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想象力的死区：论结构性愚蠢
让我以一个与官僚制有关的故事起头。
2006年，我母亲多次中风。很快，她便明显不具备在家中自主生活的能力。由于她的保险没有涵盖家庭护理，前后有不少社会工作者建议我们申请医疗补助（Medicaid）。然而，要符合医疗补助资格，个人总资产只能最多6 000美元。我们着手转移了她的积蓄——严格来说，这应该算诈骗了，尽管这种诈骗很不寻常，因为受雇于政府的数千名社会工作者的主要工作内容似乎就包括告诉公民如何令这种骗局长期存在。但此后不久，又一次严重的中风发作将她送进了疗养院，以便接受长期的康复治疗。等出院后，她肯定还需要家庭护理，但问题来了：她的社保支票是直接存入账户的，而她几乎无法签名，所以除非我获得她账户的授权，以此帮她支付每个月的房租，否则账户余额将迅速累加，令她失去医疗补助资格，即便我已经填写并提交了海量的医疗补助申请文件，替她暂时保留了资格。
我去了她的开户行，领了必填的表格，然后把它们带回疗养院。文件需要公证。病房护士告诉我有一名内部公证人，但要预约。她替我拨通电话，随后，一个身份不明的声音帮我转接了公证人。公证人接着告知，我需要先获得社会工作负责人的授权，然后便挂断了。于是我要到了社会工作负责人的名字和办公地点，老老实实乘电梯下楼并出现在他的办公室，结果发现该负责人其实就是一开始把我的来电转给公证人的那个不明声音。社会工作负责人拿起电话说道：“玛乔丽，刚刚就是我，你一通瞎扯都把这人搞疯了，我也被你搞疯了。”然后，他微微比了个道歉手势，为我敲定了下周的预约。
次周，公证人尽责地出现，陪我上楼，确保我填完了该我填的那部分表格（在这一点上我已被反复提醒），随后，她当着我母亲的面填完了自己该填的部分。我有点纳闷，因为她没有让我母亲签任何东西，只有我签了，但我想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次日，我带着文件去银行，柜台后的女士扫了一眼，问为什么没有我母亲的签名，随后她把文件拿给经理看，经理让我拿回去改好。看来公证人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于是我得到了一套新表格，老老实实填写了每张上面该我填的地方，然后重新约了一次公证人。到了约定的那天，公证人现身，我们尬聊了几句这些银行有多爱刁难人（为什么每家银行都得自己弄一套完全不同的授权书？），随后她领我上楼。我签了字，我母亲也签了——费了一些劲，当时她连撑起身子都难。次日我又去了银行。另一个柜台的另一个女士检查了表格，问我为什么会在注明需要工整书写名字的那栏写了手写签名，又在注明要手写签名的那栏用印刷体写了名字。
“我有这样吗？好吧，我完全是按公证人说的去填的。”
“可这里清清楚楚写着‘手写签名’。”
“哦，对，确实，不是吗？我猜是她说错了。又来。好吧……可所有信息都在这儿呢，不是吗？只是这两小处弄反了而已。这真的算个问题吗？情况有点急，我真的不想再等下一次预约。”
“呃，通常情况下，如果没有全部签字人在场，我们连这些表格都不收的。”
“我母亲中风了，卧病在床。所以我才要申请授权啊。”
她说她去跟经理核实一下。10分钟后她回来了，经理就站在听得见我们说话的不远处。她宣布银行不能接受目前这样的表格——除此之外，即使表格填好了，我还要让母亲的医生出具一封信，证明我母亲的精神状况允许她签署这样的文件。
我提出，先前可没人说过需要这样的信。
“什么？”经理突然插了进来，“是谁给了你表格又没告诉你信的事的？”
鉴于肇事者在众多银行员工中算是比较有同理心的，我躲掉了这个问题，1转而指出存折上分明印着“由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代管”。不出所料，他回复，那个要等她死了才能作数。
一语成谶，整个问题很快成了一纸空谈：我母亲真的在几周后去世了。
当时，这段经历搅得我心神不宁。我人生中大部分时间里过着一种不羁的学生生活，与这种事情相对隔绝。我开始询问身边的友人：这真的就是大多数人的平常生活吗？整天东奔西走，感觉自己像个白痴？不知怎的被摆到了某个位置，结果真的做事像个白痴？大多数友人倾向于认为，生活大抵就是如此。诚然，那名公证人异常不称职。可在那之后不久，我又被迫耗了一个月的时间处理纽约机动车管理局某工作人员把我的名字录成“Daid”造成的严重后果，更别提威瑞森通信公司（Verizon）职员把我的姓记成“Grueber”的事儿了。无论出于何种历史原因，公共和私人官僚制的组织方式仿佛旨在确保相当一部分成员无法按预期完成任务。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在前文中认为官僚制完全可以被称作乌托邦式的组织形式。毕竟，我们常说的乌托邦不就是这样吗？天真地相信人性的可完善性（perfectibility），拒不面对人类本来的模样。我们不也知道，正因如此，它们才会设置不可能的标准，然后又责怪个体无法达成吗？2但事实上，所有的官僚制都是这么做的：提出自认为合理的要求，然后发现它们并不合理（因为总有很多人无法达到预期），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问题不在于要求本身，而在于达不到要求的具体个人不够称职。
从个人层面看，最令人不安的莫过于跟这些表格打交道好像让我变蠢了。我怎么没注意到自己把印刷体的名字写到了手写签名栏？表上明明提示得很清楚啊！我自认通常情况下并不算蠢。事实上，做我这行的立身之本就是让别人相信我是聪明的。可我显然犯了蠢，而且不是因为不注意；事实上，我在整件事上倾注了大量心力。我意识到问题不在于花了多少精力，而在于大部分精力都被用于随时试图理解和影响任何可能具备某种凌驾于我之上的官僚权力的人——事实上，他们只需精准解释一两个拉丁文词语，并正确执行某些完全机械的功能。我花了太多时间担心，生怕自己表现得好像在质疑公证人的专业能力，或者想象自己该怎样才能显得更体谅银行员工，因而没怎么留意他们让我做的蠢事。这显然是个错误策略，因为我能说上话的人通常无权在规则上通融；而就算我真的碰上有这种权力的人，他们通常会直接或间接地告知我，如果我要投诉，哪怕单纯针对结构性的荒谬，那么唯一可能的结果就是令某些基层职员陷入麻烦。
身为人类学家，这一切让我感到似曾相识。我们人类学家的专长就是研究出生、结婚、死亡及类似场合下的通过仪式。我们格外关注有社会效用的仪式化动作：单凭某句话或某个行为就能造就社会事实。（想想“我道歉”、“我投降”或“我宣布你们成为夫妻”之类的句子。）人是社会动物，出生和死亡绝非单纯的生物事件。通常要借助大量工作才能将一个新生儿变成一个人——有名字、社会关系（母亲、父亲等）和一个家，有别人对他负责，并期待他有朝一日也会对这些人负责。通常，大部分此类工作都经由仪式完成。正如人类学家指出的，此类仪式的形式和内容多种多样，可能涉及洗礼，坚振，熏香，剃胎发，隔离，报喜，制作、挥舞、焚烧和掩埋仪式用具，还有念咒语。死亡更复杂，因为一个人一生中获得的所有这些社会关系又要逐步被切断和重整。一个人通常需要数年才能完全死去，其间轮番经过下葬（甚至重新下葬），焚化、清洁和重整骸骨，宴请，还有仪典。历史发展到今天，在大多数社会中，上述仪式进不进行都有可能，但恰恰是文书工作而非任何其他形式的仪式承担起了这份社会效用，令这些改变实际生效。例如，我母亲希望不办葬礼，直接火化。我对殡仪馆的主要记忆就是那个胖胖的和善文员，他带我过了一遍获得死亡证明前必须入档的14页文件，文件要用圆珠笔在复写纸上填写，如此得到一式三份。“你每天要花几个小时填这样的表格？”我问道。他叹了口气：“我干的全是这个。”说着抬起一只因为某种早期腕管综合征而缠了绷带的手。他没得选。要是没有这些表格，我母亲或任何在其机构火化的人都将无法在法律意义上——从而在社会意义上——死亡。
那么，我很想知道，为什么没有出现大量研究美国或英国通过仪式的民族志著作（内含大篇幅介绍表格和文书工作的章节）？
有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文书工作很无聊。你可以描述与之相关的仪式。你可以观察人们如何谈论它或应对它。可一旦涉及文书工作本身，你就没多少有趣的东西可说了。表格是怎么设计的？配色呢？为什么它们选择问某些信息而不是其他的？为什么问出生地而不是，比方说，你上小学的地方？签名为什么那么重要？但即便如此，即便是最有想象力的评论员，很快也就提不出什么问题了。
事实上，研究是可以更进一步的。文书就该这么无聊。而且其无聊程度与时俱进。中世纪的凭照往往相当美观，通篇是书法字和纹章装饰。其中一些元素甚至直到19世纪还保留着：我有一份我祖父出生证明的副本，1858年签发于伊利诺伊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它色彩斑斓，有着哥特体字母、卷轴和小天使（还是全德语写就）。相较之下，1914年于堪萨斯州的劳伦斯签发的我父亲的出生证明是黑白的，毫无装饰，只有线条和方框，但好歹由一手漂亮的花体字填写。而我自己的，1961年出具于纽约的那份，连这一点都没有：它是打印后盖章的，平平无奇。当然了，如今大量以计算机界面呈现的表格，其乏味程度还要略胜一筹。仿佛文件的创造者们一步步地尝试剥夺文件中的任何一丁点儿深意或象征性。
无怪乎这一切可能会令人类学家绝望。人类学家为密度所吸引。我们手头的解释性工具最适于在复杂的意义之网中穿行——我们寻求理解纷杂的仪式象征、社会戏剧、诗歌形式或亲属关系网络。所有这些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往往既无限丰富，同时又无限延展。单单一个罗马尼亚的丰收仪式、阿赞德人的巫术指控或墨西哥的家族传奇，如果想把其中包含的所有意义、动机或关联都研究透彻，都得穷尽一辈子时间——其实应该是好几辈子时间，如果还要在更广的社会或象征场域内追索它们与其他元素的关系，这样的工作一贯是开放性的。文书工作恰恰相反，其设计初衷就是追求最大限度的简单和自足。表格再怎么复杂，哪怕复杂到令人傻眼，它也是由非常简单但明显对立的元素无限叠加而成的，就像一个完全由两三个简单几何图案无限并置而构成的迷宫。而就像迷宫一样，文书工作并不真的向自身之外的任何事物开放。结果就是没什么可供阐释的。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因提供了一种对巴厘岛斗鸡的“深描”而成名。他试图证明，如果我们能剖析一场特定斗鸡比赛中发生的一切，我们就能理解巴厘岛社会的一切：那些概念关乎人类境遇、社会、阶序、自然，以及人之存在的所有根本激情与困境。从一份抵押贷款申请中不可能得出这些，无论文件本身的信息量有多大；即便有哪个不信邪的只为证明其可行性而着手写了这样一篇分析，也很难想象有谁真的愿意去读。
* * *
