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财政学的视角与分析方法

1.2.1 财政学的思维方式

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财政学的分析方法是与经济学一脉相承的。正如保罗·海恩等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中所指出的：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在使用过程中会关注三个方面：其一，个体的行为；其二，群体的合作；其三，前述两种活动的结果，不管这些结果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对个体行为的关注主要指节约和权衡，或者代价。节约意味着使用者最大限度地从资源中获取他想要的东西。稀缺使得节约成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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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会澄清节约的过程，以及在稀缺性造成的约束之下的选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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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也澄清了很多重要而令人困惑的群体合作问题。如果说个体经济行为的核心问题是稀缺性，那么群体经济合作的核心问题就是存在大量互不相同甚至互不兼容的个人计划。我们通过节约解决稀缺问题。我们需要千千万万素不相识的人的合作，这是事实，我们通过参与协作过程来达到这个目标。

无疑，在财政学中，个体的行为、群体的合作以及两者互动的结果也居于核心地位。事实上，根据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政府本来就是社会的各个个体为了增进自己的福利而实现的一种群体合作的模式。

而在经济学的思维以外，财政学由于其特殊的研究对象和独特的属性，以及其与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的交叉，衍生了一些独特的视角。

1.政府与市场

作为经济学的一个特殊分支，财政学在经济分析方法上的基本特点就是将整个国民经济划分为政府与市场两大部分，并从政府与市场的相互关系角度出发来研究经济。探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财政学的立论基础。现代经济学已经对市场及其个体行为作出了十分细致的描述与建模，而现代财政学正是建基于这些分析之上的，对市场运作的效率不足现象予以揭示，同时，客观地反映政府在纠正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财政学要研究的基本问题是：在现代社会中，哪些事应该由市场去做，哪些事应该由政府去做，以及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安排？政府该做的事采取什么方式才能做得更好？政府与市场的分工范围及政府办事方式对国民福利水平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怎样的政府与市场的分工模式及政府办事方式才能最好地增进国民福利水平？对于这些问题，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各国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也有很大差异，财政学试图通过理论研究寻求处理这些问题的基本指导思想。稍后，将详细深入地讨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案例1-1 沭阳：大政府主导经济的一个典型案例

江苏沭阳发明了一种“招商引资第一责任人代理负责制度”，就是将政府全部单位都纳入招商管理考核体系，如果招商任务完不成一把手就要成为代理一把手，以示警告；如果继续完不成，就可能被降职为副书记。于是，那里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成了招商局，媒体形容说“没有与招商引资无关的人，没有与招商引资无关的单位”，甚至很多不相干的部门如检察院这样的政府部门都动员他们利用各种人脉关系和资源去招商引资。

沭阳只是中国大部分地方政府的代表，政府的中心工作是招商，而所有的部门都必须围绕着这一中心工作转。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样的政府完全成了一个大型代理公司。这与政府的职责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的常识大相径庭。

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原动力是什么？其一，经济发展以及GDP几乎成了考核政绩最重要的标准；其二，一个项目从谈成到落户再到最终生产全程提供了大量寻租空间。单凭这两点，就足以调动全部政府人员参与到大规模的招商活动中。诚然，地方政府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这么做同样有不少客观上的苦衷。在竞争相对自由的市场上，各种生产要素是自由流动的，也就是说“商”或者“资”的流动往往与政府的主观愿望没有太大关系。如果说富裕地区或者工业发达地区有较好的区位优势，那么贫困地区同样有自身优势，如资源、土地或者税收。在拥有这几个优势的前提下，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固然需要作招商努力，但也不至于到了目前这么夸张的程度。现在的情况只能说明一点，国内市场仍然没有到市场要素流动相对自由的程度，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国内市场人为分割严重，市场要素流动到贫困地区往往要增加大量的附加成本。在这样的情况下，急于发展本地经济的贫困地区政府只好到处出击，以人脉、关系等各种手段进行招商引资；同时，还要说明一点，这种情况下招来的企业往往多数是被先进地区淘汰的高污染、高能耗企业，因为只有这样的企业才最在乎劳动力成本和税收、土地政策，而且，这些通过各种非市场因素招来的企业也往往比较难产。事实正是如此。以江苏沭阳为例，不少招进来的大项目进展并不顺利，不少工厂停工，闲置的工厂土地累计至少在千亩以上。

经济发展是当前第一任务，但经济的发展和大政府主导经济是两码事，并不是政府掌控一切，经济就能发展得好。我们的改革方向应当是在经济活动中减少政府的分量，增加市场的分量，削弱政府的多余控制力，增强社会的自主性。当前的中国经济走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高峰，GDP达到了世界第二，然而，这样的一种发展经济的整套制度并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走得更远，沭阳是一个大政府主导经济的典型案例。这个案例有太多值得反思的地方，值得作为解剖的麻雀，用来研究中国县域经济制度，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找一个不那么捉襟见肘的新路径。

