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早期莎剧译介与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

“文以载道”是中国学术的显著特征之一。及至梁启超、严复等学人这里，用中国之文载西方之道，大力引介西学，分析中国缘何落伍，探求中国如何自立。西方思想对中国最具冲击力的要数严复所译的《天演论》，其中“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观念与令中国人承受切肤之痛的“落后就要挨打”的契合使其迅速传播普及。莎士比亚作为舶来品最初由西方的传教士带入中国，但并没有引起国人关注。严复作为西方文化的介绍者也将莎士比亚的信息带给国人，而林纾则在中国开讲莎剧故事，在内外合力的文化交流中，莎士比亚作为西方文明的典范被大力引进。严复与林纾同出吴汝纶门下，是桐城派的传人，最为人熟知的是他们打开了近代西学翻译的大门，严复以翻译思想类知识见长，而林纾以翻译西方文学知名。比“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认知更进一步，严复越出了只承认西方技术高明的心理误区，他着力于对西方学术思想的择译。因两人皆为福建人，又有康有为“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的赞誉，梁启超也曾这样评价二人，“时独有侯官严复，先后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丹《原富》，穆勒约翰《名学》，《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群学肄言》等数种，皆名著也。虽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然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亦有林纾者，译小说百数十种，颇风行于时，然所译本率皆欧洲第二三流作者。纾治桐城派古文，每译一书，辄‘因文见道’，于新思想无与焉”[1]。严复认为医治中国的有效办法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2]“新民”确实是当时知识界的热门话题，梁启超则在《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中国积弱溯源论》《新民议》《新民说》《论民族竞争之大势》等文中发出“新民”呐喊。

作为思想启蒙者，严复的译述中屡屡提到莎士比亚，为国人对异域青年的人格认识打开了天窗，他将哈姆雷特的性格以“孝”囊括，富有中国意味，他对莎士比亚评价极高，在《智絯》中说，“盖英吉利立国如何？虽前此一无所考，然相传其中有二人最为灵异，其一为诗人，深识远想，为从古诗人之所无；又其一为学人，造诣深遂，当不待言”[3]。莎士比亚等被确认为英国的立国之本的评价未免过度，但是严复的态度无疑和救国心切的启蒙者有着共同之处，对于任何可以取法的西方先进文化，首先要提炼的是其思想性，只有新的思想才能为中国注入力量。鲁迅曾将译者以普罗米修斯作比，认为翻译活动是“窃火给人”，[4]翻译活动对文化的传播、交流、更新有千秋之功。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家威廉·席勒格（A.W. Schlegel）对莎士比亚的翻译和评论不仅忠实于原著精神，在诗体形式的推敲上也是字斟句酌，煞费苦心；而且贡献独到：“自席勒格的翻译问世，中欧和北欧成千上万不懂英语的读者，才得以发现莎士比亚的才华，从而使这位伟大的英国诗人在自己域外的国度里‘复活’了。”[5]林纾的译作也乘着时代气候，使莎士比亚降临中国，林译果真如梁启超所言是夫子自道吗？其中是否存在有利于中国现代民族建构的积极因子呢？林纾的翻译打开了中国了解西方的窗户，是现代中国思想的前奏和奠基。而梁启超则从倡导新小说和大力引进新名词入手，莎士比亚的定名也表征着西学在中国的落户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