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走进冲突
第一章 冲突的根源
当杰伊和洛娜要求与加里·弗里德曼见面时，他们俩并没有说明原因。杰伊和洛娜都是加里的老朋友，所以加里邀请他们到他的律师事务所来。事务所位于北加州一个绿树成荫的街区，他们在约定的时间到达并说明了来意：他们想离婚。他们向加里寻求帮助，希望加里能同时帮助他们两个人。[1]
加里有些错愕，并不是因为他们决定离婚。加里知道他们的关系一直很紧张：杰伊一直都有外遇，他和洛娜有三个年幼的孩子，收入并不稳定。这些情况加里都知道，让他惊讶的是，他们想请他作为辩护律师——他们两个人的律师。
“我只能代表你们中的一个。”他轻声说道，眼睛在两人之间来回打量。
听到这话，洛娜的脸色一沉。加里试着解释：“代表你们双方会导致利益冲突。”他和双方都是非常亲密的朋友，但不知为何，他觉得此时此刻很难以这种方式告诉他们。
“我支持你们和平离婚，但是为了充分保障各自的利益，你们还是需要各自找位代理律师。”他说得越多，就越觉得自己讨厌。
“即使代表你们中的一个，对我来说也很为难，因为你们两个都是我的朋友。”
洛娜打断了他：“我们不是想要你偏袒任何一方，我们只是想让你帮我们做决定。你为什么就不能帮我们呢？你不用站在任何一边。”
事实上，加里从来没有想过他可以同时为双方当事人提供帮助。这种事是可行的，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业内可从来没有这样操作过。
“法律比你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加里说。他知道自己说得没错，但同时另一件事也在困扰着他。多年来，加里一直在抨击“法律”。他会对所有愿意倾听的人（包括面前的朋友）说，他认为这个职业的对抗性太强。他想找到一种新的实践方式，一种能更好地服务客户的方式。那么现在他为什么要背出职业规范中的陈词滥调，就好像自己深信不疑一样？
加里坐在那里，跟杰伊和洛娜一样沮丧。他停下来不再追问，而是让自己好好想想他们到底需要什么。也许这正是他一直在寻找的机会，一种能打破常规的机会。
“你们知道吗？”加里说，“你们说得对。我想帮忙，虽然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我很乐意去尝试。”
这听起来很疯狂。加里告诉他们，自己没有办理离婚案的经验，更不用说以这种开创性的方式来办。但即使是在提醒他们，加里仍然看到朋友们的情绪有了变化。这么长时间以来，他们第一次露出欣喜的表情。他也同样心怀希望。
四个月来，他们三个人在同一个屋檐下一起工作。本就尴尬的氛围，在杰伊和洛娜开始为谁得到房子或孩子们的抚养权而相互叫嚷时变得尤为紧张。杰伊想多陪陪孩子们，但洛娜不想让杰伊的女朋友接近他们。此类问题还有很多。
每到这时，他们就像是被卷入了旋涡中。杰伊和洛娜讨厌吵架，但他们无法停止。加里担心自己会辜负他们，他觉得自己像是走在一根没有安全绳的高空钢丝上。但奇怪的是，这也给加里带来了解脱的感觉。通常情况下，他的当事人都远离争吵现场，他只需要拿起法律的“盾牌”代表当事人去“战斗”。现在他和当事人“并肩作战”，同他们一起解决问题。这种感觉很好，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自己的问题，这意味着他们应该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如何更好地解决他们的问题。理论上是这样。
有一天，在争吵的间隙，加里提出一个建议。他让二人闭上眼睛，想象十年后的生活，到那时他们希望和孩子们以及彼此建立怎样的关系。加里提醒了时间跨度，他们会永远出现在对方的生命里。情况就是这样。如果他们的女儿结婚了，他们俩都会到场；如果他们的儿子有了孩子，他们就需要和对方相处。加里和他们穿越时空共同想象，过了一会儿，杰伊和洛娜安静了下来。他们意识到即使离婚后，他们仍然会纠缠在一起。到那时又该怎样呢？
杰伊和洛娜最终就房子、抚养权和其他纷争达成了一致。对加里来说，这就是证据，证明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一种尊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方式——来解决冲突。他知道他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一切皆有可能！人们离婚并不意味着他们要彼此憎恨。签完文件后，杰伊和洛娜拥抱了加里，也拥抱了对方。
从那以后，加里再也没有做过双方代理。听说了杰伊和洛娜的离婚案以后，其他夫妻也来找他，想感受一下加里所谓的“调解”。资深律师建议他们的客户不要去找加里，但人们还是来了，有些人恰恰因为律师不让他们来才偏偏要来。加里在争取客户方面从未遇到过困难。
人们慕名而来，认为加里能够完成不可能的事——他能帮助人们在困顿窘迫中看到希望。就像人类喜欢战斗一样，人类也非常渴望和平。
高度冲突让人们感到痛苦。从各方面来看，这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比如金钱、鲜血、友谊。这是高度冲突的第一个悖论：人们被冲突迷惑，也被冲突困扰；人们想要终结冲突，但又在其中越陷越深。这就是加里的切入点。
当加里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调解工作时，当地律师协会对他进行了调查。一个人在同一间屋子里同时给丈夫和妻子出主意，这是违反职业道德的，至少当时人们是这么认为的。但这并没有产生不良的后果，最终，法律行业也改弦易辙，开始采纳加里的方法。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律师协会聘请加里来教授其他律师这种处理冲突的新方法。
冲突陷阱
在洛杉矶的“奇迹一英里”区，有一个史前生物的死亡陷阱在暗中涌动，它就在威尔希尔大道附近，离一家IHOP餐厅只有一个街区。这个地方被称为拉布雷亚沥青坑[2]，它看起来没有那么危险，就像一个偶尔会冒泡的黑色湖泊。