有人要反对了：可伟大的小说家不是经常围绕官僚制创作出扣人心弦的文学作品吗？这当然不错。但他们的成就恰恰在于直面官僚制的循环和空洞，更别提愚蠢了，而由此产生的文学作品也具备了某种同样迷宫般的麻木的形式。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这个主题下的伟大文学作品都采用了恐怖喜剧的形式。弗兰茨·卡夫卡的《审判》无疑是个中典范（《城堡》也一样），但我们还可以举出不少其他例子：从斯坦尼斯瓦夫·莱姆（StanisȽaw Lem）那本卡夫卡式的《浴缸中发现的回忆录》（Memoirs Found in a Bathtub），到伊斯梅尔·卡达莱（Ismail Kadare）的《梦宫》（Palace of Dreams）和若泽·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的《所有的名字》（All the Names），再到其他许多可谓投射了官僚精髓的作品，例如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的大部分作品，或几乎所有博尔赫斯（Borges）的作品。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讲军队官僚组织的《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和讲公司官僚组织的《出事了》（Something Happened）被认为是这一类型中的近代杰作，还有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未完成的遗作《苍白之王》（The Pale King）——一部关于无聊状态本质的虚构的沉思录，背景设在美国国税局的一间中西部办公室。有趣的是，几乎所有这些小说作品都不仅强调了官僚生活滑稽的无意义感，而且掺入暴力元素，至少是作为弦外之音而存在的。这在某些作者（如卡夫卡和海勒）那里更明显，但暴力似乎总是潜伏在表面之下。更重要的是，明确以暴力为主题的当代故事也有涉及官僚制的倾向，因为毕竟大多数极端暴力行为要么发生在官僚化环境中（军队、监狱等），要么直接充斥着官僚式流程（犯罪）。
伟大的作家懂得如何处理真空。他们向它敞开怀抱。他们凝视深渊，直到深渊也凝视他们。相形之下，社会理论厌恶真空；或者说，如果它还继续像先前那样思考官僚制的话，这个判断就完全成立。愚蠢和暴力正是它最不愿谈论的元素。3
批判的缺席显得格外奇怪，因为从表面上看，高校学者个人所处的位置使他们理应去探讨官僚式生活的荒谬。部分原因当然在于他们自己就是官僚——情况越发如此。“行政职责”、出席委员会会议、填表、阅读和撰写推荐信、配合院系领导的心血来潮……所有这些占用了普通高校学者越来越多的时间。不过，学者们也是逼不得已的官僚，因为即便当所谓的“行政”最终成为教授实际工作的大头时，它也总是被视为附加之物，显然并非他们真正的职责所在，也不能真正定义他们的身份。4他们是学者，是研究、分析和阐释事物的人，即便他们的学术灵魂越来越为官僚躯壳所禁锢。你可能会觉得，一名高校学者该有的反应是研究、分析和阐释这一现象：我们怎么就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到文书工作上了？文书工作到底意味着什么？其背后的社会动力是什么？然而出于某些原因，相关探讨付之阙如。5
根据我的经验，当高校学者围着饮水机（或学院里更常见的咖啡机）休息闲谈时，他们鲜少谈论自己“真正的”工作，而几乎时刻都在抱怨那些行政职责。但在日益缩水的可供他们深度思考的时间里，这似乎又是他们最不愿去想的。
但我怀疑，这里还涉及更深层次的东西，关乎大学的本质及其存在的原因。
举例而言，想想两位在战后美国社会科学界享有至高地位的欧陆理论家：五六十年代风行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还有在那之后的法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哲学家米歇尔·福柯。他们都在美国获得了某种从未在自己国家实现的知识霸权。是什么令他们如此吸引美国学者？毫无疑问，他们的高人气大概率缘于可供批判马克思主义之用，二人的理论（通常是粗糙简化的版本）被拿来论证权力不单单或不主要关乎对生产的控制，而是任何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无所不包和不可避免的特征。
但我还认为，很大一部分吸引力在于他们对官僚制的态度。事实上，有时我感觉整个20世纪只有这两位聪明人发自内心地相信官僚制的力量在于其有效性。也就是说，官僚制的确行得通。韦伯将官僚式组织视为理性在人类事务中的化身，明显比其他形式的组织优越太多，恐要吞没一切，将人类囚于了无生趣的“铁笼”（iron cage）之中，尽失精神力与个人魅力。福柯的理论更具颠覆性，但这种颠覆对官僚权力有效性的揭示有过之无不及。在他研究庇护所、医院、监狱和其他对象的著作中，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健康、性、工作、道德，以及我们对真理的概念本身——原本都不存在，不过是由这样那样的专业或行政话语造出来的。借由治理术（governmentality）和生命权力（biopower）等概念，他主张国家官僚制最终形塑了人之存在的基本参数，与个体的关联之紧密远超韦伯想象。在福柯那里，一切知识形式都成了权力形式，主要通过行政手段形塑我们的思想和身体。
很难不怀疑，韦伯热和福柯热要多亏这样一个事实：同时期的美国高校体系本身已日益成为一个专为全球范围内运作的帝国行政机构输送官员的场所。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甫一告终，美国初次着手建立其全球行政机构时，一切昭然若揭。像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6这样的社会学家深度介入了哈佛大学在冷战时期的架构，而他们创造的精简版韦伯主义理论，很快被进一步精简为美国国务院官员和世界银行那里的“发展理论”（development theory），并作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替代品被大力推广，在全球南方国家争夺意识形态阵地。彼时，就连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和克利福德·格尔茨这样的人类学家，也没有因为与军事情报机构甚至中央情报局密切合作而感到愧疚。7越南战争改变了这一切。在校园反战动员中，这种共谋被抛到了聚光灯下，而在激进分子眼里，帕森斯——连带韦伯——就是一切要打倒的对象的化身。
韦伯被推翻后，起初还不确定什么人，或者说有没有人能取代他。有一阵子，人们的兴趣点集中在德国马克思主义上：阿多诺（Adorno）、本雅明（Benjamin）、马尔库塞（Marcuse）、卢卡奇（Lukacs）、弗洛姆（Fromm）。但关注点最终转到了法国，1968年5月发生在那里的起义催生了风起云涌的极富创造性的社会理论。它们在法国被直接统称为“68思想”，不但在气质上十分激进，而且几乎敌视一切左派政治中传统的抗议形式，从工会组织到暴动。8不同的理论家时兴时衰，但经过了80年代，福柯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方式做到了一枝独秀，甚至超越韦伯早先的地位。或至少可以说，他在那些自认为走反对派路线的学科中做到了这一点。最后，在此最好谈一下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出现的一种学术分野：韦伯主义者中偏乐观的一派经过了理论再发明（简化程度较先前更甚），以“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之名行官僚培训之实；而偏悲观的一派则倒向了福柯阵营。反过来，福柯确立优势地位的学术领域也正是那些前校园激进分子或其认同者的研究热情所在。这些学科几乎完全避开了染指政治权力的机会，或者越来越多地避开了任何对社会运动的影响，而这一距离也使得福柯对“权力/知识”关系的强调（主张知识形式往往是社会权力形式，事实上，是最重要的社会权力形式）别具吸引力。
毫无疑问，任何此类极简历史总结只会显得讽刺与不公。不过，我相信这里体现出一个深刻的真相。不只是学者们被吸引至高密度之地，在那里我们的阐释技能也得以更充分地发挥。我们还越来越倾向于将有趣的事与重要的事混为一谈，并假定高密度之地也是权力集中之地。官僚制权力恰恰表明，事实通常与此相反。
但本章探讨的不单单，或者说不主要是官僚制。它主要探讨暴力。我想论述的是，暴力，尤其是结构性暴力（我是指普遍存在的、靠威胁施加身体伤害为根本后盾的社会不平等形式）造成的情境总是倾向于促成我们对官僚程序的惯常印象，即一种有意为之的盲目。概而论之，与其说官僚程序本质上是愚蠢的，甚至往往会产出被其自己定义为愚蠢的行为（尽管这也没错），不如说它们是一种惯用手段，用于管理已然十分愚蠢的社会情境，因为后者建立在结构性暴力之上。我认为以这样的方式探讨问题能告诉我们很多关于官僚制是如何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而我们又为何察觉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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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承认，这样强调暴力可能显得很奇怪。我们不习惯将疗养院、银行甚或健康维护组织视作暴力机构，除非是从最抽象和隐喻的意义上。但此处我指涉的暴力并不抽象。我不是要谈概念上的暴力。我谈的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暴力，就像一个人用木棍敲另一个人的脑袋那样。所有这些机构都在一个由政府监管和保障产权的体系中参与资源配置，而这个体系最终依赖武力威胁而存续。“武力”不过是暴力的委婉说法，其实就等于有能力唤来一些穿制服的人，威胁要拿木棍敲别人的脑袋。
怪就怪在，工业民主国家的公民实际上鲜少思考上述事实，或者说我们本能地极力去掩盖其重要性。于是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研究生会在高校图书馆的书架间流连数日，精读各种受福柯启发的关于胁迫在现代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下降的理论文章，却从不反思，如果他们主张自己有权不出示盖章生效的凭证就进入图书馆，会召唤出武装人员，动用一切必要的武力将他们带离。仿佛越是允许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落入官僚法规的范畴内，每个相关的人就越会串通，淡化这一切最终都依赖身体伤害的胁迫来维持的事实，而这样的事实对于那些实际运行系统的人来说是明摆着的。
