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修辞转化的语言基础

修辞转化是修辞主体在修辞层面对语言的现实应用，一切修辞转化的具体运作都离不开语言。语言是修辞转化的重要基础，是修辞转化行为得以正常实施的必要而又充分条件。语言基础是一种概括性说法，具有较为宽广的外延范围和深厚的思想内涵。一方面，它涵盖了语言自身的基本构成要件和潜在功能；另一方面，还包括了修辞主体的综合语言能力。前者是客观的现实，是人类对语言的基本认知结果；后者是主观的存在，是修辞主体所具有的语言能力等的综合体。语言自身的主要特质和语言使用者的综合语言能力共同构筑了修辞转化的语言基础。

一、语言材料是修辞转化的物质保证

修辞转化要依赖一定的语言材料，修辞主体要借助于语言材料来完成修辞转化行为，以建构特定的修辞话语。修辞话语是语言材料规范性和修辞性的组合，是修辞转化结果的表现形式。修辞话语的建构必然要以语言材料作为物质载体，规范的、多样化的、可持续开发的语言材料是修辞转化的物质保证。

语言材料是语言机体的构成要件，是学理层面上解构语言的结果。按照学界的观点，从自身构成上看，语言是音和义的结合体。语音是语义的承担者，人们通过它感知和解释语义；语义是语音所表达的思想和内容。有限的语音形式和无限的语义内容之间原初的非必然性结合，为民族创造了众多的可以获知和把握的语言符号。语言材料处在语言的各个侧面，呈类型化分布。就普通话来说，在语音材料的聚合体中，有音素、音位、音节、声母、韵母、声调、元音、辅音等语音材料；在词汇材料的聚合体中，有语素、词语、成语、惯用语、同义词、反义词、同音词、单义词、多义词等词汇材料；在语法材料的聚合体中，有语素、词语、短语、句子等语法材料。这些语言材料因为是研究者从不同角度作出的不同分类，因此有主观性问题，也有重合的问题。以上表述的重点不在于分类的科学性，而仅仅在于通过分类来说明语言材料的多样化，所以对分类是否科学也就采取了忽略不计的态度。

根据上文的表述，音素、语素、声母、元音等语言材料是不能够独立直接作为修辞转化的物质凭借的，必须要通过 “组合” 或 “再组合” 这个过程形成可以单独使用的语言单位之后，才可以进入修辞转化的运作过程，并作为生成修辞话语的语言单位被利用。这犹如建造高楼大厦，砖头、钢材、水泥、沙土等是建筑师能够使高楼万丈平地起的必要物质基础，只不过这些建筑材料中的砖头是用黏土等质料烧制而成的，钢材是用钢锭或钢坯经过轧制而成的。修辞转化中语言材料就类似沙土、砖头、钢材等建筑材料，像语素这样的语言材料是由如同质料一样的音和义构成的最小结合体；像词语这样的语言材料是至少由一个语素构成的；像短语这样的语言材料是由词和词按照一定的规则组合而成的；像句子这样的语言材料则是由词或短语按照一定的规则组合而成的。比较而言，词语、短语、句子等作为能够独立使用的语言单位完全可以直接被用在修辞转化的修辞话语建构之中。所以，能不能直接用来作为修辞转化的应用材料，那要看语言材料自身是不是具备独立运用的特征。可以独立运用的，就可以直接被采用，否则就不能直接被利用。由如此的结果，可以推知语言材料的功能层次在语言层级系统中是不相同的。按照叶蜚声、徐通锵的观点：“语言的底层是一套音位，一种语言的音位的数目虽然只有几十个，却能构成数目众多的组合。这些组合为语言符号准备了形式的部分。语言的上层是音义结合的符号和符号的序列，这一层又分为若干级。第一级是语素，意义在这里被装进形式的口袋，成了音义结合的最小的符号。第二级是由语素构成的词，第三级是由词构成的句子。词和句子都是符号的序列。”[1]可见，修辞转化时语言上层中的第二级和第三级才是可以被直接运用的语言材料，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四级语法单位中的词语、短语和句子这三级具有被直接利用的可能性。其他的语言材料虽不能直接应用于修辞转化中的修辞话语建构，直接充当修辞话语的句法成分或语用成分，却是不可缺少的备用的原始性语言材料和过程性语言材料。

