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潮汕方言歌谣收集整理的历史综述

民间歌谣是否有采集的必要? 关于这个问题，朱自清曾在《中国歌谣》中以一位有趣的西方老太太为例进行介绍，并做了分析与总结:

R.Adelaide Witham 女士在《英吉利苏格兰民间叙事歌选粹》(Representative English and Scottish Popular Ballads，1909)的引论里说，Sir Walter Scott 的《边地歌吟》(Border Minstrelsy)出版的时候，许多人都祝贺他。只有一位诚实的老太太，James Hogg 的母亲，却发愁道:“那些歌原是做了唱的，不是做了读的;你现在将好东西弄坏了，再没有人去唱它们了。”这就是说，印了它们，便毁了它们。要知道那位老太太何以这样失望，我们得回到歌谣的起源上去。歌谣起于文字之先，全靠口耳相传，心心相印，一代一代地保存着。它并无定形，可以自由地改变，适应。它是有生命的; 它在成长与发展，正和别的有机体一样。那位老太太从这个观点看，自然觉得印了就是死了——但从另一面说，印了可以永久保存，死了其实倒是不死呢。7

歌谣是“活”的，文字是“死”的，用“死”的文字把“活”的歌谣记录下来，是通过文字的记录使“这些堪称民族财富的东西”得以永久地保存，也就是让歌谣在文字中“死了其实倒是不死”。而“在这种以 ‘文’存 ‘歌’的努力中，还包含着担心文明进程有可能将属于初民 ‘残留物’之歌谣很快消亡的焦虑”8。所以说，对民间歌谣进行及时的收集整理是非常必要的。

一、歌谣收集整理的两个高潮期

潮汕方言歌谣是潮汕文化传承的一种载体，具有明显的民系族群地域特征，收集潮汕方言歌谣，保护潮汕民系文化，守望民系精神家园，就是保护人民的智慧和传统。自20 世纪20年代末第一部潮汕地区方言歌谣集出版，80 多年来，潮人对自己民系歌谣的收集整理始终热情不断，这期间有两个高潮期:

第一个高潮期是20世纪 20年代，我国出现了一次民间收集和研究民间歌谣活动的高潮。1923年3月《歌谣周刊》第11 号第一次发表了潮汕歌谣《渡头溪水七丈深》。此后，一大批潮汕歌谣被收集起来并通过《歌谣周刊》被介绍到全国各地。较早收集、研究潮汕民谣的有黄昌祚、林德侯、林培庐、金天民等。1927年，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创办的《民俗》周刊第48、49、50、65期中，先后发表了黄昌祚收集的 81 首潮汕歌谣。

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潮人丘玉麟出版了第一部《潮州歌谣》9(下称丘本 1)，称得上是筚路蓝缕的开山之作。丘玉麟 (1900—1960)，字拉因，潮州意溪东乡村人。小时候在潮州城南小学读书，毕业后就读于汕头礐光中学。1921年考进广州岭南大学西洋文学系，一年后因经济困难，辍学回礐光中学任教。1923年转进北平燕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是年参加潮汕新文学团体“火焰社”，还在北平与林培庐等潮籍学生成立了“觱篥”文学社。受在燕大兼课的教授周作人影响，他开始致力于潮州民间歌谣等的收集和整理，出版《觱篥》周刊，并组稿于汕头各报刊发表。101927年起，他执教于潮州金山中学，其间，曾于韩山师范学院兼课。在课堂上宣讲平民文学，课余引导学生广采民间歌谣。他把历年积累的资料加以筛选编注，辑成《潮州歌谣 (第一集)》，于 1929年交付出版。这是第一本在潮汕发行的歌谣专集。

