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的抵抗”与“作为方法的亚洲”

如果说《鲁迅》是竹内好为战后日本鲁迅研究铺设的第一块基石，那么《何谓近代》则是他以鲁迅为参照提出“东洋的抵抗”概念，并据此展开中日现代化类型比较和民族自我反省的开端。就是说，议题已经不仅局限于鲁迅研究本身，而是延展到了日本、亚洲、现代性等重要的时代课题上。1948年4月，受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饭塚浩二教授主办的“东洋文化讲座”邀请，竹内好做了题为“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以鲁迅为线索”的讲演，后来，在此基础上形成论文并改题为《何谓近代》。也许是讲座的“东洋文化”主题直接促成了竹内好选择以鲁迅为参照来论述日本及亚洲现代性的话题，实际上这也正是那一代战后日本知识者所遭遇的严峻时代课题。帝国日本的惨败导致国土成为一片废墟，国权已然丧失，东京审判即将对战犯做出最终判决（1948年11月12日），这个曾经快速实现了国家现代化并雄踞亚洲之首的日本民族，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究竟哪里出现了问题？竹内好无疑是带着这样沉重的时代课题展开思考的。因此，我们能够感受到背后那种“近代批判”和民族自我反省的强烈意志。

这篇论文的开篇“近代的含义”，以“鲁迅是建立了近代文学的人。我们无法把鲁迅视为近代以前的人物……鲁迅的出现具有改写历史的意义”起笔，最后一节“第三样时代”则以鲁迅《灯下漫笔》结尾那著名的一段做结。就是说，在讨论东西方现代性问题，包括进行东亚的中日现代化类型比较之际，竹内好的思考起点、逻辑展开乃至最终结论的提出，都是依据他对鲁迅的认识并由此促发而形成的。特别是其中的关键性概念“东洋的抵抗”，无疑是从《鲁迅》中那个“抵抗的呐喊”乃文学之本源的观点发展而来的，鲁迅的“抵抗”成为“东洋的近代”是否成功或内涵是否合理的价值判断标准。而表示中日文化类型差异的“回心与转向”模式，乃是《鲁迅》中“文学的正觉”或“回心之轴”的扩展和进一步理论化。为了更准确地理解竹内好的观点，我们在此对其逻辑思考的理路整理如下：

第一，关于“东洋的近代”。东洋的近代产生于抵抗欧洲近代的入侵这一过程中，即“东洋的近代是欧洲强制的结果”。欧洲为了证成自己的存在，必须通过向自身之外扩张而达成，即“欧洲为了得以成为欧洲，它必须入侵东洋，这是与欧洲自我解放相伴随的必然命运”。一方面，欧洲的资本主义精神在于解放了的人只有通过运动才能确保自身的存在，因而产生了“进步”的观念。故在欧洲看来，对东洋的入侵导致该地资本主义的产生，此乃世界史的“进步”和理性的胜利。但是，到了19世纪后期，“东洋的抵抗”使欧洲即将完成的世界史本身产生了矛盾，由此分裂为“三个世界”——西欧、俄国、东洋。另一方面，“欧洲一步步地前进，东洋一步步地后退”，通过抵抗后退的“失败”，东洋实现了自身的现代化，而“抵抗”的关键在于持续不断，在于对失败和忘却失败的二重抵抗。

第二，关于东西方的精神关系和来自鲁迅的对于“东洋的抵抗”的认识。竹内好在谈到上述前进与后退的东西方关系之际，发现自己无法通过抽象思维给这种关系形态一个清晰的意象，而只能以经验论之。这时，他与鲁迅在精神上相遇了。“我从经验上获得了这样的认识，而当我读到鲁迅的时候，我发现他对于同样的状况，有着比我远为准确的感觉。通过鲁迅，我的经验内容得到了确认，并使我得到了解决问题的线索。”(6)欧洲在精神的运动过程中产生了“进步”观念，东亚却没有精神的自我运动。从日本近代文学的发生就可以看到，它没有“发展”只有“重复”。原因何在？这时竹内好开始意识到“抵抗”的作用，抵抗是运动的契机，运动以抵抗为媒介。日本文学的没有发展只有重复，就在于它缺乏“东洋的抵抗”精神。那么“抵抗”又是什么呢？在此竹内好想到了鲁迅的“挣扎”，“从鲁迅的抵抗中，我得到了理解自己那种心情的线索，从此，我开始了对抵抗的思考”。(7)日本文化不断求新求变，但没有抵抗。日本人只看重现实，沉睡于现实可以变革这一被给予的观念中。然而，此种科学理性主义是奴隶性的。

