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执念之路
第一章 厕身死难者之间
尸体俯卧着，部分埋进了砾石中，就像是掉进了一块尚未凝固的混凝土板。头上残留着皮制轰炸机飞行员帽子，部分盖住了头部，周围是橘黄色的头发。灰褐色的衣服一大半早就被风撕开卷走了，但还有一些布料的残片粘连在手臂上和腰间。整个背部都暴露着，皮肤那么干净，那么洁白，看上去就像一尊大理石雕像。臀部和大腿的肉被青藏渡鸦叼走了一些，留下来的洞让这具尸体看起来就像石膏做的人体模型被人用锤子敲破了一样。
很明显，他曾经遭受剧痛。他的双臂向外张开，细长的手指抠进了斜坡。手背是皮革的颜色，跟其他部位完全没有颜色的皮肤形成了强烈对比。右脚穿着皮制钉掌靴，弯折成一个很不自然的角度，腿在靴子顶部折断了。左腿叠在右腿上与之交叉，仿佛是要保护受伤的右腿一般。这个并不起眼但又无法抹除的人类身姿，是最让我动容的。我们无法知道这位登山者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无论如何，他在来到自己最后的安息之地时，对自己的困境心知肚明。
演讲厅里，我12岁的女儿莉拉（Lilla）就坐在我旁边，双手紧握着椅子的扶手。我看着她，把手放在她手上，轻声说：“没事吧？”她抬头看了我一眼，表情茫然，微微点了点头。我之前并不知道这场幻灯放映会这么少儿不宜，我才意识到，这还是她头回看到真正的尸体照片。我对这张照片很熟悉。将近20年前，这位失踪已久的登山家乔治·马洛里在珠穆朗玛峰北坡很高的地方被发现以后，这张照片就在网上到处都是了。
我的朋友托姆·波拉德（Thom Pollard）站在舞台上一个穿着黄色连体羽绒服的人体模型和一顶橙色帐篷之间。帐篷上装饰着一块新罕布什尔州（New Hampshire）的车牌，车牌号是29035，也就是珠峰以英尺计的海拔高度[1]。托姆的举止和动作其实颇有活力，但他灰白色的头发多少掩盖了这一点。他的穿着和他的演讲一样，一向夹杂着新波西米亚风格，脖子上还会挂一串念珠。但今天晚上，他穿了一件藏青色的运动夹克，一条棕黄色的斜纹棉布裤，以及一双礼服鞋。他的胡须修剪得整整齐齐，头发也一丝不乱，头顶在舞台灯光下反着光。2017年10月的这个夜晚，我这位嬉皮士朋友摇身一变，像是个大学教授，而他对自己也是这个感觉，闲庭信步般在舞台上走来走去。
20世纪90年代我就认识托姆了。他搬到新罕布什尔州北康威镇（North Conway）上没多久，我就通过共同的朋友见到了他。我们两家的小孩年岁相仿，从很多方面来看，我们的生活都极为相似，都在努力以我们喜欢做的事情谋生。他是摄影师，也是电影制作人；我是职业攀登者、登山向导和记者。我们的妻子也是好朋友，因为丈夫总是把家庭责任放在一边满世界去冒险，留下她们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乡野中独自抚养孩子，所以她们都面临着独一无二的挑战，这也成了她们俩共有的束缚。多年以后，托姆和我最终都为随心所欲地追逐自己的梦想付出了可以预想的代价。我们的离婚案件在同一场法院听证会上结束，那时的我们心碎而茫然，而我们的剧本也合二为一了。
事实证明，托姆这身穿着很明智。他的演讲题目为《攀登珠峰的经验与教训》，吸引了将近400名听众。一年前的2016年，54岁的他首次登顶珠穆朗玛峰。这是他第三次尝试。
说实话，我对珠穆朗玛峰一点儿都不感兴趣。在我看来，这座山就是个堆满了毫无经验的登山者的地方。他们把最大的风险甩给夏尔巴人来增加自己的胜算，这些登山向导背负着那些登山者的自高自大带来的重量，往往还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美国登山家马克·泰特（Mark Twight）曾经这样总结诸多登山者和专家类似的情绪，他写道：“我觉得，那些装腔作势的人把登山界搞得乌烟瘴气。他们用钱和装备来代替技能和勇气，他们把登顶本身而不是登顶方式当作成功的标准……现在要说我是个登山者我都不好意思了，因为一到山脚下准备进山的时候，就会有半吊子跑来问我有没有读过《进入空气稀薄地带》（Into Thin Air），或是有没有登顶过珠峰。”对我和我这一代很多登山者来说，这座世界最高峰并不值得一登。
但并非始终如此。
自15岁开始登山以后，我很快就迷上了登山界的各种传说。我最早读的书里有一本是《14座8000米》（All 14 Eight-Thousanders），讲述了莱因霍尔德·梅斯纳尔（Reinhold Messner）和彼得·哈贝勒（Peter Habeler）1978年首创无氧登珠峰的震撼故事。医学专家曾警告他们，如果没有额外的氧气，不可能爬到八千八百多米的高度。专家们还说，就算是尝试一下，都可能会造成永久的脑损伤。于是梅斯纳尔和哈贝勒以最快速度登了上去，登顶后实际上是一路飞奔下了山。回到大本营后他们发现自己毫发无伤，大脑也没出问题，连他们自己都很吃惊。读完这本书后，梅斯纳尔马上取代特技演员埃维尔·克尼韦尔（Evel Knievel），成了我的新偶像。世界屋脊在那等着，谁还有工夫开着火箭车去飞越蛇河峡谷？