实际上，“结构性暴力”这一用法本身就是个恰如其分的例子。刚着手写这篇文章时，我只是想当然地认为它指代以间接形式运作的实际暴力。试想某个好战部落（姑且称之为“阿尔法人”）从沙漠席卷而来，占领了一片居住着和平农民（姑且称之为“奥米伽人”）的土地。阿尔法人没有索取贡品，而是侵占了所有肥沃土地，安排他们的孩子有特权接受大多数形式的实用教育，同时创出一种宗教意识形态，主张阿尔法人本质上更优越，是更好、更美、更智慧的，而如今基本只能在他们的田产上做苦力的奥米伽人，因为某些可怕的罪孽而受到神明的诅咒，变得愚蠢、丑陋又低贱。可能是内化了这份耻辱，奥米伽人开始表现得好像信了自己确实有罪。从某种意义上，他们也许真的信了。但在更深层次上，追问他们究竟相不相信并无太大意义。整个安排出自暴力，而且只能依靠持续不断的暴力威胁来维持。事实上，奥米伽人很清楚，谁敢直接挑战产权安排或染指教育机会，利刃便会出鞘，人头就要落地。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信仰”不过是人们为了适应这般现实而发展出的心理技巧。倘若阿尔法人失去了对暴力手段的掌控，谁知道奥米伽人会如何行动或做何感想呢？这就是我最开始运用“结构性暴力”时的所思所想：这类结构只能通过暴力威胁来创建和维持，即便在其常规的每日运转中并不需要动用实际的身体暴力。如果对此仔细推敲，这一用法其实适用于大多数通常在文献中被冠以“结构性暴力”之名的现象，如种族主义、性别歧视、阶级特权，即使它们的实际运作模式要复杂得多。
在这一点上给我最多启发的是女性主义文献，其中经常就是以这种方法谈论结构性暴力的。9例如，文献中普遍指出，正是在女性开始向工作、举止或着装方面的“性别规范”发起挑战时，性侵犯的发生率急剧攀升。果真与突然拔剑的征服者一模一样。但在大多数时候，学界并不是这样使用这个术语的。目前的用法其实要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和平学”（Peace Studies），它被用来指代在研究者看来与暴力等效的“结构”，哪怕它们可能根本不涉及身体暴力行为。10他们所列举的基本是同一批结构，即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云云，但言下之意是有可能存在一个在完全没有家庭暴力或性侵犯的情况下运转的父权制系统，或是一个完全不靠政府强加的产权支撑的种族主义系统——尽管据我所知的事实是，根本找不到这样的案例。11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情况再度上演：为什么有人要做这样的论证？除非他们出于某种原因，决意强调身体暴力不是事情的本质，不是真正有待解决的问题。显然，直指暴力问题意味着要打开一连串大门，而这些门在大多数学者看来还是关着比较好。
这些门中的大多数直接通向我们所谓的“国家”问题，以及实际行使其权力的官僚架构问题。根本问题到底是国家对暴力的垄断，还是国家是任何可能的解决方案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令人反感的到底是制定规则之后威胁对不守规则者施加人身伤害的做法本身，抑或只是当局没有正确地部署这类威胁？把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等当作一堆悬浮在空中的抽象结构来讨论，不啻规避这类问题的最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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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学家再熟悉不过的许多农村社群，现代行政技术被明确视为外来强加之物，而我举的阿尔法人和奥米伽人的例子更贴近那里的情况。我们打交道的对象通常是这样那样的被征服人口，也就是说，他们能敏锐意识到当前的安排是暴力的产物。因此，谁也不会否认政府本质上是一个强制机构，即便他们或许完全认可它在某些方面也可能是仁慈的。比方说，在我做田野调查的马达加斯加农村地区，人人都天然地认为国家主要通过唤起恐惧来运转。在人们看来，这一点通用于旧日的马尔加什诸王国（Malagasy kingdoms）、随后的法国殖民政权，以及接替后者的当代马达加斯加政权（它基本就是同一事物微调后的版本）。另外，它唤起的恐惧显然是间歇性的，因为大部分时间里，国家或其代表并不真的在场。政府基本没有去规范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没有建筑规范，没有开罐法[1]，不强制车辆上牌照和保险，不规定谁可以在哪里买或卖或抽或建或吃或喝什么东西，不限制人们在哪里放音乐或养宠物。再说了，这样的法律如果真的存在也不为人知，因为包括警察在内的任何人都没想过要执行它们，就连在城里也不会，在周边的农村更是绝无可能，毕竟在农村，规范这类事务靠的完全是习俗、社群议事集会或巫术禁忌。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官僚机构的主要职能再明显不过，那就是登记应纳税财产，以及对保障征税者顺利现身并收走款项的基础设施进行维护。
这种情况实际上给我自己的研究带来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困境。在去乡下之前，我在马达加斯加国家档案馆做了大量文献准备工作。19世纪的伊梅里纳王国引入了外国传教士帮其培训公务员，相关记录仍保留完备，还有殖民政权的记录也是。结果，针对大约1875年到1950年这个时间段，我收获了研究对象社群的大量数据：人口普查数据、学校记录，最重要的是，关于每户家庭的规模及其拥有的土地和牲畜—还有早期的奴隶—的精确数字。但一到当地我便发现，上述信息正是大多数人眼中从首都来的外人最可能问到的，因而也是他们最不情愿透露的。事实上，人们几乎愿意谈除此之外的任何事。因此，对于两个历史时期，我掌握的数据类型完全不同。
随着对人们了解的深入，我逐渐意识到，这不仅仅是政府没有规范日常生活——在最重要的方面，政府根本毫无作为。国家权力在马达加斯加历史中呈现出潮起潮落之势，而彼时显然适逢低潮期。政府确实设了办公室，有人坐在里面打字和做登记，但那更多只是表面功夫——他们薪资微薄，得不到任何办公耗材（需要自己买纸），人人都在纳税评估上做假，反正没谁真的会交税。警察只在公路上巡逻，根本不往乡下去。可人人谈起政府的样子就好像它确实存在，寄希望于不引起外来人的注意，以免某间首都办公室里的某人因此决定必须对现状做出什么改变。所以在一个层面上，官僚权力几乎对人毫无影响。而在另一个层面上，一切都沾染了它的色彩。
部分原因在于近百年前的征服带来的初始影响。当时，伊梅里纳王国的大部分居民都是奴隶主，在一个大王国中享有核心地位。关于奴隶制，需要牢记的一点是它从未被谁真正视作一种道德的关系，而是被视作一种简单粗暴的权力关系：主人可以随心所欲地使唤奴隶，奴隶对此无能为力。121895年，当法国推翻伊梅里纳王国并接管马达加斯加时，同时废除了奴隶制，并强加了一个政府，该政府甚至不屑假装自己基于社会契约或被统治者的意志，而只是基于火力优势。不出所料，马达加斯加人大都推断出自己实际上已成了奴隶。这对人们的相处之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没过多久，任何指挥关系——成人之间一方将另一方持续性地当作自身意志的延伸——都被视作有悖道德，本质上只是奴隶制或者国家的变体。正经马达加斯加人不这样行事。所以即便马达加斯加政府远在天边，它的阴影依旧无处不在。在我研究的社群中，这种关联在人们谈及19世纪的大奴隶主家族时最容易凸显出来；那些家族的孩子很大程度上凭借教育投入和文书工作技能，在后来的殖民政府中占据了核心位置，而他们的后代也大都在首都考究的办公室工作，远离乡村生活的烦恼与责任。在其他语境下，特别是在官僚语境下，指挥关系有着语言编码：它们与法语密切相关；与之相对，马达加斯加语被视作商议、解释和共识决策所使用的语言。当基层官员想要不由分说地发号施令时，几乎总会切换到法语。
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我和一名和蔼可亲的基层官员以马达加斯加语进行过多轮交谈。后来的某一天，我在所有人都打算提早回家看足球比赛的时候来访，令他心烦意乱。（正如我前面提到的，他们在办公室确实没什么可做的。）
“办公室关门了，”他用法语宣布，一反常态地挺了挺腰板，摆出煞有介事的样子，“如果你有什么事，只能明早8点再来。”
我一头雾水。他知道我的母语是英语，也知道我能说流利的马达加斯加语，但不可能知道我还听得懂法语。我佯装困惑，以马达加斯加语回复道：“不好意思，抱歉，我没听懂。”
他的回应是把腰板挺得更直，并重复了同样的话，只是语速略有放缓，音量略有提高。我再度假装没有听懂。“我不明白，”我说，“你为什么用我听不懂的语言跟我说话？”他复述了一遍。
事实证明，他完全无法用本地话复述这个句子，或者不如说，无法用马达加斯加语说出任何其他话来。我怀疑这是因为如果切换到日常语言，他就无法允许自己这么粗鲁了。这点后来得到了其他人的证实：如果他当时操着马达加斯加语，那么他至少得解释一下办公室为何会在不寻常的时间关门。在书面马达加斯加语中，法语实际上可以被称作“命令语言”（ny teny baiko）。在它特定的语境下，无须解释、商议和最终的同意，因为形塑这些语境的前提是纯粹的武力上的不对等。在这种情况下，调动这一武力的实际手段并不在场。那名官员不能真的报警，也不会想这样做。他只想把我打发走，而我在用语言游戏逗了他一阵之后，遂了他的愿。可他只能通过唤起殖民国家的影子，才能唤起权力允许他采取的那种态度。
在马达加斯加，官僚权力在大多数人心目中还是有些好处的，因为它关系到教育这个近乎承载着普世价值的领域。打入政府、办事机构或警察局圈子，就意味着打入了小说、世界史、技术和海外旅行机会的圈子。官僚权力也因而显得不那么无可救药或荒诞不经。
不过，马达加斯加政府并不特别暴力。然而，比较分析显示，一个官僚体系中的暴力使用程度与其产生的荒谬无知程度直接相关。例如，基思·布雷肯里奇（Keith Breckenridge）较为详尽地记录了殖民时期典型的行使“无知权力”（power without knowledge）的南非政权，13它们在很大程度上用高压政治和文书工作取代了对非洲国民需求的了解。就说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实施的种族隔离制度，它的先声是一种新的通行证制度，后者旨在简化早期的要求非洲工人随身携带大量劳动合同文件的规定，它以单本的身份手册取而代之，内里标明了工人的“姓名、地址、指纹、税务状况，以及官方规定他们在城镇生活和工作期间享有的‘权利’”，再无其他。14政府官员盛赞它提高了行政效率，警察盛赞它减轻了自己的负担，省得再与非洲工人具体交谈。至于非洲工人，他们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而将新文件称作“dompas”，即“蠢证”。
安德鲁·马修斯（Andrew Mathews）关于墨西哥瓦哈卡州林业部门的精彩民族志同样表明，正是政府官员和本地农民之间几乎完全不对等的权力让林务官处在某种意识形态气泡之中，对森林火灾（仅举一例）抱持着非黑即白的简化想法，导致全瓦哈卡州可以说只有他们不明白自己颁布的法规实际造成了什么后果。15
即使在我们用英语谈论官僚制的方式中，也透露出高压与荒谬相关性的蛛丝马迹。比如留意一下就会发现，专门用于指代官僚制之愚蠢的俗语——诸如“一团糟”（SNAFU）[2]、“进退两难”（源自《第二十二条军规》）——都源自军事俚语。从更广的层面上，政治学家一早就观察到，在高压和信息之间存在一种“负相关”［大卫·阿普特（David Apter）语16］：也就是说，相对民主的政权往往被过量信息充斥，因为人人都向政治权威讨要解释和提出诉求；而一个政权越是专制和压迫，人们就越没有理由向其透露任何事，这也是为什么这类政权不得不严重依赖间谍、情报机构和秘密警察。