根据以上思路进行推导并作出延伸理解，修辞话语的建构从应用的语言材料层面上看，语言材料的聚合层次结构应该是：

这是一个倒金字塔结构。从量度范围看，原始性语言材料处在最底层，是基础，数量范围最小；过程性语言材料是中间层，是由原始性语言材料构成而向使用性语言材料过渡的过程性材料，数量范围次之；使用性语言材料处在最上层，数量范围最大。这个聚合层次结构与叶蜚声、徐通锵的观点相对应，那就是：

从语言材料的构成顺序看，由语言材料的准备到修辞话语的生成应该是这样的组合程序：

原始性语言材料—→过程性语言材料—→使用性语言材料—→修辞话语

根据叶蜚声、徐通锵的观点，这个组合程序又可以进一步具体化为：

音位—→语素—→词 （词—→句子）—→修辞话语

箭头表示实现目标的方向。所以，无论是从聚合角度看，还是从组合角度看，修辞转化过程中修辞话语的建构都离不开语言材料，语言材料是修辞转化中修辞建构的物质凭借。众多的规范的语言材料为修辞选择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范围，修辞主体也便有了更多过滤和筛选的可能性，这就为修辞转化中建构适宜的修辞话语提供了语言材料保证。

二、语言规范是修辞转化的基础条件

语言世界提供了丰富的语言材料，但不等于修辞主体可以随意实施修辞转化行为建构相应的修辞话语，而相反必须以语言规范作为重要的基础条件。也就是说，修辞转化并不是无规则的修辞表达或理解，也不是无原则的修辞选择，任何修辞转化都是建立在对语言规范的认知和遵守的基础之上的。修辞转化虽然有对语言规范的超越甚至是违背，但它是以语言规范为视点的，是以语言规范为条件的。那种所谓不受语言规范约束的修辞转化是根本不存在的，一些作家所谓不要语言规范的主张也是不现实的。坚持语言规范，顺应语言规律，做到语言规范化，是实施修辞转化的基础性工作。这犹如一个杂技表演者，如果连基本的杂技动作和基本的动作规范都搞不明白，又怎么可能身悬高空而游刃有余、驾轻就熟地进行杂技表演？所以，基本动作要领的掌握是关键的一步，是不可忽视的一环，是成功表演的基础。同理，如果修辞主体对基本的语言规范都不了解、不熟悉，没有把基础工作做好，很难想象如何实施修辞转化，更难想象怎样才能生成修辞话语。如此一来，得体性修辞话语的建构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因此，修辞主体必须对语言规范了如指掌，并在修辞转化过程中作出适宜的灵活运用和变通处理。

语言有语音、词汇和语法三个要素，相对应的也便有这三个维度的语言规范。就现代汉语普通话来说，在语音上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这便形成了一套语音标准系统；在词汇上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这便有一套词汇规范系统；在语法上是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楷模，所以便有一套语法规则系统。