但是科学家们在沥青坑的深处发现了300多万块骨头，其中包括保存完好、几乎完整的大型哺乳动物的骨架。他们发现了猛犸象、树懒和两千多头剑齿虎的骨架。这里发生了什么？地球上成千上万的强大的捕食者是如何掉入同一个陷阱的？为什么它们无法从这里逃脱？
拉布雷亚沥青坑是一个活沼泽，自上一个冰河期以来，天然沥青一直从坑底汩汩冒出。
研究人员认为，其中或许存在一个恶性循环：史前的某一天，一头像远古野牛一样的大型生物笨拙地踏进沥青坑。它很快就被困住了，四只脚陷进了沼泽，开始发出痛苦的叫声。只需要一些淤泥，就能让一头大型哺乳动物动弹不得。
野牛的叫声引起了食肉动物的注意，比如现在已经灭绝的恐狼（拉丁文“Canis dirus”，意为“可怕的狗”）。恐狼是群居动物，就像郊狼一样。或许当时有几匹恐狼一同奔到坑边，出于本能很自然地扑向被困的野牛。真倒霉！恐狼也被困住了。
恐狼们绝望地嚎叫着，吸引来更多的捕食者。最终，恐狼死于饥饿或其他原因，它们腐烂的尸体引来了食腐动物，这些动物也被困住了，“在劫难逃者”的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一具遗骸可以浮在湖面长达5个月，这会吸引很多不知情的“受害者”，直到最后沉入黑暗的水下墓穴。迄今为止，科学家们已经从沥青坑中挖出了4 000头恐狼的遗骸。
在调解工作中，加里将冲突称为“陷阱”。这是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因为一旦冲突升级超过某一点，就会变成“拉布雷亚沥青坑”。它吸引着人们，唤起人们各种本能的需求和欲望。但一旦人们被困住，就无法逃离。人们越是挣扎，越是拼命呼救，情况就越糟糕。越来越多的人被拖入泥潭，甚至没有意识到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多么糟糕的后果。
这就是高度冲突和良性冲突的主要区别——既不是关于冲突的功能，也不仅仅表现为喊叫或情绪发泄，关键问题在于停滞。在健康的冲突中有动态变化，有提出来的问题，有对对方的好奇，当然也有争吵。健康的冲突总会引导人们找到出口，这比待在原地更有意义。但在高度冲突中，冲突就是目的地，没有其他出口可寻。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会在意料之外做出许多错误判断。在高度冲突中，此类错误更多。例如，人在愤怒时是难以保持好奇心的。人们不再使用大脑去思考，驱动好奇心的大脑机制“罢工”了。
高度冲突会降低人生质量，以换取短暂的满足感。它的影响是物理层面的、可衡量的、具有惩罚性的。当夫妻吵架时，他们的肾上腺素会激增，政党候选人竞选失败后的情况也是如此。在高度冲突中，肾上腺素激增的情况会反复出现，损害免疫系统，降低记忆力和注意力，造成骨骼肌紧张，加速情况恶化。
那些没有卷入高度冲突的人被称为旁观者，他们对争斗感到苦恼，尽量置身事外。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无党派组织More in Common称，大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厌倦了政治两极分化，希望人们花更多时间倾听对方的意见。该组织将这一群体称为“精疲力竭的大多数”[3]。
然而谁又能责怪他们呢？大多数人避免各种冲突往往是有充分理由的。他们最终不再和不停抱怨前妻的朋友出去玩，或者不愿再看新闻，他们对外界一片冷漠。这种冷漠是可以理解的，但它解决不了高度冲突，反而给极端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正如历史不断告诉我们的那样，高度冲突可能会在一夜之间演变为暴力。一场孤立的流血事件会导致集体的痛苦，最后以暴力压制暴力。在战争中，“我们对抗他们”的心态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如果你坚信他们是残忍的，那么杀戮、奴役或监禁他人就会变得顺理成章。
这是加里要对抗的原始力量，他试图创造一种新的方式来解决冲突。他有过成功的经验，比如调解洛娜和杰伊的离婚案。但这是一项困难而危险的工作，他得建造一艘不会陷入“沥青坑”的船才行。
在接下来的40年里，加里用这种方式调解了大约2 000起案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处理起来这类问题也越发熟练。他解决过公司纠纷、手足恩怨、邻里不和，以及其他许多不愉快的“沥青坑”救援行动。直到最近，加里自己也被困在“沥青坑”了。他的救援船暂时失控，显然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事情看起来不太乐观。
万幸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加里都能挣脱泥潭。他逐渐意识到在解决问题时，人类有两种内在的能力。一种是对抗的能力，追求私利的团体相互对抗，这在法庭上最常见，比如丈夫对抗妻子、原告对抗被告。
另一种能力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显而易见，那就是合作的能力、拓展“我们”的定义的能力，以及跨越差异、化解冲突的能力。事实上，作为一个物种，人类的成功进化更多地依赖于第二种能力，而不是第一种。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数十亿人以惊人的合作精神和无私精神共同应对这一突发且迅速变化的威胁。世界各地的人们在本国政府发布居家令之前就开始待在家里。[4]这种情况在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都曾发生。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召集25万名志愿者为隔离中的重症人群服务，报名人数高达3倍。[5]
