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又号永观，浙江海宁人。

他做过逊帝溥仪的南书房侍从，又是清华研究院开创之初的“四大导师”之一。这位生活在社会转轨与文化转型之二十世纪初的大学者，曾以一篇《殷周制度论》的史学论文轰动了当时的学界，曾以他的“二重证据法”为新时期文史研究开启了科学的门径。在文学方面，他的《宋元戏曲考》开创了一向不被旧时代学者重视的戏曲史研究；他的《红楼梦评论》是以西方哲学阐释中国小说的首次尝试；他的《人间词话》熔西方文学思想与传统文学批评于一炉，为诗词评赏拟具了科学理论的雏形；他的《人间词》则给词的创作开辟了一条精微深美的“哲理化”境界之新道路。

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见郭沫若《十批判书》），陈寅恪说他的著作“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见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他不仅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一个奇才，而且是致力于中西文化融合的一位先驱。他在各方面的成果几乎都具有开创性，对20世纪学术研究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给人们的印象是一个只知学术不问世事的学者，但实际上他和一般受过儒家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一样，对人生和世事有一种出自内心的、自发的关怀。青年时代的王国维，面对五光十色的西方文化选择了哲学，并不是为了做一个以阐释别人的学说为事业的“哲学史家”，而是希望借助这西方的智慧来解决现实中人生的困惑。因此，后来当他对西方哲学研究有成却发现它们无助于解决现实的人生困惑，而他自己也不可能创建出一个可以解决这些困惑的哲学系统的时候，很快就把研究方向转向了文学和史学。

但西方哲学所留给他的绝不仅仅是叔本华唯意志论的那一个简单的哲学构架，而是一种对探索宇宙普遍规律及人生终极价值的兴趣与追求。这使他的胸襟、眼界大大超越了当时尚热衷于争论是坚持国粹还是中体西用抑或全盘西化的一般学者，并以一种追寻“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静安文集·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语）的勇气去构建一座属于未来的中西文化接轨之桥梁。这座桥梁，也许直到近百年后的今天，才有更多的人真正体会到了它的重要。因此我们根本就无法想象：在二十世纪初那个社会剧烈动荡、人心无所适从的时代，抽象的哲学思维与儒家务实的传统在这位学者敏感的心灵中曾产生过多么激烈的冲突。我们也无法想象：这种与众不同的清醒甚至使他无法像许多传统文人常做的那样从老庄思想中借来一点点对人生的慰藉以维持内心的平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痛苦！然而，也正是这种理智与感情之间矛盾冲突的痛苦成就了他的《人间词》，使他能够在词体发展似乎已经尽善尽美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成功地写出了一种古人没有写过的新境界。

词这种体裁不同于诗。它本是晚唐五代文人士大夫在歌酒筵席上写给歌女去演唱的歌词。那些士大夫不幸生于末世，本已没有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志意可言；逢场作戏模仿歌女的口吻写歌女的相思来显示自己的才华，亦谈不上作者真正的情意之所在。但爱情这种题材是富有象喻能力的。当那些文人用美丽的语言、美丽的形象去描写美丽的女子对爱情的忠诚、期盼与幽怨的时候，他们自己内心深处某些尚未彻底熄灭的对理想的追求和失意的哀怨，以至某些难言的苦闷，或者是自己的人格修养，有时候就于无意中流露在写美女爱情的小词之中了。这种不经意的流露就使得这些歌词在美女爱情的表层形象之外又产生了一种深隐幽微的、富含言外意蕴的美。这也就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的词之不同于诗的“境界”之美，它是晚唐五代直到北宋初文人小令之佳作中的美感特质之所在。但是词没有停留在“歌词之词”的阶段，到北宋开始向抒情言志的诗的方向发展了。苏东坡突破了词在内容与风格方面的局限，开始用词这一体裁来直接抒写自己真实的情志，从而提高了词在文学中的地位，使它有了和诗一样的功能。因此，以苏、辛的词为代表的这一类直接抒情言志的词，可称之为“诗化之词”。然而苏词之所以好，却不仅仅因为他以诗为词，而在于他用世的志意与超旷的襟怀相结合之后在词中所呈现的超出于所言情志之外的一种人生境界之美。它既有开阔博大的一面，又有曲折深厚的一面。这种人生境界之美是一般人难以达到的，它不但与苏轼本人的人品、情意及学识修养有关，而且与苏轼所处的时代及他的人生经历有关。辛弃疾的词也是一样，其好处不仅仅在于豪放，而更在于他收复中原国土的理想不能实现又不断受到猜忌打击，内心之中激愤与压抑冲突激荡而形成的一种“欲飞还敛”的姿态，这又是另外的一种“境界”之美。

