿说哪儿，因此希望大家也不要拘束，把你们的痛苦和烦恼讲出来。”矶崎总裁的开场白显得低调而诚恳。之后，在主持人东京站站长小宫山的引导下，一线负责人纷纷打开了话匣子。

“现在的国铁员工，恐怕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当一线管理人员吧。若是当了一线负责人，就会遭到员工的围攻，被他们憎恨。在有的部门，工会会员约好全都不搭理你。一线负责人经常感到很孤独。”

“迫于工会的压力，一线负责人不能自主实施对员工的加薪和晋升考核等。人事权实质上已经被工会夺走，这是事实。”

“我们夜以继日地应对工会，与他们周旋。但实际上手里却没有像样的权限，也很少有回报。为了避免被工会会员骚扰，自然就会变得消极。希望能让一线负责人拥有自尊，能抬起头来。”

“当我们与工会正面交锋打得不可开交时，总公司的高层谈判却悄无声息地与他们妥协。这好比将一线负责人推上房顶后把梯子撤走了一样。这让我们在工会会员面前颜面尽失。”

那些一线负责人一边抹着额角上的细汗一边讷讷而言，但他们的每句话又都是那么扎心。“混蛋！”“笨蛋！”遭受这种辱骂已是家常便饭。田町车辆段甚至被称为“田町解放区”。据称，一线负责人拿到任命通知书后，“都得带着‘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决心去赴任”。一线负责人所说的情况比想象的还要严重，国铁的生产一线俨然已变成了“闹学运的大学”。

听完这些申诉后，矶崎总裁对丧失自信的一线负责人鼓励说：

“在员工当中，反国铁分子仅占2%、3%，每天被他们哇啦哇啦吵闹确实很心烦。不过，其他大部分员工都是善良的员工。把这些善良员工团结起来，将其培养成与反国铁分子抗衡的力量，这就是你们的责任。”

听了矶崎的这番发言后，那些一线负责人就问：“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在机务段及车辆段等规模较大的一线部门，除一线负责人之外，包括副职领导在内管理人员至多也就十来个人，而员工却有二三百人。有很多时候，新员工来了后，还没来得及去当局方面报到，反而先被工会隔离起来，被施以严格的工会教育。

“一线负责人要多关照新员工，要率先走入员工队伍中去，以坚定的态度与他们谈心，必须让有良知的工会会员振作起来……为此大家必须要有勇气。我在这里向大家保证，总公司和管理局一定会举全力为大家提供各种支持。”

听了矶崎总裁的讲话，一线负责人纷纷表示：“哼，工会有啥了不起！”与工会“对抗”的气氛随之高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