丘玉麟于燕大读书期间，在交呈给周作人的文学讨论班的短文中，提到了搜集潮州歌谣的志愿，得到了周氏“深望努力从事搜集歌谣的工作”的励言之后，组织文学社出版周刊讨论文学歌谣，“晓明歌谣是平民文学，平民生活的反映，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各地的风俗人情，可以给我们许多旧体诗歌词曲所不敢说，不能说，不真切的说出的诗意。歌谣的多方面自由的体裁与平易婉妙的句可以帮助我们的新文学的发达”。因此，当《潮州歌谣 (第一集)》印刷校对“竣事”离开印刷局之际，他在街头买了四个“北平所谓大桔的大甜柑”，回到他的阁楼(garret)，一边狂吃柑，一边写下“打算要当作这本潮州歌谣集的小序”的信，信是这样开头的:“作人先生: 在冻柿味冷如冰其淋，冻柿皮烂似穷癞汉之脸的北平的你，我的恩师，于围炉喝白兰地酒。译著之余，必乐意听知我们的潮州歌谣集已在这甘蔗甜柑满街的潮州编印出版之微音。”“歌谣集印毕了，该买这四个大桔来庆祝”，“妻温柔地抱着初生的男孩，满意地浅笑。我玩看着印成的册子，则满意地沉笑”，《潮州歌谣》犹如他另一个“初坠地的婴儿”，那种满意的喜悦，与妻子分享，更要与恩师分享，感恩先生对他的培养与鼓励:

呵，北平我的第二个故乡，我的一生爱恋的情妇，常入梦的苦雨斋，你，我一世不忘的恩师，我现在不能回到北平——然而我不能不在此时此地歌谣集印成了，向你表明敬忱，因为我对于搜集歌谣这工作之趣味的嫩芽是你护养壮大的，——虽然岭南大学教授陈寿颐先生已早一年把搜集歌谣的种子播下我的心田。其实是自认识了先生我才决意研究文学，搜集歌谣。11

同时代的金天民也于 1929年秋出版《潮歌》。1945年，林德侯编写《潮州歌谣》。1958年，丘玉麟选注的较为完善准确的《潮汕歌谣集》12(下称丘本 2)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这一时期是潮汕歌谣的初步整理阶段，做了许多属于比较筛选、正音正字等研究的前期工作。

丘本 1

丘本 2

第二个高潮期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发起的自上而下的民间文学采风时期。80年代国家编撰《中国歌谣集成》，当时潮汕各县市编辑了潮汕歌谣资料本，共采录了上千首歌谣。八九十年代还陆续出版了几本歌谣集，如王云昌、孙淑彦选注《潮汕歌谣选注》13(下称王本)，马风、洪潮编《潮州歌谣选》14(下称马本)，陈亿琇、陈放选编《潮州民歌新集》15(下称陈本)，黄正经选注《音释潮州儿歌撷萃》16(下称黄本)，林伦伦主编《潮汕歌谣新注》17(下称林本)。这一时期是潮汕歌谣收集的鼎盛时期，对歌谣的分类和表现手法做了初步探究。

21 世纪以来，编选歌谣集的人少了，除了我们编著的歌谣作品外，蔡绍彬于 2003年编辑出版了《潮汕歌谣集》18(下称蔡本)，很是难得。杨景文于 2010年以“歌册”之名出版了《短篇潮州歌册选》19(下称杨本)，但其中多为歌谣，也可视为歌谣选集本; 后于 2012年11月在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潮汕歌谣选》。另外，2003年，广东金山中学潮州校友会在香江出版社再版丘玉麟的歌谣集，易名为《潮州歌谣集》。

二、“非遗”语境下歌谣收集整理的现实意义

潮汕方言歌谣具有较高的语言价值、文学价值、民俗价值和史料价值，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文学”类别，是岭南文化中一朵民间文学的奇葩。收集潮汕方言歌谣，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举措。

(1)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潮语歌谣，渐渐失去了生存空间，处于濒危状态，必须及时做抢救性的搜集整理。

以前，潮汕地区大人哄小孩时可能会唱起歌谣，小孩最先学会背诵的也许就是潮汕歌谣，孩子们还可能边做游戏边唱歌谣。而随着经济全球化，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重视程度越来越低，小孩进入幼儿园唱的也是普通话的儿歌，潮汕歌谣已失去了生存的语言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这对歌谣的传承是致命的一击。

据我们 2011年9月在韩山师范学院潮州师范分院中文专业二年级潮州、汕头、揭阳、汕尾籍部分学生中所做的问卷调查，对于“畲歌畲嘻嘻，我有畲歌一簸箕”这样的经典歌谣，竟然只有 9% 的学生知道是潮汕歌谣，25.8% 的潮汕学生从未唱过任何一首潮汕歌谣; 学生们已不知道“畲歌”为何物了。2014年12月 4 日上午，韩师中文专业“潮州俗文学研究”选修课上，我们对 80 位大三学生进行现场调查，对于《雨落落》《天顶一粒星》《天顶飞雁鹅》这三首经典潮汕方言歌谣，只有一位学生能勉强背出第一首，还不甚完整。往日潮汕民系耳熟能详的歌谣，离当今青年学生已经相当遥远了。

