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以秘书的视角 识器研制求道[1]
龙吟
一
公元2012年，对中国秘书学教育与研究事业来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其一，人们呼吁近30年的“秘书学”，终被列入教育部《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其二，经过三年多的大胆尝试和认真探索，暨南大学创立的“高级秘书与行政助理学” 被国家学位办批准为“中国文学” 门类下的独立二级学科，不再是“汉语言文字学” 下一个试办方向；其三，第一个“高级秘书与行政助理学” 博士点在暨南大学正式设立并即将招生。
面对突如其来的诸多喜讯，我们却无法一味喜形于色。
平心而论，秘书学毕竟是一门新兴学科，从严格意义上说，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秘书学研究，多为“工作研究”，80年代中期正式出版的《秘书工作》 （李欣著） 是其代表；随着高校秘书学专业（方向） 的普遍设立，各种各样的《秘书学》 教材相继问世，“秘书学” 及其相关专业概念才逐渐确立，虽然至今依然争论不休，表述各异，但拓荒者们筚路蓝缕，功不可没。
显然，本科入《目录》 和设立博士点，表明从2012年起，秘书学已经和语言学、文字学、逻辑学、文献学、人类学等学科处于同等重要位置。但是，一个学科的真正确立，重在学科自身体系的完备。“秘书” 这个词语，来源于社会分工产生的一种职事、一种角色、一种职位、一种官署、一种机构、一种文化标志，天生具备着极强的实操性、技艺性，与哲学或某些学科研究从概念到概念，甚至在纯粹的概念里打转转完全不同。秘书学如果离开秘书工作实践将无从谈起，床上架床、屋中叠屋的象牙塔构建只能留下笑柄；而秘书工作实践如果没有理论归纳，总停留在经验总结和做法集成上，同样与科学研究是南辕北辙。三十年来，秘书学研究中的“地派”、“天派”，门户俨然；机关、学院，扞格难通。但若问秘书的职能是什么，秘书学的基本概念如何表述，秘书学研究的范畴是哪些，几乎无一已成定论。至于学科建设中最深邃、最精密的内核——秘道——秘书之“道”，更是无人问津。
多少次有局外人问我：你从中国秘书最高机构来到高校，不辞辛苦地创辟“高级秘书与行政助理学”，目的在于什么？有什么要紧的东西，让你离开官场塔尖，构建象牙之塔？
也有业内人这样发问：秘书要什么学问？杂家而已，对上唯命是从，对下搞好关系就可以了，最要紧的东西都得靠自己摸索，学是学不来的！
两种疑问，看似漫不经心，却都道出了关键词组：“要紧的东西”、“最要紧的东西”。对目前的中国秘书学来说，“要紧的东西” 是什么，“最要紧的东西” 又是什么？
二
其实我在上面已经表述得非常明确：“要紧的东西”，就是让秘书学学科体系真正完备起来。这一点要脚踏实地，从基本概念的厘清、基本职能的确立、研究范畴的划定开始。比如关于秘书的职能，就是研究秘书这个“器” 里，究竟包含哪些主要东西。我们前天说秘书的职责在于“参与政务，主管事务”，昨天又说秘书要会“办文、办会、办事”，今天又让秘书们做好“三服务”，“充分发挥参谋助手的作用”，明天还会说些什么？“参与政务，主管事务”，重在“参” 与“管”；“办文、办会、办事”，要在“办”；“发挥参谋助手作用”，还是“参”。那么“秘书” 之“书” 意味着什么？离开扎实的文字功底，秘书和包拯身边的王朝、马汉之类的又有什么区别？所以说，秘书要做好“参谋”，首先要把自己的职能“参” 透。2009年秋天，当第一批“高级秘书与行政助理学” 硕士生带着巨大的舆论争议走进暨南大学时，我便将秘书的职能归结为“书、办、谋、管” 四个字，要求他们认真研究，后来又在《当代国际行政事务视野下的中国秘书学》 （上） 一文[2]公开提出这个观点。如果这四个字能够全面概括秘书的职能，那么秘书角色的确认、秘书群体的划分就会容易得多。除了文字记录、文稿撰制和公文处理之外，那些从事信息、调查和信访、会务、事务后勤保障的没有秘书称谓的人员，都可凭借“办、谋、管” 的职责而被纳入秘书工作者的群体，对他们的办事规律、为道之艺的研究，也就名正言顺地属于秘书学研究的范畴了。
