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选题的缘起
20世纪前半叶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时期。自晚清以来，中国城市在西方城市文明强行楔入的历史背景下开始了艰难的转型，中国现代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之路逐渐开启。由于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中国现代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在发展进程中出现了显著的地区差异性和城市差异性。虽然学界对单体城市和区域城市的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并试图从区域比较的视野管窥中国现代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发展状况，但仍不免囿于碎片化研究的嫌疑。因此对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现代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进行系统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通过探讨20世纪前半叶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发展，有助于更加全面和深入地认识现代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发展变迁。20世纪前半叶是中国社会发展和变迁较为特殊的一个时期，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这一时期既有20世纪初期从东南沿海向内陆扩展的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运动，促进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又有频繁的战乱以及席卷中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的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进程和发展重心，改变了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轨迹。这个发展轨迹是近代以来中国城市化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艰难调适过程，这种调适尽管有很强的被动性，但对中国20世纪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影响深远，需要我们对之进行历史的、科学的考察。
其次，研究20世纪前半叶中国城市的发展能够更好地拓展学术研究领域。就城市史研究而言，对不同区域的城市做深入研究，是学科发展的趋势之一。但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总体不平衡和地区性变异幅度很大的客观现实，在将中国近现代按时空分解为若干个较小的研究单位，进而对其中各要素做微观或中观分析的基础上，开展宏观的、整体的、综合的城市史研究，则是本学科研究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十分必要的。[1]因此，对20世纪前半叶中国城市化进行纵向梳理，探求其阶段性特点，同时对不同类型和区域的城市进行横向比较，客观评价该时期城市化总体水平，总结特点、定位，并寻求历史的启示，从而达到既深化20世纪前半叶中国城市化研究，又推动中国城市化史研究理论的本土化，找寻中国城市化的“本土经验”和“本土资源”的目的。这便赋予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城市化问题研究重要的学术价值。
再次，当前，城市化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是我国经济结构与社会调整的关键，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是我国事关长远的大战略。世界各国城市化道路迥异，既有成功经验，也有深刻教训。即便是成功的模式也不能照搬，中国的城市化在学习借鉴成功经验的同时，更要走自己的道路。研究20世纪前半叶中国城市化问题，对我们探寻我国现代城市化的源头，认识和把握我国城市化的内在规律，思考城市化与工业化、商业化之间的关系，解决城乡矛盾关系，以及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找到适合国情的城市化道路，减少城市化导致的负面影响等，具有积极意义。
二、20世纪前半叶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研究的回顾
早在20世纪初，中国的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问题已被关注，但深入研究者不多。至8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该问题研究渐成显学，20世纪前半叶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
“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在具有多学科背景的城市史研究领域，其概念与外延有所不同。城市化作为一种重大的社会变迁现象，多用于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最初主要是运用于对具有一定指标指向的城市发展水平的界定。城市现代化有狭义与广义的概念之分。狭义的城市现代化主要是指城市建设的现代化，强调城市现代化的“物质属性”。[2]而广义的城市现代化，是指涵盖城市人口、市政建设、经济、文化、教育及其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等方面，由传统向现代社会全面演进发展的历史转变的过程，也是城市物质属性与精神属性不断融合、变革、提高的过程。[3]
虽然“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概念在中国近代出现较晚，其内涵与侧重点亦有所不同，但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和互补的关系。诚如美国学者埃里克·兰帕德所言：“城市史研究应着重研究城市化过程，如果撇开城市化来谈近现代城市，城市史研究便失去了意义。”[4]开创中国城市史研究的知名学者隗瀛涛教授也认为中国现代城市史研究有两条基本主线，即探讨城市现代化和现代城市化过程，两者的进程是紧密相连的。[5]故而研究现代中国城市就不能不涉及现代城市化进程和城市现代化问题。这些问题涉及中国现代城市化研究理论、城市化发展阶段与水平、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关系等诸多问题。现将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如下：
（一）20世纪中国城市化研究的理论探讨
