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巴里·艾兴格林教授写作此书的目的直截了当，正如这本书的英文书名（In Defense of Public Debt）所宣称的那样：为公共债务辩护。在我看来，他的辩护策略已经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关于财政政策的学派之争。艾兴格林教授运用他渊博的经济史知识，把我们带回公共债务和现代国家的源起之处。欧洲的各路君主通过战争奠定了现代国家的雏形，而打仗离不开借钱。债务帮助君主们渡过眼前的难关，同时也给他们套上了枷锁：君主不仅要面对纳税人，还要面对债权人。历史从不白打借条，君主的权力被人民公开讨论加以限制，国家的目标被重新设定，政府诞生，银行兴起，法币流行，经济学也从君主的家政理财术变为有关公共福利的学术。

掩卷而思，不觉慨叹，承平日久，人们似乎已经忘却了国家所从何来。国家从税收而来，国家也从公共债务而来。税收是古往今来国家的一个基本经济现象，在此基础上，公共债务则是现代国家的一个基本经济现象。不由想到，尽管在具体财政政策的争论中，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偏爱平衡预算而反对国家举债，但是他对于公共债务与税收等价的敏锐观察，恰恰从问题的本质为公共债务提供了最深刻的辩护。

值得回味的是公共债务与货币的关系。当法币逐步褪去了金属币的外壳，而将其国家信用的内核袒露无遗，现代社会的货币本质上就成了公共债务。公共债务是财政部的负债，货币则是央行的负债，对于货币持有人而言，二者的区别并不显著。国际货币更是如此。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实际上是该国政府的信用在国际上的推广；其货币国际化的能力，本质上是其政府管理信用的能力。

基于这个理解，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区别似乎也没有那么重要了。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宽松的本质都是宏观层面上国家对私人的经济救助。财政宽松是政府举债增加社会总支出，国家是债务人；而货币宽松则是央行借钱给商业银行，或者是放松监管条件鼓励商业银行借钱给私人部门以增加社会总支出，企业和家庭是债务人。但是，如果救助纯粹来自私人部门借贷（商业银行借贷给企业或者家庭）的扩大，而在货币政策传导不畅通时，私人部门又不能充分享受宽松带来的利率下降，那么政策又在什么意义上体现为宏观救助呢？货币政策如果没有财政协同，而纯粹依赖银行信贷量的扩张，与宏观调控的福利目标恐怕是南辕北辙。

以上所言，是译者掩卷后的几点心得，也由此感到这本书所讲的故事值得国内读者一读。感谢中金研究院组织的宏观经济季度研讨会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能够与艾兴格林教授结缘，并联合中金公司研究部的同人，合力译出这本书。参加翻译工作的包括赵扬、王汉锋、王乃玺、齐伟、张卓然、徐恩多、薛皓月和魏冬，赵魏一提供了支持。赵扬和王汉锋承担了总的校译工作，对译文的质量最终负责。限于译者的水平和时间约束，译文难免存在错误和瑕疵，还请读者批评指正为谢。

赵扬

2023年2月27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