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电视作为20世纪人类的伟大发明之一，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可是，当电视离我们越来越近时，我们却发现电视已经承载了太多的内涵，反而变得越来越陌生。电视究竟是什么？它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依托，还是神话中的 “潘多拉的盒子”？它是人类进步的又一阶梯，还是人性发展的绊脚石？日本著名传播学者藤竹晓曾在 《电视社会学》 序言中断言：“如果忽视电视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就无法谈论20世纪的社会变化。”[1]
电视的出现是20世纪的一个奇观。像大多数发明一样，电视和早期传播技术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它并不是 “创造性天才” 的产物。电视的诞生是人类文化传播史上的一场革命，它不仅使地球成为一个小小的电子村落，而且改变着人类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对人类的精神生活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影响。今天，观看电视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为普及的休闲活动。麦克卢汉认为，实际上所有的媒介都是人体自身的延伸，正如收音机扩大了人们的听觉范围，报纸、书籍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一样。他的著作 《媒介即信息》，即是讲媒介的技术形式决定了它所传递的信息和价值的类属。
早在20 世纪60 年代中期，德国社会学家 W.林格斯就把电视与原子能、宇宙空间技术的发明并称为 “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大事件”，认为电视是 “震撼现代社会的三大力量之一”[2]。
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早期电视节目的拍摄手段和拍摄方法是电影式的，节目形式是广播式的——图像只是声音的图解说明或延伸，而非文艺类节目的内容则是报纸的。
随着电子技术的不断进步，电视的 “播送实况” 的特殊性能逐渐令世人刮目相看。电视传播的特性——声画一体的直观性、现场性，家庭收视和个人收视的随意性与亲近性，现代传播手段的迅捷性和及时性等，并不是传播载体的简单进步，它实际上意味着传播载体在根本上起了质的变化。假若人们的生活当中没有了电视会是怎样的情形呢？我们无法想象，也不敢去设想。恐怕这也就是电视的魔力吧！
然而，电视在丰富人们日常生活的同时，又使人成了 “沙发上的土豆”（没有思维的蔬菜），使人 “关闭了判断和感知的大门”[3]，还造成人们精神上的极度蜕化。人们一边在不停地按动遥控器、咒骂电视提供了大量的视觉垃圾，一边又津津有味地享受和消遣着诸多无聊的电视节目。即 “人们对媒介影响潜意识的温顺的接受，使媒介成为囚禁其使用者的无墙的监狱”[4]。电视简直像“妖魔” 一样控制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不管我们愿意与否，也不论我们怀着多么复杂的情感以及我们以怎样的心态去面对它，电视已经让我们无法回避。
其实，早在1938年夏，美国散文作家怀特第一次在小型屏幕上看到一些闪动的图像，便言：“我认为，电视是对现代世界的考验。我们通过这个崭新的机会看到了视野以外的事物，从中我们会发现两种不同的前景：或是破坏安宁，使世人再度陷入煎熬难忍的困境，或是灵光照环宇，福从天来。电视将使我们屹立不倒或使我们沦落，这是可以断言的。” 时过七十余年，当我们重新回顾怀特的这段话时，我们不得不惊讶和钦佩他当年的先见之明。恰如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 一书的总序当中所概括的那样：“电子媒介在促进文化集中化的同时，又造成了不可避免的零散化和碎片化。它以强有力的 ‘符号暴力’ 摧毁了一切传统的边界，文化趋向于同质化和类型化，但它又为各种异质因素的成长提供了某种可能。”
当下，关于电视和大众媒介的论争中有两种观点最为普遍：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看法。
悲观主义者经常同所谓的 “大众文化理论” 联系在一起，他们倾向于强调媒介产品的千篇一律，以及这种复制性在造成观众思想的被动、苍白上所负有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根据这种观点，电视是一种大众鸦片。文化悲观主义者关注着美国及其跨国娱乐产业的强大的、具有侵蚀性的影响；关注着电视对社会群体模式化的描述方式；关注着电视的内容，特别是有关性与暴力的内容对观众的负面影响；关注着电视的商业化、电视 “公共服务” 责任的缺乏，以及电视的意识形态化作用对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的控制。[5]