其实旧歌谣的“无复能流传”，丘玉麟在《潮州歌谣 (第一集)·代序》中早已表达出这种担忧，这也是他编著歌谣集的主要原因:

而反映旧生活的歌谣将不在妇孺的红唇白齿间婉唱则是一定的断论。十年二十年后，旧歌谣将消灭，无复能流传，岂不是一大可惜的损失! 我不愿这反映潮州生活的流动文学的歌谣消灭，我当把这些歌谣抄写编印成书，为固定文学，以保留我们这个农业化的旧时代的潮州生活之残影。20

如今，不但许多潮汕年轻人对自己民系的歌谣非常陌生，甚至在潮汕老人中也很难找到那种原生态的口头歌谣。在潮汕地区，活的口头歌谣已经基本失传，潮州电视台曾经找到一位会唱“畲歌”的老人——饶平县三饶镇黄飞虎老人。但据我们 2008年5月对他的采访，老人所唱的歌谣多是文献上所载的，另外有极少数是他自己编写的，但多为政治色彩较浓的时政歌。

黄飞虎歌谣作品一

黄飞虎歌谣作品二

潮汕方言歌谣已陷入生存困境，处于濒危状态，抢救与保护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迫在眉睫。

(2)从语言与文化、民俗结合的角度整理歌谣，还原失真了的材料，使歌谣文本更接近原生态、更具研究价值。

如能着重从语言与文化、民俗结合的角度去整理，将能解决以往歌谣集无法解决的俚俗土语的记录与整理等一系列问题。通过多本歌谣集和资料本的比较研究，运用方言学知识，对歌谣中方言字词的音、形、义进行辨析，确定歌谣用字原则，进行歌谣用字整理; 按照合理的方式选取篇章，有所取舍地进行收集，并分类整理; 同时借用权威专家对潮汕方言词的考释成果，对歌谣中的方言词进行详细注释。这样的歌谣集将使一些失真的歌谣材料得以还原，使歌谣文本更真实、更原汁原味、更接近原生态，也更具有研究价值; 同时将为后人从方言、民俗、文学、文化各个角度研究潮汕歌谣提供更翔实、更宝贵的方言语料，使保存的意义更大些，留传的价值更高些。

三、以往歌谣集和资料本存在的五大问题

各种潮汕歌谣集或各县市民间歌谣资料本为歌谣的传承做出了贡献，但迄今为止，各版本在歌谣收集整理方面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一)收集数量问题

(续上表)

上表数据中，林本、蔡本是编者标记的，其他是笔者统计的。从上表统计的数据看，资料本收集的歌谣较多，但实际上除了揭阳资料本只收集潮汕歌谣以外，汕头、潮州资料本都把畲族歌谣和客家山歌收入其中，这两本集子的 413 首与 475 首都包括了三种民间歌谣。而揭阳资料本责任编辑王云昌在序言中提到:“我们在负责编纂《揭阳歌谣集成》(资料本)的时候，共搜集到揭阳歌谣几千首，然后遴选了 700 多首，编成这本集子。”其实若按照笔者的统计方法，则只有 380 首，数量相差太大。同样的统计问题也出现在王本，王本序言认为选编了200 余首，笔者统计却为 100 余首。这里涉及下文讲到的体式问题。

丘本 (1、2)、王本、马本、陈本、林本、黄本虽然收集的歌谣数量较少，但都是以潮汕歌谣为收集对象; 歌谣数量庞大的蔡本，在收集对象、歌谣体式上却有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笔者将在下文阐述。

(二)对象界定问题

汕头、潮州资料本虽然把潮汕歌谣、畲族歌谣和客家山歌作为收集对象，但我们不能说是对象界定有误。因为 20 世纪 80年代大面积的歌谣调查时，收集的标准与范围都没有统一，而冠以“民间歌谣”的资料本，在潮汕三市，严格来讲，包括潮汕歌谣、畲族歌谣和客家山歌这三种歌谣才是全面的。

