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突发社会安全类事件媒介化现象解读

郭美美事件的媒介化过程与解析

李四方

郭美美事件对红十字会的信誉造成了致命的伤害。一个“老牌”的公益组织因为郭美美的炫富，引发了公众的质疑，继而丧失公信力，需要至少二三年时间重建。其中所暴露出的制度监管缺失、管理不善等问题，再一次引起我们对官营公益组织改革的思考。

一、郭美美事件回顾

（一）事件概况

2011年6月20日，新浪微博上一个名叫“郭美美Baby”的账号引起了众多关注。郭美美在其微博中展示了多张生活照，照片中出现了玛莎拉蒂跑车、私人别墅和爱马仕名包等奢侈品，而她的微博官方认证身份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这些公开信息引发了公众的强烈质疑：一名20岁的年轻女生如何能当上“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其别墅、名车、名包等奢侈品是否与挪用红十字会善款有关联？

图1 郭美美新浪微博截屏图片

有网友对其进行了人肉搜索，牵扯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系统红十字会、青基会、天略集团、王鼎公司、中红博爱公司及中谋智国广告公司等众多机构和公司，经过网络媒体的快速传播，郭美美事件成为媒体的热点议题。

（二）郭美美微博舆情变化：从炫富到道歉

从6月21日到6月26日，网络意见领袖的公开质疑，成功引起了公众对郭美美“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身份的注意，郭美美连续发布5条微博解释其官方认证身份与其所在公司都是不实信息。

图2 郭美美与其玛莎拉蒂跑车（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无论郭美美个人生活的奢华与否，公众更关心的是是否有少数人利用慈善机构获取个人不正当利益。网民们自发搜集资料，寻找郭美美与中国红十字会商业系统及其关联公司的关系，通过收集和梳理，发现中国红十字商业系统确实存在操作不规范，最终迫使中国红十字会撤销中国红十字会商业系统。随后，郭美美也被中国红十字会正式起诉。

郭美美事件爆发后，新浪微博取消了郭美美的微博认证身份并对公众致歉，新浪微博管理团队承认工作上的失误，并发布声明称“原认证说明为‘演员’，后经本人申请将认证说明更改为‘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此过程中新浪微博没有进行严格审核”，新浪微博管理团队表示向“红十字会、相关人员、广大新浪微博用户深表歉意”（见表1）。

随着郭美美事件不断发酵并殃及中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先后于6月22日、24日两次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官方网站发表声明，称没有“红十字商会”机构，该机构中不设有“商业总经理”职位，也没有郭美美其人，更指出郭美美是借红十字会进行个人炒作。

在网络媒体、政府组织和公众的舆论压力下，郭美美不得不发布微博说明其杜撰了“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身份，并向公众道歉。笔者通过百度指数统计得到图3。

图3 郭美美事件用户关注度和媒体关注度走势图

（单位：篇；时间：2011年6月1日到2011年12月31日）

表1和图3表明郭美美发布微博的内容与公众和媒体的关注度成正比，当郭美美的微博晒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认证身份的时候，在百度共搜索出702 968 篇关于郭美美的文章，综合分析这些文章发现，公众最关心的是郭美美有没有挪用中国红十字会的善款来满足个人的物质需求。公众通过网络议程设置成功引起大众媒体的注意，通过大众媒体的广泛报道，迫使中国红十字会多次发表声明称郭美美与其没有任何关联。直到7月民政部公布数据显示，全国社会捐款同比6月下降了50%，媒体才发现郭美美事件引发了巨大的慈善机构信任危机。同时，网民爆料郭美美与中红博爱资产管理公司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中红博爱公司正是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关系企业，这些关系预示着郭美美与中国红十字会存在着间接的联系，从而引发又一波媒体报道的风潮。图3中网民关注度的最高值与媒体关注度的最高值存在一定的分割，这是因为郭美美事件爆发初期引起了网民的热烈讨论，随着更多的内幕被挖掘出来，以及牵扯到中国红十字会，引发全国公众讨论慈善机构信任问题，随后大众媒体通过多次报道设置舆论议程，理性反思郭美美事件对中国慈善界改革的意义。