珠峰商业攀登的第一个客户是理查德·巴斯（Richard Bass），得克萨斯州石油商人和牧场主，也是犹他州“雪鸟”滑雪场的共同创立者。1985年，戴维·布雷希斯（David Breashears）和夏尔巴人昂普巴（Ang Phurba Sherpa）带领55岁的巴斯经南坳路线登顶，使巴斯成为当时最年长的登顶珠峰的人，也成为首位登完七大洲最高峰的人，而如今登完七大洲最高峰已经蔚然成风。巴斯不知不觉中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到20世纪90年代初，已经有数家公司开始推销在向导带领下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服务。珠穆朗玛峰最成功的两名登山向导是斯科特·费希尔（Scott Fisher）和罗伯·霍尔（Rob Hall），在1996年登山季的悲剧中，两人均在带领客户攀登珠峰时丧生。带走他俩的那场风暴同时还夺走了另外6人的生命，没过多久，他们的故事就被乔恩·克拉考尔（Jon Krakauer）写进了《进入空气稀薄地带》一书。克拉考尔意在谴责珠穆朗玛峰上有钱的登山客日益增长的趋势，他们的行径配不上登山家的声名，然而这部著作反而让花钱就能登上世界之巅的想法更加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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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关于珠峰的演讲之前，托姆带着我们快速环游了整个地球，从法国的阿尔卑斯山（Alps）到北美最高峰迪纳利峰（Denali），再到巴基斯坦8000米级别的加舒尔布鲁木II峰（Gasherbrum II）。我最喜欢的一段是，他跟几个同伴在秘鲁的的的喀喀湖畔（Lake Titicaca）砍下250万根巨型芦苇莎草做了一条船，然后想用这条船横渡太平洋，只为了证明这件事可以做到。这条长20米、没有发动机的船最后漂到了南美洲和复活节岛（Easter Island）之间的赤道无风带，好几个星期都在镜面一般的水域中进退维谷。最后这支探险队的官方说法是，56天后托姆因家庭紧急情况只能中途退出，搭乘智利军舰离开了。不过后来他告诉我，紧急情况是他妻子威胁他，如果不马上回家，她就离家出走。
我用眼角又扫了一眼莉拉。她看起来还是有些不安，但很显然，托姆已经吸引了她的全部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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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马洛里在登山队抵达珠穆朗玛峰之前，在给妻子露丝（Ruth）的信中这样写道：“按照这个计划，我都想不出来我会无法登顶。我不觉得自己会灰溜溜地下来。”
从那以后，马洛里和登山搭档桑迪·欧文实际上是否在埃德蒙·希拉里（Edmund Hillary）爵士和丹增诺盖（Tenzing Norgay）于1953年正式首登之前29年就已经到达了顶峰，成了一直困扰登山者的重要问题。最后一个看到他俩活着的人是他们的队友诺埃尔·奥德尔（Noel Odell）。1924年6月8日下午比较早的时候，奥德尔在离顶峰900米的地方把目光转向山顶，也就是马洛里和欧文正用尽全力要到达的地方。那天上午，一层打着旋儿的云障笼罩了北坡的上半部分，但在奥德尔往上看的时候，翻腾的云罩开始消散了。奥德尔看到有两个很小的黑点在东北山脊高处向山顶“快速移动”，后来他估计那里有8600米高。6月13日，也可能是14日，他在一则官方新闻稿中写道：“在一个岩石台阶下很短的一段雪脊上，我看到有个很小的小黑点，便盯着它看；那个小黑点在移动。出现了另一个黑点，也在向上移动，在接近雪脊上的那个。随后，前一个走到那个巨大的岩石台阶前面，很快就又在顶上出现了；第二个也同样如此。再然后，这么扣人心弦的景象便整个消失了，又一次笼罩在云层中。”
登上珠穆朗玛峰的梦想多年来一直吸引着英国的精英阶层。那时候的喜马拉雅对西方人来说是一片充满了未知的土地，登上世界最高峰的想法所需要的胆量，一点不比今天坐宇宙飞船去火星少，都要面临无数的压力和危险。1905年，印度总督寇松侯爵（Lord Curzon）在写给道格拉斯·弗雷什菲尔德（Douglas Freshfield）的一封信中提出了攀登这座山的想法，道格拉斯是一位老资格的登山家，还曾担任英国登山俱乐部（the Alpine Club）主席。“世界第二高峰[2]大部分都位于英国领土，最高峰也在与英国领土相邻而且很友好的国家，然而我们这些全宇宙无与伦比的登山家和探索者，却从来没有持续地、科学地尝试过攀登这两座山里的任何一座，我一直觉得这是一种耻辱……我愿意做好准备，向政府提供他们需要的一切帮助，来组建一个装备齐全、由训练有素的专家和瑞士向导组成的登山队……难道我们不应该这么做吗？”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21年，英国登山俱乐部才联合皇家地理学会（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组建了“珠穆朗玛峰委员会”。委员会正确判断出，攻克世界最高峰需要多年努力，需要侦察、进一步测量和大量背夫才能完成。然而尼泊尔政府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坚决拒绝了寇松侯爵提出的从南侧经昆布山谷（Khumbu Valley）抵达珠峰的请求，让这些后勤方面的考虑变得更加复杂。这样就只剩下西藏一条路了，但印度事务大臣约翰·莫利（John Morley）目光短浅，是个“干巴巴的”官僚，人送外号“普丽西拉阿姨”，他担心攀登珠峰会令中国和俄国与英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他禁止英国人到西藏游历。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攀登珠峰的主要问题一直都是怎么抵达山下。
英国的探险也不再处于领先地位，令英国国体进一步蒙羞。在开辟西北航道和前往地球南北极的竞赛中，多支英国探险队纷纷落败。