其一，语音标准范畴内，音素组合、声韵搭配、音节构成、语音变化、音准程度、音节拼写等都有相应的规范要求。哪些声母可以和哪些韵母搭配；音节构成中哪些成分是不可缺少的，哪些成分是可以不出现的；如何发音才是正确的；哪些语音现象在什么样的语音环境中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这些都已经历时地形成了基本的规律。比如语气词 “啊” 是表达语气的基本声音，出现在句子末尾，一般都发 “a”音，保持原有语音形象不变。但当受到前一个音节韵尾的影响时，就会发生语音变异现象，而且在不同的语音环境中会有不同的音变规律。常用现代汉语教材把这些规律总结为以下几种情况：第一，“啊” 前面一个音节最后一个音素是i、ü、o、e、a、ê，“啊” 变读为 “ya”，可写作 “呀”；第二，“啊” 前面一个音节最后一个音素是 u，“啊” 变读为 “wa”，可写作 “哇”；第三，“啊” 前面一个音节最后一个音素是n，“啊” 变读为 “na”，可写作 “哪”；第四，“啊” 前面一个音节最后一个音素是ng，“啊” 变读为 “nga”，没有汉字对应，仍写作 “啊”；第五，“啊” 前面一个音节最后一个音素是-i（后i） 或er（包括儿化韵），“啊” 变读为 “ra”，没这个汉字，仍写作 “啊”；第六，“啊” 前面一个音节最后一个音素是-i（前i），“啊” 变读为 “[z] a” （[z] 是s的浊音）。[2]这些就是语气词 “啊” 的音变规律。修辞转化时必须以此为基本性要求，然后才能作出变异性处理。

其二，词汇规范范畴内，词语构成、词义解释、新词创造、旧词淘汰、词语吸收、词语使用等都有基本的规则和要求。什么词能够和什么词搭配，同义词语如何选用，包括成语、惯用语、歇后语等在内的熟语该怎么使用，方言词语、外来词语、古汉语词语如何吸纳和运用，新词语又该如何创造，这些都有既有的规范约束。比如成语是一种习用已久的带有强烈书面语色彩的定型化结构，其基本的规范就是意义的整体性、结构的凝固性和风格的典雅性；词语的基本构成方式有并列式、偏正式、动宾式、补充式和主谓式等五种；新词语的吸收，则要坚持必要性、普遍性和明确性原则。[3]比如词语的组合就有相应的词语搭配规范，一方面要受语法规则的制约，另一方面还要受语义条件的限制。可以说 “小王骑自行车”，但不可以说 “自行车骑小王”，后者虽然句法上说得通，但语义上不可行。因为 “自行车” 这类名词不具有实施动作 “骑” 的语义特征，违背了词语搭配的语义要求。这些都是修辞转化要考虑的词汇规范。

其三，语法规则范畴内，词语和短语及句子的构成、各类词语的组合、各类词语的语法功能、各类词语的运用、各种句型和句式的构成及其使用等也都有规范制约。短语、句子和上文所述词语的内部构成一样都具有五种基本构成方式，表现出了五种基本的结构关系和规则。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多层定语一般按照领属性定语（谁的）—时间、处所定语（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指代和数量定语（多少）—动词性和主谓短语定语（怎样的）—形容词性定语（什么样的）—质料、属性和范围定语（什么）的顺序排列，这种排列秩序符合汉语句子构造规律的正常顺序。在这六种定语中，领属性定语、指代和数量定语位置较为稳定，由此形成了定中式偏正结构的基本框架：领属性定语—指代和数量定语—中心语。其他的定语则分别先后有规律地出现在上述框架内，其次序根据逻辑关系的远近来排列，与中心语关系越密切，就越靠近中心语，否则就越远。“把”字句中，动词必须具有处置性、不能是光杆动词、否定副词和时间词语以及能愿动词等作状语必须置于“把”字之前、“把”字介引的对象都是定指的，这些都是其基本的构成条件和规范。

总之，在语言的三要素范畴内各有相当多的不同规范、规则和要求，基于人们对语言的基本认知和拥有的基本语言常识，以上只是作简要的举例性的说明和分析，目的不在于诠释这些规范本身，而在于强化规范的多样化和重要性。语言规则虽然是多样的，却是有限的，然而利用有限的语言规则建构的修辞话语则是相对无限的。那么，在修辞转化包括口语表达和书面语表达中，修辞话语的生成就必须以语言规范为参照，根据修辞表达的具体要求作出适宜的变通处理。修辞转化要坚持语言原则，但绝对不能拘泥于原则，尤其是在审美表达界面更是如此。一方面，修辞转化中修辞话语的建构要关注语音规范、语义规范、语法规范，要用规范化的语言材料进行规范化的修辞生成，从而建构零度层面的修辞话语，使修辞话语具有合格性；另一方面，还要根据修辞需要，使修辞转化上升到审美表达界面，在尊重语言规范的基础上突破语言规范的局限性，对语言规范作出变异性处理，化病辞和常规为神奇，从而建构相对无限的零度以上的艺术化的修辞话语。