* * *
暴力能促成专断的决定，由此避免更平等的社会关系里特有的辩论、澄清和再谈判。显然，正是它的上述能力令其受害者认定，基于暴力创造的程序是愚蠢或不合理的。我们当中的大多数都能通过观察他人的语气或肢体语言来粗浅地感知他人的想法或感受——通常不难觉察出人们当下的意图和动机，但若要超越粗浅的感知，往往要下很大一番功夫。事实上，社会生活中的大部分日常事务，都是在试图破译他人的动机和观念。我们姑且称之为“阐释性劳动”（interpretive labor）。也许可以说，那些仰仗武力恫吓的人没必要从事太多阐释性劳动，所以通常来说，他们不会去做。
身为人类学家，我明白自己踏上了一片雷区。当人类学家真正关注起暴力的时候，他们强调的层面往往与之恰好相反：暴力行为作为传递意义和沟通的方式——甚至它们与诗学的相似之处。17任何提出异议的人都可能被斥为庸俗：“你当真认为暴力不具备象征权力，子弹和炸弹不是要传达什么吗？”所以有必要郑重声明：不，我不这么认为。但我的意思是，最重要的问题可能不在于此。首先，因为它假定“暴力”主要指的是暴力行为——实打实的推搡、拳打、捅刺或爆炸——而不是暴力威胁，以及在弥散的暴力威胁下得以确立的那种社会关系。18其次，在暴力相关的研究领域，人类学家以及更广大的学者群体似乎格外容易落入陷阱，混淆了阐释深度与社会意义。亦即，他们不假思索地认为暴力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就是它最重要的地方。
我来逐一解释一下。通常情况下，暴力行为也是沟通行为，这样说准确吗？当然不错。但这几乎适用于任何形式的人类行为。在我看来，暴力真正的重要之处在于，它或许是唯一一种即便没有沟通也可能产生社会影响的人类行为形式。准确地说，一个人若要对完全欠缺了解的他人的行动施加相对可预测的影响，那么唯一可行的方式很可能就是暴力。基本上，当你尝试以其他任何方式影响别人的行动时，你多少得了解你眼里的别人是谁，别人眼里的你又是谁，他们可能想从当前的情况中得到什么，他们的好恶是什么，等等。而只要往他们的脑袋上打得够狠，上述种种就都无所谓了。
的确，致死或致残对他人造成的影响十分有限。但那就够了，而且至关重要的是，它们的效果是可以提前确知的。任何其他形式的行动都必须诉诸某种意义或理解上的共识，才有可能取得任何可预见的效果。另外，虽说尝试通过暴力威胁影响他人确实需要一定的理解上的共识，但那微乎其微。大多数人际关系都极其复杂，由密密麻麻的前史和意义构成，其中持续存在的关系尤为如此，不论是长期的朋友还是长期的敌人。维系这些关系需要不断投身于通常十分微妙的想象，无休止地尝试站在他人的视角看待世界。这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阐释性劳动”。威胁对他人造成身体伤害可以跳过这一切。它能促成一种更简化和纲要化的关系（“越过这道线我就开枪了”“再说一个字就让你进监狱”）。可想而知，这就是为什么暴力往往是蠢人的首选武器。甚至称之为蠢人的撒手锏也不为过，因为智慧最难回应的就是这种形式的愚蠢，而这无疑是人类境遇中的悲剧一桩。
我确实需要加上一个关键的限定条件。这里，一切都取决于武力的对比。如果双方参与的是相对对等的暴力竞赛，比方说两军在指挥官的率领下对峙，那么他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去刺探彼此脑海中的想法。只有当一方在造成身体伤害的能力上具备压倒性优势时，他们才不再需要这样做。这一点影响深远，因其意味着暴力的特定效力，也就是免除“阐释性劳动”的能力，在暴力本身最隐而不见时表现得最显著——事实上，也就是在大规模身体暴力行为最不可能出现的场合。很显然，这些正是我在前文定义的结构性暴力情境，即本质上以武力威胁为后盾的系统性不平等。出于这个原因，结构性暴力情境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高度一边倒的想象性认同结构。
当不平等结构呈现为深度内化的形式时，那种效力通常最引人注目。性别在这里依然是个典型例子。例如，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情景喜剧中有一个经典老哏：关于无法理解女性的段子。这些当然是由男人来讲述的段子往往把女人的逻辑描绘得莫名其妙、不可理喻。“你必须爱她们，”传递出的信息始终是这样的，“但谁能真的搞明白这些生物到底在想什么呢？”从来没人指出，在这些女人眼里，男人又有多么难懂。原因显而易见。女人别无选择，只能理解男人。在50年代的美国，正是单收入父权制家庭的理想如日中天的时候，而较富裕的家庭往往能够实现这种理想。无法自己获取收入或资源的女性，显然只好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揣摩男性的所思所想。19
这套女性神秘论似乎是父权制安排下的一项惯有特征。它通常与另一种感觉相伴相生：女性再怎么不合逻辑、令人费解，仍然保有男性无法具备的神秘的、近乎神秘主义的智慧（“女人的直觉”）。当然，类似情况存在于任何极端不平等的关系中，比如农民常被描绘成榆木脑袋，但同时又有某种神乎其神的智慧。以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代表作《到灯塔去》）为代表的几代女性小说家记录了这种安排的另一面：女性最终不得不持续投入精力去管理、维持和调适那些轻忽自傲的男性的自尊心，包括不间断地进行想象性认同，或阐释性劳动。这项工作要在各个层面开展。无论身处何地，女人总是被期待去不停地想象如何从男性视角看待这样或那样的情境。可社会几乎从不期待男人为女人做同样的事。这种行为模式的内化程度之深，导致许多男人很抗拒换位思考的提议，仿佛提议本身就是一种暴力行为。举例而言，美国高中的创意写作教师普遍喜欢布置这样一个练习，要求学生想象自己在某一天转换了性别，然后描写一下当天可能发生的事。很显然，结果出奇地一致。女孩的作文都写得洋洋洒洒，表明她们花了很多时间思考这个主题。很大一部分男孩通常拒绝完成作文。他们明确表示自己完全想不出当一名少女会是什么样子，并且对于应当思考这件事的提议感到愤怒不已。20
对熟悉女性主义立场论（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或批判性种族研究（Critical Race Studies）的人而言，我这里所说的都算不上新鲜。事实上，我之所以会有这些更广的反思，最初是受到了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这段话的启发：
在美国，尽管从不存在一个官方的黑人团体作为人类学家和/或民族学家去研究白人，但是从奴隶制开始，黑人就通过口口相传，彼此分享密切观察白人群体所得的“特殊的”知识。说它特殊，是因为它并非一种有完备书面记录的认知方式，其目的只是帮助黑人在一个白人至上的社会中找到处事和生存之道。多年以来，在白人家庭工作的黑人家仆充当了传信人，将相关知识带回被种族隔离的社群——细节、事实、对白人“他者”的精神分析式的解读。21
要我说女性主义叙事存在什么局限，那就是它有点太宽宏大量了，强调更多的是被压迫者的洞察，而不是压迫者的蒙昧或愚蠢。22
是否有可能发展出一种关于阐释性劳动的一般理论？首先，我们可能得认识到，这里有两个彼此关联的关键要素，需要予以正式区分。要素之一是作为一种知识形式的想象性认同的过程，事实上在支配关系中，通常是从属者实际承担起了理解相应的社会关系如何真正运转的工作。打个比方，任何在餐馆后厨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如果出了纰漏，怒气冲冲的老板来了解情况时，他不太可能开展详尽的调查，甚至不会认真听取员工们争相给出的对事发经过的各版解释。他更可能叫他们都闭嘴，然后武断敲定一套说法，好立刻下判断：例如，“你，乔，你不会犯这种错；你，马克，新来的小子，肯定是你搞砸的。再有下次就开了你”。结果，弄清实际出错的地方以防问题再度发生的工作被丢给了那些无权聘用和解雇员工的人。类似情况通常发生在持续性的关系中：众所周知，雇员往往对雇主的家庭了如指掌，很少听说雇主对雇员有此等了解。
要素之二是由此引发的同情的认同（sympathetic identification）模式。说来奇怪，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其《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首度观察到了如今被我们称作“同情疲劳”（compassion fatigue）的现象。他提出，正常情况下，人类不仅倾向于想象性地认同自己的同伴，而且会因此自发地体会到彼此的喜悦与悲伤。然而，穷人长期处于悲惨境地，导致原本具备同情心的旁观者不堪重负，只好在不知不觉中完全无视他们的存在。结果就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花费了大量时间去想象顶层的视角并发自内心地在乎他们，而相反的情况几乎从不会出现。
无论探讨的是主人和仆人、男人和女人、雇主和雇员、富人和穷人，结构性不平等，也就是我一直在说的结构性暴力，总是会产生高度一边倒的想象性结构。我认同斯密关于想象往往带来同情的观察，而这样的结果就是，结构性暴力的受害者对受益者的关心往往远超受益者对受害者的关心。这很可能是除暴力本身之外，维系这种关系最强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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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可以说回官僚制的问题了。
在当代工业化民主国家，对暴力的合法管理被交给了有着委婉名称的“刑事执法”，主要就是警察的手里。之所以说“委婉”，是因为几代的警察社会学家都指出，警察实际所做的只有很小一部分涉及刑事执法，或者与任何刑事案件沾边。他们的大部分工作关乎法规，说得稍微有技术含量一点就是，关乎科学地运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以协助解决行政管理问题。23换言之，他们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执行那些没完没了的规章制度上，包括谁能在哪里买或卖或抽或建或吃或喝什么这种在马达加斯加农村小镇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所以：警察就是带武器的官僚。
