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

我有一个朋友，毕业之前虽然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但积极健康。毕业以后去找工作，好不容易才找到，给别人加工东西，一个月赚一千五百块。时常加班，有时候有加班工资，有时候没有，合起来一个月能赚两千。

他家在二十公里外，买了辆电瓶车，每天早出晚归，刚刚结婚，买不起房子。好在农村当时盖了三层楼，他们把一层和二层都租给了外地来打工的人，每间两百多，一共租出去六间，一个月可以补贴一千五。这些外来打工的人往往一个家庭三个人住一间，每个人的收入是八百多，靠步行和骑车在附近的工厂里上班。附近的工厂是比加工业污染更大的化工业，是当时我们镇招商引资过来的，大部分都倒闭了，没倒闭的略有盈余。但是一旦治理污染，可能就亏损了，一亏损就没办法交税和拉动GDP了，所以也不能管。被这些厂污染的河流穿过我家门前，我老家的村里几乎每个农民住宅都住了超过二十个外来务工者。这些农民住宅的房东一般都有一个孩子，几乎所有的孩子都类似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个朋友。我朋友觉得自己混得还算不错，至少娶到了老婆，但每个月的钱差不多都用于基本生存，什么大件都买不了。如果想要换个工作或者自己出去闯闯又不敢，一方面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没有社会保障；一方面如果断了一个月的收入，生活就没有办法继续了。他们想去镇上买房子，把自己的户口变成城镇户口，这样以后对小孩子比较好。但是上海郊区镇上的房子一套至少要五十万，他要不吃不喝工作二十五年才可以，而且还是毛坯房，要装修好还得再饿五年。

他的隔壁邻居，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刚大学毕业，工资比我第一个朋友要高一点，但女方要求也高，一定要在市里有一套房子才能结婚。一套市区二手的老公房至少需要两百万，我的朋友需要工作六十年，或者房子出租给八户外地打工人家，出租一百年才能买得起市里的房子。

于是他们唯一的期盼就是动迁，就算政府五十万拆了他们的房子，五百万把这块地卖出去都无所谓，至少五十万可以付清市区里那套房子的首付，以后的再说，老婆好歹可以娶进门。至于房子拆了以后父母住哪里，这的确是个问题，也许可以三百元租其他农宅的一间大一点的房间过渡几年再说。我的第一个朋友以前的工作是三班倒，工厂太远，身体出了问题，辞职才换了现在的工作，期盼着少加班多加薪，老板表示明年可以加一百块，后年再加一百块。他上个礼拜告诉我，他的父亲可能要去海外给别人做泥水匠，出去三年就可以赚二十万。我问他，那你怎么打算？他说就这样，还能怎么样。他的母亲在给人拧电灯泡，八百块一个月。这个上海郊区的家庭，孩子二十多岁，都能望见五十多岁的自己，而五十多岁的父亲，还要去海外打工。至于那些外地打工者，他们虽然觉得讨厌，把周边工厂的工作额度都挤了，而且还把工资挤压到几百块一个月，整个村里外地人本地人的比例都超过了10∶1，但是又不得不依靠他们，因为他们租了他们的房子，一年也给他们带来了一万多的收入。

这就是上海郊区普通人的生活，也许还算是不错的家庭。这就是为什么富士康有这么多人跳楼的原因。机械的劳动，无望的未来，很低的薪水，但去了别的地方薪水更低。很高的物价，除了吃得饱和穿得暖以外，别的什么都做不了。而让你吃饱饭还在被当作对世界人类天大的贡献和政绩宣传，恨不得拿出远古时代的数据和冰川时代的照片来表明，能吃饱已经要谢天谢地了，你说你能奢望什么。我的那个朋友虽然生活压力大，但是他还有朋友和家庭，在离他二十公里远的地方。绝大部分的年轻打工者，他们的家庭都在几千公里外，而且家庭也未必温暖，你赚了多少钱往往是中国家庭衡量一个小孩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的唯一标准。

这是一个大部分网民都未必熟悉的群体，你看论坛上很少有现役的富士康员工向大家讲述关于员工跳楼的故事和自己的生活，因为他们都没有这个时间甚至能力。外面的灯红酒绿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连对爱情的憧憬都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三者，现实是最大的第三者。也许唯独在跳楼的时候，他们的人生价值才有所体现，那就是被当作一个生命被提起和记起，可惜现在又变成数字了。

心理辅导是没有用的，当我看见我们的女人搂着有钱人，有钱人搂着官员，官员搂着老板，老板搂着“林志玲”，你怎么给我心理辅导？一打听，同学们混得都更惨，有混得好的男同学，那是靠家里，有混得好的女同学，那是嫁得好。别人都羡慕你在富士康有社会保障，按时发工资，安排住宿，加班还给钱。你说你像个机器，别人说自己像泡屎，方圆几百公里内，连个现实的励志故事都没有，这就是很多年轻人的生活。

如果将他们的薪水涨十倍，会不会没有人跳楼？只要别通货膨胀十倍，当然没有人再跳楼。当然，老板也不会这么干，就算老板这么干，也会被勒令禁止。在未来的十年里，这些年轻人都是无解的，多么可悲的事情，本该在心中的热血，它涂在地上。

2010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