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清末及民国汕头埠报业概况
一、汕头埠报业的兴起
(一)中国报业的历史———从官方垄断到传教士办报
中国最早的报纸叫“邸报”。“‘邸报’始于汉唐，亦称‘杂报’‘朝报’‘条报’……清初改名‘京报’，亦称‘塘报’‘驿报’;此外又有‘宫门抄’‘辕门抄’‘谕折汇存’之类。所记无非皇室动静，官吏升降，与寻常谕折而已。”1这是戈公振先生在《中国报学史》中对“邸报”的描述，《中国报学史》成书于20世纪20年代，是一部研究新闻学和我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的开山名著，国内外新闻界誉之为中国首部新闻史学权威著作。此书首次全面、系统地叙述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概括了我国自汉代至清末历代的“报业”。据记载，汉朝时期，各郡国均在京城设“邸”，以传达朝政消息。邸吏们每天将皇帝谕旨、臣僚奏议以及有关官员任免调迁等内容，收集抄录，刊刻成报，即为“邸报”。唐、宋、元、明直到清代，“邸报”的名称虽屡有改变，但发行却一直没有中断过，其性质和内容也没有多大变动。“‘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乃儒家执政之秘诀”，“官报之唯一目的，为遏止人民干预国政，遂造成民间一种‘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之心理”2。亦即是说，自汉唐至清末，“邸报”既是官方的报纸，也是我国唯一的报纸。
中国的“邸报”虽是世界最古老的报纸，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报纸却是舶来品。
16世纪，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在思想文化领域，新兴资产阶级掀起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冲破天主教会神权的桎梏，资本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开始形成;在经济领域，侵占并掠夺殖民地，成为欧洲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欧洲列强试图以宗教传播为手段，打开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大门。明万历十年(1582)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到中国，以传播科学知识为媒介，以天主教教义与儒家的伦理观念相融合作为传教方针，为天主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但17世纪初教皇克雷芒十一世禁止中国天主教徒“敬孔”“祭祖”，引起康熙帝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御批禁止西洋人在中国传教。这样，天主教失去了在中国合法传教的政治条件。此后，外国传教士多被遣送出境。
19世纪初期，西方诸多宗教机构出于方便传教的目的，采取迂回策略，在中国开始办报。1807年和1812年，英国伦敦布道会先后派遣马礼逊和米怜来中国传播基督教，但他们因没有在中国合法居住的权利，只能辗转到马六甲，以办报的方式向南洋华侨传播基督教。1815年8月，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创办的中文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正式出版。当然，宣扬宗教是该报的基本宗旨，同时也介绍一些西方历史、地理、风俗、科学等方面的内容。《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免费赠送的方式发行，发行范围包括南洋各华侨聚居地和中国本土，因此成为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份报纸3。继《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之后，《特选撮要》(1823)、《天下新闻》(1828)、《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4等由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纸，先后在南洋和广州出版发行。
图1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图2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报头(图片来源:戈公振《中国报学史》)
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了中国大门，除了经济掠夺之外，文化侵略更是明目张胆。这时期，欧美各宗教机构纷纷以办学校、医院和救济机构等方式进入中国传播基督教和天主教，以开拓教区，扩张势力。为了宣传教义，他们开始在中国的各大城市如香港、广州、上海、天津、北京以及各通商口岸出版中文报纸。如先后在香港出版《遐迩贯珍》(1853)、《中外新报》(1858)、《香港新闻》(1861)、《华字日报》(1872);在上海出版《六合丛谈》(1857)、《中外杂志》(1862)、《上海新报》(1862)、《教会新闻》(1868)、《申报》(1872)、《益闻录》(1878)、《沪报》(1883)、《新闻报》(1893);在广州出版《中外新闻七日录》(1865);在北京出版《中西闻见录》(1872);在天津出版《时报》(1886)等。自1815年至19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一共创办了近200种中文和外文报刊，占我国报纸总数的80%5。这些由教会或传教士创办的报纸，主观上是为传播宗教教义和西方文化及价值观，客观上也给中国带来了现代意义的西方报纸和新闻文化。它使国人认识了现代报刊的各种功能，如汇集信息、传播新知、指导舆论等，亦让国人懂得如何编辑、排版和新闻采访等办报的技巧和专业业务知识，为中国民族报业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学习机会和借鉴作用。