想想吧，这真是个绝妙的把戏。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在想到警察时，并不会觉得他们是执行法规的。我们觉得他们是打击犯罪的人，而且我们脑海中浮现的那种“犯罪”通常都是暴力犯罪。24尽管事实上，警察的所为多半正相反：他们把暴力威胁带入了那些原本与暴力无关的情境中。我在公众讨论中屡屡发现这一点。但凡要假设一例有警察介入的情境，人们几乎会不约而同地想到某种人际暴力行为，不是抢劫就是袭击。可稍加反思就会清楚，当大多数真实的人身攻击行为发生时，警察并没有介入，即使是在马赛、蒙得维的亚或明尼阿波利斯这样的大城市，即使是家庭暴力、帮派斗争、醉酒斗殴的情况。只有当有人死亡或伤重需送医时，警察才会被召来。但那是因为救护车一到，文书工作也随之而至。如果有人在医院接受救治，则必须给出其受伤原因，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警方出具报告。如果有人死了，则有各种各样的表格要填，包括上报市政统计部门。所以警察确定会介入的斗殴就是能产生文书工作的那些。绝大多数抢劫或入室盗窃也无人报案，除非需要填写保险理赔单，或有文件丢失，必须按规定提交警方报告才能补办。因此，大多数暴力犯罪最终都不会有警察介入。
另外，你可以试试在这些城市的街道上驾驶一辆无牌照汽车。我们都知道会发生什么。身着制服，配有警棍、手枪和/或泰瑟枪的警官会立即现身。如果你就是拒不遵从他们的指示，那么几乎必然招致暴力。
为什么我们会搞不清警察的实际工作？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在过去50年左右的流行文化里，警察几乎成了想象性认同所痴迷的对象。这样的事情如今已不再新鲜：当代工业化民主国家的公民每天花上几个小时看那些邀请他们站在警察的视角看待世界并间接经历其丰功伟绩的书、电影或电视节目。事实上，这些想象中的警察确实几乎时刻都在打击暴力犯罪，或处理这些犯罪行为造成的后果。
别的不说，上述现象奇怪地有悖于韦伯关于铁笼的著名忧思：现代社会被千人一面的技术官僚管理得井井有条，以致个人魅力式英雄人物、魅力和浪漫将尽数消亡。25而事态的实际发展显示，官僚社会趋向于以自身独有的形式制造出有个人魅力的英雄。他们自19世纪末起便以传奇侦探、警官和间谍等各种各样的面貌出现。很显然，这些人物的工作就是精准行动，通过实际运用身体暴力来获取官僚结构索要的信息。官僚制毕竟已存世数千年，从苏美尔到埃及再到古代中国，这些官僚社会都孕育过伟大的文学。不过，是现代北大西洋社会第一个创造出了英雄本身就是官僚或完全在官僚环境中行动的文学体裁。26
我惊讶地发现，思考警察在我们社会中的角色，实际上能为社会理论提供一些有意思的见解。现在，我必须承认，我在行文中对学者及其大部分理论习惯与偏好表现得不太友好。如果有人读了我写的东西，认为我在论证社会理论方面很大程度上毫无意义——这是某个象牙塔里的精英因拒不承认简单的权力现实而形成的自以为是的幻想——我也不会觉得意外。但这绝非我的论点。这篇文章本身就是一次社会理论的尝试；如果我不认为这样的尝试有可能为某些重要领域投去一束光，使之不再晦暗不明，那我也不会写下它了。问题在于理论的类型和目的是什么。
这里，将官僚知识和理论知识做一比较能给人以启发。官僚知识其实就在于纲要化。在实践中，官僚程序总是意味着无视真实社会生活中的所有幽微之处，将一切都简化为预先构想的机械化或统计学公式。无论是表格、规则、数据还是问卷，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简化。通常情况下，这与走进后厨，对问题原委草草下定论的老板并无太大区别：二者都是将非常简单的预制模板应用在复杂且通常暧昧不明的情境中。结果就是，那些被迫跟官僚行政机构打交道的人总感觉自己遇到的人都强行戴上了一副只能展示眼前2%事物的眼镜。但可以肯定的是，社会理论领域存在类似的情况。人类学家好将自己所做之事称为“深描”，但实际上，再优秀的民族志描述，最多也只能捕捉到任何特定的努尔人争端或巴厘岛斗鸡中实际发生之事的2%。依托于民族志描述的理论工作通常又只会聚焦那2%当中的一小部分，从无限盘根错节的人类境遇中抽取那么一两条线索，并在它们的基础上做泛化，比如概述社会冲突的动态关系、绩效的本质或阶序的原则。
我并不打算指责这种简化的理论。相反，我相信如果一个人想发表一些关于世界的全新见解，那么做一些这样的处理是有必要的。
想想结构分析吧。20世纪七八十年代，该研究方法在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这样的人类学家或让—皮埃尔·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这样的古典学家的引领下风靡一时。一如学术潮流的一贯走向，结构分析在目前看来完全过时了，人类学学生大都认为列维—斯特劳斯的作品含糊又荒谬。这在我看来实属不幸。诚然，结构主义声称自己是一种关于思想、语言和社会之本质的单一宏大理论，认为它提供了解开人类文化所有奥秘的钥匙，在这点上它的确荒谬，也理应被抛弃。但结构分析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技术，这种技术也被大多数人一并丢出窗外，使我们痛失最精巧的工具之一。因为结构分析的可贵之处在于提供了一种几乎万无一失的技术，可用于做任何优秀理论该做的事：对复杂材料进行简化和纲要化，以便道明出人意料的东西。顺便一提，我在前几段里关于韦伯和官僚英雄的观点就是这么来的。一切的缘起是我在耶鲁大学的一场研讨会上尝试向学生们展示何为结构分析。
当时我解释道，结构分析的基本原理在于，一个符号系统中的各个术语不是孤立存在的，所以重点不是思考它们“代表”什么，定义它们的是彼此之间的关系。你得先界定一个范围，然后在其中寻找彼此呈系统性对立的元素。以吸血鬼为例。首先，你要给它们定位：吸血鬼是美国恐怖片中的常用形象。美国恐怖片有一套自己的宇宙观，自成一个宇宙。接着你要问了：在这个宇宙中，与吸血鬼对立的是什么？答案显而易见。吸血鬼的对立项是狼人。在一个层面上它们具有共性：都是可以咬你的怪物，而且会通过咬你把你变成同类。在大多数其他层面，二者恰好是反转的。吸血鬼很富有，在典型情况下是贵族；狼人总是很穷。吸血鬼的活动空间很固定，有自己的城堡或地下室，白天必须躲在里面；狼人通常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旅行者或逃犯。吸血鬼控制其他生物（蝙蝠、狼、被其催眠或奴役的人），狼人连自己也无法控制。然而——这也是本案例中一锤定音的一点——二者都只能通过对自身的否定来毁灭：吸血鬼的克星是木桩，就是农民用来造栅栏的那种被草草削尖的棍子；狼人的克星是银子弹，这东西可以说就是由金钱本身打造的。
通过观察这些反转对立，我们得以把握这些符号的真正含义：例如，吸血鬼未必就关乎死亡或恐惧，而是关乎权力；关乎支配关系中往往会产生的那种既吸引又排斥的双重感受。
显然，这是个极简的例子。我所描述的只是第一步，通常还有一系列更复杂的后续步骤：反转之反转、中介项、阶序含括的层次……在此没必要深入。我想表达的是，即便只迈出这第一步，我们基本上也能发现一些他人意想不到的东西。这种彻底简化现实的方法带来的洞察，是试图原样把握世界复杂面貌的人永远也无法获得的。
我常用上面那个例子向学生解释结构分析，广受学生欢迎。有一回，我建议大家集体尝试另做一个分析，围绕某个类似的流行文化人物，有人提议选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
我觉得不无道理：詹姆斯·邦德显然是某种传奇人物。但在传奇人物中，谁是他的对立项呢？答案很快便水落石出。詹姆斯·邦德是对夏洛克·福尔摩斯的结构反转。二者都是常驻伦敦的犯罪斗士，都以自己的方式永葆青春形象，甚至都有点反社会，但除此之外，他们几乎处处对立：
福尔摩斯是个性冷淡，但喜欢可卡因和鸦片；邦德性欲过盛，但对毒品不感兴趣，只对烈酒情有独钟。福尔摩斯是个业余人士；邦德是典型的专业人士，似乎根本没有工作之外的生活。然而，福尔摩斯这位业余人士表现出了近乎超自然的有素训练和高超技能，远超苏格兰场的专业人士；而专业人士邦德却成天心猿意马、暴露身份、遭人俘虏，或违抗顶头上司的直接命令。27
不过，所有这些铺垫只为那个关键反转，即他们实际是做什么的：福尔摩斯搜集的信息涉及本国内部已经发生的暴力行为，而詹姆斯·邦德搜集的信息涉及国外未来可能发生的暴力行为。
在圈定范围的过程中我才意识到，这里的一切都是围绕信息和暴力之间的关系组织起来的，而位于福尔摩斯和詹姆斯·邦德之间的就是典型的官僚制个人魅力型英雄。好莱坞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推出的上百部“打破一切规则的痞子警察”电影中的主角，或是电视上经典的警察形象，显然都是上述两个人物的某种综合：身处官僚秩序之中又不断破格的犯罪斗士，而这正是他们的全部意义和实质所在。28
* * *
有人可能会提出异议，说这些简化了原本更丰富、更复杂、更微妙的流行文化传统。说得太对了。关键就在这里。这样的结构分析发挥出了简化的价值。在我个人看来，列维—斯特劳斯也是某种英雄式人物，以纯粹的智识之勇去尽可能地追随一些简单原理，不论它们有时会将他引向多么荒诞不经或大谬不然的结果（俄狄浦斯的故事真正的重点在于眼和足，一切社会组织都只是交换女人的系统）——或者你也可以说，不论这样去解读现实有多么暴力。因为这是一种卓有成效的暴力。而且没人真的因此受伤。
如果简化仅仅停留在理论范围内，那么我会说，它未必是某种形式的愚蠢；它可谓某种形式的智慧，甚至堪称才华。问题出现在暴力不再是隐喻的那一刻。现在，让我从想象中的警察说回真实的警察。吉姆·库珀（Jim Cooper）在成为社会学家之前，曾是洛杉矶警察局（LAPD）的警官。29他观察到，绝大多数遭到警察的殴打或其他虐待的人，最后都被证明是无辜的。“警察不揍窃贼。”他写道。他解释说原因很简单：最有可能激起警察暴力反应的一件事，就是挑战他们“定义局势”（库珀语）的权利。也就是说出“不，这儿没有什么犯罪，只有一个付你薪水的公民在遛狗，所以走开”，更别提每每惹祸上身的“慢着，你们为什么把那家伙铐起来？他什么也没干”！最容易招致殴打的就是“顶嘴”，那意味着挑战了警察应用某条行政规则（人群守没守秩序？车辆是否合规登记？）做出的自由裁决。警棍恰如其分地结合了国家的官僚制原则（强制推行简单的行政纲要）和国家对强制力的垄断。如此便不难理解，官僚暴力的头等要务是攻击那些力主其他纲要或力持其他解释的人。与此同时，如果你接受让·皮亚杰（Jean Piaget）对成熟智力的著名定义，即有能力协调多个视角（或可能的视角），你就会明白，官僚权力在化身暴力的那一刻便成了一种不折不扣的婴儿式愚蠢。
这番分析无疑也是一种简化，但它卓有成效。下面我会尝试展示其成效，运用这些洞察去理解在一个以官僚制为基础的社会中可能出现的政治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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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本文的核心论点之一是结构性暴力创造了一边倒的想象性结构。处于最底层的人必须耗费大量想象力来尝试理解周遭的社会动态关系，包括必须想象顶层人的视角；而后者可以我行我素，对身边发生之事几乎不加思考。也就是说，无权者最终不仅承担了大部分维持社会运转的实际体力劳动，同时还承担了大部分的阐释性劳动。
