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王正月”的政治蕴意
何谓“三正”？
作为一种特定的纪时表述，“春王正月”是《春秋》起始蕴涵“正统”信息的第一句话，对它的解释也众说纷纭。《公羊传》首先把其中的“王正月”三个字与“大一统”联系了起来，这是后来汉儒对《春秋》时间历法的解读。实际上，在朝纲解纽的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大多已不听从周王的指令，从未按照周朝的官定历法行事，而是纷纷建立起了自己的纪时系统，甚至不仅标明自己的纪月建正，还设计出独特的纪月名称。(36)诸侯在时间秩序上各自为政，一国之内，一器之上的纪时历法也未能统一。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诸侯国分别根据需要选择夏商周三代的“三正”订立自己的历法时间。对于“三正”，司马迁已有记载，他在《史记·历书》中说：“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又说：“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37)可是古历中的夏历、殷历、周历实际创制于战国以后，春秋时期尚不存在。更有人认为，夏商周三种历法只是三个民族地区的历法，而不是三个王朝的历法。(38)况且夏朝的确切历史年代一直存疑，何谈其历法的真伪准确？真实情况有可能是司马迁把“三代”设计当作汉朝制法的一个依据，以便和董仲舒的“三统论”互相配合，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的表述而已，而无法整齐划一的历法触犯了汉家制度设计的“大一统”终极目标，故必须请出孔子登场来加以协调统一。司马迁说“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历法的作用是“推本天元，顺承厥意”。(39)孔子笔削《春秋》，立褒贬之法的用意是，把世间流转的“自然时间”明确赋予“政治时间”的意义，以“四时”记录自然时间秩序，而以周王的权威统摄政治时间。
因为“自然时间”与农时节奏有关，而人事时间则为统治者所操控，对时间起点的掌握昭示的是一种“集权”理念，具有对权威占有的象征涵义，不仅仅是历法技术的使用和顺应自然时序那么简单。时令历法的确定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图，殷商时期将一年分为春秋两季，西周晚期才细分为春夏秋冬四季。明确将“四时”观念纳入纪年法的文献是记载鲁国历史的《春秋》，“元年春王正月”是标准的纪时格式。
《左传》对《春秋》书“春王正月”的解释是：“言‘王正月’者，王者革前代，驭天下，必改正朔，易服色，以变人视听。”因为“三代异制，正朔不同”，春秋秩序“正是时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今王之正月也”。(40)
东周以后王朝不再颁朔，列国诸侯遂纷纷弃用周正，各自习用自己的历法。孔子修《春秋》必书春王正月，就是特别提醒恢复使用周正的重要性。若各国均禀周正，就不用特意在春正月中示以“王”字。
以古代时令而言，所谓“三正”即夏代建寅之月（农历正月）为正。殷代建丑之月（农历十二月）为正，周代建子之月（农历十一月）为正。如果按照这样的时间顺序，《春秋》隐公元年的“春王正月”，表面上应该采用的是夏历，因夏历是以正月为正，时间正当春天，但孔子一直声称“吾从周”，用的是周历，周历之始应是十一月，时值冬天，似乎与“春王正月”标识的时间不符。
今人杨伯峻以为，鲁国是周王“最亲近之国，奉周历唯谨”。当时修历者不密，观测亦难准确，虽曰“建子”，有时实非建子之时，故“周以建子之月为正，而仍以正月为春，则殷、周之春皆今之冬”。(41)《汉书·五行志》云：“刘向以为周春，今冬也。”(42)甚至《论语·卫灵公》载孔子之言也说：“主行夏之时”。可见“春王正月”有可能就是施行的建寅夏正，而貌似以建子为名。