中国现代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研究受西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模式和城市发展理论影响较大，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以西方为中心认为西方是中国近现代转型的推动者，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是在西方冲击下中国为适应现代化进程而做出回应的“冲击—反应”模式。[6]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提出的“中国现代化理论”，从国际环境、政治结构、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社会整合、知识与教育以及科技进步等维度出发，深入浅出地探讨了中国从晚清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历史长时段内促进和阻碍现代化的因素，将中国历史上公认的两个分水岭年份——1840年和1949年连接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同时又分别对两个时期做了总结。罗兹曼站在历史透视的高度，阐释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可能和曲折。[7]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和罗兹曼的现代化理论等都曾经对中国城市化理论研究产生过重要影响。针对“西方中心史观”研究片面和局限问题，柯文（Paul A. Cohen）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系统批判了“冲击—反应”模式、“传统—近（现）代”模式以及“帝国主义”理论三种近年来对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影响极大的“西方中心论”观点，并提出了著名的“中国中心取向”。柯文认为，首先西方是一个一直发展的社会，在与中国社会发生关系的近现代中，西方的面貌也有很大变化，因此用“西方”一词不能确指一种确切的西方面貌。其次，与中国近现代社会相接触的也只是西方社会的一部分，并且是各个部分的分别接触，因此“‘作为整体的西方’从来没有对任何社会产生过任何冲击”。再次，中国人眼中的西方形象是经过中国人使用本土思想重新整合的西方形象，甚至学者与革命家的宣传在一定程度上也歪曲了“西方”，遑论语言的翻译导致对西方社会理念的误读。[8]柯文进而提出了“传统—近（现）代”模式具有严重的理论缺陷。随后，西方学界“冲击—反应”模式和“中国中心史观”相继传入国内学界，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9]国内学人在运用上述理论进行中国近现代城市史研究的同时，亦对其理论的合理性和偏向性进行了审慎的反思与批评，并结合自己的具体研究实践，对西方的冲击、中国本土因素和国家与社会的作用等问题都提出了一些有自己见地的看法，[10]形成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多元现代性”理论。他们运用“多元现代性”理论着重研究了近现代中国城市发展的“现代性”[11]以及传统城市的现代化转型等问题。[12]在此基础上，国内学界进一步提出了“城市空间”“城市结构”“城市形态”[13]“城市社区”[14]“都市化”[15]“逆都市化”[16]等理论或观念，以进一步探讨中国近代以来城市化道路和当代城市发展的一些问题。
（二）20世纪前半叶中国城市化发展阶段与水平
关于20世纪前半叶中国城市化发展阶段和水平的研究，一批学者分别从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人口数量、都市规模、等级结构、区域差异与不平衡性等角度进行了研究，沈汝生在《中国都市之分布》中具体分析了人口在5万人以上的城市193个，通过城市数量地区分布的差异，考察了当时中国城市发展的水平。[17]顾朝林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城市的起源、发展历程，中国城市化和城市体系的地域空间结构、等级规模与职能组合结构，分析了中国城市经济区划、中国大都市的分布及其影响、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等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基本内容，并以此为基础，论述了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和水平。[18]周一星具体分析了中国城市化的历史进程、城市规模分布与城市空间分布体系等中国近代以来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水平。[19]张仲礼具体分析了1949年中国69个设市城市，2000个建制镇，综合统计出当时中国的城市人口为5765万人，得出了1949年前后中国人口城市化率10.64%的结论。刚刚达到世界城市化发展的起步水平，远低于当时世界城市化29%的平均水平，更滞后于当时北美64%、西欧60%、拉美41%的发展水平。[20]吴松弟以民国时期市的兴起为历史背景，回顾了民国时期中国“市”的出现和扩展的过程，具体分析了其间产生的151个市的空间分布格局，指出“市”的发展在经济、人口等因素的驱动下其发展水平普遍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平衡性。[21]何一民则从民国时期城市数量、发展状况与水平，城市规模等级、城市的空间分布、城市类型以及城市建制的变化等层面，全面探讨了民国时期中国城市发展的阶段和发展水平。[22]此外，还有其他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了近代以来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等问题。由于相关统计资料缺乏，统计口径不一且统计范围和对象差异较大，使得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研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比如对城市化发展的阶段划分就存在两个阶段说、三个阶段说和四个阶段说等。对于20世纪前半期中国城市化的水平，《中华归主》在1918年统计中国50座城市人口约为1687万人；[23]侯杨方统计为3000万人，城市化率为7.29%；[24]沈汝生统计1930年代为3200万和6.8%；[25]何一民认为抗战前大约为12.5%；[26]有学者认为20世纪20、30年代在28.1%—34%；[27]也有学者认为在16%—18%；[28]还有学者认为这些估计都偏高；[29]多数学者认为20世纪初期中国城市化率一般在10.6%左右。[30]这些差异性结论远远没能寻出这个问题的最终答案，对我们研判20世纪中国城市化水平带来了一定的困惑，该研究仍然是一个繁复棘手，却又十分重要并有极大深入研究空间的课题。
（三）20世纪前半期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
中国现代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海外学者最早以“冲击—反应”模式阐释中国近现代城市化进程。张仲礼、隗瀛涛等国内早期研究者也多持此观点，[31]稍后有何一民等学者提出“内外合力”论[32]。随着研究深入，更多学者将“多元动力机制”理论运用到中国近现代城市史相关研究之中。在此基础上，学者们考虑了推动、促进城市现代化发展的诸多因素，逐渐归纳出符合中国特色城市发展路径的动力机制。张利民从政府与社会的宏观角度分析了促进中国近现代城市发展的动力问题，认为中国近现代城市化的动力主要源于政府、市场与民间社会等形成的合力。[33]何一民在《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中致力于探究中国近现代城市发展的内部机制与发展周期，认为：“城市作为一个生命有机体，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工业发展的内在机制、资本和人口的聚集扩散、技术因素的参与、价值观念等都是影响城市生命周期的重要因素。”[34]涂文学则从国家与社会、内与外、天与人、城与乡四个层面探讨了20世纪前半期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问题。[35]熊月之、沈祖炜、谭玉秀、范立君、张晓辉、郑忠、林星、贾林东、向玉成等学者亦在其著述中详细阐述了“多元动力机制”理论，[36]认为中国近现代城市化是“多元因素”推动的必然结果。据此理论，研究者分别从人口流动、交通、开埠、商业化、工业化、都市计划、资源开发、市场体系等角度分析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城市化的动力。[37]
（四）20世纪前半期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