这大抵是遭遇系统性不平等时的普遍情况。把它放到古代印度或中古时代的中国成立，放到今天的任何地方也成立。只要结构性不平等还存在，它大概会一直成立。然而，我们的官僚文明引入了另一个因素。我已经指出，与其说官僚制本身是愚蠢的某种形式，不如说它们是组织愚蠢的方式；它们所管理的关系已然明确呈现出极端不平等的想象性结构，在背后保驾护航的是结构性暴力。故此，官僚制即使脱胎于良善的初衷，也还是会制造荒谬。这就回到了我为什么要以那段经历作为本文的开篇。我没有理由认定在我母亲的授权书闹剧中有谁（哪怕是银行经理）是不怀好意的。可即便如此，最后迎来的还是荒谬和明显没完没了的踢皮球。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即便是最良善的官僚制，采纳的其实也只是掌权者典型的那种高度纲要化、简化且狭隘的视角，所以它们只能成为限制那种权力或改善其严重恶果的方式。毋庸置疑，这种路线下的官僚干预为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好处。欧洲社会福利国家提供的免费教育和全民医疗保障，理当被视作人类文明最伟大的成就，这也是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对它的评价。但与此同时，它处处表现出掌权者典型的那种有意为之的盲目，并将其冠以科学权威之名。例如，它所假定的工作、家庭、邻里、知识、健康、幸福或成功的意义，与穷人或工人阶级的实际生活基本脱节，与他们自身理解的意义更是南辕北辙。因此它注定要崩溃。而事实确实如此。这种盲目性造成了普遍的不安，哪怕对其最大的受益者而言也是如此，右派因而得以煽动民意支持他们的政策，导致20世纪80年代起实施的项目无论多有成效也毁于一旦。
这种不安是如何表达出来的？它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官僚权威的一种感受，认为它本质上代表着对人类想象力的镇压。放眼全球范围内的青年起义，从亚洲到墨西哥再到美国纽约，最后以1968年法国巴黎的“五月风暴”为高潮。在这些起义中，首先都是对官僚权威的反抗，抗议者都认为官僚权威从根本上压抑了人的精神、创造力、友善和想象力。刷在索邦大学墙上的著名口号“一切权力归于想象力”（All power to the imagination）自那时起便经久不衰，一遍遍出现在海报、徽章、传单、宣言、电影和歌词里，这多半是因为它似乎表达了某种根本性的东西，不仅关乎60年代的反叛精神，也关乎后来被称为“左派”的本质。
这点很重要。实际上，再没比这更重要的了。因为我认为，1968年发生的事暴露了左派思想自确立之初就存在的内在矛盾，这一矛盾只有当其取得史无前例的成功时才会彻底暴露出来。我在本书的导论中指出，当代左派缺少一套连贯一致的对官僚制的批判。但如果真的追本溯源，上溯到法国大革命前后政治光谱被划分为左翼和右翼，那么显而易见，左派的本质就是对官僚制的批判，哪怕它在实践中一次次被迫去适应它最初挺身反抗的那种官僚架构和思维定式。30
从这个意义上，当前的左派无法提出一个真正能与昔日的左派理念形成对话的对官僚的批判理论，这无异于左派本身的式微。没有这样的批判，激进思想就成了无本之木，溃散为碎片化的抗议和要求。
似乎每当左派决定走安全、“现实”的路线时，它只会让自己越陷越深。为了理解这是怎么发生的，更为了理解对此我们能做些什么，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些非常基本的假设：首先要谈的就是，说一个人是“现实的”意味着什么。
现实点：要求不可能之事。（Be realistic: demand the impossible.）（另一条1968年的口号）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探讨结构性暴力如何创造一边倒的想象性结构，官僚制何以成为对这种局面的管理方式，以及势必随之而来的结构性盲目和愚蠢。再好的官僚程序，也不过是以蠢制蠢的方式。
为何挑战这类结构的运动往往到头来反而创造出官僚制？这通常出于某种妥协。你必须现实点，不能要求太多。福利国家改革似乎比要求全面的财富分配要更现实，作为“过渡”阶段的国家社会主义似乎比立刻放权给以民主方式组织起来的工人委员会要更现实。但这带出了另一个问题。当我们谈论“现实”时，我们指的究竟是什么现实？
此处，我觉得我曾参与的一个行动团体中发生的一件逸事可能会提供一些启发。
从2000年初到2002年末，我一直在与纽约直接行动网络（New York Direct Action Network，简称DAN）共事。当时，全球正义运动在纽约市的大规模行动主要由该团体负责组织。我称之为“团体”，但严格来讲DAN不是一个团体，而是一个去中心化网络，通过一种周详但行之有效的共识达成过程，在直接民主的原则下运作。它在创建新型组织形式的不懈努力中起到了核心作用。DAN存在于纯粹的政治空间中。它没有可供管理的具象资源，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资金库。
后来有一天，有人给了DAN一辆车。
DAN之车引发了一场不太严重但经久不息的危机。我们很快发现，在法律上，去中心化网络不可能拥有一辆汽车。汽车的所有权可以归属个人、公司（虚构的个人）或政府，但不可能归属网络。除非我们愿意注册成为一家非营利组织（可能需要完全重组，并摒弃大部分平等主义原则），否则唯一的权宜之计就是找个志愿者做车子的合法所有者。但那人后续必须对所有的待缴罚款和保险费用负责，还得提供书面许可才能让别人把车开出州。当然，如果车被扣押，只有他才能取回。确实有一位勇敢的活动者同意承担这份责任，但结果是，每周的会议都充斥着大量关于他近期面临的法律问题的报告。没过多久，DAN之车就成了我们无止境的磨难之源，以致我们决定组织一次募捐，为它开一场盛大的派对，任何人只要付5美元就可以用我们提供的大榔头向这玩意儿砸上一锤。
这桩逸事让我印象深刻。为何像DAN这样以社会民主化为目标的项目，常常被视作一撞上坚固的物质现实就烟消云散的空想？至少在我们这个案例中，症结不在于效率低下：全国各地的警察局长都称我们是他们对付过的最有组织的力量。在我看来，现实效应（如果可以这样叫它）事实上源于，激进的项目一旦进入满是大型重型实物（诸如建筑物、汽车、拖拉机、船舶、工业机械）的世界，往往就会破产，或至少变得举步维艰。不是因为这些实物本质上无法以民主方式管理——历史上多的是成功对公共资源进行民主管理的社群——而是因为它们就像DAN之车一样，被无休止的政府监管所包围，实际上根本躲不过全副武装的政府代理人。在美国，我见证了无数这样的困境。一次占屋行动（squat）在长期争取之后终于合法了；突然来了一群建筑评估师，宣称要花1万美元的费用维修才能使其符合规范。于是组织者不得不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组织烘焙义卖和募捐活动。这意味着要创建银行账户，进而意味着要遵循法律规定中任何接收资金或与政府打交道的团体应有的组织方式（同前例，不能作为一个平等主义的集体）。所有这些规定都是借助暴力来执行的。诚然，在日常生活中，警察很少挥着警棍去落实建筑规范，但是，正如无政府主义者因其特有的位置而往往会发现的，如果一个人假装国家及其法规不存在，那么最终就会发生上述情况。警棍越难得一见，暴力就越难被发现。这反过来使得所有这些规定——几乎总是假定正常的人际关系是由市场调节的，正常的团体是通过内部的阶序关系和指挥关系组织起来的——的效力似乎不是来自政府对武力的垄断，而是来自那些实物本身的巨大、坚固与沉重。
当一个人被要求“现实”一点时，通常他被要求承认的现实不是某个自然的、客观存在的事实，也不是某些所谓人性的丑陋真相。“现实”一点，通常意味着充分重视系统性暴力威胁的效力。这种可能性甚至贯穿在我们的语言中。例如，为什么建筑物被称作“不动产”（real property或real estate）？此处“real”的用法并非源自拉丁文中的res，即“物”，而是源自西班牙文中的real，意思是“王家的”“属于国王的”。某个主权领土内的所有土地最终都归属主权者，这在今天的法律意义上仍然成立。国家因此有权强制推行其规定。但归根结底，主权实质上是对被委婉称作“武力”的暴力的垄断。援引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观点，从主权者的视角看，某物之所以活着是因为你能杀死它，不动产之所以叫“real”是因为国家可以占有或摧毁它。
同样，当人们以“现实主义”立场看待国际关系时，会假定各国为了追求各自的国家利益，不惜动用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可用的能力。此处人们承认的是怎样的“现实”？当然不是物质现实。认为国家是具有目的和利益的类人实体，这完全是形而上的。法国国王有目的和利益。“法国”没有。这之所以看似“现实”，仅仅是因为那些民族国家的执掌者有权召集军队、发动侵略和轰炸城市，除此之外，还能借所谓“国家利益”之名，威胁使用有组织的暴力——无视这样的可能性就太愚蠢了。国家利益之所以真实是因为它们可以杀死你。
此处的关键词是“武力”，用法如“国家对使用强制性武力的垄断”。每当这个词在耳畔响起，我们会发现一种政治本体论摆到了面前，其中毁灭、给他人造成痛苦，抑或是威胁要损伤、摧残或摧毁他人的身体（或只是把他们关在狭小的房间里度过余生）的力量，被视作社会意义上的宇宙驱动能量。如果你愿意，可以思考一下使以下两个造句得以成立的那些隐喻和置换：
科学家研究物理定律的本质，以便了解支配宇宙的力量。
警察是科学运用武力的专家，以便执行支配社会的法律。
在我看来，这就是右翼思想的本质：一种政治本体论，通过如此巧妙的方式让暴力来定义社会存在和常识的参数。31
所以我才说，左派根源上的灵感始终是反官僚制的。因为它的立身之本始终是一套不同的关于何为终极现实（意即何为政治存在之根基）的假设。很显然，左派不否认暴力的现实。许多左派理论家对此多有思考。但他们并不倾向于赋予它同等的根基地位。相反，我认为左派思想的根基是我所谓的“想象的政治本体论”（political ontology of the imagination，尽管也可以称其为创造或制造或发明的本体论，可能差不离）。今时今日，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往往认为这一倾向呼应了马克思的遗产，呼应了他对社会革命和物质生产力的强调。马克思归根结底只是他那个时代的人，他的术语来自更广泛的关于价值、劳动，以及彼时在激进圈子中盛行的那种创造，无论是工人运动，还是他在巴黎和伦敦时周遭涌现的各种浪漫主义和波希米亚式生活。马克思本人虽鄙夷那个时代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但他从未停止坚持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建筑师（不同于蜜蜂）会首先在想象中搭建他们的建筑物。对马克思来说，人类的独有属性就是他们要先设想事物，再将它们变为现实。这便是他称作“生产”的过程。
大约在同一时间，像圣西门（St. Simon）这样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艺术家应当成为社会新秩序的“先锋”（avant-garde），并勾勒出了一幅以当时的工业能力可以实现的宏伟愿景。这个在当时似乎只是臆想的古怪小册子，很快成了一个松散不定却显然延续至今的联盟的宪章。如果说从那时起，艺术先锋派和社会革命者之间就有了一种不寻常的惺惺相惜，彼此借鉴语言和思想，那么可以说他们似乎都坚信一点，即这个世界背后隐藏的终极真相在于它是由我们创造出来的，而我们很容易将它改造成不同的模样。在这个意义上，“一切权力归于想象力”道出了左派的精髓。
