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我以为我已经到了远离杜拉斯的年龄，她的激情，她的绝望，她时时刻刻处在死亡阴影之下的歇斯底里。我不再可以用欣赏的眼光看她酗酒、唠叨和写作，我已经不再关注她的生命，不再可以像十八岁的时候那样深深地为她所震撼。
十八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到杜拉斯作品，是她的《情人》，王道乾先生的译本。后来看到了电影，再后来读到了法文本，再后来一发不可收拾地读下去，《琴声如诉》《广岛之恋》《长别离》《抵御太平洋的堤坝》《副领事》，等等，等等。再后来我做了关于杜拉斯的论文。她的情人，她的湄公河，她的黑暗，她的空茫，她的暴力。
这时节，杜拉斯已经成了世界性的、洛阳纸贵的畅销书作家。在中国，她也算得上是作品卖得好的少数几位法国女作家之一。“伟大”这样的字眼不合适她，可恐怕谁都无法否认她是法国20世纪后半叶最奇特的女作家。她的传奇是建立在自身基础之上的，一个殖民地孩子的故事，长大了，离经叛道，不可一世。她欣赏这个传奇，等待这个传奇，从孩提时代起。她觉得自己是在承担一种命运，迫不及待地冲进一切机会里争取主角的地位。
1996年，她死了，从此停止了她自己一手炮制的生命传奇。她的年轻同伴，扬·安德烈亚也不见了踪影。1996年的时候，听到她谢世而去，我第一个念头竟是：她的读者是否也会像扬·安德烈亚那样无声无息地走了呢？也是这样猝不及防的，为了中断的中断。
可她毕竟上了百科词典，拉鲁斯，或者阿歇特，有明确的生年和卒月。不管她是否受人爱戴、受人尊敬，她在这个世界始终是留下了点什么。给她的词条不会长，但往往有这样简明扼要、尽量不加主观判断的几行字：法国作家、电影人，作品的主题通常是绝对然而失败的爱情以及死亡，语言极富音乐性[1]。词条的下方，会是她最常见的一张照片，戴着宽边眼镜，围着白色围脖。她自己也说过，不止一遍地说过（甚至在这本随笔里也可以读到），她不像法国人。
她写了很多书，很多文章，也拍了不少电影，虽然观众不多。她的第一本书名为《厚颜无耻的人》，五十五年前写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外面的世界》算不上是她最重要的作品，就像她自己在前言里说的那样，她写了很多文章，却忘得也很快。然而她从来不会忘记自己写的书，从来不会。不知道是否因为这个缘故，她同意把三十几年间陆陆续续给报纸杂志写的文章辑成集子，出了第一本，接着又出了第二本，毕竟有了她不会忘却的书的形式。
其实典型的杜拉斯作品是时下流行的“私人语言”的写作。杜拉斯不相信有自身之外的故事，虚构从来不存在，她说。或者可以这样说，她本身就是虚构的，有开头、结尾，有命定的快乐、悲伤和动荡。在文学史上抹去她会像抹去一个故事那么简单而不留痕迹——她知道这一点，如此才有生命与成名的局促感。她害怕“卡车”那样的旅程，永远望不到头似的。
然而《外面的世界》不是这样的作品。所谓的“外”，原来就是与“内”相对而言。热衷于私人写作的杜拉斯对外面的世界一样很感兴趣。她的工作台铺得很开。媒介——尽管她扬言鄙视媒介，政治——尽管她不承认萨特或波伏瓦的那种“介入”文学，以及一切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艺术的，一切形式与非形式的，一切道德的与非道德的。
她热衷于破坏一切标准，她对社会和政治的关注莫不以此为出发点。正如她在前言里所交代的那样，她为所有的运动浪潮所席卷，难以抗拒：法国抵抗运动（和很多作家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曾加入过法国共产党）、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运动、反政府运动、反军国主义运动。她热爱的与其说是某一种主义，毋宁说是运动本身，运动本身所包含的动荡和摧毁的意味。她崇尚“快乐的绝望之路”，她想以自己来证明人类是可以活在绝望里的。绝望——生存，这不是两个互相矛盾的概念。
但是她并不热衷于建立新的标准。有一段时间，巴黎滚动式地上映她的《卡车》，差不多是一成不变的画面：卡车不断地向前开着，开着。她或许只是不喜欢封闭，不喜欢封闭的文本，不喜欢封闭的电影画面，她把解释的权力交给了她的观众和读者。如果她也有理论，一定会像罗兰·巴特那样大叫一声：作者死了！她做得出来。
她没有流派，有人把她归为新小说——据说罗伯——格里耶一年里给她打了二十个电话，要她写点什么，于是才有了《琴声如诉》——因为她淡化主题，淡化情节，淡化时间和地点，淡化古典文学的三一律。《情人》呼唤的不是种族平等，《广岛之恋》也只是一个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艳情故事。如果说人类到处都在书写绝望，爱、情爱或性爱都只能使人类愈加绝望。虽然《外面的世界》是新闻性的写作，仍然写满了人类的绝望之情，写满了杜拉斯的绝望之情，它的语言仍然是贴有明显杜拉斯标签的语言：断裂、破碎、局促。
我一度离这一类的语言也远了。所以在接受它之前——就在不久以前，我也和杜拉斯一样，喜欢承担“臆想”中的命运，可尽管这样，尽管真真实实地喜欢过杜拉斯，我从来没有“命定”自己和杜拉斯发生某种联系——我花了一段时间考虑。最后我想，我愿意用这种特定的方式来了结十八岁的震撼和喜欢。《外面的世界Ⅱ》由黄荭承译。但愿我们可以做不同时期的杜拉斯的代言人，先前的那个更激烈一些，后来的一个要唯美一些。（注意，美也可能是个陷阱！）于是我又堕入了杜拉斯的圈套，在四十天的时间里，一打开电脑，我就会变得非常焦灼，以至于需要用电脑里那个愚蠢而机械的游戏平复内心的惶惑，平复这份断裂、破碎与局促。
事有凑巧，就在这本书行将翻译完成之际，法国《读书》杂志花了很大的版面纪念杜拉斯。看来爱也罢，恨也罢，忘却终究是需假以时日的了，虽然一切终将如冰雪消融。
袁筱一
[1]参见《阿歇特百科辞典》，5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