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留学风潮兴起及去向

所谓的“源头”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流淌，已经变得不再是“清水”了。曾经登峰造极的唐宋人物画在元代以后逐渐倾向“程式化”，至明清，虽然出现“波臣派”人物肖像的小高潮，但大局已难挽颓势。“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1]从徐悲鸿的口中已感受到当时他对中国画的形势表示的失望之意。为了改变中国美术的现状，由一大批留学生引进的西洋绘画体系成为20世纪中国画改造的最大影响元素，他们纷纷实行“新国画运动”。

20世纪发生的留学风潮无疑对中国的社会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在美术界，在其他各个领域都纷纷兴起了留学风潮。当时留学的去向大致有三：一是日本；二是欧美；三是苏联。留学的去向首选是日本，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从文化上同属东方文化系列；第二，日本经历过维新运动，这对中国社会转型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第三，从地理位置来说，留学日本相对比西欧要方便。

1906年日俄战争后，赴日留学运动达到高潮。从黄遵宪、孙中山、黄兴、廖仲恺、蔡锷、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董必武、周恩来、宋庆龄、何香凝等政界要人，到王国维、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文坛巨子，一大批先觉人士纷纷前往日本寻求改革中国的良策，他们引进的思想对中国社会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在美术界方面，先后有王震、陈师曾、何香凝、金城、于右任、高剑父、李叔同、叶恭绰、沈尹默、陈树人、郑锦、姜丹书、吕凤子、王梦白、高奇峰、朱屺瞻、胡根天、邓以蛰、汪亚尘、王悦之、黄土水、俞剑华、徐悲鸿、刘海粟、溥心畬、周轻鼎、陈之佛、潘天寿、王子云、丰子恺、黄君璧、卫天霖、张大千、林风眠、关良、倪贻德、方人定、丁衍庸、常任侠、许幸之、傅抱石、沈福文、李桦、黎雄才、王式廓、萧传玖、黄新波等。[2]据不完全统计，从1902—1949 年间，留学日本的中国美术家超过300人，仅东京美术学校 （今为东京艺术大学美术学部）一校就已经有134人 （虽然就读于日本女子美术学校的中国妇女先后有300人左右，但成为著名美术家的仅有何香凝一人），这个数据超过其他国家和其他国家的美术学校。[3]另外，据东京艺术大学吉田千鹤子系所编成的《东京美术学校留学生资料》，从明治四十三年 （1910） 开始，广东籍学生在东京美术学校、女子美术学校、京都市立绘画专门学校留学的人数达30 人，还有部分留学生资料不详，或为游学，未入统计。[4]赴日留学的这批学生归国后对中国近现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以岭南画派为代表的画家更开创了广东中国画之新风气，可见日本近代美术对中国美术界起到的巨大影响作用。

至于留学西欧的中国美术留学生是以法国为中心，其中大部分出自巴黎美术学院。1949 年前后留学巴黎美术学校的中国留学生有20多位，包括江新、李金发、蔡威廉、徐悲鸿、林风眠、李超士、孙福熙、汪日章、俞寄凡、周轻鼎、潘玉良、方干民、郑可、王临乙、吴大羽、刘开渠、韩乐然、秦宣夫、周碧初、曾竹韶、颜文梁、常书鸿、滑田友、王子云、唐一禾、吴冠中。[5]这批艺术家归国后成为20世纪中国画坛的中坚力量，由徐悲鸿开创的“徐悲鸿素描体系”更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物画的发展。

留学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风潮在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渐兴起。据统计，1950—1965年间我国除了1948年党中央派往苏联学习的李鹏等21位高干子弟外，共派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总计为10 571人，其中派往苏联的留学生共8 310人，占总比例的79%，这些人中大部分是前往苏联学习理工科专业的人才，文科占的比例比较少，艺术类的就更少了。1953—1965年间，由文化部、教育部派往苏联学习美术专业（包括绘画、雕刻、美术史论、戏剧与电影舞台美术等）的共计30余人，列表如下：

1953—1965年间我国派往苏联的美术留学生

除此之外，还有吕志昌、刘兴厚、周昆3 名学电影美术的留学生，就读于莫斯科电影大学，以及学美术历史及其理论基础专业的李春，就读于莫斯科大学。[6]

从日本、西欧、苏联留学回来的美术家是20世纪中国画坛改造的主要力量，其引进的西方绘画体系对传统中国画尤其是人物画无疑冲击最大。诚然，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所接触到的绘画理念是存在微妙差异的，比如就人物画来说，在日本学习的造型基础相对比留学西欧和苏联的稍显逊色，而在日本学习的“装饰趣味”和“东方意味”相对更为浓厚。对广东中国人物画来说，起初时岭南画派的影响相对较大，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由杨之光引进的系统西方素描体系及“素描是一切造型的基础”（语出徐悲鸿）成为官方的腔调后，强调造型结构的画路成为广东人物画的主要追求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