那么，从左派的视角看，人类生活背后隐藏的现实是，这个世界并非自发形成的。尽管我们惯常看待世界的方式仿佛它是一种自然事实，但它并不是；它的存在缘于我们集体的生产创造。我们凭喜好想象事物，然后将其变为现实。可一旦你开始用这套术语进行思考，就会明显发现哪里不对劲。因为倘若人们可以凭喜好想象出任何世界，进而将其变为现实，那么谁会创造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世界呢？32或许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约翰·霍洛威（John Holloway）以最纯粹的方式表达出了左派的体察。霍洛威曾打算将一本书命名为“停止制造资本主义”。33他指出，资本主义不是某种外力加诸我们的东西。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每天一睁眼就开始生产它，日日如此。如果哪天我们一觉醒来，集体决定生产别的什么东西，那资本主义将不复存在。这就引出了终极的革命性问题：需要具备什么条件，才能让我们一觉醒来后去想象和生产别的东西？
针对这种对创造力和生产力的强调，右派通常的回应是革命者系统性地忽视了诸如国家、军队、刽子手、蛮族入侵、罪犯、暴民之类的“破坏手段”（means of destruction）的社会和历史重要性。他们认为，假装这些东西不存在，或认为仅凭意愿就能将它们消除，结果必然导致左翼政权实际制造出更多的死亡和破坏，而采取更“现实”手段的明智政权则不至于此。
这显然是一种简化，可以举出无数限制其生效的条件。例如，马克思时代的资产阶级有一种极其生产主义的哲学——这也是让马克思将资产阶级视作一股革命力量的原因之一。右派元素与艺术理想交织在一起。而20世纪的一些马克思主义政权通常在实质上接受了右翼的权力理论，只是在口头上承认生产的决定性本质。另外，这些政权执着于监禁那些作品对其构成威胁的诗人和剧作家，反映出它们深信艺术和创造力改变世界的力量。至于那些存续的资本主义政权则很少费心于此，它们确信只要牢牢掌握了生产资料（当然，还有军队和警察），其余问题自会迎刃而解。
* * *
之所以很难全面把握“想象”，原因之一在于这个词有太多可能的含义。在大多数现代定义中，想象与现实相对立；“想象”的事物首先是不存在的事物。抽象地谈论想象可能会引起极大的迷惑，因为“想象”给人的直观感觉可能更像是斯宾塞（Spenser）的《仙后》（Faerie Queene），而不是一群赶在老板出现前绞尽脑汁安抚7号桌那对情侣的服务员。
尽管如此，这种思考想象的方式是相对晚近的，并与更古老的方式持续共存。例如，在古代和中世纪的普遍概念中，我们如今所说的“想象”并不被视为现实本身的对立面，而是某种中间地带，是一个联结物质现实和理性灵魂的过渡区域（zone of passage）。对于那些认为理性本质上是上帝的一种呈现的人而言尤为如此，他们认为思想因此参与了某种神性，而与物质现实并无关联，事实上可谓彻底与之疏离。（这成了中世纪基督教观念中的主流。）这样一来，理性思维要怎样才能从自然中获取感官印象呢？
解决方案是提出一种中介实体“灵”（pneuma），其质地类同恒星。它是某种循环系统，对物质世界的感知在当中通行，其间被注入情感，并与各种幻想混合，直到理性思维把握它们的意义。意图与欲念朝相反的方向运动，在想象之中循环，随后在世上得到实现。实际上，只有在笛卡儿之后，“想象”一词才明确被用于说明任何不真实的事物：想象的生物、想象的地方（纳尼亚、遥远星系的行星、祭司王约翰的王国）、想象的朋友。照此定义，“想象的政治本体论”只能构成语义矛盾。想象不可能是现实的基础。就定义而言，它是我们可以思考，但在现实中不存在的东西。
我会把后一种关于想象的概念称为“超验的想象概念”，因为它的模型似乎是小说或其他虚构作品，其中创造的想象的世界，任人阅读多少次大抵都会保持原样。想象的生物——精灵或独角兽或电视里的警察——不受现实世界的影响。它们不可能被影响，因为它们不存在。相比之下，我一直在本文中阐发的那种“想象”更贴近旧式的、内在的概念。重中之重在于，它不是静态的、悬浮的，而是完全卷入旨在对物质世界产生真实影响的行动项目中。无论是制作一把刀或一件珠宝，还是尽力确保不要伤害一个朋友的感情，都是这个道理。
正是在18世纪中后期，在工业资本主义、现代官僚社会和政治上的左右分立起源之时，新式的、超验的想象概念才真正脱颖而出。尤其是对浪漫主义者而言，想象取代了灵魂曾经的位置；它不是理性灵魂和物质现实之间的中介，它就是灵魂，而灵魂是超越任何理性的存在。不难看出，一个由办公室、工厂、理性管理构成的非人格化的官僚秩序的问世也会带来这种想法。但考虑到想象成了一个剩余范畴（residual category），也就是被新秩序完全排斥在外，它也不算是纯粹超验的；事实上，它必然会成为我前文称作超验和内在的两类原则的某种离奇结合。一方面，想象被视作艺术及一切创造的源泉。另一方面，它是人类共情的基础，因而也是道德的基础。34
250多年过去了，我们最好着手梳理这团乱麻。
因为说实话，这事关重大。为了对此有个感性认知，让我们短暂回顾一下1968年的那条口号：“一切权力归于想象力。”这里的想象指的是什么？如果将其理解为超验的想象，即一种强加某种预制的乌托邦愿景的尝试，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从历史上看，这通常意味着创建一些庞大的官僚制度，意图通过暴力强推这种乌托邦愿景。世界级的暴行很可能随之而至。另外，在革命局势下，人们可能会以同样的理由辩称，如果不完全赋权给另一种内在的想象，即普通的厨师、护士、机械师和园丁那种切实的、常识性的想象，那么最终很可能招致同样的后果。
关于想象的不同概念混杂而造成的这种迷惑，贯穿了左派思想史。
从马克思身上看得出这种张力。他的革命方法中存在一个奇怪的悖论。我前面提到过，马克思认定，人之为人的原因是我们不像蜘蛛或蜜蜂那样依赖无意识的本能，而是首先在我们的想象中建立结构，再尝试去落实那些构想。蜘蛛结网是在凭本能行动。建筑师要先制定方案，才能着手为其大厦奠基。马克思认为这一点适用于所有的物质生产，无论是修桥还是制鞋。可当马克思谈到社会创造时，他举的主要例子总是革命（实际上这是他论及的唯一一种社会创造），而一到这种时候，他就会突然改弦易辙。事实上，他推翻了自己。革命者永远不该像建筑师那样行事；他不应该先制定一个理想社会的方案，再考虑要怎么落实它。那就成了空想主义。而马克思对空想主义极尽鄙夷。与那相反，革命是无产阶级切切实实的内在实践，它最终会以我们目前无法想象的方式结出果实。
为何会有这种差异？我能想到最宽容的解释是，马克思至少在某种直觉层面上确实明白，想象的作用方式在物质生产领域和在社会关系中有所不同；但他同样明白，自己缺乏合适的理论来解释个中原因。或许因为写作时间在19世纪中叶，远在女性主义兴起之前，他只是缺乏智识工具。35考虑到本文前面的概述，我认为我们可以确认这一情况属实。用马克思自己的术语来说：在两个领域里都可以谈异化，但异化的作用方式截然不同。
回顾一下到目前为止的论点：结构性不平等总是造就我所谓的“一边倒的想象性结构”，即最终承担了大部分想象劳动的人和其他免于此种劳动的人之间的阶级划分。然而，就这方面来说，马克思着力研究的工厂生产领域显得相当不同寻常。在这类极少数的情况下，支配阶级最终承担了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想象劳动。
创造和欲望——常被我们概括为政治经济学术语“生产”和“消费”——本质上是想象的载体。不平等和支配的结构——亦可称之为结构性暴力——倾向于扭曲想象。结构性暴力可能造成的局面是把劳动者束缚在麻木、无聊和机械的工作上，仅允许少数精英投身想象劳动，导致工人感到自己的劳动被异化了，他们的成就属于别人。它还可能造成的社会局面是，国王、政客、名流或总裁自在光鲜，不顾周遭的一切，而他们的妻子、用人、员工和顾问终日从事想象劳动，好确保他们一直沉浸在自己的幻想里。我怀疑大多数不平等局面都兼具这两个要素。
生活在这种一边倒的想象性结构中的主观体验，即由此而来的对想象的歪曲和破坏，就是我们所谈论的“异化”。
马克思所属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倾向于将现代社会中的工作划分为两个领域：雇佣劳动，其范式始终是工厂；家务劳动（家务活、育儿），很大程度上划归女性。前者主要被视作创造和维持物理对象的问题，后者可能充其量算是创造和维持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这种区隔显然有点讽刺：从来不存在一个大多数男人都是工厂工人、大多数女人只是家庭主妇的社会，哪怕是恩格斯笔下的曼彻斯特或雨果笔下的巴黎。可这仍然构成了我们今日思考此类问题的框架。这也直指马克思理论的问题根源。在工业领域，通常是上位者包揽了更富于想象力的工作（例如设计产品和组织生产），而当社会生产领域出现不平等时，最终是下位者主要承担了运用想象力的工作，尤其是大量维持生活正常运转的“阐释性劳动”。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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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已提出，官僚程序虽然具备让聪明之人行白痴之举的特异本领，但它们本身并不算是愚蠢的表现形式，因为它们是对结构性暴力造就的已然愚蠢的局面进行管理的方式。由此，这些程序共享了其管理对象的盲目和愚蠢。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们成了以蠢制蠢的手段，差不多与暴力革命同理。但打着公平和正派之名的愚蠢仍然是愚蠢，就像打着人类解放之名的暴力仍然是暴力。两者似乎经常一同出现，这绝非巧合。
因此，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革命的大难题始终是：怎样才能在彻底改变社会的同时避免带来新的暴力的官僚制度？想象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再尝试将其变为现实的乌托邦主义是问题所在吗？还是说它恰恰体现了社会理论的某种本质？我们该因此放弃社会理论吗？还是说革命这一概念本身存在根本缺陷？
自20世纪60年代起，一种常见的解决方案是先把眼光放低。在“五月风暴”之前的那些年里，情境主义者有一个著名的主张，认为可行的做法是通过创造性颠覆行动破坏他们所谓的“景观”（the Spectacle）的逻辑，正是该逻辑使我们沦为被动的消费者。通过这些行为，我们至少可以暂时夺回我们的想象力。同时，他们也觉得所有这类行为都是小规模预演，为的是那必将到来的大起义时刻，准确来说，是那场终极革命。这种思路在今天基本已成过去式。要说1968年5月的事件表明了什么，那就是如果不以夺取国家政权为目标，就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故此，在大多数当代革命者中，这种千禧年主义要素已被抛弃殆尽。没人认为改天换地的时刻随时会来临。不过有一点值得欣慰：人们由此意识到，一个人的确有可能体验到真正的革命性自由，所以他可以即刻开始这种体验。想一想下面这段“思想罪集体”（Crimethinc collective）的宣言，这群人可能是在今天践行情境主义传统的最振奋人心的年轻无政府主义宣传者：