清人赵翼在《论语》中发现了鲁国使用“夏正”的例子，《论语》中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如果按周正“则暮春尚是夏正之正月，安得有换春衣浴且风之事？是曾点所云暮春，即夏正之三月，夏正之三月在周应作仲夏，而曰暮春，则鲁亦久用夏正可知也”。(43)像《左传》这样的史书，都会“杂取当时诸侯史策之文，其用三正，参差不一，故与经多歧。可见是时列国各自用历，不遵周正，固已久矣”。(44)为何诸侯表面上遵行周正，实际上却多行夏正呢？赵翼给出的解释是：“盖周初虽改岁首，而农事仍以夏正并行”，意思是从适宜农事的角度看，奉行夏正更符合时令，这样便于“敬授民时，巡狩烝享”。(45)这是从历法科学的角度解释春秋诸侯用历混乱和不统一的现象。
“政治时间”的诞生：“尊王”与“一统”
后世议论“春王正月”之涵义者，多从孔子主观意图入手加以窥测，如程颐就说：“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时以立义尔。”(46)其意是，从季节上看，“春王正月”的季节实际是冬天，而非春天，孔子只不过是借春天之意而已，而非挪用夏历。明人胡广发挥了程颐的看法，因为平王东迁之时，王道沦落不振，《春秋》不过是借用周天子权威，书写是非褒贬之义，以正王法。隐公不书即位是表明诸侯权力必须经王命认定，隐公是自立为君，故隐而不写。所以胡广才说：“孔子作《春秋》，然后以天时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时，下正王朔之义，而加春于建子之月，则行夏时之意，亦在其中。”(47)
明人针对“春王正月”的《春秋》笔法有一个“特笔说”的解释。如金瑶的看法是：“冬不可为春，以春而加诸正月之上，夫子特笔也，夫子以夏时冠周月也。”(48)杨于庭也说：“古者诸侯国必有史，史必以其君即位之岁纪元，元年春正月，鲁史也；元年春王正月，系之王者，圣人之特笔也。”(49)
为什么不直接书写周历十一月，而非要写成“春正月”呢？原来是因为冬十一月是王朝天子之制。天子即位当书其年冬十一月，当时颁正朔，是以周平王四十九年十一月为岁首（鲁隐公元年），而以十二月至来年十月以次系于下，十一月书仲冬，正月书孟春，十月书孟冬，冬冬相续，就构成了“一岁”（一年）的周期。但列国诸侯虽有史官却不按周王颁朔纪事，往往各按自己的朔历记录，鲁国史就是这样记载的，孔子作《春秋》是根据鲁史旧文为底本，特意加上一个“王”字，以示“大一统”之义。这种写法与鲁国朔历相违背，却具有某种政治象征意义，不可不加以关注。(50)
明人童品也同意子丑非春，须以王者之意为准的意图，他说：“然子丑非春月而谓之春，故加王于正月之上，以见正月乃时王之正月，虽曰尊王，而行夏时之意，亦在言表矣。”(51)至于为什么孔子用夏历，以冬为春，明人杨于庭有一个解释是：“以冬为春，此周正也，鲁人世遵之”，意即这并非孔子的首创。那么，十一月是否可以当作春天？他回答为什么不可以？理由是“春之为言蠢也”，意即“春”字可与“蠢”字相通，取其万物蠢蠢欲动之意。“一阳初生，管灰吹动，即以为春，何不可也。”这样看来，孔子不取子丑而独取夏时，似乎未尝不可。(52)
清人基本延续明人看法，承认孔子作《春秋》目的是“合百国之春秋以奉君天下一人之垂法，礼乐征伐虽出自诸侯大夫，而书天王以正其名，书王正月以谨其始，无异出自天子，斯则天子之事矣”(53)。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宋人对“春王正月”涵义的“理学化”解释。胡安国说“王正月”表示的是“道术”归于一，这似乎延续了董仲舒的理解，同时又强化了思想控制方面的蕴意。他说：“王正月之定于一，何也？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道无二致，政无二门，故议常经者，黜百家，尊孔氏，诸不在六艺之科者勿使并进，此道术之归于一也。”这是从“道术”统一上立论。他又进一步归纳其意：“若乃辟私门，废公道，各以便宜行事，是人自为政，谬于春秋大一统之义矣。”(54)
围绕“春王正月”涵义的争论，反映出的是后人对春秋周王与诸侯联系的紧密程度做出的一种估测和评价。以历法的制定为例，春秋时期周室权力衰微，从道理上讲，周王应该尽快颁布统一朔历，敦促诸侯国一体遵守，以昭周室拥有足够的权威，尽管《周礼·春官》中说到过统一颁例，曾称“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礼记·月令》也说过：“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这样的话，然而历史上却并无诸侯国遵守周室颁朔的确切记载。相反，列国纷争时，诸国原以爵位纪年，此时纷纷称王，这时“改元”遂演变成一种时尚，以区别于周王纪年。