公众指出，郭美美如果完全没有接触过相关项目，如何得知商业红十字会的经营模式？而这种经营模式是否适合公益事业？是否有人利用该经营模式赚取暴利？这些问题推动公众的质疑进一步升级。愤怒的网民们经过仔细的搜索，发现中国红十字总会虽然没有红十字商会这一机构，但在下级单位中有一家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据此猜测它就是郭美美说的“红十字商会”。

图4 郭美美在微博上展示名牌女包[2]

随后有人在微博“爆料”：郭美美，曾用名郭美玲，南下深圳在演艺界发展时认识了天略集团董事长丘振良，两人关系不明，而丘振良认识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郭美美因此结识了郭长江，和红十字会产生关联。还有人在郭美美的微博关注中发现了一个“@郭长江CR”的ID（未经实名认证），该微博仅仅关注了4个人，其中一个就是“@郭美美Baby”。很多网民猜测郭长江和郭美美有着父女关系。种种迹象不但加剧了网民们的猜测，也证实了郭美美与中国红十字会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

（三）应对郭美美事件：政府组织履行“公共人角色”

从6月22日到28日，中国红十字会先后四次发布声明，指出组织内没有名叫郭美美的员工，并将采取法律措施维护组织声誉（见表2）。

从表2可见，在中国红十字会发布的四次声明中，最开始指出网络传播信息不实，中国红十字会没有郭美美其人，但并没有说明中国红十字会商业系统的存在及其设立的合法性。在网络意见领袖公开指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系统所属公司与郭美美存在联系的情况下，传统媒体整合网络信息理性反思郭美美事件，并代表公众质疑中国红十字会商业系统的操作规范。最终中国红十字会经过认真调查，撤销了中国红十字会商业系统，并建立网站，发布公众捐款信息查询系统。郭美美事件经过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的长时间报道，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造成了深刻影响。

2011年27日审计署发布审计结果公告，披露了对中国红十字会总会2010年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审计过程中发现的五个问题，其中包括超标采购420余万元。这一问题无疑又加剧了民意沸腾，民众认为红十字会不仅任人唯亲而且贪污腐败，对此红十字会副会长王伟表示，审计署公告所披露的是红十字会总会2010年财政拨款的使用问题，不涉及社会捐款。这五个问题，有的是操作层面的技术问题，有的是会计核算不规范问题，均不存在贪污腐败、假公济私，也不存在“小金库”等问题。关于超标采购420余万元问题，王伟介绍说，2009年经财政部批准，红十字会总会在当年财政预算中安排了1648万元卫生救护培训项目的模拟人教具采购任务，并于当年12月按照政府采购程序进行招标采购，中标总额为 1 227.67 万元，比原采购预算减省了420.33万元。为加大对地方红十字会开展群众性卫生救护培训的支持力度，总会对招标采购结余的420.33万元资金，采取增加采购模拟人数量的措施完成了当年的预算执行任务，但未按规定程序向财政部报告。王伟表示中国红十字会已经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纠正，并向审计署报告了整改结果，得到了审计署的认可。

（四）网络媒体：发挥议程设置的功能

郭美美事件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先后多次向公安机关报案，财经网记者发布微博，称郭美美事件已被北京公安机关正式立案，经过多家网络媒体的报道，郭美美被证实赶往北京配合公安机关调查，但事件性质属于治安事件而非刑事案件。

从表3可见，网络媒体作为社会的公共领域能够将众多分散的公众意见筛选后纳入媒体议程，通过媒体议程来影响政府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政策议程。突发公共事件实质上就是一种危机传播，网络媒体对于“议程设置”的把握，直接影响着受众对事件的认知。

从网友在微博中爆出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和郭美美是父女关系后，郭长江公开表示自己既没有女儿郭美美也没有儿子郭子豪，自己也从来没有使用过微博或博客。之后网络上流传郭长江佩戴奢侈品牌“百达翡丽”手表，郭长江在网上公布自己不知道这个手表品牌也没有该样式的手表。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始终处于网络舆论的风口浪尖，中国红十字会解释说，这是中国商业联合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第八条“全国性行业根据需要可以建立行业红十字会”的规定提出申请并经总会审批成立的行业红十字会。

