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清末及民国汕头埠报业概况

(一)穗、港、沪等地报业对汕头埠报业的影响

前面已经谈到，中国近现代报业的发展，是随着西方军事、经济和文化等对我国的侵略而被动地发生和发展，汕头埠的报业当然也是在这种大环境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但汕头作为一座新兴城市，其文化事业的形成及发展，同样受到当时与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诸方面有密切联系的穗、港、沪等地的影响。具体有如下几方面:

1．用方言入报

1876年3月30日，上海申报馆以“《申报》文字高深，非妇孺工人所能尽读”18为由，用上海方言出版附刊《民报》，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白话报。早期白话报的相关记载有1897年上海出版的《演义白话报》、1898年无锡出版的《无锡白话报》以及1903年12月19日在上海创办的《中国白话报》等，而1889年出版的“以汕头方言撰述”的《潮惠会报》和1903年出版的《潮州白话报》并未得到史学界的注意和介绍。

如果说，1876年3月30日上海申报馆以上海方言印行出版的《民报》，是为了让一些文墨不深的读者易于读懂报纸内容的话，那1897年之后出现在上海及江浙一带的方言报，则可以说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人士为了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和实现他们开通民智的主张所极力推广报纸白话化的结果。同样，1889年出版的《潮惠会报》，是基督教为宣传教义而“以汕头方言撰述”，而1903年用潮语白话撰述的报纸《潮州白话报》，则明显是潮人中的开明人士为了启发民智而创办。用潮汕方言入报，是受到了上海、江浙等地方方言报纸潮流的影响和启发。

现有的资料显示，自1902年汕头埠本地报业兴起后的第二年，用潮语白话撰述的报纸《潮州白话报》创办出版。出版时间与当时在全国影响极大的用上海方言撰述的《中国白话报》刚好相同，即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十一月初一(1903年12月19日)。《潮州白话报》成为汕头埠已知最早的潮语白话报纸。《潮州白话报》先后总共出版了11期，历时8个月，终因各种原因于1904年8月停办。不过，其创办者曾杏村，这位汕头报业的先驱，于1906年4月24日，又在汕头埠创办了《潮声》。《潮声》同样以白话报形式出现，其影响早已超出了汕头埠，成为当时潮汕乃至东南亚的知名报纸。

《潮州白话报》的“新闻”“传记”“曲本”“歌本”“小说”“选述”等栏目，都以潮语撰述。如歌本，就是潮州妇女所熟悉和喜欢的潮州歌册，七字一句，用潮州方言押韵;小说、歌本和曲本，语言形式上均是通俗易懂的潮州方言，内容上则是以史讽今，以唤醒国民及开通民智。正是这些通俗易懂又朗朗上口的歌本和曲本，使报纸更贴近广大普通民众，报纸因此亦颇受民众喜爱。

图16 《觉民报》报头(图片来源:戈公振《中国报学史》)

2.报纸名称的借鉴

一个地方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自然有其自身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不过，现代报业作为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先是在沿海开放大城市，如上海、天津、广州、香港等地传播并流行。汕头作为新兴的沿海开放城市，报业起步比起上述城市来讲当然是比较晚的，向他们学习、交流和借鉴亦是一件很自然和免不了的事。如1899年以“觉民”命名的报纸在上海出版，该报宣称“首以觉民为心”，故名“觉民报”19;1903年，又一家以“觉民”命名的报纸在江苏金山(今属上海)创办出版。金山出版的《觉民》，是高旭(天梅)与其叔叔高燮(吹万)等人组织的觉民社编辑发行的月刊。《觉民》在其发刊词中声称:“欲扫数千年之蛮风，不可不觉民;欲刺激国民之神经，使知合众爱国之理，不可不觉民。”20《觉民》持有让国民觉醒为己任的理念，同时宣传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反对清王朝的种族压迫和专制统治，在当时国内有很大影响。其创办者高旭、高燮，后来与柳亚子、陈去病等人成立了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资产阶级革命文化团体———南社。故1906年高八乔在汕头埠创办的《觉民钟报》，明显是受上海《觉民》等报纸名称的启发，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晓钟日报》。《晓钟日报》的创办人之一吴宗慈，江西南丰人，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方志学家，光绪三十一年(1905)冬，毕业于广东饶平师范学堂。吴宗慈早年接受新学，反对清朝的专制统治，先后在蔡元培、章太炎主办的《警钟日报》及于右任的《民呼报》上撰文宣传民主和革命思想。《晓钟日报》就是他于1909年与友人铁姗在汕头埠创办的报纸。从《警钟日报》到《晓钟日报》，不难看出两者名称的因果关系。遗憾的是，《觉民钟报》和《晓钟日报》两种报纸至今未见实物报纸留世，至少在广东省内各大图书馆尚未发现。