“歌词之词”与“诗化之词”的境界之美都出于一种自然的感发而不是出于作者有意的安排。倘若你没有晚唐五代末世文人内心那种苦闷与挣扎的体验，没有北宋初晏、欧等人那种丰满的性格和深厚的学养，你所写的美女爱情的歌词就容易趋于浅俗和淫靡；倘若你没有苏、辛那样丰富的心灵和复杂的人生经历，你所写的诗化之词就有可能走向直白或叫嚣。那么怎样才能够使词这种神奇微妙的“境界”之美有一个可以攀跻的阶梯，使更多的作者能通过人工的努力来把握和创造这种美呢？于是在苏东坡之后，另一位北宋词人周邦彦就开创了以有心用意的思索安排来产生境界之美的“赋化之词”。也就是像写赋那样，通过立意构思、勾勒描写、象征寄托等人为的手段来丰富词的意蕴，从而使读者在词的表层美之外感受到一种深层的美。这类词在南宋中、后期出现了姜夔、吴文英等许多名家和大量作品，所以词学家习惯把“赋化之词”称为“南宋词”。当然，也有的人不喜欢这类以“人巧”代替“天工”的作品，不过不可否认的是：“赋化之词”虽然与晚唐五代及北宋的词有了较大的不同，但其中好的作品同样保持了词体所特有的那种富含言外意蕴的“境界”之美。

词发展到这一步，可以说已经完成了它的演进过程。因此胡适有一个说法，认为从元代起词就死了，已经转世投胎化而为曲。至于清词，它所能做的只是对前人的模仿，可称为“词的鬼影的时代”（见胡适《词选序》）。然而，胡适这样说是有其实用目的的，他是为了推广白话文学而把诗与词也纳入他的白话系统。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语言问题上，从而对词在美感特质方面的发展演变有所忽视。他甚至没有注意到他所钦佩的学者王国维在词之境界上的新发展。

王国维其实是一个很自负的学者，在词的创作上也不例外。他对词之与诗不同的美学特质有深刻的体悟，对词体的发展演进有宏观的把握，因此他写词有明确的目标：不是单纯的“诗余”之消遣，不是对前人的一味模仿，而是要在前人似乎已经走尽的道路上再走出一条新路来。正如他在《静安文集续编》的自序中所说的：“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所自信也。虽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余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处。”

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王国维欣赏的是五代北宋词，也就是词体演变之前期的“歌词之词”和“诗化之词”。这一类词中之佳者多为小令，其共同特点是能够使读者一读之下立即产生直接的感发。对南宋以后逐渐占领词坛主导地位的“赋化之词”，王国维是不甚欣赏的。这可能是因为他性喜自然不喜人工造作，而南宋词正好是以人工造作取胜的缘故。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人间词话》对南宋与北宋作者的评论中得到验证。可是，王国维还说，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处”。这个“不及余之处”指的又是什么呢？从《人间词》的创作来看，它与五代北宋词的不同主要有两点：第一是“有意”与“无意”的区别，第二是在词之境界上的发展。