而本书的研究对象“潮汕方言歌谣”是指以潮汕方言为载体的一种流行于广东潮州、汕头、揭阳、汕尾海陆丰中部以及海外潮人社区的潮语歌谣，不包括畲族歌谣和客家山歌。

蔡本书名曰“潮汕歌谣集”，其收集的 700 多首歌谣却包括了畲族歌谣，有畲族情歌、生活歌、长篇叙事歌如《高皇歌》等。笔者认为这是收集对象界定问题，蔡氏所收集的歌谣，其实是“潮汕地区歌谣集”，并非潮语歌谣集。

另外，“歌谣”与“歌册”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歌册以描述故事、刻画人物为主要特点，内容复杂，篇幅长，能够独立成册。两者还有诸多的不同: ①体制不同: 歌谣是口头文学，属于民歌; 歌册是说唱文学，属曲艺类。②艺术形式不同: 歌谣句式自由，长短不一，单双句不论; 歌册则必须偶句，除说白外，往往是四句一节，每句七言。杨景文的《短篇潮州歌册选》中的《百屏花灯》《正月思君在外方》《正月点灯笼》等其实都是歌谣，这些也是其他版本歌谣集所收录的。杨本选录的七十几首“歌册”绝大部分是潮汕歌谣，因此本书把它纳入研究对象。①《中国民间歌谣集成广东卷·汕头市资料本》，1987年。②《潮州歌谣集成》(资料本)，1988年。③《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广东卷·揭阳资料本 (歌谣)》，1987年。

(三)体式界定问题

潮汕歌谣有诗体、变体、叠体、曲体等结构形式，其中叠体是潮汕歌谣中最具特色的结构形式。我国近现代各地的民间歌谣中，重章叠句、往复重沓的形式极为少见，而在潮汕歌谣中却非常普遍。1923年12月《歌谣周刊》载有刘声绎投寄的潮汕歌谣，其中有一首:“门前一丛柑，数来数去三百三; 欢喜阿兄会选，选个长短脚。门脚一丛梨，数来数去三百个; 欢喜阿兄会选 ，选个无下颏。”21这是一首两章叠体歌谣，但文中却把它作为两首，可能编者当时不了解潮汕叠体歌谣的结构特点。

上文讲到王本和揭阳资料本在歌谣数量上与笔者的统计相差一半左右，细读王本，可以发现是因为王氏在叠体歌谣的认识上有偏差，导致在歌谣结构形式特点上把握不准或者说歌谣体式界定不清。譬如王本的《蜘蛛》:

蜘蛛食饱坫瓦槽，自幼缀着父母无; 也无糜饭好食饱，也无闲工好踢跎。

蜘蛛食饱坫瓦窗，自幼缀着父母穷; 也无糜饭食到饱，也无闲工伴同寅。

蜘蛛食饱坫瓦楣，十五十六做风台; 风台吹掉蜘蛛布，蜘蛛无布哭哀哀。

蜘蛛食饱坫瓦墘，十五十六做风时; 风时吹掉蜘蛛布，蜘蛛无布哭啼啼。

上面应该是两首叠体歌谣，前 8 句为一首，后 8 句为一首，每首都是两章叠体。然而王氏在“解题”中却说:“前二首是一位贫穷子女对生活的哀叹。后二首寓意自然灾难对生活的摧毁。”22很显然，他是将两首叠体歌谣当成四首诗体歌谣统计，却又只给一个标题。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蔡本，譬如蔡本前 16 首来自 1814年修的《澄海县志·风俗》:

(一)

悠悠溪水七丈深，七个鲤鱼头带金; 七条丝线钓唔起，钓鱼哥儿空费心。

(二)

悠悠溪水七丈浏23，七个鲤鱼游过沟; 七条丝线钓唔起，钓鱼哥儿空费劳。24

这里蔡氏是把它作为两首标记，但蔡氏应该明白叠体的结构形式，在后面又说《澄海县志》中的歌谣后来演变成:

七丈溪水七丈深，七尾鲤鱼头带金; 七条丝线钓唔起，钓鱼阿哥空费心。

七丈溪水七丈高25，七尾鲤鱼泅过沟; 七条丝线钓唔起，钓鱼阿哥空费劳。26

这样就把一首叠体歌谣标记成了三首，蔡本上述标记的 24 首歌谣，其实只能算 8 首叠体歌谣; 又譬如把一首《二十四孝歌》标记成了 25 首歌谣，27等等。再加上潮汕歌谣本不应包括畲族歌谣，蔡本的 761 首歌谣中，真正的潮汕歌谣首数就要比标记的更少些。

(四)用字问题

以往歌谣集和资料本多数在用字上不甚讲究，同一方言字 (词)或用方言同音字、近音字代替，或用方言近义字代替，或用普通话近义字代替，甚至是同一版本的不同篇章中还有不同的用字。譬如经常唱到的“晏夗”: 晏，白读为［uan3］，迟，《礼记·内则》中有“孺子早寝晏起”的记载28; 夗［enh8］，睡觉，《说文·夕部》载“夗，转卧也”29，都是本字 (词)。

而各版本记录是“暗睡 (丘本 2 第34 页、王本第8 页)、暗睏 (蔡本第71页)、晏鼿 (陈本第46 页)、暗夗 (林本第52 页、黄本)”等。

显然，用“睡” 代替“夗”，是用普通话同义词替代的方法; 用“鼿［ug8］”则是方言俗字; 用“睏 (困)”是方言近义字替代。

而“暗夗”和“晏夗”，潮汕方言都有这两种说法，但“晏”“暗”不同音，前者不闭口，收［－ ng］; 后者收［－ m］。“晏”是迟、晚，“暗”是黑暗，所以用“晏”更准确，更具潮汕俚俗味，但好几个版本用了“暗”字。

在以往的歌谣集中，用方言同音或近音字代替是个较普遍的现象，譬如“经布”记成“耕布”，“底个”记成“地个”，“虼蚤”记成“胶蚤”等。而据李新魁、林伦伦著的《潮汕方言词考释》考证，经［gen1］，《说文·糸部》:“经，织也。”底［di7］，疑问代词，什么、何，唐·杜荀鹤《钓叟》诗:“渠将底物为香饵，一度抬竿一个鱼。”虼蚤［ga1zao2］，跳蚤，《元曲选·桃花女》:“哈叭狗儿咬虼蚤，也有咬着时，也有咬不着时。”像上文的《蜘蛛》，不少版本都把“坫瓦槽”中的“坫”记成同音字“店”。

《潮汕方言词考释》封面及内文

网络上的歌谣用同音字的现象则更为普遍，新欧洲网站“战斗在法国—典藏室”的《潮州文化》栏目里的歌谣基本上是用同音字记录的，譬如其中一首“鹿日生掏卡铃，卡买响盗住匠，住匠依担昧昧昧，掏行掏棒呸”，很难看得懂。经过仔细研读，笔者把它整理为“值日生，偷敲铃; 敲响，投组长; 组长伊呾，头行头放屁”。

在以往的歌谣集中，也少有注释。注释得最规范和较为详细的是林本，但该书由于受丛书字数、篇幅统一的限制，所收歌谣较少，仅 115 首。现有资料本基本没有注释和解题，丘本、陈本、马本等对方言词的注释都很不够，过于简单。

(五)版本问题

由于尚没有潮汕方言通用字表，且前人对于民间歌谣的整理研究大部分基于文化、民俗的角度，而不是从语言与文化、民俗结合的角度出发，不少人缺少方言专业知识，因此对歌谣这种口头文学的记录，同一个词、同一篇章都可能有不同的形式。譬如表示游玩、玩耍的方言词“踢跎［tig4 (8)to5］”，有“敕桃”“踧跎”“踢跎”“秃桃”等不同版本的不同记录; 又如“新妇”“媳妇”，各版本各自选用，甚至同一版本在不同篇章中的记录也有不同，这些都增加了阅读的难度。

还有，由于歌谣这种口头文学在民间的口耳相授，或者唱者甲唱者乙，或者甲地乙地，或者此时彼时，由于人、地、时的差异，可能导致唱出的歌谣内容基本相同但表达上略有不同，或者起兴不同，或者个别词句不同，或者句式稍有不同等，这使得同一首歌谣在不同版本中有不同的面目。如何处理好版本不同、面目有异的歌谣，做好内容基本相同的歌谣的取舍工作，是收集整理数量较多的歌谣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