资料来源：《南方日报》2010年8月17日评论员文章。

2.效率与公平

财政学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并不仅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同时还融入了大量的人文视角。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作为经济学的一个特殊分支的财政学，则不仅要研究效率问题，也要研究公平问题，这正是财政学的魅力所在。很多时候，单纯追求经济效率，不仅不能增进社会的总体福利，反而可能因其片面追求而有损社会的公平公正。例如，单从效率角度而言，对偏远山区农村提供电力、电信、公路、学校等服务是不合算的，在经济上是亏本买卖。但是从公平角度来看，则要求全体人民都能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并且维护社会公平是政府应尽的义务，因此，对偏远山区农村提供电力、电信、公路、学校等基础设施是政府的职责所在，是其职能内的应尽事务。再如，单纯的市场竞争有可能使贫富悬殊加剧，最后因难以容忍的贫富差距而导致社会分裂。而一个理性、文明的社会，是绝不会坐视这一情况的扩大与蔓延而置之不理的。对此，财政学要研究如何通过政府财政的收入再分配，实现社会成员收入分配的公平，把贫富差距维持在社会公众可以承受的合理限度内。为此，在经济学所追求的效率之外，财政学往往还要求考虑公平的需要，这与人类天生而有的人道主义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1.2.2 财政学的分析方法

财政学科是经济学科的一个分支，因此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似乎“应该”适用于财政学。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一门解释性科学，但对于经济学是否应该在此基础上进行评价和政策设计，也就是说，除了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是否也应回答“应该是什么”和“怎么办”的问题，人们是有分歧的。有的学者认为，在科学的范畴内，问题只有一个，即“为什么”，而“怎么办”则是工程学的问题，“好不好”是伦理学的问题。科学不问“怎么办”，也不问“好不好”。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莱昂内尔·罗宾斯就主张经济学仅限于科学解释，这一功能既不能回答价值判断，也无法演绎出对策措施。但也有学者主张，现代经济理论的成长有三个阶段：开始是产生思想的原创阶段；继而后人在“前期产品”的基础上，通过建立模型进行形式化和一般化；最后人们再用非数学语言进行思想综合和政策开发，形成“后期产品”。萨缪尔森更明确地指出：“经济学本质上就是一门以经验为依据的科学。它以解释我们身边的世界为首要目标，然后帮助我们基于正确合理的经济原则来设计经济政策，以提高国内外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说，价值判断和对策措施是经济学不可分割的部分。

实际上，英文economics的中文译法在20世纪初被确定为“经济学”，与我国古代经世济民、学以致用的思想传统有关。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我国几代经济学者秉承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感，把经济学介绍到我国并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作出了不懈努力。今天，不少经济学家仍然认为，经济学除了遵循科学原则对现实世界进行系统解释外，其最终的着眼点在于对经济社会有所助益：它是一门经世致用之学。

这个问题牵涉经济学的实证研究（Positive Study）和规范研究（Normative Study）。所谓实证研究实际上是解决“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而规范研究，则是解决“好”与“坏”的价值判断问题，即回答“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主张经济学应严格限于实证研究的学者，认为从关于现象的解释，即从对“是什么”和“为什么”这些实然问题的回答中，并不能推导出对“应该怎样”这个问题的解释。正如物理学和化学一样，只能求“真”与“假”，而不能求“好”与“坏”。但主张经济学应该超越现象解释，为人们提供决策选择标准和决策手段的学者认为，不同于一般自然科学，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研究的是现实社会中人的行为，其研究目的在于对互动中人的行为进行解释、比较和判别，进而解决人们为改善自身命运而不得不进行的方向选择问题。有关经济增长的代价、社会评价标准、社会目标的讨论等都属于规范研究的范围。

事实上，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在经济学研究中从未截然分开过。经济学家严肃的实证研究本身就包含着对其所关注的人群命运的关怀；反过来，越是关怀社会中人的命运，经济学家在研究中越要踏踏实实地进行实证分析，把科学道理告诉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另外，无论理论上经济学家怎样争论，现实生活中的政策制定者总是从经济学的进步中汲取着思想资源却是不争的事实。

同样，在财政学看来，不仅要回答“是什么”、“怎么样”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回答“怎么做”。财政学的许多领域，与实际政策的制定是密切相关的，在公共决策中，财政学应该也必须通过翔实、严谨的探讨，回答如何制定政策、制定什么政策以及所带来的后果将是什么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关系到整个社会每一个个体的福利，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性。所以，在财政学的研究中规范分析所扮演的角色，相较于在经济学中规范分析所扮演的角色更为显著。

在财政学中，进行实证分析可以有多种方法。

1.理论分析

通过理论阐述、数学建模等方式将现实的经济运行进行抽象化，从而在理论上进行探讨，是经济学惯用的分析方法与思路。这一思路同样大量地存在于财政学的研究中。以财政学中最常见的公共品研究为例，萨缪尔森、蒂布特等都进行了开创性的理论探讨，他们的论述，有的包括严谨的数学推导，如萨缪尔森（1954），有的仅仅进行文字描述，如蒂布特（1956）。无论是否采用数学进行建模，分析背后的思想与内涵，才是个中关键。上述两位学者都大胆地在理论上提出了与前人不同的创见，从而在这一学术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2.计量分析