在对词之美学特质的追求上，五代北宋词人是无意识的和不自觉的，而南宋词人是有意识的和自觉的。王国维虽然不喜欢南宋词，但他追求词所特有的“境界”之美却同南宋词人一样也是有意的和自觉的。理性的发展是人类进化的标志，但理性也常常对人类本性的自然与真实有所斫丧。清代词学家周济在其《介存斋论词杂著》中说：“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南宋则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这是对北宋词与南宋词很确切的评价。王国维以南宋词人写赋化长调的认真态度与求新创意写北宋风格的小令，有意地和自觉地在词中表现自己的情志甚至哲理，却能够取得五代北宋词那种自然和无意识流露的“浑涵之诣”的效果，这是他比北宋、南宋词人都高明的地方。就以《乙稿序》里提到过的他自己最满意的那一首《蝶恋花》（昨夜梦中多少恨）来说：“对面似怜人瘦损，众中不惜搴帷问”写痴情如在目前，但这么真切的感情却只是一个梦，与梦中之温情慰藉相对照的是梦醒后的烛灭蜡凝和今生永恒的思念——“人间只有相思分”。那不是一首悼亡的作品，因为那首词发表的时候他的前妻还没有去世。那么，词中女子是他梦中的情人吗？是他心中的某种向往吗？可以说都有可能，但也可以说都不是。你只能感觉到词的深层可能隐含着许多作者不肯说、不想说或者没有办法说出来的深意，但你却找不到一点点把柄可以坐实这些意思，最后只能承认这都是自己读后的感发联想而已。你不能不佩服他这首词在构思和立意上真是做到“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了。这首词，应该说是兼具了“歌词之词”情景真切、“诗化之词”抒情言志和“赋化之词”创意巧妙的好处，在感性和理性的完美结合上做出了一个成功的榜样。

当然，理性思考对自然与真实的干扰也不是那么容易克服的。《人间词》虽然以情景真切和自然不隔见长，但由于作者心中其实有很明确的创作意识，因此也常常有理性思考偏强、人工作意痕迹较重的时候。如《乙稿序》中同前边的《蝶恋花》一起提到的那首《浣溪沙》（天末同云黯四垂）就是如此。这首词有比较明显的理性寓托之意，但仍不失为一首被许多人称道的好词。其原因，就涉及前边所说的第二点——与古人境界的不同了。

《人间词》的境界，产生于王国维对人生的哲学思考和他内心深处执着于现实人世的儒家传统之间的矛盾。像这首《浣溪沙》，就是从两种不同立场的视角观察同一事物得出不同印象，从而感受到生存竞争是一种必然与合理的存在。这表现了他哲学思维的智慧。以雁为喻体，采用上下片对比的方法来表现这种抽象的思维，这是他在创作上有意寓托的用心。倘若仅仅如此，则这首词说不上境界之美，只不过是以巧妙的比喻说出了一种哲理而已。这首词的境界美在于：他内心对人世的理想不能够接受这种哲学思维的结论，因此从词的形象、语言和口吻之中都流露出一种深沉的、近于绝望的悲哀。正是这种悲哀，在不知不觉之间就深深地感动了我们。这种理智与感情产生如此强烈冲突的哲理境界，在古人的作品中是不容易找到的。在古人的诗词中，凡是谈到“哲理”的时候，常常只是为了用老庄思想给自己内心寻求某些宽慰和平衡，所要的不过是一份风平浪静和自由超脱的心境而已；而王国维则是燃犀入水探其究竟，其结果必然在自己内心搅起可以覆舟的波涛。我们试看他的“辛苦钱塘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东趋海”（《蝶恋花》），试看他的“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浣溪沙》），哪一个不是冷静理智与固执感情的纠结缠绕？冷静得令人无从慰藉，固执得令人无可奈何！可以说，王国维所追求的词学新境界的殿堂，是以他自己内心深处那些无法解决的矛盾所造成的伤痕和痛苦为材料砌筑起来的。这是《人间词》能够使读者产生丰富感发的最根本的原因。