（五）传统媒体：发挥信息重组的功能

郭美美事件发生后，传统媒体整合网络信息，通过多种传播渠道报道新闻，在报道中采用网络意见领袖的意见，采访政府官员和事件当事人，满足公众对事件信息的需求，并多渠道设置媒体议程，推动事件的解决（见表4）。

纳德·科恩在《报纸与外交》一文中指出：“在多数时间，报界在告诉人们怎么想时可能并不成功；但它在告诉它的读者该想些什么时，却是惊人地成功。”虽然议程设置不能左右信息受众的思维，却可以将某些问题纳入媒介议程，引起受众的关注，也可以将某些问题排斥出媒介议程，使之被舆论忽略。在传统媒介之下，舆论议程由政府与媒体共同主导，而且执政党与政府对媒体有着事实上的管理权，因此，政府能够主导舆论议程的设置，从而有效地引导舆论的方向。尤其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舆论议程设置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政府的公信力。

对于公众最关心的郭美美所说的这样一个运作模式，涉及车体广告、医疗保险，这个模式中间存不存在漏洞让慈善捐款有可能变成某些人私人的巨额财产？中央电视台曾于2011年6月28日采访了天略集团董事长丘振良，他表示该模式确实存在，由天略集团开发，并确认该模式本身没有问题，而只是涉及监管到不到位问题。政府组织如何处理这起引起慈善信任危机的突发公共事件，传统媒体代表公众提出了公众最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即我们是否能将自己的捐款，放心地交到公益机构的手里？至此郭美美事件引发的媒体风暴愈演愈烈，从中国红十字会的“郭美美事件”到中华慈善总会的“尚德诈捐门”，再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中非希望工程”，慈善信任风暴愈演愈烈，慈善组织成为众矢之的。

二、郭美美事件引发慈善界“地震”

郭美美事件给有关慈善组织造成的影响非常恶劣。民政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6月份全国社会捐款为10.2亿元，但自6月下旬“郭美美事件”等一系列事件发生后，社会捐款数以及慈善组织捐赠数额均出现锐减。其中，全国7月份社会捐款数为5亿元，和6月相比降幅超过50%。慈善组织6月到8月接收的捐赠数额降幅更是达到86.6%。

2013年4月20日，四川雅安发生7.0级地震，地震后第三天，中国红十字会在赈灾募捐中再次遭遇公众信任危机，在其官方微博中，网友留下了万余条“滚”字留言。截至4月20日当晚，红十字会累计收到捐款14万余元，而壹基金收到的捐款达2340万元。也有网友对比了深圳市红十字会在汶川地震和雅安地震中收到的捐款数额，2008年汶川地震时深圳市红十字会共募集超过2亿元的爱心捐款，截至4月25日15时30分，雅安地震中深圳市红十字会总共募集捐款155.2万元，不管是同时期的红十字总会和壹基金，还是不同时期的同一家红十字分会，两者募集到的数额差距巨大。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主任、社监委委员刘姝威在2013年4月22日发布微博，建议红会社监会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程序，向公众说明为什么在红会发生郭美美事件，以及说明怎么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事件。他说，因为“郭美美事件不向公众解释清楚，红会在公众中的声誉很难恢复”。

事情一波三折，2013年4月26日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通过实名微博说，红会没有任何人说要重查郭美美。不少网友认为，郭美美事件不进一步调查清楚，红十字会的声誉很难得到恢复。红十字会的社会募捐屡遭质疑，显示出中国民众对官办慈善机构的信任仍然没有反弹迹象。

三、郭美美事件中的政府、媒体和公众的议程设置

为了满足公众对郭美美事件真相的了解，2011年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连发三条微博通报郭美美事件，称现查明，郭美美原名郭美玲，并于5月自行杜撰了“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身份，郭美美及其母与中国红十字总会无直接关联。但是公众对北京市公安局“无直接关联”的说法不满意，认为调查结果仍然含糊不清，没有向公众交代清楚郭美美事件的背景。

事发一个月后，郭美美及其母亲郭登峰终于公开露面，解释事件的来龙去脉。两人在第一财经电视接受学者郎咸平专访，整个采访持续了一个小时，郭美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红博爱股东王军是其“干爸”，而王军则是深圳的地产商人，豪车玛莎拉蒂是王军赠送给她的。郭美美同时承认，她接受了公安局两天的询问。其母郭登峰在采访中向外界表明，她本人亦财富可观，1990年就已在深圳有两套房子、几百万现金。至于其财富来源，则是靠炒股票。