当然也有例外。某些群体把别人当成替罪羊，武断地划分出“我们”和“他们”。但几个月来，绝大多数人发自内心地感受到一股相反方向的拉力，逐渐向共同体靠拢。现在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更多时候是在鼓励这种合作的本能，而不是选择对抗，会发生什么呢？
建立机制可以激发人性，鼓励团结或挑起对抗。但在现代，人们错误地选择了对抗主义。[6]从政治到商业再到法律，一切都是赢家和输家之间的较量。[7]
然而，加里和其他的调解人证明了还有另一种方式存在。他们为解决争端建立了一种非对抗性的选择，而且它比传统做法更有效、更妥善。
就连美国最高法院也承认了对抗主义的局限性。首席大法官沃伦·厄尔·伯格在1984年的辩词中说：“对许多诉讼请求来说，对抗式的审判迟早会走上古代的血战审判之路。对于一个真正文明的民族来说，这种制度代价太大、太痛苦、破坏性太强、效率太低。”[8]
当今的政治制度不也是这样吗？对于一个真正文明的民族来说，对抗主义代价太大、太痛苦、破坏性太强、效率太低。
2015年，加里的一个邻居邀请他竞选所在小镇缪尔海滩社区服务委员会的委员，这一请求合情合理。社区服务委员会负责当地道路和供水管理，该组织的5名成员都是自愿的。委员会不是一个权限特别大的机构，选举也是无党派的。但不知何故，委员会会议变得越来越充满敌意，让人精疲力竭。人们指着名字对骂——就像电视新闻节目或者推特上一样。最近，他们就一个拟议的新公交车站的设计问题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发生了“口水战”，这场恶战几乎使小镇四分五裂。“冲突调解大师”加里难道不应该出面缓和一下局面，为大家重建和平吗？
不要自找麻烦
“这个主意糟透了。”这话卡西迪说了很多遍。加里和他35岁的儿子徒步旅行，他们沿着家附近一条10公里长的环路散步，穿过古老的红杉林，翻过山坡，眼前是一片开阔的太平洋景色。
加里的妻子崔西非常希望他竞选委员。她不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在她看来，担任委员是他回报社区的一种理所应当的方式。加里已经71岁了，他本来也打算减少外出旅行，这样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晚辈们待在一起。这或许是一个完美的时机。他的女儿也很激动。还有谁比她的父亲——美国的“冲突调解大师”——更能让社区团结起来呢？
卡西迪是家里唯一一个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他现在是纪录片制片人，多年前，他还只是一名小镇记者。他认为自己知道一些父亲并不了解的情况。“政治会很可怕，”他说，“人们彼此攻击。我亲身经历过这种情况。”
加里和卡西迪站在山坡上眺望大海。从这里，他们可以一眼望到旧金山湾和塔马尔派斯山顶。这条路见证了父子俩多次重要的谈话。几十年前，他们曾讨论过全家一起去法国待上一年。最近，他们聊到卡西迪自己成为父亲的感受。
卡西迪喜欢问加里尖锐的问题，加里对此非常欣赏。那天，他试图向儿子解释。他说：“调解工作让我有些沮丧，那就是我总是中立的立场，置身事外。”
加里知道政治潜在的危害性，但这就是重点——他想修复这一点，帮助人们深入冲突的根源找出重点。他目睹了政治两极分化正在分裂国家，他意识到了这种病态，他一生都在“医治”这种病态。政客们就像是不和睦的家庭成员，彼此怨恨、多疑。他们看不到自己是如何摧毁曾经视为珍宝的东西的。彼此中伤的习气已经蔓延到缪尔海滩小镇，这表明了事态的严重性。
加里已经找到改善传统的对抗性法律制度的全新可能。曾几何时，没有人认为调解是可行的。
“我研究了这么久的调解模式，运用到政治上会怎么样呢？”
他的儿子慌了神。在卡西迪听起来，这就好像他的父亲以为单凭一己之力就能解决政治问题。加里还不如说他可以当着他们的面，从悬崖上来个燕式跳水。加里可能会毁掉自己的名誉和内心的平静——他为了什么呢？难道就为了一个公交车站的位置？
卡西迪对这种情况已经很熟悉，他以前目睹过父亲放弃自己的抱负。他预感到前景黯淡。尽管卡西迪一贯谦逊，并且对人性有着深刻的了解，但他的父亲可能会因为宏大的愿景而遭受痛苦。仿佛昨日重现一般，卡西迪再次看到一个70多岁的老人还在放任自己一意孤行。他知道父亲在辩驳，但却无法让他认识到真相，这使卡西迪很苦恼。
卡西迪想，也许他可以用父亲能理解的一种体育活动来打比方。这有助于启发自我认知，而不是激起对抗心理。“还记得吗？你有过让人难以置信的经历。就像迈克尔·乔丹想打棒球一样，每个人都说：‘不要这么做！’”卡西迪说道，并不自觉地提高了音调。
加里笑了。
卡西迪又试着劝说，这次更直接：“看看你的个性。你不是政客，你根本不喜欢跟人闲聊！”
加里点了点头。确实如此。他讨厌肤浅的谈话，不喜欢客套，甚至没有经常参加社区会议，他认为会议太无聊了。但正因为这样，他才是这个位置的最佳人选啊。“也许我可以改变政治。”他耸了耸肩，又笑了笑，银白色的卷发在海风中飘动。
卡西迪叹了口气，一种欲言又止的表情浮现在他的脸上。加里觉得他似乎很生气。
“更有可能的是，”卡西迪说，“政治会改变你。”
假旗行动
自从调解了洛娜和杰伊的离婚案之后，加里的职业技能更加熟练了。如果你今天去找他处理离婚案，他会请你和你的配偶告诉他你们的婚姻故事。他的确会主持公道。即使当你们开始争吵，他也会耐心地倾听。加里不介意争吵。他面容亲切，就像你希望在家庭晚宴上见到的叔叔一样。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微笑示意，什么时候该静静聆听。他或许会把他的爱犬介绍给你，那是一只名叫阿蒂的棕色小狗，不是什么名贵品种，它同样不介意争吵。阿蒂会蜷缩在加里的脚边，像禅师一般静静地观察整个过程。
当你讲完故事后，加里会确认一下自己是否理解准确。对于试图结束婚姻的人来说，他的问题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你如何理解你丈夫的观点？”或者“如果你得到了想要的，你的生活将会发生什么变化？”