1848年，英国皇家海军的两艘船“幽冥号”（Erebus）和“惊恐号”（Terror）在寻找通往太平洋的捷径时，在加拿大北极海域神秘失踪了，船上共载有129名船员。1909年，美国人罗伯特·皮尔里（Robert Peary）宣布到达北极。两年后，敢作敢为的挪威探险家罗尔德·阿蒙森（Roald Amundsen）自筹资金，又一次在与英国人的比赛中击败了他们。命途多舛的英国南极探险队在罗伯特·法尔肯·斯科特（Robert Falcon Scott）率领下抵达南极点时，迎接他们的是一面高高飘扬的挪威国旗，牢牢地插在雪地上。而终于在1906年走通了西北航道的，也是这位罗尔德·阿蒙森。
有人称之为“第三极”的珠穆朗玛峰，成了英国在大战后证明自己的最后希望。最后一个困难，经由西藏抵达山下的许可证，由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20年12月授予。消息很快通过英国报纸传开了。皇家地理学会主席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1904年领兵入侵西藏杀人如麻的也是他——认为要想成功登上珠峰，就需要激发英国公众的幻想。在向皇家地理学会成员演讲时，荣赫鹏说，他想让攀登珠峰的想法“铭刻在英国社会的心上”。
他说：“我们的祖先对山很恐惧，还说最普通的山都无法登上去。而现在，我们拒绝承认世界上最高的山无法攀登，而第一个站在珠穆朗玛峰顶的人，会激励无数后来者，让他们振作精神，勇攀高峰。”在英国报刊媒体的帮助下，第一次珠穆朗玛峰探险很快成了一次大受欢迎的“十字军东征”。
1921年春天，珠穆朗玛峰委员会组织了一次登山活动，好侦察出一条上山路线。还从来没有西方人到过离珠穆朗玛峰顶40英里（约64千米）以内的地方，也没有任何人对怎么抵达山脚下有哪怕是一丁点概念，怎么登上去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倒是知道，有一个大到超乎想象的冰川就像迷宫一样把守着通往山脚的路线，即便他们能找到路穿过冰川，高海拔登山的过程也才刚刚开始起步。那个年代的登山者用的是亚麻等天然纤维制成的细绳，一点儿都不像现在的登山用绳，倒是跟晾衣绳差不多。这种绳索很容易断，经常只是象征性地当成最后一道安全措施，就像公路边的护栏，兴许能（也兴许不能）拦住大巴不坠到悬崖下面去一样。登山的人都说，永远不要真的靠绳索来保命。冰爪，用来在冰雪上提供抓地力的金属齿，实际上也没什么作用，因为用来把冰爪系在皮靴上的带子会限制脚趾的血液循环。现在几乎所有攀登中会用到的登山锁扣那时候也才刚刚发明出来，还没有广泛使用。
甚至都没有人知道，人类在海拔八千八百多米的地方究竟能不能活下来，那时候很多生理学家都坚信没有这个可能。1875年曾经有三位法国科学家坐着热气球，想创造新的海拔纪录，但结果很让人灰心。起飞几个小时后，气球降落在田野上，仪器显示他们到达了8500米的高度。但三个人里面有两个已经死去，脸变成了黑色，嘴里全是血。第三个人倒是活了下来，但变成了聋子。今天我们很容易就能知道，这两位法国科学家会死掉是因为他们完全没有适应高海拔，这个适应过程可能需要好几个星期。但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人了解这方面的生理知识。
尽管有这么多未知数，英国1921年派出的第一支珠穆朗玛峰登山队里的乔治·马洛里和队友们还是取得了重大进展。他和登山搭档盖伊·布洛克（Guy Bullock）克服重重困难，登上了将珠峰北山脊与毗邻的7000米级山峰章子峰分隔开的覆盖着冰川的鞍部，最高到达了海拔7000米的地方。他们在离山顶1800米的地方掉头返回，但此行也发现了一条可行路线。一年后，马洛里又来了。他们在登山史上第一次用上了氧气设备，两名队友也创造了新的海拔纪录，到达了8320米的位置。但登山队在最后一次冲顶时遭遇了雪崩，7名为登山队服务的当地背夫因此丧命。很多人认为马洛里应该为这场悲剧负责，因为是他领导了最后这次冲顶。但他回国后，珠穆朗玛峰委员会还是让他坐船去美国做一场巡回演讲。正是在这次访美途中，《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记者问马洛里为什么要攀登珠穆朗玛峰，他说出了那句名言：“因为山就在那里。”
从1921年和1922年两次探险的艰辛历程中，珠穆朗玛峰委员会得出结论，由曾在大战中担任高级指挥官的资深登山家组成登山队行不通，毕竟现在他们都四五十岁了。这些人也许有数十年的登山经验，也在战争中多次证明了自己的勇气，但毕竟年纪太大，没法登上7500米以上的高度。在1921年和1922年的攀登中，马洛里被认为是少壮派，主要是因为他攀登技术好，而且大战期间在英国皇家要塞炮兵团担任中尉时也极为出色。现在委员会认为，已经37岁的马洛里从他自身来看也有点太老了，需要给他找个年轻点的搭档。委员会最后选定的是来自牛津大学化学系的一名满头浅色金发、21岁的赛艇队员。桑迪·欧文是个早熟的工程师，也是很优秀的运动员。尽管他几乎没登过山，也从没去过海拔1700米以上的地方，但他浑身是胆，给委员会留下了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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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1924年6月8日那天在马洛里和欧文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有没有可能他俩是最早登上世界之巅的人？英国第三次珠峰探险以悲剧收场75年后，一支由埃里克·西蒙森（Eric Simonson）带领的国际登山队前往西藏，想找到一个答案。西蒙森来自西雅图，是资深登山家和向导，曾于1991年经东北山脊登顶珠穆朗玛峰。这支队伍里有几位实力雄厚的美国登山家，还有一位来自德国的登山历史学家，名叫约亨·亨姆勒布（Jochen Hemmleb）。这次登山在亨姆勒布、西蒙森、出版业高管拉里·约翰斯顿（Larry Johnston）和英国人格雷厄姆·霍伊兰（Graham Hoyland）的共同努力下才得以成行。霍伊兰是英国广播公司（BBC）记者，也是1924年登山队队员霍华德·萨默维尔（Howard Somervell）的侄孙。根据一项协议，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的科学纪录片节目“新星”（Nova）都将跟拍这次登山活动。托姆·波拉德接受“新星”节目组聘请，在登山队里担任摄影师。