图17 《警钟日报》(图片来源:戈公振《中国报学史》)

其实，报纸的名称往往体现了办报人的办报宗旨和理念。清末，唤醒国人、启发民智成为许多有识之士的共同理念，故此在报纸名称上不同城市之间，常常出现相同或相近的报名。如以“醒”字为主题词的报刊，在1905—1911年的7年间，便有广州《醒报》(1905)、北京《醒报》(1906)、天津《醒报》(1911)，天津《醒世画报》(1906)、北京《醒世画报》(1909)，还有诸如天津《醒华报》(1908)、香港《醒国魂报》(1906)、杭州《醒钟报》(1909)、天津《醒俗报》(1909)、杭州《醒狮潮》(1911)和哈尔滨《醒民报》(1911)等。此外如“民权”“民生”等理念，在清末乃至整个民国时期，都是国人心中的祈盼和追求，以此为名称的报纸在全国就更多了。创办于清末民初汕头埠的《民权报》《民生报》《民声日报》《公言日报》《晨钟报》等报纸，反过来亦成为中国报业史一个很好的注脚。

(二)成为辛亥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宣传阵地

1.宣传民主和革命成为清末及民国初报纸的主旋律

潮汕华侨在支持孙中山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是一支不可或缺的生力军。他们不管是在南洋还是在国内，都积极支持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推翻清王朝的各种革命活动，如广州起义、黄冈起义、辛亥革命。期间涌现出像张永福、陈楚楠、林义顺、谢逸桥、谢良牧等杰出人物。他们除了进行武装起义，亦创办报纸宣传革命思想。如在新加坡创办了《图南日报》《中兴日报》，公开宣传孙中山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思想。在汕头，1907年他们创办了《新中华报》。黄冈起义失败后，《新中华报》被查封，他们又于1908年4月创办了《中华新报》。这次他们借用华侨的外籍身份注册，使清政府的地方官员不敢肆无忌惮地随便查封。从而让《中华新报》更加旗帜鲜明地反对清廷，宣传革命。《中华新报》随之成为同盟会在国内的一份重要报纸。1908年8月，因在杭州组织秋瑾遇难周年纪念活动而遭当地清吏追捕的陈去病受聘来到汕头担任主笔。陈去病原名庆林，字佩忍，号垂虹亭长，江苏吴江同里人，是南社创始人之一，1904年曾任上海《警钟日报》主笔。陈的加入，大大加强了《中华新报》的编辑力量，他在报上大力宣传革命，使其成为革命党人在岭南的一个重要宣传阵地。不久，陈因病辞职回上海，他推荐叶楚伧接任，叶楚伧于1909年春到汕接任《中华新报》主笔。21

图18 孙中山在松口

图19 陈去病

图20 叶楚伧

陈去病返上海后，经常将南社社员诗文寄投《中华新报》发表，如1909年5月15日登载柳亚子词《满江红·祝〈民呼日报〉出版，用岳鄂王韵》，同年6月17日发表高天梅为本人诗集题的诗，抒发“誓将词笔挽山河”的志向与感奋，以文笔鼓吹革命主张。《中华新报》因此成为南社社员发表作品的重要阵地。