尽管“五四”以后写旧体诗词的人不多了，但王国维在词的创作上对后世是有影响的。像前辈学者顾随有一首《临江仙》：“记向春宵融蜡，精心肖作伊人。灯前流盼欲相亲。玉肌凉有韵，宝靥笑生痕。 不奈朱明烈日，炎炎销尽真真。也思重试貌前身。几番终不似，放手泪沾巾。”在生动真切的形象中融入了富于哲思的情意，俨然以写南宋长调的手段来写北宋的小令。还有像女词人沈祖棻有十首以“游仙”为主题暗咏时事的《浣溪沙》，写得美丽要眇而又扑朔迷离，若没有程千帆的笺注，恐怕一般人很难读懂。小令可以写到这一步，“始作俑者”是王国维。

《人间词》最早分甲稿和乙稿两部分，甲稿61首，乙稿43首，分别于1906年4月和1907年11月发表在《教育世界》杂志上。1923年，王国维从中选了20首，加上未发表过的3首，收入《观堂集林》。这23首词后来就被称为《观堂长短句》。1927年王国维去世后，罗振玉主持编辑出版了《海宁王忠悫公遗书》，除收入载有《观堂长短句》的《观堂集林》外，还将《观堂长短句》之外的所有新旧词作共92首皆收入“遗书”中的《观堂外集》，题名为《苕华词》。这115首词，就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王国维的全部词作。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其中词的作品仍维持原貌分为《长短句》和《苕华词》两部分。我们这本《王国维词新释辑评》所用的王词底本，是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出版的《王国维遗书》。它就是根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石印本影印的。但在词的排列次序上，我们改为按发表时间的次序排列，即：甲稿的61首、乙稿的43首、《观堂集林》之《长短句》中新增加的3首、《观堂外集》之《苕华词》中新增加的8首，共115首。另外，我们还开列了王国维词的一些版本附录于书后。

关于本书的“辑评”，我们收集了69家作者的86种有关王国维词的文章或专著，以发表时间为先后次序，并列表附于书后。对收有两篇或两篇以上的，我们以所收第一篇作品的发表时间为准。但由于条件所限，我们收集的作品并不是很全，有些作品，如缪钺的《诗词散论》等，并不是最早发表时的版本，所以，“辑评”排列的次序尚不足以反映各家作者研究王国维词的时间先后。另外，由于篇幅所限，辑评对各家评论只能做部分截取，读者若需要全面了解某家观点，可根据书后附录去寻找原文。其中，北京国家图书馆现藏一部《人间词》手稿，内有王国维的朋友吴昌绶于1909年阅读后所作的批语，这应该是对《人间词》最早的评论了。此手稿所收98首词皆见于《观堂长短句》和《苕华词》。但从手稿中可看出，《观堂长短句》、《苕华词》与甲、乙稿中的异文，有的可能就是王国维生前根据吴的意见作出的修改。因此我们将这一部分批语也录入了“辑评”中。

这部《王国维词新释辑评》，是在我的老师叶嘉莹先生的指导和参与下完成的。在编写过程中，叶先生对每一篇稿子都作过不止一次的详细审批和修改，“辑评”材料中的海外部分，也全都是叶先生搜集提供的。叶嘉莹先生早在1980年就发表了王国维研究之专著《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此书在海内外曾多次再版；1992年出版的《词学古今谈》中，又收入了《论王国维词》和《对传统词学与王国维词论在西方理论之观照中的反思》两篇新的论文。本书中对《人间词》的讲解，就是在这些理论基础上所作的评赏实践。其中《浣溪沙》（山寺微茫背夕曛）、（月底栖雅当叶看）、（本事新词定有无），《蝶恋花》（窈窕燕姬年十五），《鹧鸪天》（阁道风飘五丈旗）五首，是叶先生以前发表过的旧稿；其他各首则是与叶先生讨论之后由我执笔撰写的。

安易
200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