1999年“搜寻马洛里和欧文”登山队的重点是找到马洛里和欧文在云山雾罩中消失时随身携带的相机，将近20年后，这台相机也成了我自己的执念。霍华德·萨默维尔曾报告称，1924年6月5日，他在位于北坳的四号营地把自己的柯达“背心袋”袖珍折叠相机（Vest Pocket Kodak，简称为VPK）借给了乔治·马洛里。萨默维尔自己也刚从历史性的冲顶尝试中归来，他的搭档、登山队队长爱德华·诺顿[3]（Edward Norton）在这次尝试中登上了8572米的高度，而且没有使用氧气补充设备。马洛里是出了名的粗心大意，那时候他正在为跟桑迪·欧文最后一次冲顶做准备，但是把自己的相机忘在了下面的某个营地。
动身前往中国之前，西蒙森联系了一些专家，想看看这台相机里的胶卷还有没有可能冲洗出来。伊士曼柯达公司（Eastman Kodak）的技术专家告诉他，如果这台袖珍相机的机身完好无损，那么冰封几十年的胶卷仍有可能可以冲印。他们建议登山队带上干燥剂、锡箔袋和带干冰的冰桶，以便把胶卷运回。
他们希望能找到相机，把胶卷冲洗出来。如果照片显示马洛里和欧文成功登上了山顶，就会改写世界最高峰的登山史。
队伍里的历史学家约亨·亨姆勒布尽管才27岁，但已经是世界上研究马洛里和欧文之谜的最高权威。把所有零零碎碎的线索都拼凑起来之后，他已经把搜索范围缩小到珠峰北壁顶部附近十个足球场大小（大概5公顷多）的一块区域。最重要的一个证据是一位名叫王洪宝的中国登山运动员描述的亲眼所见的情况。1975年攀登珠峰时，他偏离了东北山脊路线去寻找一位失踪的队友[4]，报告说在海拔8100米的地方发现了一具有些年头的“英国人，英国人”尸体。那时候并不知道珠峰北坡那么高的地方还会有别的什么人的尸体，因此王洪宝看到的那具只能是失踪的英国登山者中的某一位。
在仔细研究了珠峰的航拍照片和地图后，亨姆勒布认定，王洪宝看到尸体的大致位置几乎刚好处于1933年在东北山脊发现的冰镐的滚落线上，人们相信这支冰镐是桑迪·欧文的。20世纪30年代，英国人又尝试了几次攀登珠峰，但还是没有成功，而在这第二轮探险的第一次攀登中，登山队员珀西·温-哈里斯（Percy Wyn-Harris）在海拔8500米的地方，距离山脊不到20米的一块大石板上发现了这支冰镐。1933年的登山队认定，这个地方曾发生过一起足以致命的事故。登山队队长休·拉特利奇（Hugh Ruttledge）在《珠穆朗玛峰1933年》（Everest 1933）一书中推测，这支冰镐要么是“在滑倒时不小心掉落的，要么是冰镐的主人可能为了腾出双手去抓绳子而自己放下的”。随后他描述称，冰镐所在位置下方的石坡不怎么陡，但岩石都很光滑，大部分地方都覆盖着松动的鹅卵石。如果在这里滑倒，很容易就会变成一场灾难。如果拉特利奇猜的是对的，而马洛里和欧文当时结组在一根绳上，那么就很有可能他俩当中有一个人在这个位置滑倒了，并拽着另一个人一起掉了下去。
但是对亨姆勒布来说，更重要的是确定1975年中国登山队六号营地的位置，王洪宝就是从这个营地偏离路线去寻找失踪队友的。让搜索队定位到这个营地之后，亨姆勒布认为就可以让搜寻人员跟着王洪宝的路线一路追寻了。在海拔7900米到8500米的地方有一层独特的黄褐色石灰岩像金箍一样环绕着珠峰，人们称之为“黄色条带”（Yellow Band），而一切线索都指向“黄色条带”底部的一块冰雪覆盖的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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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寻人员当中有一位是美国登山家康拉德·安克（Conrad Anker）。搜寻开始的第一天，1999年5月1日，安克抬头看向在他上方三百多米的东北山脊，找到了发现欧文冰镐的大致区域。如果有人从那个地方掉下来，最后会落在哪里？在安克看来，他西边有一个天然的集水盆地，就在一个很深的雪沟的方向，叫做诺顿岩沟（Norton Couloir）。他很快发现了一具穿着紫色羽绒服的面目全非的遗骸，但是从服装和现代的卡式冰爪又立刻可以明显看出，这不会是马洛里，也不会是欧文。没过多久，安克又发现了一具尸体，但也是当代的，同样皱巴巴的，头部冲着山下。安克凑近去仔细看尸体面部，结果看到的是一具骷髅的空眼窝——鸟儿已经把所有的肉都吃掉了。
安克继续在盆地里搜寻。几分钟后，他感觉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后来他告诉我，可能只是因为从他在视野边缘看到这个东西到他缺氧的大脑处理完所看到的信息之间有延迟，但他说，真的有那么一段时间，他是先感觉到了这具尸体，之后才意识到自己真的看到了。在他右边大概12米远的地方，有什么带“雪花石膏”颜色的东西，是“一种会吸收光线的白色，就像油漆店里的亚光而不是亮光的那种颜色”。走到3米远的地方，他才意识到自己看到的是一个早已死去的人裸露的背部。只是扫了一眼这具尸体，他就知道这不是现代的登山者。衣物大部分都已经支离破碎，显然时代久远；皮制钉靴也在告诉安克，这位登山者来自英国最早几支珠峰登山队。安克对自己说，就是这个。这是桑迪·欧文。