从1902—1911年，汕头埠虽先后有近20家报纸出版发行，但目前能见到的实物不过六七种。在这六七种报纸中，《新中华报》及之后的《中华新报》旗帜鲜明地反对清廷的立场自不待说，另外的5种报纸，至少超过一半具有明显地支持社会变革、同情革命甚至反对清朝腐败政府继续统治的倾向。如《潮声》所刊登的内容针砭时弊，常常刺痛统治者的神经，创办一年左右便被迫停办;《双日画报》报道光绪帝的死因是被毒毙，触怒清廷而被查封，创办人曾杏村亦被捕入狱;《图画新报》亦曾因报道革命党人起义或刺杀清廷官员等新闻而被勒令停办。

或许有人会问，清末汕头埠这座新兴的埠市，短短十年便先后出现了近20家报纸，远比同是通商口岸的厦门、福州、宁波、营口、烟台、台南、淡水、琼州、九江等城市多得多，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原因是什么?我想，正是因《新中华报》《中华新报》《潮声》《双日画报》和《图画新报》等报纸的政治倾向过于明显，他们不仅宣传变革的思想，还同情革命;他们所报道的新闻，发表的论说，刺痛了地方官员的神经;他们所揭露的各种社会弊端，亦常常触及统治者的利益，甚至危及他们的统治，因而不是被勒令停办，就是被取缔或查封。但是，今天被政府查封，过些时候变换个报名又可以重新出版，这或许就是其报纸数量众多的原因之一。

2.敢于痛陈时弊，揭露弊端，暴露愚昧和黑暗

清朝末年，开明人士创办报纸，目的就是要开启民智，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及西方科学和民主思想，而面对社会的腐朽、黑暗和愚昧，他们深恶痛绝，故敢于揭露弊端，暴露愚昧，自然成为有识之士的责任或文化自觉。除了像《新中华报》或《中华新报》这样持旗帜鲜明的反清立场的报纸，敢于借题发挥，痛陈时弊的亦不在少数。《岭东日报》《潮声》《图画新报》等报纸，便不时有揭露社会黑暗或痛陈时弊、暴露愚昧的文字见诸报端。如《岭东日报》宣统元年二月初一(1909年2月20日)的论说，题目“论潮人之勇于事神昧于实益之非”，作者警醒氏对潮人沉迷于事神而不醒深感痛心疾首。“今者吾潮尚在睡梦之中，诸般实业未举……迷信之风日长。事神之兴益奢，每一神游所费，小则一万数千金，大则或至数十万金。竞相奢靡，倾家不计。省衣节食，专为是务。”《潮声》第8期的“潮纪”中，有一则报道《好个来歹个去》，就是揭露汕头埠那些说来就来说去就去的地痞流氓，文中写道:“本埠地方，本来杂沓，更兼风气不好，许班食蛇配虎血个，就窝娼妓，开排馆。又因为赌钱打做正饷，更有零个平日叫做开通个，也去在物来物去。近来孙军门到潮州一吓，欲认真办理，许撮野恶，去到稍甚个，走到辫直走不去个，总是只班人。平日听来听去，都多过地个一吓，欲掠就少少。无非敢实在，是放落屠刀，就做罗汉，正会使到人，只见佛面不见贼面哪?奇怪!”

曾杏村出任《图画新报》主笔后，仍然发扬其耿直敢言的办报风格，报纸语言虽然不再沿用潮语白话，但内容同样常常言别人之不敢言，新闻也常常用夹叙夹议或加编者按语等方式，抨击时弊，揭露愚昧。如在第187期《图画新报》“岭东新闻”版中，登载了一条题为“澄邑宰之求雨”的新闻:

澄海范大令，以天时亢旱，遵例于上月廿七八九等日，在城隍庙北帝楼地方，设坛祈雨，并禁屠宰三天，迨至第三日之晚，果然浓云密布，雷电闪烁，雨声也接续随之而下。虽未能满农人之望，而得一滴数点，也可谓久旱逢甘也。按求雨救日救月之事，在中国古时则然，而当此科学昌明时代犹复沿此陋习，以愚黔首，是真不值识者之一笑也。