图3 《华字日报》(图片来源:戈公振《中国报学史》)
图4 《六合丛谈》(图片来源:戈公振《中国报学史》)
(二)传教士是否在汕头创办过报纸的问题
汕头，昔称沙汕头。鸦片战争之前，它只是中国东南沿海一个不起眼的小渔村，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汕头开埠，正式成为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自此，汕头港成为粤东、闽南乃至赣南地区对外经贸的重要港口，同时亦成为沿海及内地劳工出洋谋生的客运港口。
图5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汕头港(陈传忠供图)
早在咸丰六年(1856)，汕头未开埠的时候，英国传教士宾惠廉和戴德生来到汕头传教期间发现当地医疗事业落后，他们便向其所属的英国爱尔兰长老会提出以医疗慈善援助的方式传教，或能有更好的效果。1863年，英国传教士吴威凛博士来汕头开设西医诊所，之后逐步完善成为汕头埠第一家教会医院———汕头福音医院6。汕头开埠之后，外国传教士纷纷进入汕头埠，他们多以创办学校的方式进行传教。如19世纪70年代美国浸信会在汕头礐石创办礐石小学和明道妇学院，1873年英国长老会创办淑德女学等7。当然，他们也建教堂。英国传教士宾惠廉、戴德生和来汕协助传教的施饶理，在汕头海边竹脚地(今外马路)购地建锡安堂，于1856年11月竣工，成为汕头市区第一座礼拜堂。可以说，外国传教士来汕头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现代医疗技术和文化。
图6 吴威凛
图7 汕头福音医院正门
图8 汕头福音医院正面全貌
图9 淑德女校1873年第一届学生
图10 淑德女校校舍
图11 汕头锡安堂
图12 英国长老会在汕头崎碌的早期教会会所
但是，或因资料的缺失，笔者至今尚未发现汕头开埠之前或之后外国传教士在汕头埠创办报业的文献记载及相关实物。只在《中国近代报刊名录》8(下称《名录》)一书中，见收录有创办于1889年的《潮惠会报》。《名录》对该报的说明很简单，只有一行:“以汕头方言撰述的基督教期刊。1889年创刊。月刊。”9《名录》虽然没有注明该报具体的发行地址以及发行份数、对象、范围、停刊时间等出版基本要素，更没有对该报具体内容作简略介绍，但仍然给我们提供了三个重要信息:即该报的撰述方式是“以汕头方言撰述”，该报创刊于1889年，该报的出版周期为月。
阙本旭在《清末民初时期潮汕报刊出版钩沉》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如1889基督教会在汕头创办的《潮惠会刊》，就是以汕头方言撰述的最早的基督教期刊，影响极大。”10阙文在该处没有脚注，只在全文的尾注列出史和等编著的《中国近代报刊名录》一书为其“参考文献”，说明阙文有关《潮惠会刊》的描述，文献资料源自《名录》，只是把《名录》的“潮惠会报”，改为“潮惠会刊”。其实，沿用《名录》中的“潮惠会报”之称呼，并不影响我们对其月刊属性的理解。究竟报名是“会报”还是“会刊”，在没有进一步的文献或实物作佐证前，还是尊重原引文的描述较为妥当。另外，笔者还注意到阙文不仅指出该刊是在汕头创办，而且在该文的末尾所附的《1889—1918潮汕出版报刊一览表》中，明确注明该刊的出版地是汕头埠。11《名录》中并没有写明《潮惠会报》的出版地在哪里，若仅以《名录》中有“以汕头方言撰述”的解释文字来断定该报(刊)出版地就是汕头，缺乏说服力。若以报名“潮惠会报”的字面理解，该报的发行应该是在潮阳、惠来等地。
(三)汕头埠报业的兴起
1.阅报所的创设
19世纪末期，清政府腐败无能。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惨败，举国激愤。面对国家生死存亡，为寻求兴邦之路，许多爱国志士主张维新变法。在汕头，一些有识之士，或办新学，或办阅报所，目的都在于启发民智。
1901年，丘逢甲、温仲和、何寿朋、温廷敬等人在汕头创办岭东同文学堂，“以欧西新法教育青年”，开粤东新学先声。1902年初，曾杏村、吴子寿等人利用汕头毗邻香港等地，海上交通便利的优势，采集香港、上海等地报纸，在汕头埠育善街开设岭东阅报所，供人阅览12。
据《岭东日报》载，早在1901年7月便有汕头阅报公所成立13。其地址设在育善街。阅报所开办后“海内同志接踵者颇不乏人，而汕中报馆亦遂联翻继起，其效盖可观矣”。1902年3月后，因“经费不充”，移址于瑞文庄公祠内(告白中说移瑞文庄公祠内可免去场地租金)但经费仍然不敷，只能登报向“海内诸同志”告知，让其定夺是否继续将阅报公所开办下去。告白还将自壬寅年(1902)元月初一日起至六月初十日止阅报公所的各项开销费用及各方题款列明登出。
图13 关于汕头阅报公所的报道
现在我们虽然尚不清楚当年能到阅报公所读报的“海内诸同志”都有哪些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创办及资助阅报公所者绝非两三人，而应是一群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士，因而当阅报公所经费不敷“势难再继”时，才需请他们面商。又因“诸同志遐迩不一奉教良难”，故而只能登报告知。
汕头阅报公所于1902年7月20日在《岭东日报》刊登经费支绌告白后，是否继续办下去，并没有后续报道。笔者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月二十一日的《岭东日报》上又见一则报道，标题是“汕头阅报社为冯夏威开追悼会”，而追悼会的发起人之一吴子寿，也是当年岭东阅报所的创办人。这就让人不得不产生一系列的疑问:第一，汕头阅报公所是在1901年7月《岭东日报》诞生之前创办的，地址最初亦是在育善街，因此汕头阅报公所是否就是岭东阅报所?第二，《岭东日报》出版之后，《岭东日报》上的新闻或广告，均只提及汕头阅报公所(有时称汕头阅报所)或汕头阅报社，如果岭东阅报所影响那么大，为什么只字未提?第三，汕头阅报社是否就是原来的汕头阅报公所(又称汕头阅报所)?第四，岭东阅报所的负责人吴子寿也是汕头阅报社的负责人，那么岭东阅报所与汕头阅报社又是什么关系?