来自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的25岁登山向导杰克·诺顿（Jake Norton）最早抵达。走到大概6米远的地方时，他停下来给站在尸体旁的安克拍了张照片。看起来，他们面前毫无疑问就是王洪宝在1975年发现的那具尸体。由于这具尸体位于1933年发现的冰镐正下方，他们认定这是欧文。这个人头上是颜色很浅的金发，这一点也让他们更加确定：欧文的外号叫“桑迪”，就是因为他头发是浅色的。诺顿非常确定，于是坐下来开始敲击旁边的一块页岩，凿出“桑迪·欧文 1902—1924”的字样，当成这具尸体的墓碑。
安迪·波利兹（Andy Politz）、塔普·理查兹（Tap Richards）和戴夫·哈恩（Dave Hahn）等其他搜寻人员终于赶到时，他们一开始都说不出话来。所有人都希望能发现点什么，因为亨姆勒布的研究确实很下功夫，而且那一年珠峰北坡的雪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少。尽管如此，他们也都知道，成功发现什么的概率很小。然而搜索开始还不到90分钟，结果就有了。
关于此处可能发生过什么，第一个线索就是尸体上缠着的一段大概四五米长的亚麻绳。诺顿注意到，遗骸左侧有瘀青，还有绳子压下去的凹痕。仔细看还能发现肋骨骨折了。
大部分衣物已经在数十年的紫外线照射之下成了碎片，但衬衣的领子仍然完好无损。诺顿想知道这件衬衣是什么牌子的，于是翻开衣领，发现有张洗衣店的标签，上面写着G.马洛里。他喊道：“等会儿！这是乔治·马洛里！”
戴夫·哈恩上气不接下气地答道：“真的？！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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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洛里刚好是俯卧着的，这也算机缘凑巧。伊士曼柯达公司的技术专家曾经说过，如果希望胶卷还能用，最好的情况是人的身体护住了相机，这样就不会被宇宙射线破坏掉。问题在于，过了几十年，尸首实际上已经跟这面斜坡融为一体。理查兹和诺顿一点点凿开尸体周围岩石般坚硬的冰块和砾石，安克则抓住双腿往上拉。冻硬的尸首终于一边嘎吱作响，一边脱离了斜坡。更多天然纤维制成的衣物化为碎片，一阵尘雾腾起，在搜索队周围飘散开去。
安克抬起尸体的下半身，理查兹和诺顿则把手伸到尸体下面，开始检查一个个口袋。尸体背部的衣服大部分都已经剥落，但胸前跟后背不一样，衣服全都还在。那天早上出发去登顶时，马洛里和欧文下身穿了四层，上身穿了六层：丝质内衣、带绑腿的羊毛裤、羊毛衫，最外面则是一件华达呢外套。诺顿的手在各个口袋里探来探去，突然在马洛里脖子上挂着的一个小荷包里摸到了一块方形的东西，硬硬的。他说：“我感觉我好像发现了什么。”大家都虎躯一震：会是那台柯达相机吗？荷包没法打开，诺顿只能用刀撬开。片刻之后，他把荷包里的东西放在手上，让大家都能看到。哎，不是相机，是一罐“美味肉片”，相当于20年代的能量棒。
理查兹和诺顿继续在口袋里翻来翻去，翻出来好多人工制品。大概一个小时过后，诺顿从胸前内侧的一个口袋里翻出来一块手帕，上面装饰着紫红色的花朵、蓝色和紫色的图案，还有马洛里名字的首字母GLM，用蓝色的线绣在手帕边上。手帕里包着三封信，都是写给乔治·马洛里的。其中一封来自马洛里的妻子露丝，还有一封来自马洛里的弟弟特拉福德[5]（Trafford）。第三封信来自一个女人，名叫斯特拉·科布登－桑德森（Stella Cobden-Sanderson）。毫无疑问，这是马洛里的遗体，不是欧文。
诺顿掏出一个高度计，想看看会不会刚好奇迹般地在海拔八千八百多米的地方停止了记录。但这个高度计已经摔破，玻璃面板和指针都不见了。其他物品还包括一个缝纫包、一把骨柄折刀、一盒还能划燃的“天鹅灶神星”牌（Swan Vestas）火柴（“抽烟的人都用它”）、一管氧化锌软膏、一把小剪刀以及一个铅笔头，马洛里曾用来在其中一个信封背面记录他们每个氧气瓶的氧气含量。
他们最感兴趣的是一副护目镜，铝制镜框上有凹陷，侧边有钢丝护网，镜片是酒瓶一样的绿色。波利兹意识到这是条重要线索。马洛里把护目镜摘了下来放在口袋里，表明滑坠很可能发生在那天比较晚的时候，甚至有可能是晚上。
关于1924年6月8日可能发生了什么的另外一条线索，是他们没找到的一样东西。马洛里家里人说，他带了一张露丝的照片上山，并且还曾告诉大家，如果真的站到了世界上最高的地方，他会把这张照片留在山顶。搜寻人员没能在花卉图案的手帕里发现这张照片，有没有可能是因为马洛里这天早些时候确实把这张照片留在山顶了呢？
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相机在哪。霍华德·萨默维尔曾报告说把柯达相机交给了马洛里，但完全有可能相机最后落在了欧文手里。欧文摄影技术更好，因此在山顶他更有可能手持相机拍照，而不是在镜头前摆姿势的人。
那么，桑迪·欧文在哪？被割断的绳子仍然系在马洛里腰间，表明他不幸遇难之前都跟这位年轻的搭档结组在一起。马洛里尸体上的伤痕似乎也可以说明，他有个时候曾经用力拽着这根绳子。也许欧文是为了去救滑坠了的马洛里而放开了自己的冰镐，而在两人垂直滚落300米穿过黄色条带的过程中，绳子断掉了。但如果是这种情况，马洛里的尸体理应损坏得更严重，就像搜索队在这块冰雪台地上发现的其他尸体那样。在他最后在这个地方停下来之前，掉落过程中不断受到的冲撞力有极大可能会夺去他的生命。他的身体和四肢呈现出来的姿势——头朝着山上，双臂上举向外伸出，手指抠进斜坡，一条腿受伤了，另一条腿压在伤腿上面——表明他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仍然意识清醒，在拼命试图自救。
