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以和为贵”

为了尽最大努力争取战后和平民主建国，毛泽东以“弥天大勇”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取得重要成果。他在张治中将军举行的欢送宴会上发表简短演讲：“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的一切打算都是错的。”“和为贵”——这个凝聚着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古训，道出了历经战祸的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愿望和共同心声。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尽管内战独裁的危机依然存在，但是和平、民主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历史潮流。根据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确定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为充分表达和平诚意，中共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前往重庆，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

抗战胜利后，按照蒋介石的既定方针，是要用战争手段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以实现其独裁统治的。但在胜利之初，蒋介石要放手发动内战有许多困难。一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空前壮大，已拥有1亿人口、100多万军队和200多万民兵；二是国统区人民反对内战，以民主同盟为代表的各民主党派纷纷紧急呼吁民主统一、和平建国，对蒋介石是一种牵制；三是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人不赞成内战。在国际上，美、英、苏三国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调整相互关系，都表示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其中，美国出于独占中国的目的，采取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为了帮助国民党军队赢得尽快控制中国局势的时间，要蒋介石用“和平协商”的办法来遏制共产党；苏联为同美、英等国在某些国际问题上达成协议，也建议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举行和平谈判，以避免发生内战，导致“民族毁灭”。这种形势从根本上说，对中国人民和平建国还是有利的。

迫于国内外形势，特别是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还远在西南地区，一时难以调运足够的兵力到沿海及东北各地，蒋介石不得不摆出一副要“和平谈判”的姿态，于1945年8月14日、20日和23日连续发出3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去“共同商讨”“目前各种重要问题”。此举图谋有二：如果毛泽东不来，就可宣传共产党拒绝和平谈判，把他企图发动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来了，又可利用“和谈”来麻痹共产党，以争取时间，调兵遣将，部署内战。

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也为了在争取和平的过程中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真面目，以利于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中共中央于8月23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问题。会议认为，和平、民主、团结是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和利益所在。我党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争取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我们要学会在和平条件下进行斗争，准备走曲折的道路。会议决定派周恩来先去重庆谈判。25日晚，中央几位领导人听取了从重庆回来的王若飞的汇报，再次权衡利弊，决定同意毛泽东立即去重庆，以击破国民党制造的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谎言，争取政治上的最大主动权；并认为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方面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26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向党内说明了党关于和平谈判的方针：在谈判中我方准备作出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的让步，以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对于谈判结果可能出现的两种情况，通知提出的对策是：如果出现了和平发展的局面，我党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在我党采取必要的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8]

27日，一架美国飞机降落在延安机场，载来了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将军。毛泽东在内战燃眉之际亲赴重庆奔走和平，实为国家民族大计而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大义大勇的举动，党内外普遍感到担忧。为此，毛泽东在赴重庆前，同代理中共中央主席的刘少奇谈了一整夜。他说：“我在重庆期间，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活动，对蒋介石的一切阴谋都要予以揭露，对蒋介石的一切挑衅行为，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有机会就吃掉它，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我军的胜利越大，农民群众活动越积极，我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须知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认识礼让。”

8月28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等同机抵达重庆，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当毛泽东在赫尔利和张治中陪同下，容光焕发地出现在机舱口，手持一顶白色遮阳帽向人们挥手致意时，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中外记者一拥而上，抢拍下这一珍贵的历史镜头。毛泽东亲赴重庆立即成为轰动国内外的一件大事。当晚8时半，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为毛泽东一行举行欢迎宴会。抗日战争结束后，关乎中国命运和前途是光明还是黑暗的斗争，就在这样变幻莫测的氛围下，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展开了。