城乡关系是中国近现代城市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有学者认为城乡关系在加强联系的同时又加大了彼此间的差别和对立，乡村的贫困最终延缓城市化进程的健康发展。[38]有学者从内生与外压的角度比较了中西城乡分离的异同，[39]还有学者认为20世纪初期中国城乡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呈现出由传统向现代化演进中所特有的“新老交替”现象的复杂过渡形态，具有前近代性、近现代性、半殖民地性和严重不平衡性的特征，城乡关系严重扭曲而畸形，城市数量少，经济辐射力和带动力弱，城乡经济联系隔绝阻碍了两者的共同发展。[40]还有学者指出城乡分裂阻碍了中国城市现代化运动。何一民指出，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特殊历史背景下，中国城乡关系联系性加强和对抗性加剧并存，不仅弱化了城乡关系联系性加强所产生的积极拉动作用，而且还直接导致了乡村的衰败和城市的畸形发展，两者差距的扩大，形成城与乡联系的恶性循环，阻滞了近现代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发展。[41]吴毅分析了晚清时期农村衰败对城市现代化发展受挫的巨大影响。指出：“晚清现代化从一开始便只能在城乡分裂的空间结构中展开，这种分裂的空间结构使农村被抛在现代化的进程之外，不但难以品尝现代化的初期成果，反而必须承载现代化启动的重负”，最终形成了城乡关系“衰败与动荡的逆反应”。[42]滕建华、马慧琴、蔡云辉等学者亦对中国近现代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及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有较深入的论述。[43]与大多数学者观点不同，高惠芳认为中国近现代城乡关系变化较小，即使现代城市功能在现代中国得到扩展，但中国社会依然处于“自然”的传统状态，城与乡的关系甚至一度还停留在一种模糊不清的状态之中。[44]
关于城乡依赖性问题的争论，有学者从“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角度试图深化中国近现代城乡关系的认识，提出了一些新观念。宫玉松、聂济冬认为中国进入近现代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受到了空前的冲击和改造，在城市体系中出现了一批近现代化工商业城市，在殖民经济体系下，这些城市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带有领导和支配乡村的性质，但城与乡的关系在“近代性的变化”上却是相当有限的，城市与乡村在总体上仍然具有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城市发展依然要严重依赖广大乡村的粮食、原料、市场、资金、人力等资源；而乡村却基本上可以不需要城市的带动而独立存在，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城市的发展。反之，城市却不能支配乡村，带动乡村的发展。[45]杨懋春从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阐述了近现代农村与城市彼此需要的客观实际，大致勾勒出了近现代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轮廓，认为中国近现代工商业城市发展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其界限时常向外拓展，尤其是经济、文化等辐射力不断延伸，使近现代中国的“城”与“乡”之间那种天然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而是由淡而浓，或由浓而淡的“藕断丝连”；二是近现代城市对农村的支配与剥夺，尤其是近代以来，城市凭借其强大的经济、文化等支配力向其腹地乡村不断渗透，逐渐打破了广大乡村经济社会的“独立性”和传统的城乡平衡结构，使农村全面依赖于城市，中国近现代工商业城市的发展对乡村的唯一有利处仅表现为城市将其吸附的大量的乡村人口转化为其工商业产业工人。[46]吴松弟则认为港口城市建设与发展是依赖于广大腹地农村。[47]此外，学界还对单体城市与其周边乡村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如戴鞍钢、张剑等对上海、南京、天津、烟台、重庆等城市的发展与周围乡村的互动问题的探讨。[48]虽然学界对近现代中国城乡关系的研究着力甚多，但多以东部沿海大城市或开埠口岸城市为切入点，对于20世纪前半叶中国广大内陆城市和边疆城市的城乡关系问题的探讨仍很薄弱，仍是一个城市史研究的重要领域。
（五）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
研究现代中国城市化特征[49]和探析中国现代城市化内容的成果较多。认为现代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是城市发展中互相关联的两条线。[50]涂文学、李卫东认为城市现代化主要体现在市政建设的现代化，城市结构与功能的现代化，城市制度和组织的现代化、以警察为代表的社会控制的现代化，以及城市文化、市民心理和社会思维方式等各个层面的现代化，认为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城市现代化与城市化处于双重畸形状态。[51]还有学者从城市现代化的角度解读中国早期现代化历程。[52]王瑞成从理论层面对中国近世转型时期城市化关联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澄清与阐释，指出现代中国城市化实际上包含了三个基本含义，即人口的城市化、产业（工业、商业）城市化，以及城市化所产生的现代性后果，即城市社会和城市系统的形成。[53]与上述研究不同，学界大多以单体城市和区域城市为范域探讨现代中国的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发展问题。戴一峰以福建社会经济近现代化为背景，通过构筑近代以来人口迁移与福建城市化的关系模式，分析了近现代福建人口在城乡间的迁移对八闽地区城市化的影响。[54]张晓辉则以广东为切入点，以近代以来广东集镇的发展为视角，研究了中国近现代城市化发展及其动因。[55]裴赞芬具体分析了近代以来河北城市发展的三种类型：一是原来基础较好，近代快速发展，如天津；二是因工（或商或路）而兴，如唐山、石家庄；三是城市化相对缓慢、落后，如承德。[56]曲晓范则对近现代东北城市化的情形与发展做了深度探究。[57]陈国灿以江南地区为中心，考察了中国早期城市化的发展，并具体研究了近代以来江南地区农村城市的转型问题。[58]但学界更多地以上海、北京、武汉、重庆、天津、广州、杭州、南京、石家庄、济南等单体城市为楔入点对现代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研究问题进行综合研究。[59]
此外，学界还以经济、人口、市政建设、城市卫生、文化等为窗口探究近代以来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问题，试图诠释城市现代化的文明意涵。徐峰指出，近代以来的中国城市化最先是由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启动的，是中国城市被动地纳入世界市场体系中的结果[60]。王圣学、刘方健等学者亦在经济层面和市场格局的框架下对中国现代城市化进行了分析。[61]行龙、宫玉松、刘曙东等学者以人口流动为考察点探讨了中国现代城市化的进程。[62]市政建设也是中国现代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张利民则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城市市政管理机制的出现及其现代化是因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在中国现代政治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发生了错位而导致的结果。[63]涂文学亦认为市政问题作为近现代中国城市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在考察近代以来中国城市现代化时，应以市政（制度的演变、市政的建设与管理）和城市现代化的关系为轴线，将市政置于近代以来中国城市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中进行整体考察。[64]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及其管理的研究主要围绕上海、北京、天津、广州等城市展开。刘岸冰、苏智良等对上海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的变迁过程以及对城市管理现代化的推动作用做了深入探究。[65]杜丽红、辛圭焕、潘淑华、朱颖慧等人则分别对北京、广州和天津的城市卫生管理的现代化问题进行了个案研究。[66]张利民、涂文学等学者从文化发展的角度分析了近代以来中国城市文化“二元性特征”的形成以及对中国城市文化向现代化演进的推动作用。[67]