第三，日本的“优等生文化”与中日文学精神的差异。日本文化的代表选手们志在“赶上”和“超越”来自外部的先进文化，这源自“日本文化在结构上是一种优等生文化”，即等级化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造就了金字塔式的优等生文化。它同时造就了代表选手们的指导者意识和优等生情绪心理，因此，他们不仅要指导自己的人民，还要将教训“落后的东洋各国”视为自己的使命，此种文化结构中隐含着产生日本法西斯的根源。优等生文化的逻辑认为，日本的失败在于劣等生的存在。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劣等生也这样认为。在此，竹内好恰到好处地引入鲁迅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一文，在将“聪明人”比作优等生、傻子比作劣等生的同时，对优等生文化中不存在的“奴才”（我觉得，竹内好是在“奴隶”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做出了不同寻常的解读，由此推导出鲁迅“绝望反抗”的内涵：“奴才拒绝自己为奴才，同时拒绝解放的幻想……这就是鲁迅所具有的，而且使鲁迅得以成立的‘绝望’的意味。绝望，在行进于无路之路的抵抗中显现，抵抗，作为绝望的行动化而显现。把它作为状态来看是绝望，作为运动来看就是抵抗。在此没有人道主义插足的余地。”(8)这里对人道主义的批判，针对的是战后“近代文学派”的人道主义主张。例如，竹内好接着写道：“日本的人道主义作家大概只会把被叫醒的感觉描写为喜悦，而不是痛苦。在这种人道主义者的眼中，鲁迅之阴暗，是解放的社会性条件还不具备的殖民地落后性的表现。”从竹内好之后的文章中我们知道，这正是荒正人等以西方现代为标准而说中国的现代性有缺欠的观点。(9)总之，两相比较，鲁迅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文学是拒绝被解放的幻想、在抵抗中创出主体性的文学，而日本文学乃至文化是一开始就放弃了“抵抗”的奴才式“优秀文化”。

第四，差异的根源在于“回心”与“转向”文化结构的不同。至此，竹内好最终提出了中日现代化类型比较的深层模式：“表面上看来，回心与转向相似，然而其方向是相反的。如果说转向是向外运动，回心则是向内运动。回心以保持自我而反映出来，转向则发生于自我放弃。回心以抵抗为媒介，转向则没有媒介。发生回心的地方不可能产生转向，反之亦然。转向法则所支配的文化与回心法则所支配的文化，在结构上是不同的。”或者说，转向源自无抵抗和没有自我拯救的意识，而回心则在于坚持走自己的路并执着于自我拯救的意识。这个“坚持”，在个体身上表现为“回心”，在历史上则表现为革命。比较的结果在竹内好十分明确：“日本文化在类型上是转向文化，中国文化则是回心型的文化。”(10)我想，过多的解释分析已无必要，竹内好已经点到了要害，“回心”和“转向”都是从宗教和思想方面借来的概念，重要的是用其说明“抵抗”的有无。有“抵抗”则能够产生主体性并创造出自身的现代；反之，则不过是对西方现代的模仿而最终必然走向失败。

我们不得不说，竹内好是创造马克斯·韦伯所谓“理想类型”即理论模式的高手。他善于在对立的两极建立起类比的关系，通过类比阐发所要反思和批判的目标。这是一种二元思维，但竹内好用以反省自身及本民族的近代史，故能够产生有效的积极功能。他一再强调的“东洋的抵抗”也好，“亚洲的近代”也罢，都是作为方法而非实体的存在，我感觉这是在警惕此种二元思维可能走向本质主义的二元对抗而产生的反面作用。《鲁迅》中的那个“文学者无限生成启蒙者乃至革命人鲁迅”的模式是如此，《何谓近代》中的这个“鲁迅——回心——东洋的抵抗与日本——转向——优等生文化”也是如此，它们作为民族自我反省的方法是精彩而有效的。但如果将“亚洲”“近代”实体化，也可能走向以“亚洲”取代“欧洲”、以东洋的“近代”为唯一历史模式的极端化境地。这是我们今天理解竹内好及其鲁迅论时需要特别注意的。