为了获得自由，我们必须在既存现实的外壳上凿出窟窿，锻造新的现实，而它也将反过来塑造我们。不断置身于新的情境之中，唯有如此才能确保你在做决定时摆脱习惯、习俗、法律或偏见的惯性——而这些情境要靠你去创造。
自由只存在于革命时刻。而那些时刻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罕见。改变，革命性的改变，正每时每刻、无处不在地发生——人人都是参与者，无论是否有意识。
执意表现得仿佛已经获得了自由——这除了作为直接行动逻辑的优美宣言之外，还能算什么？37明摆着的问题在于这种方法对总体战略有何贡献；总体战略应当引领的或许不是一时一刻的革命救赎，而是朝着没有国家和资本主义的世界步步迈进。在这一点上，谁也没有定论。大多数人假定，这一进程只能由无穷无尽的即兴构成。起义时刻肯定会出现。很可能还会出现不少次。但它们大概率是一个更复杂和更多面的革命进程中的一环，而在当下，很难预先勾勒出这个进程的全貌。
回头看来，旧日的这种假设似乎幼稚得惊人：人们假定单凭一场起义或一场成功的内战就能消除整台结构性暴力机器，至少是在某个特定国家的领土内——在该领土内，右翼的现实轻易就能被一扫而空，腾出空间让革命的创造力肆意挥洒。但真正令人费解的是，这在人类历史的某些时刻确确实实上演过。在我看来，要想有任何可能把握住新兴的革命概念，我们就需要重新思考这些起义时刻的性质。
这种起义剧变有一个最引人注目之处，它们似乎是突然间爆发的——通常又以同样迅疾的速度消失。同一批“公众”（public）怎么能在巴黎公社或西班牙内战前两个月还投票给相当温和的社会民主政权，转过头来就不惜生命地支持起那些实际只收获了零星选票的极端激进分子？或者，说回1968年5月，那些似乎支持或至少强烈同情学生或工人起义的公众，怎么能做到几乎转头就回投票站选出了一届右翼政府？最常见的史学解释认为，革命者并没有真正代表公众或其利益，但部分公众可能陷入了某种非理性的狂热。这样的解释明显是不充分的。首要的一点是，他们假设“公众”是一个具有观点、利益和效忠对象的实体，能够在长时间内保持相对一致。而事实上，我们挂在嘴边的“公众”是被创造出来的，通过仅允许特定的行动形式的特定机构而产生。特定的行动形式包括接受民意调查、看电视、投票、签署请愿书、致信当选官员或参加公开听证会。这些行动框架里就暗含了某些谈话、思考、论辩和议事的方式。同一批“公众”可能既普遍沉迷于消遣性药物，又坚持投票将其非法化；同一群公民如果以议会制、计算机公投制度或一连串公共集会等不同的形式组织起来，他们对攸关本社群的问题做出的决策也会大不相同。事实上，整个再造直接民主的无政府主义项目都以这样的假设作为前提。
为了更好地理解我的意思，想想在英语国家里，同一群人可以在一种语境下被称为“公众”，又在另一种语境下被称为“劳动力”（workforce）。当他们从事不同类型的活动时，自然就成了“劳动力”。“公众”是不工作的——报纸杂志上绝不会出现“大多数美国公众在服务行业工作”这样的句子，如果哪个记者试图这样写，肯定会被编辑改成其他措辞。这点格外奇怪，因为公众显然必须去上班：所以才会出现左派批评者经常抱怨的这种情况，即媒体总是大谈交通罢工可能给公众通勤造成怎样的不便，却从来不会想到罢工者本身就是公众的一部分，或者如果罢工者成功提高了工资水平将造福公众。当然了，“公众”是不会走上街头的。其角色是公共景观的观众和公共服务的消费者。当购买或使用私人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时，同样的个人集合又变成了其他东西（“消费者”），就像在其他行动背景下，他们被重新贴上“国民”“选民”“人口”的标签那样。
所有这些实体都是官僚制和制度化实践的产物，而它们反过来又界定了人们视野中的可能性。因此，在国会选举中投票时，人们可能会感到有义务做出“现实”的选择；在起义的情境下则另当别论，突然间，似乎一切皆有可能。
“公众”、“劳动力”、“选民”、“消费者”和“人口”的共同点是都出自制度化的行动框架，那些框架内在的官僚属性带来了极深的异化倾向。投票站、电视荧幕、办公室隔间、医院，以及围绕它们的仪式——或许你可以说，这些就是异化人的机器所在。它们是粉碎人类想象力的工具。起义时刻就是令官僚架构停摆的时刻。这样做似乎总能打开视野，使人看到更多可能性，这也在意料之中，毕竟那套官僚架构的日常工作就是将有限的视野强加于人。［或许这也佐证了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的动人观察，即人们经常在自然灾害中获得极为类似的体验。38］这一切可以解释为什么革命时刻似乎总是伴随着社会、艺术和思想创造的涌现。通常情况是，不平等的想象性认同结构被打破了；每个人都在尝试从陌生的角度去看世界；每个人都感到自己不仅有权力，而且有迫切的实际需要去重新创造和重新想象周遭的一切。
当然，问题是如何确保经历过这些的人不会立刻重聚在新的旗号下（人民、无产阶级、群众、民族国家、乌玛，还是其他什么），然后放任它围绕自身建立起一套新的制度法规和官僚架构，并不可避免地委托新型警察去执行。其实我认为，针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一些进展。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女性主义。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起，那些寻求彻底变革的人就有意识地努力把关注点从千禧年主义梦想转向更迫在眉睫的问题，也就是怎样将那些“现实的外壳上凿出的窟窿”以非官僚化的方式组织起来，好让至少一部分的想象力长期维持下去。从1998年到2003年，全球正义运动在各大贸易峰会外围组织的大规模抵制盛典（Festival of Resistance）已经做到了；民主规划行动的过程中错综复杂的细节，甚至比行动本身还要重要。但更突出的例证是2011年希腊和西班牙的大型集会，还有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这些同期上演的直接行动，当着权力的面示范了何为真正的民主实践，也试验了以切实可行的想象力为基础的真正的非官僚化社会秩序可能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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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这就是在政治上可供参照的经验。如果人们抵制弥漫的结构性暴力造就的现实效应——官僚规则就像渗入了建筑、车辆、大型混凝土结构体等环伺我们的庞然重物中，带有了物体那般沉重和坚固的特质，让人感觉世界受这些原则的约束是自然而然、不可避免的，除此之外皆为虚无缥缈的幻想，对此加以抵制的话为想象赋权就是可能的。但这所需的工作量也是巨大的。
权力使人懒惰。至少前文中对结构性暴力的理论探讨揭示出的就是这一点：虽然掌握权力和特权的人总觉得那是可怕的责任重担，但在大多数时间和大多数情况下，权力意味的都是你不必担心什么、不必了解什么、不必做什么。官僚制可以把这种权力民主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但是无法摆脱它。它成了制度化懒惰的形式。革命性的改变可能关乎挣脱想象的枷锁，顿悟到不可能之事绝非不可能，由此感到狂喜，但这也意味着大多数人将不得不克服一部分根深蒂固的惰性，着手从事旷日持久的阐释性（想象性）劳动，好将那些新的现实贯彻下去。
过去20年里，我花了很多时间思考社会理论怎样能对这一进程有所贡献。正如我强调过的，社会理论本身可被视作一种激进的简化，一种有意的无知，像是戴上一副定制的有色眼镜，以便揭示常人无从得见的模式。
这样说来，我一直在尝试的就是戴上一副有色眼镜，以便看见另一副有色眼镜。所以本文才那样开篇，讲述我母亲的疾病和死亡如何被文书工作包围。我想让社会理论瞄准那些似乎对它最有敌意的地方。我们的生活中遍布着许多死区，其中缺乏任何深度阐释的可能，甚至排斥任何赋予它们价值或意义的尝试。一如我发现的，那里正是阐释性劳动不再起效的地方。无怪乎我们不愿谈论它们。它们排斥想象。但我同样相信，我们有责任去直面它们，因为若非如此，我们便可能成为造就它们的暴力的共谋。
我来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现有的社会理论有将暴力浪漫化的趋势：将暴力行为首先视作传递戏剧性信息的方式，是对绝对权力、净化和恐怖的象征符号的运用。现在，我并不是要说这完全不正确。在这种非常浅表的意义上，大多数暴力行为确实也是恐怖行为。但我也坚持认为，从这些最富戏剧性的层面切入暴力，很容易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暴力及其造就的情境的一大显著特征就是非常无聊。在美国监狱这样暴力至极的场所，最恶毒的惩罚形式仅仅是将一个人关在一个空房间里长达数年且无所事事。像这样清空一切交流或意义的可能性，才是暴力及其所作所为的真正本质。不错，将某人单独关押起来确实是一种向他和其他犯人传递信息的方式。但该行为的主要内涵，在于扼杀传递任何更多信息的可能性。
当然可以说，主人鞭打奴隶是在进行一种有意义的交际行动，传达出对不容置疑的服从的需要，同时试图塑造一个可怖的、独断专权的虚构形象。这些都成立。但坚持认为这就是事情的全部，或者我们只需要谈论这些，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毕竟，如果我们不去进一步深究“不容置疑”实际意味着什么——主人始终不必理会奴隶对任何情境的理解；奴隶完全无从发声，哪怕意识到主人的逻辑存在有悖常理的严重缺陷；由此导致种种形式的盲目或愚蠢；这些迫使奴隶投入更多精力去理解和预判主人混乱的感知——那我们的工作再怎么微不足道，恐怕也与鞭子的性质无异。其作用并不真的在于让受害者开口。归根结底，它参与的是让受害者闭嘴的过程。
我以母亲和公证人的故事作为开头还有一个原因。我莫名其妙弄混签名的经历表明，这样的死区可以让任何人变蠢，至少是暂时变蠢。正因如此，我在立论之初实际上并未意识到，这些观点中有一大部分已经在女性主义立场论之下被阐发过了。由于该理论本身的边缘化处境，我对它只有些模糊的认识。这些疆域向我们展示出某种由盲目、无知和荒谬构成的官僚制迷宫，完全可以理解为何正派之人避之唯恐不及——事实上，迄今发现的最有效的政治解放策略恰恰就在于避开它们；但与此同时，假装它们不存在只会置我们于危险之中。
[1]Open Container Law，有此法律的美国各州规定，在交通工具上不能持有开盖后的酒精饮料。——译者注
[2]SNAFU是Situation Normal: All Fucked Up（一切正常：全部搞砸）的缩略词，表达的是当前情况非常糟糕，但这就是常态。有说法称该俚语出自“二战”时期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