综上所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为视角的中国近现代城市史研究虽走过了短短的近四十个春秋，却成果斐然。[68]这主要体现在现代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研究运用多个学科的方法和视野，在综合研究与专题研究上，在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上，在单体城市和区域城市研究上，在城市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市政、交通等各个层面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探求。（1）要重视城市史研究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如何科学地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是深入开展中国现代城市史研究的一个先决条件和基础。虽然在数十年间国内学者在吸收西方城市史研究理论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创新，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很有说服力，但在现今城市史研究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下，还需要学界重视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并在此基础上将国内外相关的理论创新的成果转化吸收，进一步推进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本土化和学科构建。（2）应重视宏观、中观和微观研究的结合。城市作为社会、经济、文化的人类文化集合体，是一个彼此相互联系的复杂的有机系统，系统内部的各种子系统和各类要素间存在着极为复杂的关系，深刻地影响着城市的发展。这需要在微观和中观的角度对城市的发展变迁进行解构研究。在此基础上对某个区域乃至全国城市进行整体研究，通过对各区域城市化发展路径的比较，总结出近代以来中国城市发展的基本脉络。（3）要重视资料与研究视角的更新。由于城市史研究具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特点，收集资料的范围应该扩大，要充分发掘近现代报刊、口述史和社会调查、档案等新的渠道，日（游）记、碑刻、契约、文书、家谱、器物、风俗等亦应当纳入研究者的视野之中，从而使城市史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获得一个全新的视域。此外，还要重视多层面的比较研究等。
三、研究思路、研究内容、研究重点和难点、研究方法与创新
（一）研究思路
（二）研究内容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运动开启之时，中国现代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市政建设、城市管理等领域全面展开。面对日益发展的中国现代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自民国以来近现代学者对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这一历史现象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较深入的思考与研究，但在总体上呈现出碎片化研究的特点。为进一步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本研究拟从宏观综合的角度全面考察20世纪前半叶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场景。
本研究除导论部分，共分上、中、下三编十章，从城市史研究的角度，具体考察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间的联系与互动关系。
上编：20世纪前半叶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本编分为三章，分别对内力与外力、国家与社会、城市拉力与乡村推力等三组动力加以考察，探讨了这些动力机制是如何动态、复合地推动或制约20世纪前半叶中国城市化进程的。
第一章以外力推引与内部回应为视角，论述了直接推力与间接推力对近代开埠开放对中国城市的多重影响，分析了外力推引下中国城市化的“被城市化”的若干特征，进而探讨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外力与内力通过刺激、引领和示范的模式所产生的双向互动关系。
第二章主要论述了20世纪前半叶国家主导和民间参与的自上而下的城市化运动和中国现代城市化的另类模式和独特路径，即政府管控下的民间参与形式，并通过解构20世纪前半叶中国体制惯性对中国城市化的影响，分析了民间参与在官进民退的城市化背景下的历史局限性。
第三章主要探讨了城市与乡村在推动20世纪前半叶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即在20世纪前半叶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城市拉力不够、乡村消极推力过大，造成了城市畸形膨胀和乡村的残破衰败，也带来了城市社会两极分化、治安混乱、失业严重、产生贫民窟等社会问题，在一部分人心中，萌发出“反城市化”思潮。
中编：20世纪前半叶中国城市化进程。本编以时间为轴分为五章，具体考察了民国初年、民国中期、抗战时期（沦陷区、大后方）和民国后期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具体进程，涵盖了城市数量与体系、城市人口数量、城市化发展阶段、城市经济、城市文化、城市规划与建设等城市化发展的基本内容。
第四章主要论述了晚清到北洋政府时期（1900—1927）中国城市化概况，具体分析了此时期中国城市人口的发展、城市规模等级的变迁以及城市分布格局的形成与演变。
第五章主要探讨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中国城市化发展状况，具体分析了此时期中国城市的数量、城市人口总量及其演变，城市规模等级的发展与变迁，并探讨了1927—1937年间中国城市分布发展格局不平衡的形成、演变的过程及其影响。
