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矶崎总裁的“丸生运动”与国劳的反击

从“提高生产率运动”到“丸生运动”

在“生”字上画个圈（即），日语念作marusei（汉字写作“丸生”）。所谓“丸生运动”，指的是矶崎叡新总裁作为重振国铁经营的重头戏而引入实施的“提高生产率运动”。矶崎新体制本想通过它找回被工会夺走的生产一线“管理权”，然而结果却适得其反。岂止如此，这场“丸生运动”还带来了无可挽回的劳资对立和生产一线的荒废。这个给国铁留下巨大伤痕的“丸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提高生产率运动的起源可追溯至昭和十九年（1944年）的ILO（国际劳工组织）大会。该大会通过了旨在恢复和改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人民生活的《费城宣言》。宣言开篇即宣称“劳动不是商品”，并将改善人类福利作为终极目标，指出为此“经营者和劳动者必须合作，努力提高生产率”。

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诞生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扩大至列强各国，近代资本主义席卷世界，在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所经营的工厂里出现了严酷的重体力劳动，一次次的经济盛衰浪潮使得城市的贫困和乡村的凋敝日趋严重，更有相继发生的大规模战争带来社会的动荡不安。在此背景下，由马克思提出、列宁付诸实践的以共产主义为旗帜的工人运动在世界各地掀起高潮，最终，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也许可以说，“提高生产率运动”是一场在对发展过度的资本主义进行反省的基础上兴起的运动。

按照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论述，由劳动者提供的“劳动力”，在市场上与一般商品一样，通过供求规律定价和被买卖。而ILO却向世界宣称：“劳动力就是人本身，而人并非可供买卖的商品。”

之后，伴随着战后的经济复兴，欧洲各国的劳资方及政府积极致力于开展提高生产率运动。日本生产率总部（财团法人）(1)成立于昭和三十年（1955年）2月。在美国及日本政府的资助下，由经团联（经济团体联合会）、经济同友会、日经联（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日商（日本商工会议所）即经济四团体联手组建。首任会长为石坂泰三（东芝总经理），专务理事由乡司浩平（经济同友会事务局局长）担任。其《设立趣意书》(2)宣称，该组织由经营者、劳动者及专家学者三位一体构成，然而在成立时并未得到劳动工会的参与。原因在于总评等方面认为“此举将强化美国对日本经济的支配”，对其持批评态度。

生产率总部所实施的提高生产率运动，其原则有三点：第一是“提高生产率归根结底是为了扩大就业，对于过渡性冗余人员将通过实施岗位调动等防止其失业”；第二是“提高生产率的具体方式由劳资双方共同研究和协商决定”；第三是“要把生产率提高的成果公平地分配给经营者、劳动者和消费者”。很多依此原则引入该举措的私营企业，为了贯彻劳资合作理念，还设立了由劳资双方商讨提高生产率具体措施的平台——“劳资协议会”。

提高生产率运动的基本精神，是由劳资双方通过合作提高生产率的“劳资协调路线”。其本意是一种促进经营者和管理干部“承认劳动者的人性”的意识革命，然而，国铁却将把它搞成了以重建国铁为目的的“促进员工意识革命的精神运动”。

矶崎总裁一上任即赴全国各地巡察，对一线负责人反复强调这是一场精神运动，即要求“员工首先是国铁职员，其次才是工会会员；要热爱国铁；要对国铁使用者抱有诚意”。他还进一步解释说：

“在生产一线，有不主动去了解国铁所处的现状、肆意反对一切的恶劣员工。我并不想去改造这种员工。处于不同层次的员工、企图利用国铁（在日本）掀起革命的这些员工，让他们洗心革面是徒劳的，还是不做为好。既不热爱国铁，对使用国铁的人也没有诚意，认为即使列车停运、让乘客为难、搞垮国铁也无所谓的员工，可以暂且把他们搁在一边（省略）。用数字来讲，大概2%是本质恶劣的员工吧。在余下的98%当中，无需管理人员任何点拨即明白事理的员工大概只有一半。余下的一半是需要有人点拨才会明白的员工。认真指导这部分处于中间地带的员工，是非常重要的事情。”（Foreman，1977年1月号）

继矶崎总裁之后，职员局局长真锅洋强调说，“生产率运动是对国劳和动劳阶级斗争主义的批判”，他如此解释道：

“进行国铁员工的意识改革，首先需要从旧有的马克思主义毕业。欧美的工会自不必说，日本的私营企业工会也早就从马克思主义毕业了，现在在企业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认为在企业里面搞对抗和斗争很有意义的工人，在私营企业已经荡然无存，我们必须正视这个事实。”

表面上打着劳资协调这种“爱的哲学”的旗号，然而在背后却暗藏着排除敌对工会会员这种“恨的哲学”——国铁的提高生产率运动在出发点就动机不纯。不过，作为推行者的矶崎和真锅怎能想到：它将加深劳资双方的敌我对立，是通往不幸结局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