加里喜欢歪着脑袋问问题，目光炯炯有神，就好像在听以前从未听说过的故事。这种姿势可以传达好奇心，好奇心是会传染的。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很多人发现自己在回答问题之前都会先思考。在多年的争吵中，他们可能从来没有想过，如果自己赢了，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加里一个接一个地抛出问题，帮助人们从日常的不满中挖掘他们最关心的东西。为了摆脱冲突，复盘冲突是必经之路，没有别的办法。
假如妻子提出要求：“我想要他每月支付给我4 000美元。”丈夫拒绝了。“这太荒谬！”他喊道，“绝无可能。”看起来他们是在为钱争吵，但在这场金钱之争的背后，隐藏着更耐人寻味的冲突。
“为什么是4 000美元？”加里问道，他想探究这个数字的特殊性。他可以猜到，但他尽量不去猜。他小声地提出这个问题，以表示他的确想知道答案。“那么多钱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妻子停顿了一下，然后透露她想重返学校，成为一名助理医师。她觉得自己会成功，只是担心自己无法赚到足够的钱，所以她想要这笔钱来支付她的正常开销和学费。这个数字就是这么来的，她的丈夫却并不知晓。
面对新的问题，人们倾向于用固有的观念去解读，这种现象被称为确认偏误。冲突越严重，就越难改变固有观念。当丈夫最初听到妻子要这笔钱时，他就将其与他们的婚姻关联到一起：她很自私，他永远无法摆脱她的控制。加里的问题推翻了他的假设，很快就把问题解决了。
然后，加里问丈夫，当他听到妻子说出“4 000”这个数字时有何感想。“如果同意了4 000美元，”加里把头转向丈夫问道，“你会怎么样？”丈夫叹了口气，他说他想辞去讨厌的工作，他的工作使他无法成为他想成为的那种家长。他想在13岁的儿子长大之前拿出更好的成绩。为了养家糊口，他多年来一直处于令人窒息的境地，而现在他的家庭也在分崩离析，每月不得不支付4 000美元将使他身陷窘境，就好像他正在失去他的过去，也将失去他的未来。
听到这些话，妻子的反应有些复杂。多年来，她一直在催促他辞职，过了这么长时间，到现在他才要这么做？真是令人无奈。但一旦她明白了为什么他不同意这个数字，她就看清了真相——他不只是讨厌她要钱，他也在关注未来和他自己的梦想。
最终，两个人都觉得更被理解了。虽然他们在很多事情上仍有分歧，但加里发现他们不再只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而是为自己的未来和孩子们做出深思熟虑的决定。就像洛娜和杰伊一样，他们自己会做决定，而不是依靠法官或律师。这意味着他们近期不会再对簿公堂。
自从首次在美国律师协会举办研讨会以来，加里已经在世界各地培训了数千名律师、法官和调解人，并在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教授谈判课程，还出版了三本书。虽然也有其他人推广了不同的调解方式，但加里的方法依旧独具特色。
他坚持让所有人待在同一个房间里，一起挖掘冲突背后的真相。其他调解人通常会把争端中的双方安排在不同的房间，以方便开展工作。他们的工作停留在表面，仅专注于解决眼前的问题，表面工作似乎更安全，而且在短期内确实如此。深入冲突背后是有风险的，它或许会点燃潜在的怨恨，引发更多的冲突。
为此，加里培训调解人去提出具体的问题，并通过检查确保他们理解每一个答案。他把这个过程称为“沿着为什么的道路走下去”。如果一对夫妇在为谁得到慢炖锅而争吵，他就会调查为什么那个慢炖锅如此重要。这些问题有助于人们放松警惕。重要的是，加里在同一间屋子里用这种方式培训他的客户。这样，回答问题的人也会提问。通过这种方式，即使他们仍然存在分歧，他也能帮助房间里的每个人更好地理解彼此的情况。这种方式让人们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冲突仍然存在，但它不再是陷阱。
“对于一个正在经历人生危机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被理解更重要的了。”加里喜欢这样说。被理解比金钱或财产更重要，它甚至比获胜更重要。
再来说说慢炖锅，加里会好奇地问妻子，慢炖锅对她有什么意义。她最后解释说，这是她在婚礼礼物登记簿上找到的，比小时候父母用过的那种慢炖锅更加光亮。当她还是个小女孩时，一到星期天，整个下午都能闻到炖肉的味道。
她和她的丈夫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建立起那样的家庭。说实话，他们甚至都不喜欢做饭，但她还是想要那个慢炖锅。
她的丈夫听到这话，同样感到悲伤。他承认，他想要那个慢炖锅只是因为他的妻子看起来非常想得到它。他说是妻子提出离婚的，既然他无法挽回，至少得让她体会一下他的痛苦。
他们开始看到慢炖锅问题的根源，这意味着他们不再针锋相对，其他事情也有所缓和。他们在一步一步地摆脱困境。
每个调解人都会遇到这样的案例，一对夫妇为了某件普通的东西莫名其妙地发生冲突。比如美国加州有一对夫妇因为一个坏掉的烧烤架闹得不可开交，法官最终提出，如果他们停止争吵，他就从车库里把坏掉的烧烤架拿回来给他们。在另一个案例中，因为一套乐高积木，离婚程序陷入僵局。[9]丈夫想要这套乐高积木，妻子也想要。他们每小时付给律师的佣金足够买很多乐高积木。但这不是重点，因为乐高积木不仅仅是乐高积木，这是他们的孩子最珍贵的玩具。乐高积木在哪里，孩子就愿去哪里。在他们看来，争夺这套乐高积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大多数时候，陷入冲突的人并不知道冲突的根源。他们专注于假象，比如慢炖锅或乐高积木，结果导致陷入僵局。高度冲突充满迷惑性，人们很难转移注意力。为此，加里帮助人们深入一步，他利用提问和倾听，帮助人们拉开距离去观察，这样就能理解背后隐藏的真相。
一旦人们感到被理解，他们就会放松防御；一旦知道背后的原因，他们就会撇开其他事情，紧紧抓住最重要的东西。加里和杰克·希梅尔斯坦在他们合著的《挑战冲突》一书中写道：“当人们感到自己被理解时，他们更愿意也更能够理解他人。”