2011年7月4日中红博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CEO翁涛在微博上曝出“真相”，称郭美美是中红博爱前董事王军的女友。从广东出版集团报道披露的信息，以及从郭美美在第一财经接受专访时透露的信息显示“中红博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是一家非常特殊的公司，从公开资料查知，中红博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是全国性的控股投资集团，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关系企业（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借壳”的王鼎公司，正是中红博爱的股东），主要业务是关于红十字会相关公益服务项目的投资、运营和管理。

中红博爱公司在网络上进行招聘时自称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关系企业”，并将在全国大中城市社区内投资建3万个红十字博爱服务站。招聘信息里还说，这个项目是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主办、商业系统红十字会承办的。至此，中红博爱公司成为公众质疑的一个重点。

公众重点质疑的另一个对象是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在它运作的多个项目中，有多家商业公司包括王鼎公司、天略集团、中红博爱资产管理公司参与其中，这些项目到底是公益项目还是商业项目？作为一个慈善组织中国红十字会有没有挪用公众的捐赠赚取商业利益呢？作为中国红十字会下属的一个机构，红十字会有没有对商业系统红十字会运作的项目进行监督和约束呢？

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表示自身以及所有相关机构都与郭美美无关，并表示可以公开成立十年来的所有账目，欢迎监督查询。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表示，商业系统红十字会是经总会批准成立的行业分会，但人、财、物的领导和管理责任不属于红十字总会。它的主管部门是中国商业联合会。

四、舆论监督：政府组织与公众的博弈

2011年12月31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通报了关于对商业系统红十字会调查处理的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商业红十字会中不存在“红十字商会”机构，没有设立“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职务；郭美美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商业红十字会没有任何关系，其炫耀的财富与红十字会、公众捐款及项目资金没有任何关系。通报还表示商业红十字会自成立后没有按照《中国红十字会章程》的要求，召开会员代表大会；没有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等领导机构，不符合行业红十字会的基本组织要求；没有建立完善的财务、合同与项目管理制度，内部管理混乱；部分负责人利用其双重身份，在项目运作中存在关联交易，严重违反公益组织的基本原则。经中国商业联合会同意，决定撤销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并将依据法律法规对遗留问题进行相应处理。至此，郭美美事件暂告一段落。

2011年注定成为中国慈善事业非比寻常的一年，郭美美事件也作为中国慈善事业的一个里程碑事件载入历史。经历过一段时间的网络质疑和媒体报道，郭美美的身世和财富依然疑点重重。该事件之所以能够不断发酵，是因为在生活中不少人都或多或少捐助过衣物钱财给中国红十字会，而中国红十字会多年来不透明的运作机制引发了民众的不满，郭美美事件的全民大讨论源自多年来公众对慈善机构日积月累的不信任感。

五、议程设置：网络媒体与公众的一次成功合作

议程设置功能作为一种理论假说，最早见于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D.L.肖于1972年在《舆论季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题目是“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麦库姆斯和肖指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salience）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我们可以从三种作用机制来考察大众传媒在郭美美事件中进行“议程设置”的效果。第一种机制称作“知觉模式”，大众传媒报道或不报道某个“议题”，会影响到公众对该“议题”的感知；第二种机制称作“显著性模式”，即媒介对少数“议题”的突出强调，会引起公众对这些议题的突出重视；第三种机制称作“优先顺序模式”，即传媒对一系列“议题”按照一定的优先顺序所给予的不同程度的报道，会影响公众根据这些议题的重要性顺序所做的判断。一般认为，大众传媒主要是通过这三种机制来设置议程的。而且，从“感知”到“重视”再到为一系列议题按其重要程度排出“优先顺序”，这是一个影响和效果依次累积的过程，越往后效果越大，影响也越深刻。