毛泽东、周恩来等抵达重庆的第二天，即在林园先后同蒋介石和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等人进行初步商谈。由于国民党对谈判本无诚意，又没有料到毛泽东会这样快应邀来到重庆，因而连一个具体方案也提不出来。中共方面将拟定好的两党谈判方案十一项交国民党代表转蒋介石。这十一项内容，考虑双方现有政治军事力量的实际状况，作出了大批裁减军队和撤出南方解放区等重大让步。但是，国民党方面连把这十一项作为讨论的基础也不愿接受。蒋介石在毛泽东抵达重庆之时，为国民党谈判代表拟定三条原则：1．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2．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3．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他责成国民党谈判代表根据他的“谈话要点”拟订方案，致使谈判中断3天。

9月8日双方继续谈判。在周恩来的一再追问下，张群才拿出一份《对于中共9月3日提案之答复》，共十一条，对中共提出的基本要求都加以拒绝。在随后的6次谈判中，双方的争执点集中在军队问题和解放区问题上。中共方面为进一步表明诚意，在原拟方案的基础上再作让步。但国民党方面仍不肯接受，坚持中共军队编制至多不能超过16个师，并须由国民党政府统一指挥；而对共产党应在解放区拥有行政权的正当要求，则称“何异乎割据地盘”。此外，国共双方在国民大会和政治会议问题上也发生争论，使谈判陷入僵局。

在持续3周的第一轮谈判中，共产党谋求国内和平的真诚愿望和耐心，赢得了各界人民的广泛同情，连中间力量也认为共产党一再作出重大让步，已做到仁至义尽。而国民党则拒不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地位，一再采取高压手段予以取消或削弱，遭到进步舆论的谴责。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坚持其顽固立场，自9月21日会谈后，中外瞩目的国共谈判完全停顿下来。这时，重庆谈判能否取得成果及取得怎样的成果，已成为全国人民和国际舆论极为关注的问题。重庆《新华日报》每天不断收到读者的来信，要求公布谈判的进展情况，重庆各阶层人士也经常询问谈判结果。一时间议论纷纷，甚至传出国共谈判濒于破裂的消息。

为公开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澄清舆论和答复全国人民的要求，毛泽东在谈判间隙广泛会见各方面人士，出席中外记者招待会，他特别强调：对于中国最重要的事情是和平。共产党人希望会谈将有良好的结果，使中国能由抗战转到和平建设的时期。共产党将尽一切努力达到上述目的。目前共产党竭力避免与国民党军队之间的冲突，并从许多地区后撤，避免冲突的危险。周恩来则多次举行各党派和各界人士座谈会，向各民主党派、国民党内部的民主派和文化界、新闻界、产业界、妇女界等广泛解释中共的主张，说明导致谈判陷入僵局的真相，在社会各界面前进一步暴露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

在各方压力下，国民党不得不于9月27日恢复谈判。在新一轮谈判中，为了打破僵局，促使尽快达成协议，中共方面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下，继续主动作进一步退让：在军队问题上，表示在公平合理整编全国军队的条件下，愿将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至24个师以至20个师的数目。在解放区问题上，提出在承认解放区人民政权的合法地位的前提下，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可重新进行人民普选，选出的各级政府由国民政府加以委任等。并决定将分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除外）8个省区的解放区让出来。

这种顾全大局、相忍为上的精神和一系列让步措施，得到了各阶层人民、各民主党派的由衷钦佩和赞同，粉碎了国民党舆论工具制造的“共产党只要地盘，争枪杆子”的诽谤。经过反复的斗争，蒋介石只得接受中共方面的建议，把已经取得一致或相近意见的问题加以公布，对尚未取得一致的问题分别说明双方各自的看法，留待两党代表继续商谈；并同意以中共方面起草的《会谈纪要》为基础进行讨论和修改。至此，历时43天的重庆谈判，在中共方面的艰苦努力下取得重要进展。