传统的对抗性法律制度旨在激发最糟糕的冲突本能，比如为了乐高积木开战。有线电视新闻节目和社交媒体平台上经常可以看到人们在持续地煽动冲突，从中创造一个巨大的冲突——产业联合体以谋求利益。
相比之下，加里和其他调解人在颠覆冲突——产业联合体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们提供了一种解决冲突的方法，同时又不使冲突恶化。无论从费用上还是精神上，调解的成本通常只是离婚成本的一小部分。[10]
既然加里都能减少离婚带来的伤害性，那么从政又能有多困难呢？
世外桃源也有烦恼
雾蒙蒙的缪尔海滩小镇位于金门大桥以北，加里开车过去只需要20分钟。那里就像是一片秘境，铺满天鹅绒般的细沙，紧挨着缪尔森林国家保护区。加里在当地已经住了四十多年，他和崔西养育了四个孩子。
缪尔海滩小镇居住着形形色色的人。有上了年纪的波希米亚人和“垮掉的一代”，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来到这里，至今仍谈论着“感恩而死”乐队在海滩上演奏时的美好时光。这些人早在缪尔海滩小镇以南70多千米的硅谷出现之前，就从旧金山的海特—阿什伯里社区迁移而来。1970年，摇滚歌手贾尼斯·乔普林死于过量吸食海洛因，她的骨灰就撒在了这里，至少传闻是这样。
随后还有一些自由主义者搬到这里，因为这里远离一切喧嚣——没有路灯，也没有杂货店，只有100多户人家在随风摆动的沙滩草地上安家。这里还有一小片裸体海滩。20世纪70年代初，一位怀旧的英国移民想要建造一个都铎风格的英国酒馆，他花了8年时间才说服当地居民。如今，鹈鹕旅馆仍然是镇上唯一的商业体。1984年，《纽约时报》将缪尔海滩小镇描述为一个“不受约束、不被污染、与世隔绝的地方”[11]，这一点至今未变。
最晚一批到达的居民与“垮掉的一代”相比有太多不同。他们一大早就去城里工作，晚上很晚才回家。你不常看到他们，但他们却拥有最昂贵的房产——那些坐落在高耸的悬崖上，耀眼的现代建筑风格的房屋。
“垮掉的一代”、自由主义者和技术资本家很难就优先事项达成一致，这也是缪尔海滩小镇政治形势紧张的原因之一。一些居民想要投资修建新的道路和桥梁，其他人却不想被打扰；一些人对气候变化和野火忧心忡忡，另一些人却对自己缴纳的税款感到不满。这种不和导致一些社区会议冗长而又磨人。
崔西和加里于1976年来到这里，见识了新时代的亚文化，但并未融入进去。他们成功买下最后几块在售土地中的一块，可以说是非常幸运——在如今只有富翁买得起且风景美得令人窒息的地方建起一个温馨的家。他们知道自己有多幸运，也都有足够的理由爱上这个地方。
对加里来说，住在缪尔海滩小镇成就了他的冲突学研究。他会在米尔谷附近的办公室里待上几个小时，沉浸在客户们的愤怒和指责之中。当一天工作结束时，他必须设法将自己抽离。加里选择骑自行车回家。每天他的通勤时间要用到整整42分钟，先是骑上陡峭的山坡，然后穿过茂密的红杉林，之后沐浴在海滩的阳光下，欣赏波光粼粼的海面或是翻涌的林中浓雾，当然这些景色取决于当天的天气。
回到家后，加里开始照料他的花园，趁机放松大脑。崔西在厨房拌起沙拉时，他会在烧烤架上放一些肉来烤。睡觉前，他们会溜进房子后面的按摩浴缸，听着海浪的声音，谈论白天发生的事情。崔西是一位心理治疗师，夫妻二人彼此分享故事，相互学习。早上，他会在花园旁边亲手搭建的斜顶小木屋里冥想，从那里眺望太平洋，为等待着他的麻烦工作做好准备。[12]
加里明白他犹如生活在世外桃源中，对此他其实感到有些内疚。他非常担忧这个国家正在面临的经济不平等，他的住所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是无法企及的梦幻之地。如果他竞选委员，也许就能做出些许改变，比如开辟空间建造一些经济适用房。有了这个政治目标，一切开始变得有意义起来。
加里和邻居们的互动并不太多，那些是崔西擅长的。她会给生病的邻居带去松饼，她知道所有孩子的名字。对崔西来说，缪尔海滩小镇与其说是一个避风港，不如说是一个建立深厚友谊的地方。
实际上，卡西迪和加里散步时曾说过，她才是应该竞选公职的人。加里认为这很有道理，崔西会是一个很棒的政客。但她并不想参加竞选，加里参加了。
不久之后，加里开着他那辆深绿色的MINI Cooper去了选举办公室，提交了候选人申请表。
“创新派”带来的挑战
“缪尔海滩小镇充满了神秘的吸引力。”2015年9月，加里在候选人演讲上对邻居们说。“这是我和我的妻子崔西看到它时的第一印象，也是我们搬到这里的原因。”加里和其他候选人并排坐在一张长桌子后面，从他们身后的窗户可以俯瞰小镇的游乐场，远处是浩瀚的海洋。
社区中心挤满了人，后面也站满了人。卡西迪一直待在家里，但加里的女儿西德尼在现场，旁边坐着用皮绳牵着小狗阿蒂的崔西。看到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真令人兴奋。最近几周，为了给竞选做准备，加里参加了一些社区会议。很多时候，他只看到几个人——通常都是同一拨人在下面窃窃私语，对台上的发言充耳不闻。
但今晚却不同。加里以新人的身份参加竞选，他将与另一位政治新秀伊丽莎白并肩作战，对抗一群已经在位数十年的现任者。（应加里的要求，我更改了与此事件有关的人的姓名，以保护他们的隐私。加里和他家人的名字没有改变。）例如吉姆已经在社区服务委员会工作了29年，在某种程度上，他就代表了委员会。另一个名叫休的邻居在成为地区经理之前，在委员会工作了4年，地区经理主要被聘请来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在过去的12年里，吉姆和休已经习惯了在各自职位上紧密合作，很少受到大家的干涉。私下里，加里把现任者和他们的支持者称为“守旧派”，他和伊丽莎白以及他们的支持者是反对“守旧派”的“创新派”。
那天晚上，加里化身为现实中不存在的完美政客。当提到小镇和他的孙子孙女时，他的脸上洋溢着喜悦。他充满热情，又擅长自嘲。他真诚地倾听人们的提问，让人们感受到自己的声音被听到。他告诉人们，他想重启小镇的民主生活。