在“议程设置”功能“知觉模式”中，通过新浪微博、财经网、新华网、人民网、《京华时报》、《法制时报》及央视等大众传媒的报道，在短短几天内，郭美美事件成为网民和大众最关心的媒体议题，人们津津乐道于这个年仅20岁却拥有别墅、名车、名包等众多奢侈品的女生何以成为“红十字商会总经理”？由此，公众对红十字会的质疑声铺天盖地。在“议程设置”功能“显著性模式”中，人们由对郭美美奢华生活的关注，到新浪微博对郭美美“红十字商会总经理”的官方认证，进而到微博爆料郭美美是红十字总会副会长郭长江的女儿，是中红博爱公司前董事王军的女友，以及红十字会为何超标采购420余万元等问题。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不断引导民众关注与郭美美有关的一个又一个议题，挖掘事件背后的真相。在“议程设置”功能的“优先顺序模式”中，在与郭美美有关的一系列事件中，大众传媒报道的核心议题是红十字会与郭美美是何关系？商业红十字会系统是怎么回事？这也是民众最想从央视节目《真相调查：郭美美事件》和中国红十字总会三次声明中了解的信息。

（一）网络媒体打造“意见的自由市场”

互联网带来了一场舆论传播载体的革命，网络媒体自由、开放的特征使舆论表达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消泯了传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界限，打造了“意见的自由市场”。在网络世界，任何人都可以发布信息，即所谓的信息发布“零门槛”，理论上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新闻发布者”。

网络舆论的传播载体包括网站、论坛、贴吧、博客等，这些舆论载体具有开放性和交互性的特点。开放的网络平台赋予每一个人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任何人都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各地发生的重大事件并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网络言论的开放性使得突发公共事件中任何与公众利益直接相关的公共政策和政府行为都必须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任何社会问题一旦引起网民的关注，就会形成巨大的网络舆论压力。

（二）网络媒体成为公众关注突发公共事件的窗口

郭美美不仅掀起了慈善风暴，更让公众在媒体设置的议程中提升了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以下数据反映了关注郭美美事件中的公众性别、年龄、职业和学历构成：

图5是通过百度指数统计得到的数据。数据表明，男性仍然是关注突发公共事件的主体，但是更多的女性也开始关注突发公共事件，尤其是涉及女性主题的网络事件。由于郭美美事件大量涉及豪车名宅等炫富主题，这些都是现代都市人群极其敏感的话题，他们面临着强烈的就业竞争压力，物质上希望得到更大的满足，年仅20岁的郭美美炫富刺激了公众的敏感神经，尤其是让面临就业的高学历年轻男性倍感压力。从图中能够很明显地看到关注郭美美事件的人群集中在20—39岁的中青年，大部分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大多分布在教育领域或者IT等高科技领域。

图5 关注郭美美事件中的公众人群属性

（时间：2012年8月1日到2012年12月31日）

在郭美美事件中，人们为何揪住郭美美“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身份不放？这源于人们长期对中国慈善事业工作的不规范操作和工作制度不透明的不满。郭美美事件不仅反映了普通民众对中国慈善事业的不信任，也反映了中国现实社会割裂引发的不信任感乃至绝望感。人们渴望通过郭美美事件建立中国慈善事业工作的信息公开制度，这也促成了“中国红十字会捐款信息管理系统”的推出，该系统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对捐款的接收、管理和资助流向进行在线查询。

网络舆论的主体即普通的网民，在网络时代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舆论的主体，都有机会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发表自己的观点，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网络舆论主体的匿名性和多元性解构了政府网络空间话语的主导权，消减了传统媒体时代政府“把关人”的作用。匿名性是网络舆论主体最大的特点。

网民是一个存在于虚拟空间的群体，表现出与现实的人完全不同的特点。在网络这个虚拟的社区中，网民们因脱离了社会真实身份的约束和他人的监督而有可能更自由、更大胆地发表自己的观点，特别是那些囿于自己的真实身份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表达意见的人。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了网民们更大的言论自由，为政府更好地了解民意提供了机会，但这种虚拟性也给一些信息造假者和谣言传播者提供了舞台。他们有可能利用各种虚拟身份在网络上肆意发表虚假信息，甚至制造混乱，恶意误导公众。特别是政府回应危机的缓慢与滞后，瞬间就会导致负面舆论蔓延，让政府处于被动境地，最终有可能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

一方面，网民可以便捷地获取各种信息；另一方面，自主选择又限制了网民之间的理性商谈与对话。突发公共事件中，事件本身的冲击力和破坏性极易使网络舆论极端化，真相在公众之间难以被澄清，而某些负面因素又常常被随意放大，偏颇的情绪被无限制地宣泄，与极端意见相左的观点却因为畏惧粗暴攻击不得已选择沉默，大量的非理性的发泄性言论由此产生。

