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唐朝名画录》的书名、作者及其成书时间

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在当时是当代画史，后人往往把它看作断代画史，所以《直斋书录解题》称《唐朝画断》，《唐书·艺文志》称《唐画断》，《文献通考》称《画断》。事实上，根据朱景玄在自序中所说的“此《画录》之所以作也”这一句话，可知《画录》乃其原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如是以为：“今考景玄自序，实称《画录》，则《画断》之名非也。”[2]《唐朝名画录》一名在今文献记载中首见于宋代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卷一《叙诸家文字》。

关于朱景玄，其名一作景元。在《宣和画谱》一书中，凡“玄”字皆改为“元”，如改“吴道玄”为“吴道元”[3]，改“玄都观”为“元都观”[4]，改“葛玄”为“葛元”[5]等。自然“朱景玄”也被改为“朱景元”[6]。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亦作“景元”，应是避讳所致[7]。又一名曰“朱景真”，如宋代邓椿在《画继》卷九曰：“自昔鉴赏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曰能。独唐朱景真撰《唐贤画录》，三品之外，更增逸品。”[8]后有元代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沿用此名，即“独唐朱景真撰《唐贤画录》，三品之外，更增逸品”[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此为“避宋讳也”。

与张彦远出身显贵、见诸史传不同，朱景玄的生卒之年没有明文记载，其身世亦湮没不闻。因此，关于《唐朝名画录》的成书时间，我们只能根据《唐朝名画录》一书的相关文字和其他相关文献来进行推测。我们不妨先从朱景玄对画的关注开始考察。朱景玄个人在《唐朝名画录》中有这样的叙述：“景玄元和（806—820）初应举，住龙兴寺，犹有尹老者年八十余，尝云：‘吴生画兴善寺中门内神圆光时，长安市肆老幼士庶竞至，观者如堵。其圆光立笔挥扫，势若风旋，人皆谓之神助。’”[10]通过这段材料可知，朱景玄此时已留心绘事，但并没有开始写作，因为“龙兴寺”这一寺庙名称是会昌六年即846年才改的，会昌六年五月之前其名为“经行寺”，所据如下：

《旧唐书·宣宗本纪》记载，宣宗于会昌六年三月即位，五月即复兴佛教。如“五月，左右街功德使奏：‘准今月五日赦书节文，上都两街旧留四寺外，更添置八所。两所依旧名兴唐寺、保寿寺。六所请改旧名，宝应寺改为资圣寺，青龙寺改为护国寺，菩提寺改为保唐寺，清禅寺改为安国寺，法云尼寺改为唐安寺，崇敬尼寺改为唐昌寺。右街添置八所，西明寺改为福寿寺，庄严寺改为圣寿寺，旧留寺。二所旧名，千福寺改为兴元寺，化度寺改为崇福寺，永泰寺改为万寿寺，温国寺改为崇圣寺，经行寺改为龙兴寺，奉恩寺改为兴福寺。’敕旨依奏”[11]。结合这段文字可知，《唐朝名画录》的写作应是在会昌六年五月以后的事。又《唐朝名画录》曰：“朱审吴郡人，得山水之妙，自江湖至京师，壁障卷轴，家藏户珍。又唐安寺讲堂西壁，最其得意。”[12]其中称“唐安寺”也是会昌六年才改的新名称，其旧名为“法云尼寺”。但是，《唐朝名画录》王维条却又出现另外的情况，如“今京都千福寺西塔院有掩障一合，画青枫树一图”。其中的“千福寺”在会昌六年已经改为“兴元寺”，可是朱景玄还以旧名称呼之。又《唐朝名画录》韩干条云：“宝应寺三门神、西院北方天王、佛殿前面菩萨及净土壁、资圣寺北门二十四圣，皆奇踪也按《旧唐书》会昌六年“宝应寺”改为“资圣寺”，此处既言旧名“宝应寺”，又言新名“资圣寺”。在寺庙名称上，朱景玄有时用会昌六年五月前的旧名，有时则用新名，说明《唐朝名画录》的写作时间正是在会昌六年五月前后的一段时间，在会昌六年五月后不久即成书。[13]因为《唐朝名画录》不曾提到唐宣宗时的画家，可知唐宣宗即位不久，《唐朝名画录》的写作已经完成。对于会昌年间即武宗时的画家，朱景玄提到多位，如刘罄、麹庭、郑珽、卢少长等，但只是提到这些画家均居能品，而对他们所论甚略。

综上所述，朱景玄从元和初年即806年留心绘事开始到会昌六年即846年撰成此书，前后历经四十年的时间。可知，《唐朝名画录》的最终成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朱景玄作为一个诗人却对绘事如此感兴趣，这是个例呢？还是中晚唐以来较普遍的情况呢？这有待我们寻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