“这是一次真正的改变，”加里说，“每个人都能参与其中。”
加里的调解模式建立在每个人都需要在场的理念之上。1996年，旧金山交响乐团罢工长达67天，取消了43场音乐会。[13]加里和他的同事罗伯特·姆努金等人合作调解此案，他们坚持让105名音乐家全部参与其中，而不仅仅是派出少数代表。在传统模式中是律师和律师交流，现在则是由他们负责调解。但加里等人希望每个人都能运用慢炖锅原理，找到背后所代表的东西，否则冲突将暗中蓄力，以待卷土重来。
音乐家们向管理层提出了65项诉求，其中包括提高工资和福利。音乐家们表示他们的工作过于繁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对待。对此，管理层坚称该组织出现财务赤字，满足不了“奢侈的享受”。双方都不信任对方。
1996年12月，音乐家们取消了一场票已售罄的莫扎特作品演奏会，走上街头抗议。他们身着优雅的表演服，用乐器演奏了《安息号》。
“我们必须每隔三年就罢工一次，这太让人沮丧了。”小提琴家马里科·斯迈利在接受《旧金山观察家报》采访时表示。
“我相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看到这离奇的一幕，一位沮丧的买过票的观众说道。
为了迫使音乐家们坐下来谈判，管理层拒绝提供医疗保险福利。一名巴松演奏者在新闻镜头前抱起他生病的孩子以示抗议。音乐会观众开始要求退票，并拒绝捐赠。每个人每一天都在消耗精力。
“双方都陷入绝望之地。我们每个人告诉自己：‘不用指望和那伙人谈出什么结果，他们压根不听我们在说什么。’”[14]交响乐团的执行董事兼管理层首席谈判代表彼得·帕斯特雷希说。“这逐渐演变成极大的愤怒。”
当加里和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姆努金到达现场时，罢工已经结束，但交响乐团仍深陷冲突之中。音乐家们已经分裂成相互对抗的不同阵营。有些人觉得其他人太快妥协，弦乐组感到特别委屈，小提琴手和大提琴手往往比其他人演奏得更多，他们抱怨着积累性损伤。另一场罢工似乎不可避免。
在这次敌对的迷雾中，加里和他的同事们召开了一系列沟通会来引导音乐家们从“沥青坑”中脱身。首先，他们教音乐家们用一种积极倾听的方式，加里称之为“完成理解的循环”或“建立理解环路”。这是他作为调解人使用的最有成效的方法之一。简单来说，它的意思是用人们能够感受到的方式倾听。让他们看到你在听，而不是告诉他们你在听。
大多数人在很多时候都感觉自己没有被倾听，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倾听。我们总是急于下结论，自以为理解了对方，其实不然。对方还没说完，我们就准备好了下一个话题。
平均而言，医生听病人描述病情11秒后就会打断他们。[15]可是即使医生不打断，病人也会在6秒后自动停止讲话。这是自我表达所需要的时间，通常只有17秒。但医生们几乎都不知道这个道理。
糟糕的倾听态度会酿成苦果，这种苦果是可预见的。当人们觉得自己没有被倾听时，他们会产生轻度焦虑和戒备心。他们的话会变少，而且无论他们说什么，都倾向于简化事实。他们筑起了隔绝外界的围墙。
但当人们感受到自己被倾听时，神奇的事情就会发生。[16]他们会提出更连贯、更有趣的观点，他们会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的矛盾，他们变得更加变通。那些觉得自己的理财顾问听取了他们的想法的客户，更有可能信任这些顾问，并为他们的服务买单。[17]那些感受到被倾听的员工会表现得更好，也更喜欢他们的老板。[18]如果病人觉得自己得到了理解，他们就会满意地离开医院，更有可能遵从医嘱。[19]
夫妻之间觉得更被伴侣理解的人往往可以在冲突中趋利避害。[20]即使仍存在分歧，有益的争吵也会让他们感觉更好，而不是更糟。这时候的冲突是健康的。
加里知道，如果没有更好的倾听技巧，就无法走出冲突陷阱。于是他把音乐家分成几组，要求他们练习建立理解环路[21]。最开始，一个人倾听另一个人去解释她为什么加入交响乐团。当说话者说出一些她认为很重要的事情时，倾听者再“回放”给她听，询问是否理解准确。倾听者不会像机器人一样逐字逐句地重复她所说的话。相反，他试着用他能想到的最优美的语言来提炼他认为她想表达的观点，然后他会确认自己是否理解准确。
“听起来你加入这个交响乐团，最初是因为你想挑战自己，想和音乐大师们一起演奏。对吗？”[22]
当音乐家们这样练习时，会有两种情况发生。一种情况是，倾听者没有像他们预期的那样经常做到准确理解。一部分原因是，当人们在听别人说话时，通常都会做出假设，其中一些假设是错误的。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当第一次被问及某个问题时，任何人都很难准确表达自己的想法。
例如，小提琴手可能会在听到复述之后完善她的观点：“实际上，我也在寻找灵感，而不仅仅是挑战。我想感受那种奇妙，我猜你会这么认为，就是小的时候对音乐产生的那种奇妙好感。”音乐家们了解到，要理解一个人真正想表达的意思，需要好奇心和反复确认。
另一种情况是，倾听者意识到人们很喜欢被倾听。当他们正确地复述说话者想要表达的意思时，说话者几乎总是以相同的方式回应——他们的眼睛亮了起来，然后说：“完全正确！”对加里来说，看到这一幕非常美好。
当人们被理解时，他们会更信任对方，并继续努力把事情做好。这种反复的交流过程帮助音乐家们找出对他们这个群体来说真正重要的东西。调解的目标是找出各种诉求背后隐藏的东西，比如为什么慢炖锅或假期津贴对他们很重要？
“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有趣的练习。”一位小提琴手说。“我和菲尔一起演奏了15年，我们讨论过很多事情，但直到现在，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为什么我们喜欢现在所做的事情。”
