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当人本主义史学与经济社会史结合

马克思主义强调物质决定论，并将非物质的文化组成视为上层结构。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西方知识界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主义，包括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

这些由文化构成的各式结构，后来又受到另一类知识分子的反驳，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年）等，从而提出解构主义。解构主义的真正目的是在打倒现存的旧结构，以建立一个更具包容力和更贴近现实发展的一个新结构，因此还是脱离不了结构与文化的概念。

无论如何，人文学者受到马克思的刺激，将经济因素与结构的概念引进人文研究，史学亦复如此。相对于传统史家将关怀集中于政治、军事等历史的研究，新人本主义（Neo humanism）下的史学开始正视经济的重要性，并强调经济与文化的关系。

可见，人本主义影响下的历史学者将文件、文本和档案等史料的解读工作变得更复杂、更细密与精致化。许多传统史家所忽略的细节现在都被重新解读，从而呈现出另一种活力与面貌；一些不受传统史家重视的史料，如地契、家谱、家信、生活用品等经过新史家的琢磨后，展现出令人惊讶的历史风华；更有不少被传统史家视为无意义的史料或记录，如民间的版画、教会的注册登记、通俗小说等，也变身为有意义的史料。

这些细微、烦琐的史料，成为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宝贵素材。这类材料虽丰富，但却缺系统性整理，不如官方与精英的文本档案那样整齐划一，因此需要花费功夫整理、解读，有时还需要一点想象力。

相对于经济学家抽象、纯思维的研究，属于人本主义派的经济社会史家为人类经济生活的研究注入一些美感和温情，使经济史的研究显得不再那么冷酷无情。在专业的经济史家研究下，人类的经济事务与经济生活似乎只剩下了饥饿、贫穷、分配、土地、竞争等残酷的现实面，但在历史学家的描绘与叙述下，人类的经济生活中其实充满了不少欢乐、和谐和创意，而不是只有破坏、痛苦与悲伤。在叙述与写作方面，专业的经济史著作强调严谨且具逻辑性的专业术语，让一般民众因敬畏而却步，但历史学家的作品则多添几许柔情，让文章架构和文字铺陈方面多了一些亲和力。

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不少史家希望将历史挤进社会科学的殿堂内，甚至将历史重新定位为社会科学的一支，因而引进不少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计量史学即为一例。但是这种尝试似乎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其他的社会科学家仍将历史归类于人文学领域，而史学似乎也因此丧失了自我的独立性和方向。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一些史家再度寻找史学的真谛与学术地位。不少新生代的史家不再满足于人文主义的定位，无论是传统的自由人文主义，还是结构与文化的人本主义。新生代史家期望能搭起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的桥梁，让历史学兼具两种学科的长处，且修正部分专业与通则的缺陷，亦即将史学归属于“人文学—社会科学”（humanist social sciences）的领域。

总之，新生代（亦即21世纪初）的史家融合了人文与科学、理论与叙述、解释与叙述的方法。他们也引入了不少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精神，以扩大史学的领域和专业性。譬如，新史家在名词的定义、假设和方法上更为严谨和精确，一如社会科学家之为学态度。其次，新史家又开始注重理论架构的建构、应用和验证。然而，理论架构追求的是通则、定律和普世性的“大同”，往往牺牲了特殊性。因此，新史家在采用理论架构、追求普世通则时，更不忘特殊性，在强调集体性时也不忘兼顾个体性，更不忘照顾不同时代、文化、社会与地域的差异性和独特性。新史家在用史料验证理论或是用理论套史料时，强调要让史料自行说话、自我展现。

在此脉络下，历史学门下的经济史研究因而再度发生转变。譬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研究经济史的历史学者非常关心结构的问题，例如结构是如何形成的，其形式和构造如何，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各经济中的表现和成就又为何？他们花了很多篇幅与精力在处理结构的问题，却少了许多解释的功夫。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史家则加强了解释经济结构和经济表现的功夫。新生代的经济史家不仅强调影响经济的政治与社会制度、科技、人口等具体的因素，更探讨影响经济的精神与心理等抽象因素，如宗教、思想、价值观等意识形态，还有社会与个人的心态与意愿等因素。除了这些因素对经济结构、经济行为的影响外，新生代史家更注意到它们与经济间的相互关联性和互动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经济学领域中，经济学者也注意到这些“人为”的制度与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影响。于是，经济学也走出了古典的自由经济论，从强调理性（rational）的经济运作发展为强调人文的新古典经济论，在讨论有形的物质资源外，还包括了无形的社会地位、名誉等资源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