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然而，《考工记》并不仅仅只是一个被历史挟裹或抛出轨道的世情故事，因为王安忆的叙述的焦点，从未离开过一栋老宅，包括前述的那些引文所涉及的事件也是由老宅引发的。小说的第一句便是从陈书玉回到老宅开始叙述：

一九四四年秋，陈书玉历尽周折，回到南市的老宅。

小说的最后一句，老宅成为了文物，摇摇欲坠：

四面起了高楼，这片自建房迟迟没有动迁，形成一个盆地，老宅子则是盆地里的锅底。那堵防火墙歪斜了，随时可倾倒下来，就像一面巨大的白旗。

除了离家的两年，陈书玉在老宅里度过了一生。老宅见证了晚清、民国、解放后至今的时代风云，在祖辈的故事里或许还见证了更早的历史，而陈书玉亦亲历了从民国的繁华和凋敝、1949年之后的曲折和稳健，直到新世纪的来临。历史从未在别处，一直在雕刻塑造宅子和宅子里的人，而宅子和宅子里的人也在努力辨析那些历史痕迹，以试图理解历史的风向和表情。最后，历史昂首向前，留下一具老迈的肉身和一座颓败的老宅相互守望，铭刻着“煮书亭”的石碑便成了历史曾经来过的证据。

这是颇具匠心的叙事结构设置，正如小说中老宅的选址、外观、选材、内部结构、布局、图案装饰都出自匠心独具的设计。而要将这一切匠心精细地呈现出来，只能依靠出色的手艺，或者说技艺，这对于小说的创作是如此，对于一栋建筑来说亦是如此。技艺的结果一方面关乎实用，另一方面则事关审美，而不管是审美还是实用，都带有时代的烙印。因此，当技艺问题被讨论时，从来就不仅仅是技艺本身的问题，这就是科技史在谈论具体的技艺问题时，为何总是要以特定时空下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思想等要素作为基本背景来讨论[3]。更何况技艺造物何尝不能在隐喻意义上来形容历史塑造、赋形诸种状况呢？

这样便不难理解王安忆何以会用《考工记》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是对古代典籍《考工记》的直接借用。它是我国第一部手工艺技术汇编，据考证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后来被奉为经书，又称《周礼·冬官·考工记》。在目前较为通行的版本里，开头如下：

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或坐而论道，或作而行之，或审曲面执，以饬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或饬力以长地财，或治丝麻以成之。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执，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饬力以长地财，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知得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4]

在这样的表述中，各种工匠（百工）的职业身份和职责虽在国家制度层面予以承认，但是重点却是在强调“百工之事”出自“圣人之作”，即工匠们的技艺是圣人的发明。可见，除却工具性、物质性价值，技艺更是与制度、历史、伦理相关。《考工记·匠人》便是个很好的例证。“匠人建国”、“匠人营国”是对匠人职责的总结。“国”就是城邑，所谓“建国”、“营国”就是“建置城池、宫室、宗庙、社稷，并规划国城周围之野。”[5]所以，“匠人”远非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样，其实是个特定的称谓：“匠人所负责的建筑工作是属于官营建筑范围。匠人是专门为王室即政府服务的建筑工匠。”[6]可见，“匠人”不仅意味着技艺和谋生，更是职责和服务对象都非常明确的官职，他是国家机器的构成部分，是从周代开始延续了数千年的工官制度的中心。事实上，“百工”既可以被理解为各种工匠，亦可以被理解为掌管营建制造之类事物的官职名称[7]，即“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何以“百工之事”在礼教、礼制的语境中经常被提起。比如，《论语》中曾有“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8]的说法，在隐喻意义上以工匠技艺的习得来描述君子得道的方法，在另一处则引用《诗经》中描述打磨玉器玉石过程的句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9]来形容修学问道的过程[10]。还有一处需要提及：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11]

《论语》中的这个片段旨归固然在别处，但是“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这个细节却传达了非常重要的历史信息，即祭祀器物的选材与制度沿革、历史变动之间的关系，强调的是技艺的政治性。小说里的一些细节聚焦的正是一点：

祖父说，这宅子的原主当是京官，因宅基正北正南。上海地方，设在江湾滩涂，高低左右难以取直，街市房屋互相借地，这里出来，那里进去，但从这宅子的形制，却可推出中轴线来。

如果上述《论语》片段涉及的还只是三代祭祀的具体器物，那么《考工记·匠人》则记载了夏商周三代王城、王宫的整体设计方案，并成为后世王朝模仿的对象。所以，这也是何以在现代建筑史研究中，有些学者一定要把《考工记》这样的技术文献视为“营造法”，而区别于来自西方的“建筑学”这个概念：

从基本性质上来看，建筑学是一种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的研究，本身并不含有政治性，它是科学的、学术型的；而营造法作为政府法规，是由朝廷颁布强制推行的，它是政治性的、制度性的。[12]

这倒是印证了小说中那些关于老宅的描述：

他顺势问几句祖宅的来历，大伯母说是老祖宗从一名大官手里买下，至于哪一朝的官，什么品级，大伯母说不上来，只是领他到前天井里，抬手向天一指：看见吗？要不是皇帝恩准，谁敢墙头游龙！门头上果然二龙抬头，向两边逶迤。

所以，典籍《考工记》并非单纯的技术资料汇编，更重要的是它是作为“礼制”的重要的构成部分而得以保存下来的。所谓“礼制”用现代性话语转译一下，就是大写的“政治”，即各种权力/话语关系编织的意义网络，它上及国家政治、法律制度、伦理道德、文化教育、艺术审美、礼仪仪式，下涉生老病死、衣食住行。这一切都是以人的塑造为中心，人又使用或发明器物展开社会实践，因而器物便兼有了实用和意义符号两种功能。同时，技艺本身抽象，只有附着于人具化为器物才能被看见、谈论。于是，历史、人、器物和技艺便有了复杂的互文和映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把典籍《考工记》视为小说《考工记》的基本语法来看待，或者说，典籍《考工记》所凸显的技术政治化、器物历史化思路是理解小说《考工记》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