汕头埠当时虽已成立自治镇，然仍属澄海县管辖，这则新闻如此取笑县令大人，可见曾、吴二君之胆量。

此外，利用歌谣或曲本等形式来宣传科学，揭露迷信，亦是清末报纸的一大特色。如《潮州白话报》上以连载形式发表的曲本《山西风水案》，《潮声》第7期的歌谣《降乩骗人歌》等，都是利用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表达，收到很好的效果。

(三)华侨文化、商埠文化及地方文化特色

1.华侨文化特色

如果说，潮汕华侨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生力军，在清末他们积极支持和参加孙中山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动，在抗战时期他们又无私地支援祖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那么，汕头埠报业的发展，华侨同样亦是一支不可或缺的生力军。可以说，汕头埠自清末至民国的报业，到处都有华侨的身影。或是华侨亲自创办并经营报纸，如清末的《新中华报》《中华新报》《江潮》，民国的《星华日报》《南潮日报》《泰斗报》《泰斗日报》;或是以华侨为主题的报纸，如《侨声报》《华侨新闻报》《华侨日报》。即使是综合性的日报、双日报，亦大多开设有专门版面报道侨讯侨闻，如《岭东日报》自1905年起开设“南洋通信”，《大岭东日报》和《汕头晨报》分别开设有“华侨近闻”及“华侨近讯”，《汕报》在“二战”后复刊甚至还设“侨务指导”专版等，这些无不浸透着华侨文化的特色。

《星华日报》无疑是华侨报业在汕头埠乃至全国华侨报业界的杰出代表。胡文虎于1929年1月在新加坡发刊的《星洲日报》，是他独资创办的第一份星系报纸。两年之后，1931年7月10日，他又在汕头创办《星华日报》，《星华日报》遂成为星系报业在中国国内创办的首份报纸。1935年9月，《星光日报》在厦门出版，1938年《星岛日报》在香港出版。之后，《星槟日报》《星仰日报》《星巴日报》《星闽日报》《星沪日报》《星暹日报》等星系报纸相继在东南亚和中国的福州、上海等地出版。

为配合宣传抗战，《星华日报》于1932年3月11日发表时任总编赖竹君亲自撰写的社论《华侨与抗战》。论述华侨虽为“求新生路，遂生聚于异域”，但华侨亦“深知非革命无以振兴中国，中国不能振兴，华侨即永不得保护”。故辛亥革命，华侨“输财助饷，不遗余力”，腐败的清政府得以推翻。而如今，暴日侵略我大好河山，“海外侨胞闻之心胆俱裂”。故“上海事变，我十九路军，屡歼暴寇，全球震惊，我侨胞逖听捷音，欣喜若狂”，“虽于商业萧条，生计万分艰难之时，犹愿节衣缩食，踊跃寄款，助军抗敌”，为的就是愿我抗战早日胜利。

图21 社论《华侨与抗日》

《星华日报》强调办报纸应该有自己的报格，而报纸要具备高尚报格，办报人首先应有高尚的人格。“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固报格之卓卓者，然要保持此种卓卓之报格，凡报业圈内人，均应每个先保持自己人格才能产生高尚报格。”“报纸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术、教育、交通、建设、党务等消息之工具，同时亦为灌输前项知识之利器。使命与天职如斯重大，不有报格，将何以完成其天职与使命!”《星华日报》正是因为有一帮爱国爱乡的报人，以其高尚的人格魅力，使该报在当时竞争激烈的汕头埠报业界脱颖而出。

《星华日报》无论在20世纪30年代，还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重新出版，均设有华侨专栏、专版，如华侨在侨居国的文化、教育、经济、政治及生活、生产活动等方面，以及如何帮助祖国抗战、战后重建家园等的报道，向来都是占有一席之地。如《暹罗华侨教育备受摧残》(1934年8月24日)、《实兆远兴天定州(马来亚)华校之概况》(1935年12月3日)、《棉兰华侨社团调查》(1934年2月7日)、《海防土人排华惨案尚悬未了》(1935年9月8日)、《暹罗华侨义勇军回国杀敌》(1932年6月8日)、《宣慰荷印华侨》(1946年10月4日社论)等。