通过这种方式，音乐家们找出了共同关心的最重要的问题，并列出一个精简的优先事项清单。他们想要更高的报酬，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还因为他们担心公正和未来：他们希望自己的薪酬与其他交响乐团持平，这样他们就能吸引新的人才。
事实证明，管理层也抱有同样的期待。但一直没有机会实现这一点，因为双方都没有真正倾听过对方的意见。“我开始明白倾听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管理层首席谈判代表帕斯特雷希说：“我很清楚，音乐家们跟我生气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觉得我根本没听他们在说什么。”[23]“我觉得确实如此，”他说，“我也不认为他们在倾听我们的意见。”
一旦感到被理解，人们就会看到以往被忽略的选项。人们对寻找解决方案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即使无法如愿以偿，也更容易接受结果，因为这是人们共同塑造的。
调解过程用了好几个星期，但新协议增加了薪酬，使旧金山交响乐团成为美国收入最高的交响乐团之一，它也减轻了弦乐组的演奏压力，而且没有危及组织的财务健康。[24]音乐家们一致通过了一份为期6年的新协议，这是以往期限的2倍。在宣布这项协议的联合新闻发布会后，巴松演奏者亲吻了董事的脸颊。可以说这是另一场成功的“杰伊—洛娜离婚调解案”。
竞选获胜
在竞选演讲的那天晚上，加里想象着今后的每一次社区会议都可能有这么多人。当选的政客无法面对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但是公众会，就像旧金山的音乐家们一样。
“唉，缪尔海滩小镇已经变了。”加里告诉人们。有了几十年的公开演讲经验，他知道如何与听众建立联系。他微笑着与邻居们进行眼神交流，不慌不忙。“过去，我们在这片土地上承受的压力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大得多。”[25]
他成了全场的焦点，这感觉很好。他可能是最年长的候选人之一，但他确实是后起之秀。他在做他想象中能够做到的事——把人们聚在一起，不落下任何人。政治并不一定是冷酷无情的。“我准备好迎接挑战了，”他说，“让魔力继续吧。”
在竞选的前几周，加里、伊丽莎白和崔西挨家挨户地与素未谋面的邻居交谈，号召他们投票支持变革。一位名叫塔尼娅的邻居自愿成为加里的政治顾问。她出生于一个政客家庭，她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是一名劳工组织者，负责撰写关于如何与权贵抗争和帮助美国工人的文章。自然，塔尼娅帮忙起草了交谈要点，并为加里制定了竞选策略。她优化了加里的竞选模式，使其更像传统的政治竞选，而不是打眼一看就知道是社区竞选。“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敲响所有邻居的家门，”她告诉我，“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在塔尼娅的建议下，加里采纳了竞选口号“前进还是后退”。塔尼娅一直说要赢得选举。不久后，加里确实获胜了。
像缪尔海滩小镇这样偏远且经常遭受旱灾的地方，社区服务委员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供水管理。在竞选演讲时，当有人问他在供水管理方面的经验时，加里回答得很诚实：“我对供水管理了解得不多，但我可以学习。”
这不是政客们应该说的话，所以加里才这么说。加里以打破传统政治模式为乐，他要证明还存在一种可以诚实地、包容地进行政治活动的方法。
辩论结束后，崔西和西德尼拥抱了加里，神情很是骄傲。人们走上前来和他握手。唯一的批评来自塔尼娅，塔尼娅告诉他，他不应该这么诚实地回答供水问题。她说，向对手暴露任何弱点都是错误的。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邻居们拿着酒登门感谢加里所做的一切。在《马林独立日报》上，加里承诺如果当选，他将构建一种新的秩序，致力于为委员会和人际交往建立尊重、热情、开放的基调。[26]
2015年11月3日，选举日，晚上11点，小镇在网上公布了选举结果。加里得到的选票远远超过其他候选人。伊丽莎白也获胜了。他们击败了两名守旧派成员，其中包括在位近30年的吉姆，他以4票之差落选。“我们击败了他们。”塔尼娅后来说。
加里欣喜若狂。他之所以参与竞选，是因为他相信即使是现在也有恢复的可能。如果你倾听邻居们的意见，赋予他们权利，他们就会参与进来。这是他调解冲突时的主要贡献，现在他正将其运用到政治中。不可否认，结果是有效的。缪尔海滩小镇此次选举的投票率在这次选举周期中是最高的——高达74%的居民参与投票。不管在这里还是其他地方，一切尽在掌握中。
加里的邻居、社区服务委员会成员乔尔告诉加里，他想成为委员会主席，这个职位由委员会其他成员在第一次会议上投票选出。但加里建议他不要这么做，加里想要自己当主席，他认为这才是最有利于社区的选择。乔尔也同意了让步。
“我们会走向团结的，”他告诉崔西，“我们要履行我们的承诺。”
[1]杰伊和洛娜的故事来自我对加里的采访以及加里的两本书：Friedman, A Guide to Divorce Mediation,and Friedman,Inside Out。为了保护隐私，本书部分人物使用了化名。
[2]有关沥青坑的详细信息来自园区管理员、新闻报道以及Tar Pits网站（tarpits.org），建议可以浏览该网站。
[3]Hawkins et al., “Hidden Tribes: A Study of America's Polarized Landscape.”无党派组织More in Common撰写的报告，将这群美国人称为“精疲力竭的大多数”，该报告是我读过的关于美国两极分化问题最深刻和最有用的分析之一。
[4]“The Role of Social Trust in Citizen Mobility During COVID-19.”