六、突发公共事件中信息沟通不完善：政府与民众之间存在

信任沟壑

（一）政府组织应加强与媒体合作，建立公开透明的信息沟通机制

公共关系学理论强调，信息沟通是危机管理的核心。突发公共事件最大的特点之一是其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完善的信息管理对危机的预防、准备、回应和重建至关重要。危机发生时，公众出于对危机的恐惧和对危机事件的不明真相，出现各种流言蜚语是必然的。而杜绝谣言产生的唯一办法就是建立公开、顺畅、权威的信息公开机制，及时、全面、准确地告诉公众事实的真相，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堵塞流言传播的渠道。尤其在网络传媒环境下，政府管理部门与网民就重大社会问题的互动远没有达到网民满足的程度。

近年来虽然政府部门主动公开信息的意识加强，但仍受到传统惯性思维的影响，与网民缺乏互动信息的传递，无法满足公众的全面知情权，不能及时回应不断出现的各种质疑，这就可能扩大流言蜚语的传播范围并增加公众的疑惑。

郭美美事件中，公众最初的质疑焦点在“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微博认证身份上，事件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声称没有“中国红十字商会”，却没有提及其下属机构“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存在隐瞒事实的嫌疑。2011年6月24日，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发布声明称与郭美美没有任何关系，但细心的网民发现多家商业公司都是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关系企业，包括王鼎公司、天略集团和中红博爱资产管理公司。据中红博爱资产管理公司CEO翁涛发布微博称，中红博爱公司前董事王军是郭美美的男友，事件发生后辞去了董事一职，而郭美美在接受郎咸平专访时称王军为自己“干爸”，这些信息都显示了郭美美与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存在间接联系，而不是商红会宣称的没有任何关系。直到2011年6月28日下午2点半，中国红十字会在总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向媒体做有关说明，但是邀请的媒体名单只有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新闻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而其余媒体，则以“内部情况通报”的名义，被婉拒于会场外。此事后来被戏称“央级媒体通报会”。

（二）政府组织应把握舆论议程设置：掌控突发公共事件话语权

目前我国政府和大部分有着官方背景的组织实行的仍然是传统的媒介传播模式，在“以党办媒体”为核心的传播体系下，政府控制着大部分主流媒体，可以通过设置议题、控制信息传播内容和渠道来实现议程设置。这种以政府为中心的舆论管理模式长期存在，形成了政府“我说你听”自上而下的舆论管理机制，对公共危机事件信息传播方面存在种种“误区”，如担心媒体报道社会的阴暗面会影响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对于一些危机事件尤其是网络上发布的信息采取不报或少报的做法，直接导致了流言蜚语的滋生，使事件朝着更难以控制的局面发展。作为有着官方背景的中国红十字会，在事件几乎失控时才召开新闻发布会并拒绝众多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的报道，直接推动了事件的不断升级。

总之，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应主动设置网络议程，主导网络舆论走向，优化政府形象。虽然政府无法利用媒体支配民众怎样思考突发公共事件，但政府可以通过利用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设置议程，确定哪些信息可以进入媒介议程，最终影响和改变公众对事件的看法。

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要采取及时回应事件的策略，满足公众对信息了解的需求，特别关注网络和传统媒体中有关政府形象的议程，控制媒介议程的病毒式传播，尤其是会影响政府形象的恶意传播，避免舆论朝着损害政府公信力和形象的方向发展，并根据不同的信息发布重新设置媒介议程，修复和改善政府形象，及时向公众传达政府处理突发公共事件的态度和措施，消解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减少网络和传统媒体的负面舆论，从而控制媒体议程，引导舆论朝着有利于提升政府形象的方向发展，树立政府公正、公平的正面形象。

参考文献：

［1］余霞，廖小丽.试论微博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传播功能.东南传播，2011（8）.

［2］陈艳霞.微博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功能和角色浅析.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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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息来源：郭美美的新浪微博.http：//weibo.com/u/1742905793.

[2] 见郭美美的新浪微博.http：//weibo.com/u/17429057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