总之，岭东阅报所也好，汕头阅报公所或汕头阅报社也罢，阅报所的开设给汕头埠带来了读报的时代。
2.汕头埠报业的滥觞
1902年3月和5月，《江辑译局日报》和《岭东日报》先后在汕头埠出版发行，他们成为汕头埠报业的滥觞，从此汕头埠报业迅速发展。
汕头埠近现代报业的滥觞及发展，虽然至今未见跟西方传教士有直接关联的文献记载，却跟华侨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华人移居东南亚的记载，但大规模的移民却是19世纪之后的事。当时欧洲列强拓殖东南亚，需要大量的劳工。起先，列强多在中国东南沿海以招工的名义，欺骗、贩卖中国劳工到东南亚。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准许华工出国，大量华工移民东南亚，潮侨就是这支移民的生力军。
随着潮侨在东南亚落地生根，他们从一开始主要从事各种出卖劳动力的工作，后来逐步参与工矿业、运输业、制造业、农业、商业、服务业以及金融业等领域的经营活动并建立自己的社团。
1904年，潮侨张永福、陈楚楠、林义顺等人，在新加坡创办《图南日报》，公开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他们同时亦来到汕头埠，在《岭东日报》上刊登广告，为《图南日报》在国内的发行做宣传14。1907年他们又在新加坡创办《中兴日报》，《中兴日报》随即成为南洋同盟会的机关报。《中兴日报》在发刊词中明确指出，其发行宗旨就是“开发民智，而使数百万华侨生其爱种爱国之思想也”。当时南洋的革命风气已渐开，所以“出版之日，我华侨莫不先睹为快，甚有趋至报社，鹄候出版，门以内满座，门以外途塞”15。
图14 孙中山与林义顺(前右)
图15 《图南日报》在《岭东日报》上刊登的广告
1907年在汕头埠出版发行的《新中华报》及之后改名出版的《中华新报》，同样跟华侨有密切的关系。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谢逸桥，积极参与同盟会的筹备工作，并成为同盟会首批会员。1906年，受孙中山委派，谢逸桥以同盟会岭东地区主盟人身份回国。回国后，谢逸桥在汕头潮汕铁路局任高级职员，他利用此有利身份，秘密进行“往来运械递信诸务”，为在潮汕地区发动武装起义作准备。1907年春，他创办了《新中华报》，名为宣传新学，实为进行公开的革命思想宣传和鼓动工作。黄冈起义失败后，《新中华报》被当局查封。谢逸桥只能先回梅县，之后到南洋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后为了宣传革命思想，他毅然从南洋重新回到汕头，于1908年4月17日，在梅州籍华侨丘燮亭、梁映堂、廖煜堂等鼎力支持下，于《新中华报》基础上改办《中华新报》。《中华新报》由梁千仞任社长，林百举任总编辑，同年8月底，陈去病来汕头，被聘为主笔。161909年春，陈去病因病辞职，遂由叶楚伧任主笔。17《中华新报》不但抨击清廷，还暗中传递革命消息，运送武器弹药，并作为联络海外志士的中转站。《中华新报》因陈去病、叶楚伧相继担任主笔，名声大振，蔚为岭东乃至广东革命喉舌。报纸发行日盛，发行范围不仅包括岭东各地及广东省内外，还远播南洋各埠。发行量达13500份，其中在海外华侨中发行达7000份，这在当时的汕头埠是一份无论发行量或影响力都很大的报纸。
1902—1911年，十年间汕头埠先后有《江辑译局日报》《岭东日报》《潮州白话报》《汕头公报》《潮报》《觉民钟报》《潮声》《双日画报》《新中华报》《中华新报》《图画新报》《观潮报》《晓钟日报》《民苏报》《江潮》《岭东月报》等近20种报纸出版发行。
进入民国之后，汕头埠报业发展迅猛。以出版周期分有日报、双日报、三日报、周报、旬报、半月报甚至月报;以内容分有专题类的报纸，亦有综合类的报纸;以性质分有官办的，亦有民办的;以专业分有民生、商业、文化、政治、军事、华侨及侨务、卫生、宗教等;办报人可以是革命者，亦可以是政客;可以是文化人，亦可以是商人、医生、华侨、慈善家、军人甚至汉奸、特务等。总之，办报人各自以自己的办报目的、宗旨办报，宣传各自的价值观。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911—1949年，38年间汕头埠出版各种报纸合计超过160种。这些报纸，发行时间长的有两三年、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发行时间短的往往只有一年半载，甚至只有两三个月或更短。发行时间短的原因虽然各种各样，但归纳起来不外有两大原因:政见与经费。一些报纸甫一面世，便因其政见与当局发生冲突而被取缔或勒令停办;有些则因经费不敷而不得不歇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