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封信 设置[24]
亲爱的朋友：
为了回应你的需求，我将详细说明边缘型人格案例[25]中的分析设置问题。为此我将举一个临床案例。
一天，我接到一位母亲的电话，她急切地请求我去看一看她的儿子，她提醒我说，我在他三岁时就曾见过他。确实，我似乎清楚地记得有一个精力充沛的小男孩，他的问题经过四次会谈就搞定了。由于我没有太多的时间，也因为“我对这个小男孩记得如此清楚”，我建议这位母亲让她的儿子打电话给我，这样我可以把一个同事介绍给他。这位母亲回答说，他不会打电话的，是他让她打电话给我，而且他不会见其他人。我仍然坚持，告诉她我的时间有限，有时最好能做出改变。这时，母亲哭泣着告诉我，她的儿子有病态的自残行为，她和她的丈夫对此非常担心。理所当然地，我确定了会谈的时间。我感到非常内疚，我问自己：在这个男孩三岁时我曾错过了什么吗，以至于让事情发展到这般痛苦的程度？
几天后，我见到了一个具有同龄人典型特征的青少年：拖地的大宽裤子，一件配套的夹克和夹在胳膊下的滑板。事实上，我并非像他妈妈说的那样在他三岁时见过他，而是在三年前见的他，当时由于他退学在家，对功课越来越不感兴趣，感到担忧的父母便带他来见了我。我在几个月中有规律地见他，在那段时间里我了解到了很多关于电子游戏的知识，在此之后是一系列他从未缺席但却一直保持沉默的会谈。过了一段时间，我了解到在会谈的那一天（总是在周六），他的父亲会开车送他过来——他们家位于相当远的郊区——由此他们会一起度过那个下午。我们讨论了这一点，并一致同意我们没有必要继续这些会谈，以便他可以花时间与他的父亲在一起；即使会谈停止后，他们仍可以一起度过这段宝贵的时间。他的父亲对此也完全同意。男孩对他的学业重新产生了兴趣，在家里也变得爱交流了，但我们都知道，他的退缩或可能的抑郁的原因并未被提及。他离开了，但他知道他可以再回来——如果他想谈论他这时还未准备好去谈论（我也没能察觉出来）的事情。
所以他回来了。很明显，他从一开始就不想浪费时间。在我们的第一次会谈中，我在使用正式称谓“您”或更亲近的“你”之间犹豫。在第二次会谈期间，我仍然犹豫不决；我向他解释，这必定是因为我三年前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还是个孩子。我补充说，现在他是一个年轻人，我更乐意称他为一个成年人，而且我现在认为他自然可以为会谈买单了。因此，我同意与他会谈，只要他能够在每两次会谈结束后支付一次费用就好。他说他支付不起他父母曾付给我的数额。我向他保证，那也不是我想要的，我指的是他可以用他的零花钱或零工收入来为自己买单。我们同意每周见一次面，他每两次会谈付给我五欧元。在离开之前，他问我：“如果我能支付所有的会谈呢？”我告诉他，这将是非常好的。
开始预定的后一次会谈时，这个年轻人警觉且充满活力。他马上告诉我，他已经停止了自残的习惯。从那一刻起，我们开始了这项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却又令人兴奋的工作。
这个设置的建立是来访者的话语促成的。我后来的工作也沿用了这个设置；从那时起，我只与那些同意为分析支付费用，并打算在会谈中期在其资金允许的范围内为会谈支付所有费用的青少年一起工作。但鉴于我必须谋生，我不能接受太多只付五欧元的客户。不过，对于和我一起开展分析工作的年轻人来说，这些条件构成了一种在他们这个年龄并不常见的承诺的分量。
我还不能完全理解这些条件对青少年的重要性，我希望你能说一些你的想法。但有两件事我是确定的。
第一个是创设性的概念：精神分析工作的对象是无意识。弗洛伊德提出了无意识和抵达它的工具，其他人精炼了这个概念，并引入了新的元素，而治疗师工作中最令人兴奋的部分在于他们使用这些工具的个人方式——或者可以说是他们的诀窍——能够帮助来访者处理焦虑，并创造必要的距离来倾听他们。换句话说，最令人兴奋的事情总是治疗师为他面前这个特定的人重新发明精神分析的方式。
第二件事是，我不认为分析只包括移情和对移情的解释。有移情，还有分析的设置。规则是设置的一部分，但设置又超出规则。治疗师的理论是设置的一部分，但正如米歇尔·内霍（Michel Neyraut）[26]的中肯评论，理论也是治疗师的反移情的一部分。[27]
此外，治疗师的个人经历也是设置的一部分，它像其他因素一样，决定着他的思维方式和敏感性。设置是由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东西组成的，这些东西让治疗师能够在移情、规则、理论及其个人经历的空间内，以不损害过程之本质的方式来操纵会谈。一些治疗师称这为治疗联盟（therapeutic alliance）。弗洛伊德曾有一次将此称作友谊（friendship），我经常使用这个词。温尼科特则谈到了过渡空间（transitional space）。我相信，要求青少年为他的分析付费是一种尊重的表现，这让精神工作从一开始就铭刻在了设置中。从这时起，两个主角便都参与到设置的细化中。这样的细化由分析协议所建立的共识发起，却又超出这个过程，成为人类境况的一部分——世界上有两个人正在做一件对他们而言很重要的事情，他们决定一起来做。这件事并不比其他人在同一时间做的其他事情更重要或更不重要，这些事情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希望能够为我的每个患者都制定一份分析协议，它能够立即创造出具有这种根本性质的关系。是期望太多，还是过于天真了呢？我不知道。但我相信治疗师对最佳结果的期望、对患者的热情，两者理应是不冲突的。
我在一次会议上向同事描述了我和这个年轻人的工作。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被问及没有再见他的父母，是不是因为我考虑到在此前的治疗阶段，我已经与这对父母有所交流了。事实上，确实是这样。弗朗索瓦兹·多尔多（Françoise Dolto）[28]和吉塞拉·潘果夫（Gisela Pankow）[29]教导我，与儿童和精神病患者（包括成年人）一起工作时，需要尽可能将父母纳入治疗过程。通过这样做，治疗师可以加强父母的自尊心，帮助他们经受住与治疗师的竞争——带自己的孩子去接受治疗总是很伤人的——并化解父母在无意识中因为孩子痛苦减轻所产生的嫉妒。从患者的角度来看，让父母参与治疗使得他能够与治疗师分享他在处理症状时遇到的具体困难，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父母的暴力（这就是所谓的真实的和实际的超我）。
出席会议的一位治疗师对于我让这个年轻人支付会谈费用的行为有所质疑，说这个年轻人可能会觉得他被授权以任何方式来获得金钱，包括贩卖毒品或卖淫。我很难想象，承担治疗的费用，甚至以零花钱为基础支付所有的会谈费用会将其引向犯罪。我认为，这种反对实质上与不同的移情概念有关。在我看来，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为这个年轻人创造一种新的存在于世的方式，分析协议重新定义了移情的范围。我并不是在排除青少年产生不正当行为的可能性，但我不认为我们要在移情的影响范围之外考虑它，从而导致它无法被修通。在边缘人格的所有临床情境中，工作都是由治疗师开启的——他是支撑移情的人——因此，这个工作取决于他的承诺和他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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