三、语言功能是修辞转化的效能依据

语言功能就是语言的作用，是对交际活动、心理世界、物理世界、文化世界等所产生的有利影响，是潜存于语言内里的社会效能。语言究竟有什么样的作用和功能？学界可以说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英国Lyons认为，语言有描写功能、社会功能和表达功能。韩礼德认为，语言有微观功能、宏观功能和纯理功能三大类，其中微观功能又可分为工具功能、控制功能、交流功能、个人功能、启发功能；宏观功能又有理性功能和使用功能之分。美国Jakobson认为，语言有指称功能、情感功能、意动功能、寒暄功能、元语言功能、组诗功能等六大功能。[4]功能学派认为，语言的功能就是语言的社会效能，分述为交际、描述、内心表达等功能。这些分类各有侧重点，不管分类是否合理，在笔者看来，从广义角度来分析其实都主要是把语言当作一种工具，凸显了语言的工具性。语言与使用语言的人之间天然地存在着不可验证的共生共存关系，而人是生活在现实物理世界的，并在繁衍生息的过程中不断地创造着多姿多彩的文化世界，所以语言又不可避免地与现实、心理和文化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从这个意义上分析，语言功能就突出地表现为言语交际功能、现实反映功能、文化镜像功能、心理认知功能等。

其一，言语交际功能突出了语言所具有的交流语义内容和思想情感的作用。“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一科学的论断充分肯定了人类交际过程中语言的最重要性。语言不仅是一种交际的工具，而且更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而言，文字、公式、红灯、绿灯、线段、色彩、灯火、烽烟等在传递信息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而语言受到的限制则比较小，有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开阔的视野。所以，语义输出、情感抒发、寒暄礼貌、诗文创作等无不要把语言作为首选工具和手段。典型案例之一，就是孩子的胎教。从刚有生命迹象开始，来自于父母的教育主要就是情感教育，而实施情感教育的主要工具之一就是语言。父母通过说话、唱歌、朗读儿童读物与母腹中还不会说话甚至全然不知的胎儿进行情感的交流和沟通。人们可以通过语言来认知世界，通过语言来表达思想内容，通过语言来实施一种行为，通过语言来实现人际关系的协调，通过语言来调节自我心理，通过语言来达到某种目的。这些实际上就是言语交际功能的具体化表现。

其二，现实反映功能突出了语言对物理世界的指称与描述作用。语言作为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反映了音、义、物之间的三角关系。语音作为记载语义内容的形式，是所谓的能指；语义是物理世界在人脑中的概括反映，是内容，即所谓的所指。音义的结合就把形式和内容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能指和所指的天然关系为人类、为民族、为社会、为修辞主体认知语言符号与事物之间的关联性架起了一座坚固而又畅达的桥梁。由于事物是形成语义内容的基础，是语言所负载语义内容的来源，所以语言与事物之间便形成了基本的关系轨迹：

这个轨迹是抽象的、笼统的，只是验证了语言和物理世界之间的这种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体现了人类认知世界、表现世界时语言所具有的不可磨灭的功劳。实际上，语言符号和事物之间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由于语言符号的有限性与事物的相对无限性，造成了二者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加上人类认知物理世界的局限性，以及语言自身所存在的漏洞和不自足性，必然使语言在反映物理世界、表现物理世界时会出现多种可能性；再者，具体语境中语言符号与事物之间关系的可变性，又会使语言对物理世界的反映存在着不确定性和临时性。那么，就会出现王希杰总结出的如下几种情况：①同一个语言符号可以指称不同的对象，即多义词和同音词，如“摇篮”、“杜鹃”等；②同一对象可以用不同的语言符号来指称，即同义词，如“妈妈”、“娘”、“妈咪”等；③物理世界的事物没有相对应的词语来指称，如女老师的丈夫等；④有些词语在物理世界中没有相应的事物，如“鬼”、“神”、“天堂”等；⑤同一词语在不同的上下文和交际情景中可以指称不同的事物；⑥不同的词语借助于一定的语境可以指称同一事物，如“观众”、“听众”、“读者”、“顾客”等。[5]