统计学与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为经济学科的数量分析提供了优越的工具。许多理论上的分析，可以进一步采用实证数据进行检验，而实证过程中的发现亦可能启发理论上的创新。例如蒂布特提出的地方公共品模型就得到了大量学者的实证检验，而检验的过程又衍生出资本化等一系列新的理论。

3.可控实验

与自然科学相比，经济学进行可控实验的难度是比较大的。但是在学者们多年的努力下，实验经济学依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对于经济学实验的设置、观察等已经逐步形成比较成熟的体系。如公共品问题，就有很多学者通过各种方式设计实验室实验，考察人们是否如理论预测那样，无法形成对公共品的自发供给。

而在规范分析方面，相比经济学的其他分支，财政学的特点是十分显著的。由于财政学十分关注“怎么做”的问题，且对社会的效率与公平都同等重视，因此在财政学的规范分析中，往往涉及如何衡量社会的福利水平、如何考察政策对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等问题。此时，财政学大量借助福利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工具，通过帕累托原则、社会福利函数等概念厘清分析思路，从而较好地回答“怎么做”的问题

案例1-2 一个关于公共品的经济学实验

“假设有4名来自社会学系的男大学生，他们被带到一个房间坐好，每人给予5美元，并告诉他们每人可以选择部分或全部资金做一个投资，特别是，每个人必须不经过讨论同时把钱放在一个信封中。实验者将收集这些‘捐献’的钱，累加起来并翻倍，再在小组中分钱。这样，从‘公共品’中得到的私人利益是总捐献额的一半，这是每个人从小组投资中得到的。除了实验组织者，没有人知道其他人的‘捐献’，但每人都知道捐献的总数。实验过程提供工具并对实验对象付费，收集的实验数据只是每个人捐献的数量。”

公共品实验主要由环境、结果、工作标准、制度和行为模型等方面构成。环境描述了实验情景中的细节和实验组织者控制的外生变量，包括实验人数或代理人数、他们的偏好和赠与数、行为的生理限制、心理和生理法则、法律结构中固定不变的方面，如产权、信息结构、谁知道什么、共同知识达到什么程度、技术细节和生产的可能性等等。实验结果描述了资源和报酬的最后分配，工作标准体现了实验结果所要达到的要求，制度说明了谁与谁交流、以何种方式、采取何种行动及在什么时候，行为模型是实验组织者根据实验数据导出的关于人们行为规律的方程。对于上述实验而言，实验环境为：人数4人，赠与数5美元，信息结构是彼此不知道捐献额，但都知道捐献的总数，实验的结果是捐献总额及每个人的最后所得，制度规定了彼此不能交流，只能独自捐献。实验研究的关键是敏感性和控制方法。我们需要足够的敏感性来反映信息，但也要能够控制，因为行为的结果对参数和其他处理方法的改变非常敏感。对于这个简单实验，虽没有特别精致的设计也没有详细的控制，但至少也要考虑12 个方面的因素：①人数；②性别；③实验参与者的教育程度；④实验参与者是否面对面，或通过电脑终端，或各自在独立的房间；⑤给每个人的钱数，以及用哪种方式（现金、纪念品或承诺等）；⑥是否允许讨论，以哪种方式；⑦是否私下捐献或公开捐献；⑧要把捐献总数增加多少；⑨如何分割放大的“馅饼”（比如，与捐献额成比例或与人数成比例）；⑩是否或什么时候通知结果；⑪最后是否公开地或私下地对实验参与者付费；⑫实验进行一次或十次，每一个方面的选择代表一种控制方式。另外，还有一些影响人们行为的无法控制的现象，如实验参与者的经验、实验参与者的信念和风险偏好、实验参与者作出交易决定的努力愿望等。在公共品实验中，如果没有对实验进行充分的控制，就会导致实验数据不精确，结果便失去意义。

对于这个公共品实验，博弈论的观点认为没有人会把钱捐出来。因为每个“可能”的捐献者都试图向其他人“搭便车”。按照这种理论观点，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不相容的。而社会心理学认为，每个实验者会捐献一些，利他主义、社会标准或团体意识会导致每个人捐献美元，这是团体的最佳结果。也就是说，个人利益和团体利益并没有冲突。然而，实验数据表明没有一种理论是正确的。在多数情况下，一些人捐献4美元，一些人捐献3美元，一些人介于两者之间。

Dawns与Thaler说：“确实存在‘搭便车’的问题，另一方面，极端的搭便车预言是完全错误的。”可见，实际的行为是介于完全自私和完全利他之间。

资料来源：黄耀军，黄瑞庆.公共产品实验研究概述.经济学动态，2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