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国家重建的主题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除了赤裸裸地掠夺以外，还强加给中国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政治上、经济上攫取在华的种种特权。在中国的领土上，有外国的殖民地——租界、租借地、割让地等“国中之国”；中国主权的行使和国家的内部事务，越来越受到外国的支配和操纵，使中国虽然形式上保持独立，实际上已经丧失了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相当一部分属性，而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一方面瓦解了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使中国不可能继续保持完整的封建经济形态；另一方面推动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给封建社会内部已经萌芽的资本主义带来某些发展的便利，中国不可避免地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在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代表着一种比较进步的生产关系，对于促进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近代化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中国民族资本苦于在夹缝中求生存，虽有一定发展，但又发展很不足，力量非常薄弱，在产业结构和地区分布上也是畸形的。因而，资本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封建生产关系的根基——封建土地所有制依然存在，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优势地位。这些情况，反映了近代中国经济的半封建性质及其带有若干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特征。

近代中国经济严重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及其控制的世界市场，凡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事业，几乎均为资本帝国主义操纵或控制。近代工业在机器、设备、技术和重要原材料方面依赖外国，财政金融方面的依附性尤甚。西方国家通过所谓经济贷款和政治借款，掌握对中国铁路、电信等重要部门的财产和收入，并对政府关税、盐税、厘金等捐税实施监管，使中国财政很大一部分支配权落入外国人手中。经济上的对外依附性，又反映了半殖民地中国的经济特征。

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中国的有识之士、爱国团体和近代意义上的政党派别，都力求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和被动挨打的局面。多少仁人志士舍生取义，奔走呼号，力主“变法维新”“富国强兵”；倡洋务、办实业、兴新学等种种救国方案，逐一推行实验，试图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然而，这些努力统统失败了。这主要由于近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时代，正逢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帝国主义的阶段，老牌和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为抢夺世界市场份额，建立和扩大一己的垄断地位和势力范围，唯有不遗余力地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源，自然不愿拥有广阔市场和丰富资源的中国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近代中国之所以不能从封建制度发展到资本主义制度，其基本原因就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买办势力的联合统治，既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和衰弱的根源，也是中国民族灾难和人民灾难的根源。

外国帝国主义虎视鹰瞵，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厄运撞击着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心灵。救亡图存、重建国家，无可置辩地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在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以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相号召，历经多年奋斗，终于1911年领导发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在风雨如磐的中国树起民主共和国的旗帜。“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封建专制制度在中国从此不得人心，在漫漫长夜里苦苦挣扎的中国人民，开始有了新的觉醒。

废除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是近代以来改造中国、探求国家出路的种种努力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中国社会的现实条件最初将这个历史责任赋予资产阶级。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帝制后，即把建立民国的理想付诸实践。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3月1日，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颁布。这部以“五权宪法”相称的《临时约法》，确立了中华民国的新政体。南京临时政府就其性质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

但是，在新旧势力的尖锐斗争中，帝制复辟派袁世凯打败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窃夺了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仅存在91天。难能可贵的是孙中山为民主共和奋斗的锐气不减，他先后领导护国、护法运动，两度在广州建立政权，但政权寿命极短，且政令所及不过二三省，很快遭受失败。至此，资产阶级革命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尝试终至完结。

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是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共产党在创立时只有几十个人，却是近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把“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的任务写在自己的纲领和旗帜上。孙中山积40年的奋斗而致力实现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终于找到了它的物质承担者和忠实践行者。1924年，历经护国、护法战争失败陷于苦闷彷徨的孙中山，下决心改组国民党，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促成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开创国民大革命的新局面。

在20世纪最初的20年，资产阶级革命建国实践的屡遭失败，昭示了在中国创建新国家只能另辟道路。孙中山贵在顺应时势，将他的旧三民主义发展为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义，丰富了国家重建理论，它留给先进中国人的启示和思想财富是宝贵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继承孙中山的这份宝贵遗产，并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孙中山建国理论中进步和合理的因素，日益走向别开生面的创新，形成了一整套富有独创性的新民主主义建国理论。从实践来看，孙中山的建国尝试失败后，正是中国共产党把新民主主义制度从局部地方做起，渐次地扩展到全中国，最终实现近代以来国家重建的历史任务。

1924年至1927年，中国共产党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致力于唤起民众，组织民众大联合，迅速掀起反帝反封建的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使国民革命席卷大半个中国，极大地开拓了工农运动发展的新局面。大革命风暴所到之处，工农大众受到革命洗礼，奠定广泛的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也积累了领导群众运动的经验。经过北伐战争，共产党逐步掌握一部分军队和一批军事干部。1927年4月，国民党右派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共产党奋起武装反抗，被迫离开孕育它生长的大城市，离开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到反动势力薄弱的偏远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走上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1927年，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全国后，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口口声声遵从“总理遗教”，实际上把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尽竭毁弃。民族主义的反帝内容被亲帝反苏的方针所取代；民权主义“主权在民”的思想被阉割，代之以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民生主义的“耕者有其田”和“节制资本”也名存实亡，代之以地主豪绅势力的强化和官僚资本的扩张。孙中山苦心孤诣改组的国民党，也被蒋介石窃据为反共、反人民的工具，本质上代表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买办势力的利益。政权建设上的各项举措，都旨在建立和巩固大地主、大买办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同历届旧军阀政府一样，南京国民政府仍然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这只能使中国社会继续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中国人民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剥削下的悲惨境遇之中，根本不可能通过独立发展资本主义走向国家富强。

蒋介石历经与各派地方军阀的多次战争，很快把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扩展到全国。为巩固其反动统治，蒋介石对共产党和国内一切民主势力变本加厉进行清剿和镇压。从1927年至1937年，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蒋介石相继调集数万、十几万、几十万乃至一百万军队，向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军事“围剿”；在国民党统治区对共产党组织和进步团体进行残酷的政治“围剿”和文化“围剿”。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蒋介石不仅采取不抵抗政策，而且提出并不遗余力地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对日本侵略势力一再忍让，颁布“敦睦邦交令”严禁人民的抗日行动；签订《塘沽协定》纵容日军染指华北。这与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救国的主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五四运动后的30年里，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无不交织着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两大力量的角逐和较量。其胜负成败，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命运和未来发展方向。与国民党统治下的区域相对照，令人瞩目的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代表社会现代化方向的许多新的因素，非常执着、非常现实地发展于一定区域内、向来与现代文明十分隔膜的农村。这便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农村革命根据地长期探索并实行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模式、经济制度和社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