搜索队最后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们俩究竟怎么死的，并不像从冰镐所在位置摔下来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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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克发现马洛里尸首的时候，托姆·波拉德正在前往前进营地（Advanced Base Camp，简称ABC）的路上。这天早上，他拍摄了队友们从海拔7680米的2号营地[6]披着朝霞出发的情景。拍完把相机放好后，他才发现自己的氧气装置出了问题。他朝前面离他大概一百米的杰克·诺顿大喊，但风太大了，诺顿没听到，而托姆也没有无线电设备，所以没法跟大家一起上山，只好很不情愿地下山了。
发现马洛里的遗骸之后，搜索队没有在无线电设备里交流这件事。他们知道有别的队伍在监听他们的交谈，因此决定什么都不说。所以托姆和西蒙森并不知道究竟发现了什么，只知道是重大发现。哈恩在无线电里挂断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谢谢你，约亨，你会高兴死的。”
安克等人晚些时候溜达着走进营地时，西蒙森满怀期待地看着他们。但没有人说什么，因为附近还有外人。在所有人都进入用餐帐篷拉上拉链之后，哈恩、诺顿和波利兹才开始从口袋里往外掏那些物品。他们交给西蒙森的第一件东西是一个已经褪色的旧信封。信封上的收件人是乔治·利·马洛里，是用很漂亮的花体字写的。西蒙森笑逐颜开。
第二天早上，所有队员都在用餐帐篷里休息。这一天阳光灿烂，而且很暖和，所以帐篷门大开着。托姆坐在门边，往外看着穿过他们营地的小路。有个过路人往他们帐篷里看了看，然后冲他们喊道：
“恭喜恭喜！”
“喜从何来呀？”托姆问道。
“你们的大发现啊。你们发现了马洛里。”
“你怎么知道的？”
“我听BBC广播的时候听到的，埃德蒙·希拉里接受了采访。他也向你们表示祝贺。”
托姆并不知道，西蒙森和戴夫·哈恩头天晚上在一个叫做“山区”的网站（MountainZone.com）上发了一篇新闻稿，宣布了这个发现，这个网站就是专门对珠穆朗玛峰和其他高海拔登山进行实时报道的。这篇报道里有一张马洛里的尸体脸朝下趴在砾石里的数码照片。哈恩把照片裁成了好几十份，让每一份都足够小，才能通过他们卫星电话上的调制解调器发出去。西蒙森说，他也不想这么早就公布这个发现，但“新星”节目的制片人莉斯尔·克拉克（Liesl Clark）也在大本营，并在新星网站上发了一篇她写的新闻报道，还提到了哈恩对约亨说“你会高兴死的”。消息正在迅速传开，而“山区”网站本应独家报道这次登山的任何重大新闻，因此西蒙森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公之于众。
新闻稿上线后没多会儿，“山区”网站每小时的点击量就达到了上百万次。乔治·马洛里的遗体成了全世界的头版头条。发现马洛里尸身的人还在山上，而且还在计划着回到山上去找欧文和那台柯达相机，这样的事实让这个故事更加具备实时悬念和戏剧元素，也因此造成了全球轰动。
到目前为止，马洛里尸首唯一一张已发布照片就是哈恩花了整整一个晚上上传的那张100k的小文件。哈恩在这次登山过程中负责提交新闻报道和照片，他用的是一台数码相机，但大部分人都用的是35毫米的胶卷相机。回到大本营后，西蒙森按照登山前达成的协议，把所有人的胶卷都收了起来，随后这些胶卷会有人跋山涉水带回美国交给一家图库，最后是由这家图库来决定图片如何向媒体分发。第一篇新闻稿发布后不到24小时，包括《时代周刊》（Time）、《新闻周刊》（Newsweek）、《生活》（Life）、《国家地理》和英国一些大小报刊在内的多家出版商之间就展开了一场竞标战。《生活》杂志和《国家地理》甚至提供了六位数的预付款来购买柯达相机里的照片，尽管这台相机都还没有找到。
托姆说，他们讨论了那些数字，他被告知他能分到的钱可能会有1万美元甚至更多。托姆说：“人们都在拼命捞钱，只要能捞得到。我并不因为我也是他们当中的一个而感到骄傲。”表面上大家都还挺文明，但据托姆说，他们这支队伍正在分裂成多个派系，关于由谁来掌控这个故事，谁来掌管这些即将到来的意外之财，“背后正在酝酿一场战争”。
5月8日，哈恩拍摄的马洛里的低分辨率数码相片在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旗下的一家英国小报《太阳报》（Sun）上登了出来。很多人都很震惊，安克就是其中之一。他曾极力主张把这张照片卖给《国家地理》杂志，因为他认为《国家地理》的编辑会把这张照片登得更有品位一些。但显然，《国家地理》出的价没有《太阳报》高。
与此同时，西蒙森也一直在跟马洛里的孙子，住在澳大利亚的乔治·马洛里二世用电子邮件交流。出发前西蒙森曾请求家属同意，如果他们运气好找到了遗体，就允许他们获取一份DNA样本。安克用小刀从马洛里的手臂上割了一小块肉下来。乔治·马洛里二世听说他们找到了他爷爷之后，先是给搜索队发了封邮件，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但那是他在《太阳报》上看到遗体照片之前。据托姆说，5月8日，马洛里二世又发了一封邮件，这次表示非常失望，因为他们这么努力要找到他爷爷，可能完全是为了钱。同一天在接受《观察家报》（Observer）采访时，他说：“坦白讲，这件事让我出离愤怒。”
搜索队把照片卖给了出价最高的媒体这件事传开后，迅速引起了相当激烈的反响。1975年带领英国登山队首次经由西南坡登上珠峰的克里斯·泊宁顿（Chris Bonington）爵士告诉《观察家报》：“我恶心得都说不出话来了。这些人不配被叫做登山者。”
这天晚上，托姆花了一些时间，把这些事情和他的想法都在日记里写了下来：“这次登山的戏剧性……似乎无法继续拔高了，看起来正步入常轨。”
*