其三，文化镜像功能突出了语言对文化的折射作用。文化是一个内涵深邃、外延宽广的概念。关于文化的结构，按照四层次说包括了物态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制度文化层和心态文化层四个层次。[6]语言作为一种规约性制度文化是文化的一部分，虽然本质上与文化有区别，却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王希杰认为，文化影响和制约着语言的产生与发展，语言也同样影响着文化的产生与发展，语言是文化的载体。[7]这一论断说明了语言与文化无论是在深层还是在表层，都是藕断丝连的，难以割裂开的，语言深深地打上了文化的烙印。以语言为视角来观察，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同时还肩负着承载文化现象和文化精神的重任。语言既是一套符号系统，也是一套价值系统和意义系统，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和人文性[8]，“忠实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9]。一个民族的世界观与价值取向都可以从本民族的语言上得到判断和实证性检视，在学习语言的同时也就等于接受了语言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和价值意义。萨丕尔说，“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10]。不仅是词汇，语音、语法也同样忠实地折射着它所服务和记载的文化，反映了一种文化的基本属性。汉语言的意合性、人文性、形象性是与汉文化的委婉性、含蓄性、具象性一脉相承的，汉语的文化品质集中体现了汉文化的基本思想和基本观念。

在语音范畴内，汉语谐音现象非常普遍，利用音同音近关系创造了相当丰富的同音词语和押韵现象，也反映了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两个不同层面的谐音文化现象。汉语言中，古汉语阶段以单音节词为主，现代汉语中又以双音节词为主，并在大量的成语中以四音节形式为绝对优势，这种对双音节、四音节语音结构模式的追求，正好与汉文化对均衡和对称的推崇心理相吻合。例如：

相传，清朝大官李鸿章有个远方亲戚，不学无术，却想通过科举，弄个一官半职。这年他来参加考试。可是试卷一到手，他就冒虚汗。连“破题”也不会做，写了半天也不知道写了什么。后来他想，我是中堂大人的亲戚，把这关系写上，监考官敢不录取！于是，他就在卷尾写道：“我是中堂大人的亲戚。”可是“戚”字不会写，写成了“妻”。那监考官为人正直，看到这张狗屁不通的卷子正要扔掉，却见上面有一行字。看后，他便在下面批道：“因你是中堂大人的亲妻，所以我不敢娶。”

这里监考官根据考生试卷上的一句话作为可利用的条件，凭着“戚”与“妻”、“娶”与“取”之谐音关系，判该考生不能被录取，做到了有理有据。可以说，这位考官对谐音文化烂熟于心，且熟能生巧，在遇到棘手问题时能够从容应对，使得该考生无言以对。这就是谐音文化在现实语言运用中的绝佳呈现。

在词汇范畴内，成语、歇后语、惯用语以及像 “西施”、“潘金莲”、“武大郎”、“先生”、“小姐”、“妾”、“妇女” 等这些极为普通的词语，也含有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都可以在文化世界得到适宜的合理的解释。比如 “妇女” 一词，在传统文化意识中被赋予了已婚、没文化、缺教养、头发长见识短等文化信息。歇后语 “开后门” 则是运用比喻的手法确定了 “利用职权给予不应当有的方便和利益” 这样的文化内涵。“俺爹”、“俺娘” 带有更多的北方地域文化的乡土气息。还有汉文化对颜色词语的解读，在古代社会 “黄色” 是皇权的象征，“绿帽子” 则被指妻子与人有染；在现代社会 “黄色” 自然与乱性、淫乱有关，而 “绿色” 却被赋予了畅达、健康和环保的文化意义，如 “绿色通道”、“绿色食品” 等。