[5]Butler, “A Million Volunteer to Help NHS and Others During Covid-19 Outbreak.”
[6]想要了解更多详细描述对抗主义和互利共赢的信息，参见Karlberg,Beyond the Culture of Contest。
[7]有趣的是，在认识对抗主义的局限性方面，商业上的最佳实践可能比政治策略更能说明问题。几十年来，商学院一直告诉我们，在谈判中合作通常会比竞争带来更好的结果。关于谈判的好的作品有很多，包括Roger Fisher和William Ury合著的经典Getting to Yes。我也喜欢William Ury的两部作品：Getting Past No和Getting to Yes with Yourself。许多有意义的定量证据支撑了上述观点。不过我们认为，“我们对抗他们”的心态往往会使人们的境况变得更糟——在商业、政治、婚姻、流行病等生活中任何重要的领域都是如此。
[8]Margolick, “Burger Says Lawyers Make Legal Help Too Costly.”
[9]2019年，加里这位冲突调解专家向我讲述了乐高积木和烧烤架的故事。
[10]2007 年，波士顿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分析了最近的 199 起离婚案件后得出结论：调解是目前耗费成本最低的选择，平均费用约为 6 600 美元。相比之下，由双方律师协商达成的离婚费用为26 830美元。在传统的诉讼中，当双方当事人无法达成协议时，全面诉讼的平均费用接近7.8万美元。因此在这个例子中，起诉费用几乎是调解费用的12倍。（另一种选择是合作离婚，这是一种调解升级的模式。丈夫和妻子各有自己的律师以及其他必要的顾问，但每个人都试图寻求一个公平的协议。在当时的这家事务所，合作离婚的平均费用接近2万美元。）所有这些都假定双方想达成协议。如果任何一方不配合，诉讼可能会更便宜，因为会由其他人（法官）决定结果。Crary, “Keen Interest in Gentler Ways to Divorce.”
[11]Gold, “Easy Living in Marin.”
[12]加里曾在一个谈判团队工作，其中包括哈佛大学法学院的Robert Mnookin和劳资关系顾问Joel Cutcher-Gershenfeld。他们得到了Hewlett Foundation的资助。更多详细信息参见Mnookin et al., “A New Direction: Transforming Relations Within the San Francisco Symphony”。
[13]Ulrich and Delgado, “Symphony Musicians Don’t Play, but Picket.”
[14]Mnookin et al., “A New Direction: Transforming Relations Within the San Francisco Symphony.”
[15]Singh Ospina et al., “Eliciting the Patient's Agenda.”
[16]更多关于积极倾听的可衡量影响的研究，参见Guy Itzchakov and Avraham Kluger, “The Listening Circle: A Simple Tool to Enhance Listening and Reduce Extremism Among Employees”。
[17]Bergeron and Laroche, “The Effects of Perceived Salesperson Listening Effectiveness in the Financial Industry.”
[18]Guy Itzchakov and Avraham Kluger, “The Listening Circle: A Simple Tool to Enhance Listening and Reduce Extremism Among Employees.”
[19]Kim et al., “The Effects of Physician Empathy on Patient Satisfaction and Compliance.”
[20]Gordon and Chen “, Do You Get Where I’m Coming From?”
[21]“建立理解环路”是由加里·弗里德曼和杰克·希梅尔斯坦总结的一种技巧，他们在《挑战冲突》一书中做了详细介绍。这听起来很简单，但理解起来很难。加里和他的同事在“冲突理解中心”为有兴趣了解更多信息的人提供了建立理解环路的训练方法。
[22]这些引述基于加里对交响乐团音乐家建立理解环路的练习回忆，以及我自己观看、加入或领导了十几次建立理解环路训练的观察。
[23]Mnookin et al., “A New Direction: Transforming Relations Within the San Francisco Symphony.”
[24]直到14年后，旧金山交响乐团再次罢工。与该组织以往的记录相比，这是一段很长的和平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音乐家和管理层发生了变化，新来的人没有得到加里和他的同事的调解。在缺少练习的情况下，应对冲突的记忆会逐渐消失。
[25]书中描述的社区服务委员会活动的大部分细节，引自缪尔海滩小镇社区服务网站上的音频记录、会议记录和会议议程。其他细节来自我对一些参与者的采访。
[26]Liberatore，“Longtime Residents, Relative Newcomers Vie for Seats on Muir Beach C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