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以波澜壮阔的气势盛大地呈现在世界面前，这是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伟大转折，也作为一个时代的表征镌刻在历史进程的长河中。典礼举办过程中的时间绵延，正是一段和所有中国人息息相关的历史“关键时刻”。如果从视觉文化的角度回看这一事件，不难发现，不同时空中的人们观看开国大典这一盛事的视觉意象千差万别，可以说，正是关于这场大典多元观看表征的结构预示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视觉文化变迁的复杂性、丰富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史诗一般的壮美感。

让我们来粗略地扫描关于这场盛典“观看”纵横交错的目光线索和视像结构。

首先我们来看现场。所有在现场的观者都能够看到整个典礼真实场景的呈现。比如典礼当天，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梁思成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他在城楼上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红海”，那是聚集在广场中欢庆的人群以及他们携带的红旗形成的视觉意象，可以想见，所有登上城楼的领导人和代表都能看到这种意象，并感受到那种欢腾的情绪——这是从天安门城楼上的观看视角。另外，还有广场中参与者的视角。在广场上，每一位参加庆典的人一方面置身于一种沸腾欢庆的人海中，他们能看到和感受到自己周围欢庆的场景和氛围；另一方面，他们还能够看到天安门城楼以及城楼上领导们的身影，他们在一起庆祝这样一个伟大的时刻。也就是说，现场的每个人都拥有自己个性化的视角。比如，当时现场的一位警察乔长煜看到的是：“当毛主席宣布中央政府成立之后，大家马上都跳起来，欢呼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非常激动，有的把帽子都扔起来。”随后，他又带领一支群众队伍在天安门前游行。当队伍走到天安门城楼下的时候，他和游行群众都看到了城楼上的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群情激动，原本几分钟就能通过的道路足足走了十几分钟。[1]

还有另外一批现场的观看者——他们的观看是为了记录现场，即负责记录现场实况的两支电影拍摄团队。一是由苏联派出的使用彩色胶片的拍摄团队，他们是作为主拍摄团队占据着现场最有利的位置，全程记录整个开国大典的过程。二是来自东北电影制片厂的中国自己的电影拍摄团队，他们使用的是黑白胶片，作为辅助拍摄团队配合苏联团队的工作。不幸的是，后来苏联拍摄团队的住处不慎失火，烧毁了大部分拍摄好的彩色胶片，这正是今天关于开国大典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影像资料很少见的原因。这些珍贵的资料是后来人们能看到的不多的现场画面。这让后人们不仅能够通过“观看”对大典细节有持久和深刻的认知，而且还能够通过视觉引发的相应通感体会现场的热烈情绪和氛围。

现场的视觉画面还转化为听觉意象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这就是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开国大典进行的现场直播。新中国第一代播音员丁一岚和齐越站在天安门城楼，通过电波向全国播送开国大典的现场实况。现场的声音内容包括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国歌演奏，以及阅兵仪式中的“军乐声、坦克声、飞机声甚至唰唰的脚步声”，这些声音传遍全国。广播的现场传播虽然缺失了图像传播的生动性，但是声音可以引发人们的想象进而导致听者内心“心像”的产生，“心像”的视觉联想以及声音对听觉的感性刺激同样也能够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开国大典还引发了或者说是激发了另外一些视觉意象的产生。1949年10月7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进远在千里之外的国民党重庆白公馆监狱，被关押在此的共产党人无不兴奋地拥抱，甚至激动得泪流满面。其中，罗广斌提议做一面五星红旗。但他们只是从报纸上得知开国大典的消息，消息中只是提及红旗上有五颗星，却不知它们怎么排列。于是，他们就猜测应该是四个小星星围着一颗大星星的构图。罗广斌用当时自己被捕时带进监狱的红色被面，再用黄草纸撕成五角星的样子，把米粒粘在被面上，凭借着想象将这面“五星红旗”制作出来。这面五星红旗如今被收藏于国家博物馆。从物理层面的角度来看，这面红旗非常粗陋，甚至构型都是错误的，但这并不妨碍它作为一种“超级符号”的含义。也就是说，这面红旗貌似简陋，但直接诞生于由“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等一系列理念构成的崭新“文化母体”中，具有丰富的文化含义，因此具有丰沛的文化能量。