大型综合性日报《南声报》，其第三版基本是华侨版，有“华侨人物连载”“华侨经济介绍”，还有“俚人俚语”，主要介绍华侨眼中东南亚各国不同的风土人情等。“华侨人物连载”登载了由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创办泰国中华会馆的著名揭阳籍侨领郑省一创作的华侨人物传记《华侨二哥丰小传》，“华侨经济介绍”曾介绍过自“二战”及战后在越南华侨的经济状况和经济危机。“俚人俚语”则登载了郑省一的另一篇有关泰国风俗的文章《中流砥柱》。

“南洋侨讯”是《华侨日报》最有特色的栏目，该栏目在东南亚各国聘有特约记者和通讯员，及时将当地华侨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方面面的新闻及各国政府对华侨政策、规章作报道。如“二战”胜利后，马来亚粮食奇缺，华侨社团便自发组织到泰国购米，1946年11月11日的“南洋侨讯”便以“马来各地中华总商会组织商办购米团赴暹购米供应居民”为题作报道，同期侨讯还报道了新加坡移民局局长就华侨入境必须担保以及马来潮州会馆大会提议侨产应由原价赎回等新闻。又如1946年11月15日的“南洋侨讯”，则报道了马来联邦华商联会就敦请政府改善米粮、政治机构变更必须先征询各族人士、每年十月十日为马来亚公共假期等向政府的提案。

图22 《星华日报》“请政府改善米粮”的报道

2.商埠文化特色

汕头之所以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被西方列强看中而成为华南沿海的开放埠市，原因便是汕头埠在1860年之前已经是一座小有名气的商埠和海港了。早在咸丰四年(1854)，漳州和潮州船商便在汕头埠创办了漳潮会馆，成为汕头埠最早的贸易场所及商业管理机构。1860年开埠之后，汕头的商埠定位更加明确，发展亦更加迅速。商埠经济催生了商埠文化。汕头埠报业从清末诞生到民国年间的蓬勃发展，都呈现出浓浓的商埠文化特色。

图23 漳潮会馆

我们如果稍加注意便会发现，在汕头埠，从清末到民国那些能够经营得较为长久的报纸，除了官方报纸《岭东民国日报》外，都跟商界有密切的关系。他们或在商会的资助下成为商会利益的代言者，或创办人本身就是实力雄厚的大商人。前者如清末的《岭东日报》和民国的《商报》，后者如民国的《星华日报》。《岭东日报》自1902年创办至1909年停办，历时八年多，是汕头埠清末经营时间最长的一家报纸，这跟当时它先后得到汕头万年丰会馆、六邑会馆和汕头总商会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商报》创办于1925年，创办人是江梦非，在1926年前，王延康是主编。另一家《商报》创办于1936年，创办人是汕头总商会常务理事张华馀。《星华日报》从1931年创刊一直经营至新中国成立，与胡文虎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报纸的商埠文化，最直观的体现便是报纸的名称了。如《潮商公报》(1923)、《商报》(1925)、《商业晚刊》(1927)、《国货周报》(1929)、《商民新闻报》(1929)、《商业时报》(1931)等，从报纸的名称便可知道其报纸的文化属性。

报纸版面的设置，也让人感受到鲜明的商业氛围。像《商报》这种大型的专业性商业报纸，除设固定的“商情”专版外，另辟“本市行情”“经济新闻”“一周行情”等栏目自不待说，其他许多大型综合性报纸，亦均设有固定的商业或金融信息的版面。如《正报》开设“金融市况”;《光华日报》设“经济·商业”版，并固定在星期二出版，内容为国内外经济、金融、财政、贸易、工商业等;《建国日报》设“经济新闻”“建国商情”(包括商情、商品价格、交通指南);《南声报》设“经济、福利与交通”。就连《岭东民国日报》这样的国民党官方报纸，同样设有固定的经济新闻。