“书” 是秘书的主要职能，那么“秘” 又是什么？它属于秘书之“道”，而且是“显道”。凡熟悉秘书职事之“器” 的人，都能体验到这种显性的“道” 的存在。比这些“显道” 更为重要的是“隐道” （隐性之道），这是秘书工作的内部规律，是隐藏于“器” 与“制” 之间的根本性的东西。一般人说到秘书工作，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潜规则”，其实“潜规则” 只是“器”与“制” 之间的联结体系，支配所有规则和“潜规则” 的是“道”。像秘书与领导之间讲求一致向性的“同”、各种人际关系之间的“和”、具体共事过程中和方法上的“和而不同”，以及在执行过程中注意各方面平衡的“中”、把握机会和机遇的“时” 与“度”、体现“书、办、谋、管” 结果意识的“效” 等，这些既是秘书工作的内部规律，也是做秘书为人处世时必须再三玩味、确实高深莫测的“道”。在这些“道” 里，有的侧重“义”，俗称“道义”，这与秘书人员的价值观、政治素质、道德修养有关；有的侧重“艺”，可谓“道艺”，又与秘书的眼界见识、知识素养、操作技巧、业务素质紧密相连。器有其制，制有其艺，艺循其道。秘书学研究只有指向“道”、接近“道”、契合“道”，才算真正接触它的本质。远离这些，“最要紧的东西”
又从何处探寻？
暨南大学的“高级秘书与行政助理学”，不论是硕士点，还是博士点，都以这种“器”、“制”、“道” （道义、道艺） 研究指向为“鹘的” （最终靶向）。这种研究绝不是纯理论的、务虚的研究，而是由“识器” 到“研制”、归为“问道”，是对“道”、“制”、“器” 紧密结合的全面把握和深入探求。
三
许多从事秘书实际工作甚至在秘书工作领导岗位上的朋友，还有一些从事理论研究的专家、教授，也曾多次问询我：你对秘书学界的“地派” 颇有微词，对“天派” 多有批评，那么你到底属于哪一派呢？
我说，我没有派。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主办《秘书工作》 和参与推动“两办” 的《中国秘书理论与实践》 丛书[3]编纂开始，我便追求理论与实际有机的结合，力图将学理与实操统一起来。如果非要我说出属于哪个“派”（似乎理论研究没有“派” 便不入“流”），那我一直在探求“人派”——即以活生生的秘书个体的视角为着眼点，既不是仅从领导对秘书的需求出发，跷着脚由地望天，向上“够”；也无需生搬硬套其他学科的理论构架，模仿制作，从虚空之中茫茫荡荡，向下“摸”。唯有“脚踏实地”，才可“仰望星空”，造就大写的“人”。
“以人为本”，这句话被说得太多，似乎有些俗套。但秘书学研究离开秘书本体，将无从谈起。从事秘书学研究的人只有将自身置身于秘书群体之中，深识其“器”，深晓其“制”，深究其“道”，所构造的理论才是有源之水、有根之木、有道之艺。以活水浇灌园圃花木，用花木点缀驻足之域，用道艺引领人生价值，难道不是众人所追求的境界吗？
以人为本，识器研制，探求秘道，是为宗旨。
[1] 此文为作者在暨南大学“高级秘书与行政助理学” 博士点创建研讨会上的发言记录稿，现略加修订，作为本期辑刊序文。
[2] 严华.高级秘书与行政助理（第一辑） [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1.
[3] 《中国秘书理论与实践》 丛书共九种，徐瑞新、安成信任主编，李欣、严华等人任副主编，1993年起由高等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