此外，该文在最后讲到明治维新并非真正的革命之际，竹内好引用了加拿大外交官也是日本史研究者诺曼的《日本的士兵与农民》，在认同后者对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必然走向野蛮化的分析的同时，他盛赞诺曼的著作“有着抓住读者使其跟进的力量；层层推进的逻辑论述具有造型的效果，仿佛罗丹的雕刻似的充满空间性的质感”。(11)我感觉，竹内好受到了诺曼的刺激，加之此前接受的西田几多郎哲学的影响，便试图通过鲁迅建构起一个中日文化类型比较的理想模式，并给予原理性的解释。《何谓近代》基本上实现了这种愿望，并在当时的日本思想界产生了不亚于丸山真男《极端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1946）的反响。在文中，竹内好有意识地将鲁迅的思想作为中国乃至亚洲独自现代化道路的典型，从其“挣扎”意识中解读出“东洋的抵抗”原理，以此来批判日本乃至西方扩张型的现代性逻辑。在日本战后一个时期里，竹内好依据“落后的中国”之现代化经验来反省批判“先进的日本”，这一思想评论的方式使他成为一个重要而独具特色的思想家，同时也使鲁迅在学院之外获得了广泛的认知，那个时代的许多日本知识者正是通过竹内好的论述得以与中国的鲁迅相遇的。

1960年，应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亚洲文化研究委员会的邀请，竹内好做了题为“作为方法的亚洲”的讲演。这个讲演使竹内好在《何谓近代》发表十余年后有机会对自己的中日现代化类型比较再做方法论上的总结和提炼，他一面回顾自身从研究鲁迅及中国革命到开始思考亚洲问题的过程，一面在回答听讲者的质询时给出了以下结论：

为使西洋优秀的文化价值获得更广阔的实现，有必要从东洋的角度重构西洋，即从东洋来变革西洋本身，这种文化上的或者价值上的转守为攻，将用东洋的力量来提升源自西洋的普遍性价值，已成为今天东方与西方关系的关键……但是，当转守为攻之际，在我们自己的内部必须具备独特性的东西。这个独特性是什么呢？想来，这不可能是实体性的。不过，作为方法即主体形成的过程还是有可能的，我称其为“作为方法的亚洲”。(12)

这里竹内好清楚地表明，从“东洋的角度”重构西洋现代的普遍性价值，是当今处理东西方关系的关键。所谓“东洋的角度”不是以实体性的亚洲来否定或代替作为文明实体的西洋，而是作为一种立场或方法去实现源自西洋的普遍性价值，即构成现代社会基础的自由和平等观念。我认为，这是竹内好从早年“东洋的抵抗”概念大大跨出了一步而达到的新的思想高度。在此，竹内好更清醒地意识到了东西方不是文明冲突或者二元对抗的关系，而是同为人类具有“内涵上的共通性和历史发展上的等质性。因此，现代社会是世界的共通性存在，由此产生出等质的人类类型。同时，文化价值也是性质相同的……只不过，文化价值在从西欧渗透到世界的过程中，如泰戈尔所言是伴随着武力的——马克思主义则称之为帝国主义，即通过殖民侵略而实现的，因此，其价值本身遭到了削弱。例如，所谓平等在欧洲内部是可能的，但若是认可对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榨取的平等，它就不能贯彻到全人类。在这一点上，欧洲的力量无论如何都是有局限的”。正如泰戈尔和鲁迅等“东洋的诗人”所直观地意识到的那样，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将自由和平等的观念贯彻到全世界去。(13)这也正是竹内好强调“作为方法的亚洲”之终极意义所在。

难怪有学者指出，竹内好并非人们印象中的那种“亚洲主义者”，他所谓“东洋的近代”不仅是时代的历史划分概念，同时也是与西方构成对立统一关系的非西方的空间概念。而从不曾放弃全人类之解放这一理念的角度看，他依然是一个地道的现代主义者。竹内好通过鲁迅的“挣扎”而构筑起来的“东洋的抵抗”概念，要拒绝的是西方关于“解放”的那套意识形态，而不是解放本身。(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