这次发现过去两周后，处于争议旋涡中心的整个搜索队再次回到山上。本来的计划是在第二波行动中搜寻欧文和那台相机，但5月8日的一场暴风雪给整座山都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积雪。搜索队断定，鉴于这座山目前的情况，继续寻找欧文可能会徒劳无功。
有三名乌克兰登山者在无氧登顶后下撤时也赶上了这场暴风雪。有一个人失踪了。他的两名搭档觉得他是踩破了一块雪檐，从珠峰东侧的康雄壁（Kangshung Face）掉了下去，那边很偏远，也很少有人从那里攀爬。剩下的两人冻伤了，还得了高原脑水肿，在海拔八千两百多米的地方露天过了一夜。到了早上，他们几乎无法动弹。其他登山队大部分都动员起来参与了随后的营救，西蒙森的队伍里也有几名队员参加了。安克和哈恩跟其他人一起，用临时做成的简易担架从北坳把两名乌克兰人放了下来，最后两人终于安全下撤了。几乎可以肯定，正是因为安克和哈恩，加上山上那么多登山者的努力，他们才能活下来。两名幸存的乌克兰登山者终于到达医院后，冻伤的手指和脚趾都截肢了，而他们失踪了的那名同伴再也没有人看到过。
参与营救也消耗了西蒙森这支队伍的时间和精力，而时间和精力在珠穆朗玛峰上总是有限的。他决定把队伍一分为二，好充分利用剩下的时间。安克、哈恩、诺顿和理查兹去山顶，看看有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马洛里和欧文可能抵达过东北山脊的高处。路上安克会尝试徒手攀登人称“第二台阶”的一段，这地方出了名的难爬，他要以此确认马洛里有没有可能用那么简陋的装备爬上去，数十年来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一直很激烈。
东北山脊有三段很突出的峭壁，依次叫做第一台阶、第二台阶和第三台阶，其中第二台阶相对来说最难爬。很久以来人们都认为，如果马洛里和欧文能征服这道难关，就跟奥德尔刚开始报告的情况一样，那么就不再有任何技术困难能阻止他们继续登顶了。1975年，中国登山队在第二台阶安装了一架铝合金梯子，从那以后，登山者就都用这架“中国梯”来通过这道垂直崖壁上最难通过的一段[7]。安克准备不用这架梯子，而是像马洛里和欧文可能做过的那样自己爬上去。
第二队人马包括托姆在内，他们要回到马洛里最后的安息之地，再检查一下他的遗体。自上次发现之后到现在，搜索队认定第一批搜寻人员并没有用尽所有办法去寻找那台相机。这次他们会带上金属探测器，希望更彻底地搜查一遍这个区域。
5月16日，两支小队都抵达了海拔8290米的三号营地。安克等人还在扎营时，托姆和波利兹便出发去找马洛里了。他们向西移动，小心翼翼地沿着一道35度的斜坡斜切下去，斜坡上散布着坚硬的积雪和松散的石块，不时从他们冰爪下面滑落。他们没有用绳子，也完全知道无论是谁脚下一滑或是绊上一下，大家就得下去2000米，到北壁底下一个巨大的裂缝里见了。
两人下降了大概150米后，托姆赶上了波利兹。波利兹站在一段碎石覆盖的岩脊上，看起来很迷惑。他说：“我找不到马洛里了。咱俩分开找，到那边那块石头上碰吧。如果到那儿我们还是没找到，我们就先回去，明天再来。”半小时后，托姆看到波利兹专注地盯着地面。走近之后他看到一个石堆，一条惨白得骨头一样的小腿从石堆里伸了出来。因为不知道是不是还会有人来，第一支搜索小队在尸身上堆了些石块，以表达对这位传奇登山者的敬意。
直到这一刻前，托姆都觉得这次登山只是一次“现场演出”，马洛里也只是位历史人物。但现在，他和波利兹搬走石块让马洛里的遗骸露出来时，他把马洛里看成了登山伙伴，也因为产生了一种很亲切的感觉而感动。
第一批搜索人员已经完成了最繁重的工作，把尸体从冻住的斜坡上挖了出来，因此他们只花了几分钟就搬开了这座临时搭建的坟墓，把马洛里的尸体抬离地面。尸体在碎石里开始松动时，托姆不得不捂住嘴巴，免得把马洛里破碎的衣物上的粉尘吸进去。
他们抬起马洛里的腿。尸体已经冻得像木头一样僵硬，尸体以伸出的手臂为支撑，所以一抬起来，正面部分，包括脸部在内，就整个脱离了斜坡。托姆把手指探进马洛里的裤子口袋，马上发现了一块圆圆的手表，表带是皮制的，很薄。这件人工制品也很重要，但杰克·诺顿和塔普·理查兹都没有注意到。表蒙子和分针已经不见了，但托姆注意到时针在一点到两点之间（后来他们把这块手表带下山的时候，时针也脱落了）。托姆继续在口袋里摸索，想看看有没有碎掉的玻璃，但什么都没有发现，这说明表蒙子是在攀爬中的某个时候碎掉的。这也就意味着手表摔坏的时候马洛里肯定状态还挺不错，因为他得脱下沉重的羊毛连指手套，才能把手表取下来放进口袋里。托姆想到了第二台阶最难的一段，他知道那里有一道15厘米宽的裂缝，垂直往上一直延伸到崖壁顶端。他猜测，如果马洛里爬过了这一段，他多半是把左臂插在这道裂缝里爬上去的。诺埃尔·奥德尔曾报告说看到马洛里在12点50分的时候过了这个地方，所以时间也差不多对得上。手表上的表蒙子就是这么碎掉的吗？
托姆翻遍了所有口袋，没再发现什么，这时他决定看看马洛里的脸，上一支队伍没有选择这么做。也许他能看到什么摸不出来的东西。也许这其实是欧文，出于某种原因穿上了队友的衣服。一直抬着尸体的波利兹有点累了，因此托姆把冰镐当成支架，把尸体支撑起来。随后托姆背部着地，脑袋冲上钻到尸体下面，就像汽车修理工钻到汽车下面去一样。尖利的岩石硌着他的背，他担心会把羽绒服割破。
托姆一开始跟马洛里的脸贴得太近，他不得不把脑袋往后让了让才看清。这具尸体几十年来都这么脸朝下倒在冰封的乱石堆里，因此鼻子有点儿压扁了，但除此之外，那张英俊得不可思议的面孔保存得相当完好。马洛里的朋友利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曾经这么描述他这张脸：“波提切利[8]的那种神秘，中国版画的那种精致、优雅，英国男孩的难以想象的青春和趣味。”他双目紧闭，下巴上留着黑色的胡楂，托姆用指尖摸了摸，注意到好像是有三四天没刮的样子。鼻尖、脸颊和耳垂等很能说明问题的部位都没有冻伤的迹象。但在马洛里的右眼上方，托姆坚持说他看到有个可怕的伤口，直径大概3厘米的一个洞直接穿过了头骨，锯齿状边缘上还留着一些骨头渣和血迹。托姆说：“看到这个洞的时候，老实说我松了一口气，因为这个伤口显然是致命的。甭管这个伤口怎么来的，受伤之后马洛里肯定没多久就死了。”托姆考虑给马洛里的脸拍张照，但想到《太阳报》上登出那张照片后冲着他们团队铺天盖地而来的声讨浪潮，他犹豫了。