传播学家施拉姆曾经将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归为政治功能、经济功能、一般社会功能三个方面。根据施拉姆的判断，大众媒介的娱乐功能只是大众传播媒介一般社会功能中的一种。然而，在 “娱乐至死” 的 “泛娱乐化时代”，大众传播的这种职能其实已经在实现一种转变，即由一种综合化的媒体功能向单一的娱乐功能转变，这种转变带来的后果就是媒体的日益低俗化，同时大众传播的 “负面效果” 日益突出。尼尔·波兹曼在谈到美国的电视娱乐时说：“娱乐不仅仅在电视上成为所有话语的象征，在电视下这种象征仍然统治着一切。就像印刷术曾统治控制着政治、宗教、商业、教育、法律和其他重要社会事务的运行方式一样，现在电视决定着一切，在法庭、教室、手术室、会议室和教堂里，甚至在飞机上，美国人不再彼此交谈，他们彼此娱乐。他们不交流思想，而是交流图像。” 特别是波兹曼在 《童年的消逝》 一书中，对电视文化进行了批判，并指出电视文化破坏了童年生态。他认为，印刷时代的儿童是对成人世界毫无所知的群体，但当今电子媒介却肆无忌惮地揭示了一切秘密，于是童年的纯真状态丧失了：首先是儿童的羞耻感被冲淡；其次是作为儿童天性的好奇心受到损害；最后，电子媒介发动了一场 “图像革命”，大批生产的图像使人的感官欲望得到了满足，却削弱了人的想象力和思考力。
对于大众传播的 “负面效果”，拉扎斯菲尔德认为，现代大众传播具有明显的负面功能。它将现代人淹没在表层信息和通俗娱乐的滔滔洪水当中，人们每天在接触媒介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降低了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的热情，这种现象被称为大众传播的 “麻醉作用”。
美国史学家、教育家瓦尔特·索雷尔更是尖锐地指出：“电视是一种自我吞噬的大灾难，而大众媒体所反映出的更只是一个金光闪闪的正面……大众媒体那裹着糖衣的诱惑主要存在于它们对成功的许诺和经济上的报酬。”[6]即电视这种代表技术进步的媒体与人类的古老精神财富之间尚处于不协调的关系：技术给予我们的时间太少，使我们无法在艺术上消化和吸收人类已创造的文明所能提供的那些营养。
乐观主义者则为电视所带来的多样化、复杂化和平等化而欢欣鼓舞。乐观主义者谴责悲观主义者的 “精英主义” 的立场，谴责他们对流行文化的贬低。乐观主义者也有多种的表现方式：他们喜欢肥皂剧和其他类型的通俗节目，尤其强调观众的愉悦感和多样化理解；反对电视有负面影响的观点；欢迎新技术的出现和对常规的打破——电视代替了 “家庭教育方式” 的作用。[7]这里，借用美国大众传播学家施拉姆的话：“电视的发明是人类智慧了不起的成就，但如何运用电视，却是对人类智慧的更大考验。”[8]
尤其是进入21世纪的今天，电视媒介的发展正面临着一场新的革命：数字压缩技术的进步，使电视进入多频道化时代，电视媒体的内容更丰富，选择性更强；多媒体技术使电视的表现手段更多样化，传输的信息质量更高；电脑和网络技术大大提高了电视传播的双向性和互动性；卫星传输技术的普遍采用使电视传播进入跨国传播和全球传播的时代。[9]伴随着高清晰电视技术的进一步完善和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在新的世纪里，电视必将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必将发挥其不可或缺的影响力。
既然电视是如此不可或缺，如此无所不在，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我们对它都已熟视无睹，因此从批判的角度去理解它的重要性是具有意义的。与其为研究电视的重要性而辩论不休，不如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电视在当代社会已经如此重要，我们怎能不去研究它？[10]这样看来，无论从什么角度去研究电视都是非常必要的。
【思考题】
1.电视使人们的当下生活呈现出怎样的一种状态？
2.电视的发展在很多方面都反映着时代的变化，请查阅相关资料说说它究竟带来了哪些变化。
[1] [日] 藤竹晓.电视社会学.蔡林海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
[2] [德] W.林格斯.电视：第五面墙壁.转引自：郭庆光.传播学教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18.
[3] [加]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99.
[4] [加]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49.
[5] [英] 大卫·麦克奎恩.理解电视——电视节目类型的概念与变迁.苗棣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3.
[6] [美] 瓦尔特·索雷尔.西方舞蹈文化史.欧建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611.
[7] [美] 瓦尔特·索雷尔.西方舞蹈文化史.欧建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4.
[8] 转引自 [美] 莱利·怀特等.文化学.文化·世界与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496.
[9]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19.
[10] [英] 大卫·麦克奎恩.理解电视——电视节目类型的概念与变迁.苗棣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