第六章主要论述了全面抗战时期中国沦陷区城市发展的衰落情形，分区域分别探讨了东北、华北、华中、华南以及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的城市，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备受摧残，使城市因日伪政权的经济统制、文化殖民等而失去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推力，直接导致沦陷区城市发展在总体上不断衰落，从而中断了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中东部沦陷区城市化进程，这给中国城市化发展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第七章主要探讨了全面抗战时期中国西南、西北、陕甘宁边区等大后方地区的城市化状况。着重论述了中东部西迁运动及其给西南、西北、陕甘宁边区等大后方带来的城市发展动力因素与巨大影响，阐述了在抗战建国背景下西南、西北、陕甘宁边区城市、市镇的经济、文化、教育、市政建设、城市体系等发展变迁，并分析了这一时期大后方城市发展“暂时性”的特征及其在中国20世纪城市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八章主要阐述了抗战结束后（1946—1949）中国城市因南京国民政府腐朽的统治以及内战的影响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作用，阻滞了此时期中国城市发展的经济、文化、教育、市政建设等方面的进步，造成了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全局性的衰退，加剧了中国城市发展格局的总体不平衡性。
下编：20世纪前半叶中国城市现代化。本编分为二章，分别研究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现代化和城市社会生活的变迁。
第九章主要论述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城市发展的现代化转型。本章以口岸城市、工商业城市、工矿业城市等为典型，分别探讨了新兴的工矿业城市、交通枢纽城市、工商业城市的现代化发展以及中国传统城市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状况，同时论述了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探索问题，并总结分析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城市现代化转型的缺陷和不足之处。
第十章主要探讨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城市社会转型与城市现代化变迁的问题，具体考察了城市功能、城市居民职业、社会结构等，它们因近代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而不断向现代演进，使中国城市社会现代性结构初步形成，但还存在着许多传统的因子。这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城市现代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研究重点和难点
本研究以20世纪前半叶中国现代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问题为主旨，从宏观上和整体上进行考察，由于涉及研究范域广而繁，且要求进行深入探讨，使本研究存在诸多重点和难点。
1．研究重点。本研究几乎涵盖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现代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各个层面，研究内容丰富，为彰显本研究的历史特色，突出城市史研究的范式，将在以下方面做重点探讨。
（1）关于20世纪前半叶中国现代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动力机制的探讨。近代以来，推动中国现代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动力因素很多，学界将之概括为“外力”和“内力”两大因素，但具体考察20世纪前半叶中国现代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发展问题时，仅简单地沿用这两大因素来探讨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发展的问题，因中国地域广阔、各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严重失衡而还存在很多无法探讨的领域，如何客观、真实、准确地对中国在20世纪前半叶各区域的现代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推动力进行研究，找出其中的共性和差异，进而探究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发展的不平衡，评估其发展水平，是为本研究的着重点。
（2）关于20世纪前半叶中国现代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发展基本过程的线索研究。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因历史、地理环境以及国家政治变迁等因素的影响，各区域城市发展的现代化历程差异很大，既有以时间为轴线的，又有空间发展格局演变的，且还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因此，考察探究这一时期中国现代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发展变迁的基本线索便成为本研究所涉及内容的重要基础和条件。
（3）关于如何评价中国现代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发展的水平问题。探讨城市化发展水平一直是城市史研究的一个重点。20世纪前半叶是中国现代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发展与变迁的一个重要时期，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但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学界还未全面展开对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的科学评价。故如何根据这个阶段中国城市数量、城市人口、城市经济规模、市政建设、城市文化教育等发展程度进行综合考察，科学评估这个时期的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则是本研究的另一个重点。
2．研究难点。由于本研究是一项综合研究，涉及地域和研究领域多，且有部分研究内容还因学界研究不够深入或未展开研究，需要做进一步深入探讨而存在研究难点。
首先是关于20世纪前半叶中国现代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发展，因史料记载不全或因时人对城市标准认识的不同，且当时国人普遍缺乏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进行精确统计的科学精神，致使20世纪前半叶中国城市发展的数量、城市人口、城市经济等方面的统计资料没有连续性，且不精确，这为考察这一时期中国现代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发展的真实情形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其次是因为时人对城市标准认识的不统一，使用的研究方法各异，使20世纪前半叶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评估分歧很大，出现了当时中国的人口城市化率有6%、10%、15%等观点。因此如何根据这些缺乏精确性和不连续的各项有关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城市发展的数据，进行科学考证、分析，以及进一步发掘新的统计资料，对这一时期中国现代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发展情形做出科学的评价则是另一个研究的难点。
（四）研究方法
综合运用历史学、人口学、城市学、地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生态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知识和理论方法，以社会事实为研究范式，以史学实证研究和计量研究为主要方法，展开跨学科和比较研究。