在语法范畴内，语法的规约性具有浓重的民族文化性征。不同的语言在语法范畴内也都具有相当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汉语是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的语言，语法上的种种表现都与汉民族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而且也是汉民族文化在语言上的特有印记。汉语中名词与数词的组合要通过介词作为过渡来完成；汉语的语序也非常重要，比如“男女”、“老少”、“父女”、“母子”等组合都多多少少蕴含了汉民族的文化观念，其中不乏重男轻女、男尊女卑、长幼有序等民族文化气息；“你走先”组合模式则带有岭南地域文化的意蕴。

其四，心理认知功能突出了语言对心理认知过程及其结果的表现作用。语言具有心理认知的功能，是人类认知世界的手段，是记述认知结果的物质载体。社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和认知修辞学的研究结果表明，所谓认知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心理活动，是人对周围事物注意、感知、记忆、产生表象、形成概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判断、推理以获取知识的信息处理过程”[11]。在很大程度上，认知的过程其实就是根据综合条件对世界作出思考的过程，也就是在表象、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认识世界的思维活动。这种思维活动本身离不开语言，必然要有语言的参与。在整个思维、认知的过程中，语言的工具性作用是不可缺失的。语言对思维、认知具有刺激作用，思维、认知所形成的思想要依赖于语言来记录与传承；语言为思维、认知活动以及记录思维、认知结果提供了最为重要的便利条件，思想的表达离不开语言，思想要靠语言来组织，使之条理化、明晰化。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就曾经明确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12]“思想是不能脱离语言而存在的。”[13]斯大林也曾说过：“语言是同思维直接联系的。它把人的思维活动的结果、认识活动的成果用词和词组组成的句子记载下来，巩固起来，这样就使人类社会中的思想交流成为可能了。”[14]

语言的上述主要功能为现实语言生活中的修辞转化在效能方面提供了基本的依据和可能。修辞转化中，修辞话语的创造就是要利用修辞主体的认知语境条件，充分发掘语言所具有的潜在功能，而在修辞层面实现语言功能效益的最大化。

由于提高了对语言功能的关注度，认识到了语言功能在修辞转化中的重要性，修辞主体便可以综合利用语言功能因素为实施修辞转化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不仅可以根据语言功能选择恰当的语言材料，谋划适宜的修辞策略，创拟更为得体的修辞话语，而且还可以利用语言功能对修辞转化的各个环节，尤其是对创造的修辞话语作出多维性的解释，寻找到具有说服力的可靠的功能理据。比如由于语言的交际作用，修辞主体自然要考虑如何才能使语意表达更加明白、通顺，情感信息的交流更加便捷有效，使修辞话语更为规范、更为畅通、更具魅力；由于语言的反映现实作用打通了语言与物理世界的关系，就促使修辞主体要洞达语言与物理世界的错综关系，以做到修辞话语能够更为准确地再现现实而又不拘泥于现实；由于语言的文化标记作用，修辞话语的生成自然要顾忌到语言材料和修辞策略的文化意义，尽量做到修辞话语的创造对特定文化背景的有效利用和适应，以使修辞话语能够在文化世界得到合理的诠释；由于语言在思维、认知中无以替代的作用，实施修辞转化生成修辞话语时自然要竭尽全力利用自认为最好的语言形式来表达自认为最好的思想内容，力争做到思想内容与语言形式的和谐统一，并使修辞话语为接受主体所认可。说到底，语言功能的作用力一方面为修辞转化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为修辞转化设置了多种语言内限制条件。这就提醒修辞主体要更好地实施修辞转化，更好地建构和解构修辞话语，更好地提高修辞效果，更好地实现修辞目的，语言功能条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