图24 《建国日报》商情

报纸的广告，同样体现了浓烈的商业文化气息。报纸刊登广告，是报社重要的经济收入之一，亦是许多报社办报的重要资金来源。从清末到民国，报纸可说是唯一一种大众宣传媒体，一个地方的商业发展，当然离不开报纸广告的宣传。汕头埠作为一座商埠城市，大量刊登各种商业广告的需求，成为地方报业繁荣的一个重要经济基础。像《江辑译局日报》和《岭东日报》这两份汕头埠最早创办的报纸，每天出版的报纸有8个版面，其中4个版面固定全部刊登广告，另外4个版面有时还插有广告。到了民国时期的报纸，日报每天出报12个版面，一半版面刊登广告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

3.地方文化特色

从清末到民国，汕头埠报纸的最大特色就是具有浓郁的区域文化或者说地方文化色彩。

首先体现出来的就是报纸的名称，如《江辑译局日报》《岭东日报》《潮声》《潮州白话报》《汕头公报》《汕头晨报》《汕头时报》《汕头早报》《汕头晚报》《潮梅日报》《潮梅新报》《鮀江春报》等，一看便可知是地方的报纸。当然，作为地方出版的报纸，读者对象绝大多数亦是地方读者，故从清末最早的报纸到民国时期的报纸，几乎都开辟有地方新闻版面。如清末的《江辑译局日报》开设“潮属纪闻”，《岭东日报》开设“潮嘉新闻”，就连面向全国及南洋华侨的《中华新报》，同样开设了“岭东纪闻”。

图25 《博闻录》

民国时期的汕头埠报纸，除了开设地方新闻版面，还常常开设专门刊载地方文化的专栏或副刊。《民声日报》副刊《博闻录》，经常刊登一些具有浓烈地方文化色彩的连载，如温丹铭的《广东新通志列传稿》、温克中的《广东新通志宦绩录稿》、翁辉东的《潮语雅训》以及秋风的《潮州俗语考》等。《新声报》副刊最初名《韩潮》，1949年后改为《小公园》;《天行报晚刊》第三版的“潮人潮事”专栏，主要是对潮籍名人、政要的任免以及参与各项文化或时政活动等作跟踪报道，亦颇具地方特色。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大型的跨区域报纸如《和平日报》《大光报》《光明日报》等报纸落户汕头埠后，同样注重对地方文化的报道或刊载。

图26 萧遥天《潮州戏剧志长编》

《和平日报》(汕头版)为对开四版日报，其第一版刊登国内外主要新闻及社论。第二版设有“潮汕纵横谈”，主要刊载潮汕各地新闻，此外还有金融、市场行情及广告。

《大光报》(汕头版)开设的“专论”，则多刊登潮汕著名学者对文化的有关论述，如1949年3月14日谢礼智的《柴头戏———提线傀儡》(潮州民间艺术)，1948年3月14—15日萧遥天的《佛说与爱情》，还有张竞生的《山的面面观》(1948年2月28日—1948年4月25日连载)，萧遥天《潮州戏剧志长编》(1948年12月9日—1948年12月25日分17期刊登)。在《火流》副刊中，潮汕文化亦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如翁子光的《潮州先贤轶事》连载、林仔肩的《潮州俗语韵对》连载，还有王显诏画作介绍，罗铭、林逸画展特刊等。值得一提的是张竞生的《新食经》连载。张竞生一向关注民生问题，其对民众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均有论述。他写过两本食经专著，《新食经》是第二本，《新食经》用最通俗的语言，从植物性食物的维生素构成与营养价值、饮食与健康、食物配搭与膳食方法等切入，引导读者如何摆正食肉是富人，食粮、菜、薯是穷人的不正确观点。全书分为:“食的革命与医药革命”“小孩老人与病者食法”“食与运动及内分泌”“食与性情及色欲”“绝食与精神食法”“饥民食法———盐与水的利用”“素食果食的根本食谱”“主妇须知———厨房学”等八章，自1948年6月起，《火流》副刊专为这位潮籍哲学博士的新作作连载。1949年1月《新食经》由大光报社结集出版发行。此外，《大光报》还于1946年11月，分别跟南华学院文史系文史学会和潮州修志委员会联合开设《文史周刊》和《方志旬刊》。