对于没有把马洛里头上的伤口记录下来的决定，他后来有些后悔。波利兹没有看见这个伤口，他当时正在周围用金属探测器找来找去，但徒劳无功；而高海拔地区的目击者描述又出了名的靠不住。这天晚上他们回到营地，托姆说到这件事情，波利兹并不记得他们检查遗体时托姆提到过这个伤口。托姆仍然坚持认为那个伤口是真的，不是他凭空想象出来的，也不是因为在高海拔头晕目眩看到的阴影。过后没多久，他也确实把这件事写进了日记。大部分珠峰历史学家都接受了他的说法。但事实上，他和波利兹并没有把尸体翻过来，因此也从来没有好好看清马洛里的面部。脑袋上如果真有那么大一个洞，也很可能跟其他人（包括我在内）的结论相冲突：马洛里在去世之前一直意识清醒，也一直在力图自救。
完成对遗体的搜查后，托姆和波利兹用石头把遗体尽可能完好地掩埋起来。他们下山走向2号营地时，托姆停下来，回头看了看坟墓所在的位置——这会儿在他上面二十多米的样子。他们埋得并不好，因为周围根本没有足够的石头把遗体整个都盖住。最让托姆觉得糟心的，莫过于这件事了。
*
托姆的演讲过去几天后，他打电话给我，想听听我的意见。也正是在这次谈话中，他补充了很多在缅因州（Maine）的那个晚上他没有讲到的细节。他说：“他的腿伸向空中的那个画面，我到今天想起来都还是很难受。我老是觉得，我要是回珠穆朗玛峰北坡一趟，我肯定得把他埋好。”
我问道：“你是在想着有一天再回去一趟吗？”托姆已经去过三次珠峰了，我相信，现在他终于登过顶了，应该就功成身退，不会再参加高海拔的登山运动了。毕竟他都56岁了。为什么还要想着再回去一趟？
托姆说：“我还以为你知道呢。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努力筹集资金，想另外组织一次登山去寻找桑迪·欧文和那台相机。而且我一直想从北坡登一回顶。”
我知道自从马洛里被发现后，这些年也有好些队伍去找过欧文好几次。1999年搜索队的大部分人，除了托姆和安克，后来又在2001年参加了第二次搜索。他们在北山脊海拔8140米的地方找到了马洛里和欧文的最后一个营地，还在营地下面发现了另外几件物品：一只写着诺顿名字的袜子、一根橡胶管、两根带扣眼的皮带子，但没有任何线索能告诉人们马洛里和欧文在消失的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诺顿和哈恩2004年又尝试了一次，同一个登山季还有一支由夏尔巴资深向导次仁多杰（Chhiring Dorje）带领的队伍也在黄色条带附近搜寻。再往后，亨姆勒布也曾在2010年和2011年两次带队上山寻找欧文。尽管付出了那么多努力，也动用了那么多资源，还是没有发现欧文的任何踪迹。
我有些怀疑：“你不会以为你真的能找到他吧？”
托姆回答道：“要是我有一条其他人都没有的关键信息呢？”
“比如？”
他停了好几秒。
“比如遗体的确切位置。”
[1] 1999年5月，美国珠峰千禧年登山队用GPS测出珠峰岩面高度为8849.9米（29035英尺），这个数字在西方最为流行。历史上对珠峰高程有过多次测量，结果也不尽相同。本书第六章写到英国于1856年3月公布的29002英尺（8840米）是最早的精确数据。在1975年以前，中国官方一直沿用印度于1902年公布的8882米（后来印度又曾于1955年再次测得8848米的高度），1975年中国登山队第二次登顶珠峰后首次于峰顶测得岩面高程8848.13米并向世界公布，2005年再行测量后公布数据为岩面高程8844.43米，2020年中国完成又一次测量后，于年底与尼泊尔共同宣布珠峰雪面高程最新数据为8848.86米。
[2] 即乔戈里峰（K2），位于巴基斯坦与中国新疆交界处。当时巴基斯坦属英属印度，为英国殖民地。19到20世纪尼泊尔南部也有大片土地沦为英国殖民地，但不包括北部的珠穆朗玛峰地区。
[3] 爱德华·诺顿于1940年8月至1941年9月代替因病归国疗养的香港总督罗富国（Sir Geoffry Alexander Stafford Northcote）出任香港代理总督，曾用中文名岳桐。他在攀登珠穆朗玛峰北坡时在大雪沟达到的最高点（本书第十一章有详述）直到1952年才由瑞士登山队在攀登珠穆朗玛峰南坡时超越。
[4] 这名失踪队员是1975年珠峰登山队副政委邬宗岳。5月5日，邬宗岳在第四次行军时于8500米附近解开结组安全绳，离开结组去摄像，没有跟上队伍。登山队派出王洪宝等两支小队搜寻未果，判断他已滑坠，后来在下撤途中于8100米处发现了他的遗体。
[5] 特拉福德生于1892年，乔治生于1886年，兄弟俩都参加了一战，也都参加了索姆河战役，弟弟在空军，哥哥在炮兵团。在本书第三章，作者误将特拉福德写成了乔治的哥哥，译文已更正。
[6] 今天跟20世纪20年代不一样，我们从北坳算起才开始给营地编号。因此现在我们分别位于7700米和8290米的2号营地和3号营地大致分别与当时英国登山队的五号营地和六号营地对应。——原注（译按：为表示区分，本书译文中20世纪20年代英国登山队的营地编号均以汉字数字表示，而今天的营地编号则以阿拉伯数字表示。）
[7] 1975年架设的“中国梯”在33年间服务了一千三百多名登山者后已于2008年拆除运到拉萨，现藏于西藏登山博物馆。现在第二台阶处的梯子为2007年中外登山者合力架设。
[8] 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1445—1510），欧洲文艺复兴早期的佛罗伦萨画派艺术家。——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