（五）创新之处
1．本研究的创新之处首先是以中国现代城市化发展的内在转型轨迹为线索，在叙述上虽以时间为轴，但却不是简单地以朝代和政权更迭为线索，较全面地综合研究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现代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发展变迁情形，使本研究的整体叙事结构的创新较为突出。
2．本研究的创新还体现在研究内容的创新上。对20世纪前半叶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进行立体、动态的综合考察；研究和揭示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丰富学术研究成果，填补前期研究的不足；探究中国城市化的本土经验和资源。
3．本研究在理论探讨上亦有所突破，观点有创新。（1）提出影响城市化的三组对应的六大要素如何动态、复合地影响20世纪前半叶中国城市化进程，为传统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增加了新思路和新理论。（2）从文明演进的高度看待中国的城市化，从质与量两个方面全面认识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城市化，认为广义的城市化涵盖了城市现代化的内容，其实质是乡村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转变；城市化需要城市现代化转型；城市现代化主要是城市功能的现代化，从而超越了以往将城市化认定为主要是量的积累和过程演进、将城市现代化认定为主要是质的突破的认识层面。
尽管在研究过程中有所创新，但受诸多因素的影响，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还存在若干不足和诸多问题，只好留待以后弥补，并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1] 何一民《21世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展望》，《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2] 任吉东、雷家琼《中国城市现代化史研究综述》，《近代史学刊》第15辑，2016年。
[3] 参见朱铁臻《城市现代化研究》，北京：红旗出版社，2002年，第18—19页；任银睦《现代化、城市化与近代城市现代化》，《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田霖《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互动共促关系研究》，《平原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邱国盛《1949年以来中国城市现代化与城市化关系探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5期；李锋《略论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关系》，《开封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邹农俭《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城市问题》2007年第10期；罗翠芳《西方学者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等。
[4] 姜芃《西方城市史学初探》，《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
[5] 何一民《20世纪后期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理论探索》，《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6] ［美］费正清，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HUP，1954；Resarch Guide for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HUP，1954；《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
[7]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8] ［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9] 蒲海涛《新历史法学视野下清史研究的学术体系构建——读〈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1945年的中国〉》，《史学月刊》2013年第3期。
[10] 罗志田《近三十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与不变——几点不系统的反思》，《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6期。
[11] 巫仁恕、康豹、林美莉《从城市看中国的现代性》，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年。
[12] 隗瀛涛《近代重庆城市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皮明庥《近代武汉城市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罗澍伟《近代天津城市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张仲礼《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13] 武进《中国城市形态：结构、特征及其演变》，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
[14] 陈伟东《城市社区自治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
[15] 周一星《中国城市工业产出水平与城市规模的关系》，《经济研究》1988年第5期。
[16] 邱国盛《当代中国逆城市化研究（1949—1978）》，《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3期。
[17] 沈汝生《中国都市之分布》，《地理学报》1937年第4卷第1期。
[18] 顾朝林《中国城市地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19] 周一星《城市地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20] 张仲礼《关于中国近代城市发展问题研究的回顾——在中国近代城市国际研讨会暨中国经济史学会年会上的发言》，载《中国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经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
[21] 吴松弟《市的兴起与近代中国区域经济的不均衡发展》，《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22] 何一民《中国城市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
[23]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24] 侯杨方《中国人口史：第六卷（1910—1953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25] 沈汝生《中国都市之分布》，《地理学报》1937年第4卷第1期。
[26] 何一民《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中国城市发展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