图27 《方志周刊》

1945年抗战胜利后，汕头市文艺界在日伪政权六年多的奴化统治下，乌烟瘴气，敌伪时期遗留下来的几个剧社，经常演出一些低级下流的戏剧，其他文化艺术也一潭死水，毫无生气。这使重回汕头文化界的艺术进步人士十分反感。《光明日报》副刊编辑林紫、黄雨等人遂拟在副刊版上开辟相应的地方文化和文艺专版，以祈介绍、宣传、引导和普及健康向上的地方文化。

1945年10月，创办不到一周的《光明日报》副刊，便发起“八年的潮汕”征文活动。编者在征文启事中说征文目的是“为了搜集潮汕抗战史料，鼓励读者写作”。征文内容包括:抗战八年的潮汕农村经济演变、土地关系、农民生活;沦陷区的人民生活(包括敌人的统治政策、汉奸的罪行及其下场，汕头、澄海、潮安、潮阳等地沦陷区生活报道);战争与天灾(包括1943年潮汕的米荒、霍乱);流亡在兴梅、江西各地潮民生活报道;华侨家属的生活;妇女的命运以及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和其他等七大方面。征文启事刊出后，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应，一些读者写信给编辑部，交流自己的感想，编辑部也及时在副刊版上以“编者短简”的方式给予公开回应。

《光明日报》的“文艺”版，还刊载了关于潮剧改革和潮州方言文学研究的文章，如1948年8月26日刊登麦海的《谈潮剧改造》，1948年10月28日刊登丹木的《论潮州歌谣》等。

值得一提的是，1948年10月8日，“文艺”版刊登有关潮州方言文艺创作的文章《怎样建立潮州方言文学———潮州方言文学第一次座谈记录》。据郭马风、吴奎信的《近现代潮汕民间文学》一书载，当时专门讨论歌谣和大众诗歌创作的座谈会有七八次，但“目前能见到的只有1948年(戊子)1月10日第二次座谈会《潮州歌谣的探讨》的记录排印稿”。故此，《怎样建立潮州方言文学———潮州方言文学第一次座谈记录》，可以说是潮州方言文学组活动史料的新发现，是研究潮州方言文学的难得史料。

图28 《光明日报》刊登《怎样建立潮州方言文学———潮州方言文学第一次座谈记录》

1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

2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页。

3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74页。

4《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于1833年在广州创刊出版，内容涵盖宗教、政治、科学、商业等，故它被认为是第一份创办于我国的现代意义的中文报纸。

5许正林:《中国新闻史》，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0页。

6《汕头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志》编纂委员会编:《汕头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志(1863-2013)》，汕头:汕头市第二人民医院2013年版，第43页。

7汕头教育志编审委员会编:《汕头教育志》，汕头:汕头教育局1989年版，第12～13页。

8史和、姚福申、叶翠娣编:《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9史和、姚福申、叶翠娣编:《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8页。

10阙本旭:《清末民初时期潮汕报刊出版钩沉》，《图书馆论坛》2005年第6期。

11阙本旭:《清末民初时期潮汕报刊出版钩沉》，《图书馆论坛》2005年第6期。

12谢雪影:《汕头指南》，汕头:汕头时事通讯社1933年版。

13《岭东日报》，1902年7月20日。

14《岭东日报》，1904年6月21日。

15崔贵强:《中兴日报二三事》，转引自阙本旭:《清末民初时期潮汕报刊出版钩沉》，《图书馆论坛》2005年第6期。

16林抗曾:《林一厂先生年表》，见《林一厂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892页。

17林抗曾:《林一厂先生年表》，见《林一厂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892页。

18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

19史和、姚福申、叶翠娣编:《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2页。

20史和、姚福申、叶翠娣编:《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2页。

21林抗曾:《林百举与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