所谓“改元”的目的，就是把平常时历中的日常年月如一年一月，改成元年元日，这等于在自然时间之上加入了“政治”意图。身处元明之际的王祎认为，古代只有改正朔而没有“改元”之说，并不是没有改元的行为，只是对改换时间记录不以为怪，不觉得有多么重要。新君登位，要明确一代之制度，记述某君“元年”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纪事而已，并没有什么特殊涵义。春秋于鲁公即位之始，皆称元年，《公羊传》称：“君之始年也。”春秋战国各国诸侯改元也非重要之事，属于例行程序。孔子究心于诸侯“三正”之不统一，才强调以周代建子之制为首岁，后世开始使用孔子书元年为春秋大法，遂以改元为大事。(55)从此历史记录上由“一”变为“元”的时间记载被正式赋予了政治象征的意义。
赵翼对于这点转变看得很清楚，于是说：“《春秋》谓一元之意，万物所从始也。元者，辞之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是建元为重事，由来远矣。”(56)赵翼说到所谓“改元”一事被真正重视起来的时间并非从春秋时期算起，而应是汉代以后。古时天子与诸侯皆终身以一元年纪事，无所谓改元者，第一次改元开始于秦惠王十四年，此年变更为元年，实为后世改元之始。
秦国一统天下，首要关注的焦点问题是如何统一纪年，秦始皇并未采用新的“始皇帝纪年”，而是将各国纪年法统摄在秦王纪年序列之中，即统一于秦王政二十七年（前220）、二十八年（前219），这就终止了战国诸侯的各自纪年，所有诸侯记录的大事从此失去了“时间符号”的意义。(57)秦始皇终止战国诸侯分散的历法时间，却选择了“三正”之外的“建亥”即夏历十月为岁首，秦朝置郡县废封建，表面在疆域上实现了“大一统”，但在颁朔上并未有实质进展。这是因为在疆域扩大后，颁朔指令无法迅速波及更广大地区，反而尚不如领土狭小的诸侯国内部的颁朔行动可以迅速贯彻执行，地区差异又导致民间私历制作和流通难以抑止。
汉初重新分封诸王，导致颁朔体系再度分散，甚至有可能复归春秋各颁其历之乱象。汉武帝遂于元封七年（太初元年）以正月为岁首，正式取代秦朝以建亥为岁首的制度。为武帝改元做准备，汉代儒者虚构出了一套夏商周三代都曾颁布统一正朔的故事，似乎自古就具有将历朔颁布天下，敦使诸侯一致遵行的能力。后来时历无法统一，完全是因为诸侯各行其私，致使统一颁朔制度最终瓦解。司马迁在《史记·历书》中重复春秋“三正”叙述，把夏商周三代当作实际存在过的统一王朝，坚持夏商周曾具体颁布过“三正”历法，暗示汉代不可能再允许诸侯各行其是，不尊汉君正统，汉武帝更是实际统一天下的君王。至此儒家对“新王”制度的理想设计与现实王朝的“大一统”局面有可能重合为一。(58)
辛德勇发现，武帝改元与收归诸侯权力的过程几乎同步进行。武帝用“推恩法”缩减诸侯封地，收归汉廷管辖，同时扩展关中区域等汉廷腹心重地范围，增强汉帝雄踞关中、俯控诸侯的实力。然后通过追记纪元名称，收缴诸侯使用在位王年的纪元体系，改变周天子不颁朔制以致诸侯纪年方式无法与汉天子区分的状况。皇帝使用年号纪年后，诸侯无纪年，往往并称帝年与王年，开始凸显汉天子凌驾于诸侯之上的神圣地位。(59)
从春秋到秦汉的颁朔改元行为中我们可以发现，建元和改元的事实往往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形成了强烈反差。周王室统一颁朔的故事基本是汉朝儒生虚构出来的一种理想制度，这套虚拟故事与孔子为汉代制法的思路完全一致，形成了汉代建立“正统性”的思想基础。正是有鉴于诸侯各国之颁朔常常各行其是的情形，才倒逼出了汉儒对夏商周古史连续完整的历史想象。孔子作《春秋》也被升格成了神秘的预言行为，“春王正月”的记述笔法由此成为汉代“统一”的时间起点。汉儒对三代历史的虚构和想象，在汉朝以后逐渐转化成了一种相当现实的“大一统”制度设计。汉武帝改元的动力大致与此虚构风气的持续影响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