在重庆开展的这场谈判斗争，始终是与双方在战场上的斗争交织进行的。早在8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就在蒋介石的命令下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线向华北解放区大举推进。在毛泽东到达重庆的第二天，蒋介石一面与毛泽东会谈，一面密令将他在10年内战时期编写的所谓《剿匪手本》重新印发，在国民党军队中实施反共内战动员。为对中共代表团施加压力，捞取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蒋介石下令山西阎锡山部在日伪军的配合下，向晋东南解放区发动进攻，企图迫使中共在谈判中就范。为此，毛泽东发出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予以还击的指示，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邓小平组织上党战役，歼灭了进犯上党地区的阎锡山部主力11个师和一个挺进纵队共3.5万人，活捉军长史泽波和师长多名。这一仗打痛了蒋介石，最终迫使其同意签署国共双方《会谈纪要》。共产党将政治谈判与军事斗争密切结合，以谈对谈，以打对打，表现了针锋相对的高超斗争艺术。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在位于城郊嘉陵江畔红岩村的八路军办事处，度过43个日日夜夜，为团结国统区的进步力量，争取广大中间势力做了大量的工作。毛泽东充分把握在渝的难得机会，会见了在重庆的各民主党派领袖、教授学者、知名人士、妇女团体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同他们就和平建国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同时，他还和国民党的各派人物，包括国民党右派进行了接触。

在与民主同盟领导人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人的多次会面中，毛泽东高度赞扬民盟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斗争，支持民盟提出的召开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政治会议的主张，并详尽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方针。这些谈话，使民盟的许多朋友认识到中共对重庆谈判的方针，是体现全国一切抗日党派和进步人士的共同要求的，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促使民盟同中共方面保持密切合作及默契的态度。及至谈判将告一段落，张澜向毛泽东建议说：“现在，是你们同国民党双方关起门来谈判。已经谈拢了的，就应当把它公开出来，让大家都知道，免得蒋介石今后不认账。”毛泽东慨然采纳，当即考虑对策，后来形成周恩来起草的《会谈纪要》。张澜还在报刊上发表了《给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对国民党所谓“民主必恃武力始能保障”“统一必赖武力始能维持”的谬说，予以有力的抨击。为此，毛泽东当面赞誉张澜是“老成谋国”。

在重庆期间，毛泽东会见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对她忠诚不渝地信守孙先生的革命三大政策，对她同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不懈斗争，对她不计个人安危、献身国家民族的高尚气节，表示了由衷的敬意。宋庆龄则更坚定了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拥护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的政治立场。毛泽东还会见了冯玉祥、谭平山等国民党进步人士，赞许他们在政治上的进步倾向和进步活动，勉励他们继续为国共两党的合作而努力。

毛泽东等还邀请民主科学座谈会负责人许德珩等会谈，鼓励他们成立永久性的政治组织，团结起来为和平民主建国进行斗争。许德珩等人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他们决心把民主科学座谈会改组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1946年5月4日，由科学技术界进步知识分子组成的带有政治联盟性质的政党——九三学社成立。毛泽东等还宴请青年党负责人左舜生、何鲁之、常燕生、陈启天、余家菊、周谦冲等人，并和国家社会党负责人蒋匀田等会晤，就政治主张、斗争方式、国内形势等问题进行交谈。

毛泽东在会晤爱国民主人士柳亚子时，应他的请求，把自己1936年写的《沁园春·雪》一词，当场手书赠给他。这一首气势磅礴、“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壮丽诗篇，经重庆《新民晚报》发表，以“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的赞誉，传遍山城，轰动社会各界。

会见重庆报界朋友时，毛泽东针对有人提出所谓“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的说法，用诙谐的语气比喻说：“如果蒋委员长是大锅饭让大家吃，共产党决不另起炉灶；如果他不给大家吃大锅饭，饿了两天还可以，饿到第三天，非另起炉灶不行。”这既抨击了蒋介石不给人民自由、民主的独裁政策，又善意地帮助一些中间派朋友澄清模糊认识。