[27] 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85年。
[28] 慈鸿飞《近代中国集镇发展的数量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29] 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30] 李蓓蓓、徐峰《中国近代城市化率及分期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另参见高路《民国以来20世纪前半叶中国城市化水平研究回顾》，《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31] 张仲礼《城市进步、企业发展和中国现代化（1840—194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隗瀛涛《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32] 何一民《近代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的特点与外力的影响》，《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33] 张利民《我国近代城市发展动力分析》，《人民日报》2014年4月13日，第5版。
[34] 何一民《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中国城市发展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
[35] 涂文学《城市早期现代化的黄金时代：1930年代汉口的市政改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在沿海与内地之间：武汉对外开放的非典型性》，《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36] 熊月之《中国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经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沈祖炜《上海近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林星《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福建城市现代化研究（1843—1949）》，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谭玉秀、范立君《从市场发育等角度对近代东北城市化的分析——以奉天东部为例》，《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2期；张晓辉《中国近代城市化的发展与动因研究——以镇集高度发达的广东为例》，《学术研究》2002年第3期；郑忠《近代非条约口岸城市化道路：工业化、本土化与企业家精神——以南通、无锡、常州为例》，《江海学刊》2008年第2期等。
[37] 行龙《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问题》，《近代史研究》1989年1期；廖大伟《华界陆上公交的发展与上海城市现代化的演进（1927—1937）》，《档案与史学》2003年第3期；谭刚《抗战时期的西部交通建设与城市发展》，《天府新论》2004年第2期；张玉龙《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交通建设与城市近代化》，《贵州社会科学》2002第2期；邱国盛《人力车与近代城市公共交通的演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4期；江沛《華北における近代交通システムの初歩的形成と都市化の進展：1881—1937》，［日］《现代中国研究》第18号（2006年3月）；党明德、林吉玲《济南百年城市发展史——开埠以来的济南》，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李卫华、颜凤《胶济铁路与近代淄博产业城市化》，《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谢放《近代重庆企业家的商品意识与城市近代化》，载《重庆城市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方前移《浅析钱业与商品贸易互动关系——以芜湖中转市场为例》，《中国农史》2012年第3期；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孟晋《民国初年商业的发展与城市近代化》，《河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隗瀛涛《近代长江上游城乡关系研究》，北京：天地出版社，2003年；王中茂、卫铁林《外商经营房地产活动与上海城市的近代化》，《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胡光明《晋商的兴盛与京津城市化的发展》，《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3期；金阿勇《抗战时期迁湘工业研究》，长沙：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薛圣坤《重庆城市公共汽车事业研究（1933—1949）》，重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等。
[38] 隗瀛涛、田永秀《近代四川城乡关系析论》，《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2期；田永秀《近代城市统治地位的确立——近代四川城乡关系析论（一）》，《学术动态》2004年第3期；田永秀《城市对农村的带动——近代四川城乡关系析论（二）》，《学术动态》2004年第4期；田永秀《农村滞后对城市发展的桎梏——近代四川城乡关系析论（三）》，《学术动态》2005年第1期；吴丰华《中国近代以来城乡关系变迁轨迹与变迁机理（1840—2012）》，西安：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等。
[39] 徐勇《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
[40] 宫玉松《中国近代城乡关系简论》，《文史哲》1994年第6期。
[41] 何一民《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40—1949）》，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
[42] 吴毅《农村衰败与晚清现代化的受挫》，《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43] 滕建华、刘美平《近代中国城乡经济结构失衡的历史原因》，《北方论丛》2003年第1期；马慧琴《二元结构遗患难消》，《生产力研究》2003年第4期；蔡云辉《论近代中国城乡关系与城市化发展的低速缓进》，《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2期；朱海龙《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城乡关系问题探究》，《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冯卫博《中国近代城乡关系嬗变的历史分析》，《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徐丽平《20世纪开初至30年代中国的城乡关系及其特点》，西安：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44] 高惠芳《“城乡关系问题”的思考》，《社科纵横》2008年第3期。
[45] 宫玉松、聂济冬《科学认识中国近代城乡关系与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选择》，《党史研究与教学》1992年第3期。