四、语言能力是修辞转化的动力源泉

能力是胜任某项任务的主观条件，来自于主体的自身素质和技能。本节所谓语言能力，是指修辞主体所具有的能够进行修辞转化、建构和解构修辞话语的主观条件。修辞主体拥有了规范的语言材料，掌握了有限的语言规则，发掘了潜在的语言功能，但并不意味着可以顺利地实施修辞转化并创造出得体的修辞话语。修辞主体还必须要有合理的语言知识结构、健全的语言生成能力、综合的语言应用能力。如果说语言材料、语言规则和语言功能是修辞转化的外在条件的话，那么语言能力则是修辞转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内部动力源泉。

其一，合理的语言知识结构是修辞主体修辞转化时必备的语言知识基础，是修辞主体语言习得过程中所积淀的包括语言材料、语言规则等在内所形成的关于某种语言的基本常识和基本的语言素养，是打造修辞主体语言能力的知识基础。

其二，语言生成能力是与生俱来的一种语言能力。转换生成学派的创始人乔姆斯基建构了人类语言生成的基本原理和运作机制。根据乔姆斯基的观点，生成能力是语言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因为语法是一种装置，是人天生就具有的语言装置，这种装置每个人都有，只不过像不同的计算机可以安装不同的软件和程序一样，会因人而异。有的人语言装置比较健全，有的人可能存在缺陷；再加上后天的开发存在着较多的不同，有的人开发得比较好，有的人开发得不是很好，甚至是开发错误。所以，语言装置健全、开发得比较好的人，就能够得体地建构和解构所使用的对象语言的许多修辞话语；语言装置有缺陷、开发得不是很好的人，可能就要受到诸多制约。语言有许多规则，并在规则的支配下形成了特有的体系，而人因为具有天生的语言习得机制和语言获得能力，所以可以在不断地理解和掌握语言规则的前提下创造性地运用语言，从而创造出无限的修辞话语。修辞转化本身就具有生成属性，是语言生成的更高一级的表现形式，所以修辞话语的建构正是语言生成机制的具体化表现。在这个过程中，修辞主体就要努力把握好深层结构中的基本语义、节奏语义、策略语义、修辞语义和文体语义[15]这几个方面，然后再考虑表层结构的措辞问题。

其三，语境认知能力是修辞主体对修辞转化过程中可能拥有的影响修辞表达和理解的语言内以及语言外综合因素的感知、分析、把握能力。因为认知语境条件是修辞主体实施修辞转化行为的必有的重要的参考，所以语境认知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了修辞话语建构的得体与否、得体的程度如何，以及对修辞话语理解的准确与否、准确的程度。

其四，语言表达能力是修辞主体如何利用语用条件实现修辞转化的现实语言能力。如果说语言生成能力重在肯定人类天生的潜在的语言生成机制的话，那么语言表达能力则侧重于人类后天对语言能力的培养以及对语言的运用，是在交际活动中如何表情达意的能力问题，包括发送能力、调控能力、评价能力、选择能力等。修辞转化中修辞主体要适时激活潜存于大脑的语言生成能力，努力运筹基本语义措词、节奏语义措词、策略语义措词、修辞语义措词、文体语义措词[16]，实现由深层语义结构到表层语义结构以及由表层结构到表层结构的转化，以建构得体的修辞话语。

其五，语言理解和评价能力是接受主体检视修辞话语正确与否、语意明确与否、修辞效果得体与否的语言能力。表达者实际上兼具了表达与接受的双重交际角色身份。表达主体如果具备较强的理解和评价能力，就可以换位思考，再以接受主体的身份来理解修辞话语，并预测和评价修辞话语的可接受程度。在此基础上，再对已经创造的修辞话语作进一步的查漏补缺，或改错，或纠偏，或选择，或调整，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修辞转化的目的。所以，对表达主体来说，理解和评价能力是对表达能力的必要补充与完善，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综上所述，修辞主体在实施修辞转化的过程中必须要拥有外延丰富而内涵深邃的厚实的语言基础。其中，语言材料是物质保证，语言规范是基础条件，语言功能是效能依据，语言能力是动力源泉。这四个方面的综合作用为修辞转化提供了颇具解释力、说服力与实证力的语言理据，奠定了相对稳定的牢靠的语言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