毛泽东得知抗战时期汇集西南的工商业资本家，希望从他那里进一步了解共产党对民族资本的政策，便在桂园举行茶会招待产业界人士，到会者有刘鸿生、潘昌猷、吴蕴初、胡西园、吴羹梅、章乃器、范旭东、李烛尘等。毛泽东赞扬他们为发展中国民族工业所作的贡献，并向他们讲明中国共产党对民族经济的政策和态度，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本是得不到发展的，只有在国家独立、民主、自由之下，民族工商业才有发展前途。毛泽东向他们郑重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而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是有矛盾的。如果不承认这个矛盾的存在，那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但是，在现阶段，我们并不主张没收资本家的产业，而是采取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的政策。共产党对于爱国的民族资本家，并不是作为敌人，而是作为朋友来对待的。这一席话，打消了几位产业界代表的顾虑，他们当场表示要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周恩来也应邀出席了西南实业协会的“星五聚餐会”，发表《当前经济大势》的演讲。他指出，中国今天不仅政治上要民主，经济上也要民主。国民党在经济上管制得多，统制得太过分，弄得市场紊乱，工业凋敝。他强调今后要有一段自由发展的时期，来扫除封建性的剥削经济，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周恩来强调必须反对官僚资本、垄断资本和侵略资本。他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经济的方针和政策，着重讲了发展资本、税收和劳资等问题。周恩来的讲演为民族工商业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在工商界人士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对团结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官僚资本具有积极影响。

随后，毛泽东还通过答英国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问的形式，向中外宣布：在未来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中，除了军事与政治的民主改革外，中共将向政府提议，实行一个经济及文化建设纲领。“这纲领的目的，主要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奖励私人企业（除了那些带有垄断性质的部门应由民主政府国营外），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欢迎外人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推广群众教育，消灭文盲等等。”这进一步增进了社会各界和国外人士对中共和平建国方针的理解和支持。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还特意登门访问了陈立夫、戴季陶、吴稚晖、白崇禧等国民党右派人物。对此，毛泽东解释说：“不错，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我到重庆来，还不是要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同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得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接触。”在同陈立夫等人的晤谈中，毛泽东襟怀坦荡，回顾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情景，批评国民党后来实行反共剿共的错误政策，险些招致亡国的祸害。他谈到中共对于时局的主张，提请国民党认清人心所向，不要重蹈覆辙。这些既严肃，又透着大度的谈话，使对方自愧理屈词穷，不得不表示要对此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

毛泽东在渝期间这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有力地促进了国共双方协议的达成。10月10日，由周恩来起草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终于在曾家岩桂园客厅内签字，并由国共双方加以公布，史称“双十协定”。《会谈纪要》载明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协议“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确定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表明，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承认各党派的政治协商会议。这是重庆谈判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但是，尚有解放区政权问题和国民大会问题未能达成协议；人民军队的整编问题，实际上也没有得到解决。蒋介石直到与毛泽东的最后商谈时，仍提出要中共改变对国内政策的方针，表示他在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决不再作让步”。毛泽东告诉蒋介石，他决定于10月11日返回延安，周恩来等将继续留在重庆，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同国民党方面商谈。

10月8日，毛泽东出席了张治中将军举行的欢送宴会，并发表了简短的演说。他指出：“近三十年间，世界经历了两次大战，第二次大战的性质与第一次不同，在这次战争中，世界与中国都有了迅速的进步。现在的商谈的目的，是要实现和平建国。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的一切打算都是错的。”[9]“和为贵”，这句凝聚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古训，道出了历经战祸的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愿望和共同心声。

毛泽东的重庆之行，恰如爱国民主人士柳亚子先生赋诗所颂，堪称“弥天大勇”。一些中间派人士对毛泽东“一身系天下之安危”的赞语，传遍了整个山城。连蒋介石的御用文人戴季陶也不由得发出感慨：“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解决，均系于毛先生此次之欣然惠临重庆。”随着毛泽东乘坐的飞机腾空远去，国统区各阶层人民愈来愈把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他们利益的忠实代表中国共产党身上。正如毛泽东在重庆特园民盟总部的题词所昭示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尽管前面还有许多困难，但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中国一定会迎来无限光明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