[46] 杨懋春《近代中国农村社会之演变》，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0年。
[47] 吴松弟《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的空间进程》，《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
[48] 隗瀛涛《近代重庆城市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罗澍伟《近代天津城市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戴鞍钢《近代上海与周围农村》，《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张剑《城市发展与城郊农作物结构变迁——以近代上海为例》，《学术季刊》2001年第1期；赵彬《近代烟台贸易与城乡关系变迁》，《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唐文起、林刚《试论1927—1937年南京城市经济发展与农村腹地之关系》，《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等。
[49] 行龙《近代中国城市化特征》，《清史研究》1999年第4期；何一民《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中国城市发展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等。
[50] 隗瀛涛《近代重庆城市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皮明庥：《近代武汉城市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等。
[51] 涂文学、李卫东《二十世纪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论略》，《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52] 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53] 王瑞成《近世转型时期的城市化——中国城市史学基本问题初探》，《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4期。
[54] 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
[55] 张晓辉《中国近代城市化的发展与动因研究——以镇集高度发达的广东为例》，《学术研究》2002年第3期。
[56] 裴赞芬《近代河北城市化试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57] 曲晓范《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58] 陈国灿《中国早期城市化的历史透视——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载《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湖南省城市文化研究会首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陈国灿《江南农村城市化历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59] 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840—194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袁熹《北京城市发展史（近代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皮明庥《近代武汉城市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隗瀛涛《近代重庆城市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罗澍伟《近代天津城市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陈代光《广州城市发展史》，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邹身城等《杭州城市发展史》，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薛冰《南京城市史》，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党明德、林吉玲《济南百年城市发展史——开埠以来的济南》，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李惠民《近代石家庄城市化研究：1901—1949》，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等。
[60] 徐峰《商业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1840—1895）》，《北方论丛》2008年第2期。
[61] 王圣学《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经济分析》，《现代城市研究》1994年第1期；刘方健《中国经济发展史简明教程》，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
[62] 行龙《人口流动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研究述评》，《清史研究》1998年第4期；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刘曙东《近代入城流民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湖南省城市文化研究会第三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7年等。
[63] 张利民《艰难的起步：中国近代城市行政管理机制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
[64] 涂文学《开展中国近代市政史研究的思考——以1930年代的汉口为中心》，《城市史研究》2010年第26辑。
[65] 刘岸冰《近代上海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初探》，《史林》2006年第2期；苏智良、彭善民《公厕变迁与都市文明——以近代上海为例》，《史林》2006年第3期。
[66] 杜丽红《1930年代的北平城市污物管理改革》，《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辛圭焕《20世纪30年代北平市政府的粪业官办构想与环境卫生的改革》，《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7年第8卷；潘淑华《民国时期广州的粪秽处理与城市生活》，（台北）《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8年第59期；朱颖慧《民国时期天津环境卫生管理》，《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67] 涂文学《对立与共生：中国近代城市文化的二元结构》，《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张利民《三重推力的融合——简论近代以来中国城市文化的演进》，《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5期。
[68] 任吉东、雷家琼《中国城市现代化史研究综述》，《近代史学刊》第15辑，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