综上所述，开国大典这一历史性的事件至少被形塑了三种类型的视像：第一，直接由观看主体肉眼观看到的、现场的景观，这是所谓的“映在视网膜上的图像”；第二，由电影摄影机现场录制的视觉文本，现场影像被固定在胶片上，就此它就可以跨越时空，获得更大范围的传播，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力（广播的现场传播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第三，罗广斌等人根据自己了解到的支离破碎的关于“开国”的信息，制作了想象的“五星红旗”。这预示着，在一个业已形成的伟大的文化母体的催生下，生活在这个母体内部的文化成员会借助这种母体的资源，生产并接受自己创作的视觉文本。从这个意义上说，伴随着生活方式的多元以及媒体世界的日益发达，作为“仪式的视觉文化”有可能逐渐演化成“作为生活方式的视觉文化”。换言之，开国大典后来衍生出各种不同的视觉文本，比如著名画家董希文创作的油画、上海晨光公司出版的连环画、1989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影，以及在电视剧、纪录片中出现的诸多视频片段，它们以海量信息、多元的传播方式渗透在国家、社会、机构、家庭以及个人等诸多层面。

时值当下，电脑数字技术也开始介入开国大典的视像创造的系统中。2019年10月，我国上映了一部由博纳影业、阿里巴巴影业等多家电影机构联合制作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这是由7部短片构成的向新中国70周年华诞贺礼的电影。其中，第一部《前夜》讲述了一个70年前惊心动魄的开国大典背后的故事——为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国旗顺利升起，电动旗杆设计安装者林治远争分夺秒排除万难，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用一个未眠之夜确保开国大典当天五星红旗能顺利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在这部电影中，创作者用数字技术给观众呈现了1949年北京的城市景观，特别是从空中俯瞰北京城绵延的民居屋顶、尚未拆除的北京城墙和城门，以及1949年9月30日夜晚天安门广场的空旷壮观的景象——彼时的天安门广场灯火通明，开国大典的准备工作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它的背景不是今天灯火通明的北京城，而是尚处于前工业阶段、在夜晚很难看见灯火的北京，那个林海音笔下《城南旧事》年代的北京。广场耀眼的灯光和黝黑的老北京城的背景正是影片的主题——“前夜”的一个精彩的视觉表征。依靠电影技术、数字特效技术，2019年的观众得以亲眼感受70年前发生在北京的惊心动魄的时刻——开国大典。

某种意义上，围绕“开国大典”视觉意象的产生、增殖和散播的过程，就是当代中国视觉文化形成和演化的典型体现。我们可以将这种文化的形成和演化分成三个维度：第一，个人体验维度。这是视觉文化形成的起点，任何视觉文化的演化归根到底都是由人的肉眼观看发动的。梁思成、乔长煜等人在大典现场作为见证者亲眼见证了历史前进大潮中新视像的形成，而新的观看体验会形塑新的主体。第二，社会变迁维度。社会变迁能引发“观看”两方面的演化。一是社会变迁导致新的观看对象的产生，这从人的底层心理奠定了视觉文化变迁的基础。二是社会变迁会形塑不同的观看体制，这不仅决定了人们“看什么”，而且还决定了人们“怎么看”“为何而看”等一系列命题。比如，开国大典（及其背后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观看结构形塑了一种充满了“崇高”意蕴的观看方式，这种观看方式一直延续到今天。第三，媒体技术的演化维度。严格意义上说，“媒体演化”是“社会变迁”的产物，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拥有自己独特的媒体系统。正如麦克卢汉的洞见——媒介就是信息，特定媒介的生成起源于技术的发展，但一旦这种发展臻于成熟，它就变成了一种形塑社会形态和人的思维意识的框架和尺度，人们会按照媒介的框架衍生出相应的思想观念和相应的意识形态。而具体到视觉媒介，不同的视觉媒介技术不仅塑造人们的观看方式，还在塑造人们的情感结构以及对世界的观感和看法，相应的时代精神就是这么形成的。

[1] 《新中国第一代人民警察自述：开国大典那天，我在天安门保护群众》，取自搜狐网，http://www.sohu.com/a/344257994_260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