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长期以来，文明及其发展问题，一直是研究世界历史和现代化史的重大课题之一。从学理上看，对文明问题的最早意识与起始性研究始于19世纪，包括康德、赫尔德、黑格尔、歌德、席勒在内的众多思想家对文明给予了高度关注；20世纪20 年代，包括斯宾格勒、汤因比在内的一些西方学者在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发展所造成的巨大历史性悲剧后，对现代文明主要是西方文明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反思；20 世纪70 年代兴起于西方、漫延于全球的后现代理论思潮，几乎将这种批判反思推向白热化；至20世纪末发生的东欧剧变，“人类文明向何处去”已经蔚然成为全世界共同探讨的一个重大课题。
东欧剧变，在近代以来的人类发展史上是一道重要分水岭，它不仅意味着“二战”后所形成的美苏争霸格局的结束，也意味着一种思维方式的再次兴起。对于如何看待世界，如何看待世界未来的发展，人们不再局限于“意识形态”的视野，而是将视野再次投向更为广阔的“文明”领域。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界围绕文明及其发展问题开始了激烈的争论，他们从世界战略格局、国家文化主权、制度意识形态和国际文明秩序等角度出发，分别阐述各自对文明问题的理解和主张。
在西方，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在亨廷顿看来，文化是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由于文化因素在全球秩序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整个世界将进入“文明冲突”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文明之间的差异是最根本的差异，文明之间的断层是未来的战线；文化的差异加重了对经济的冲击，“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为了在“文明的冲突”中维护和复兴独一无二的西方文明，亨廷顿还为美国制定了内含8条内容的文明发展战略，包括：加强美欧政治、经济、军事一体化；把中欧的西方国家纳入欧盟和北约；鼓励拉丁美洲“西方化”；抑制伊斯兰和华人国家军事力量的发展；延缓日本脱离西方而顺应中国；承认俄罗斯是东正教的核心国家和一个区域大国；保持西方技术和军事力量相对于其他文明的优势；充分认识到西方对其他文明事物干涉的危险性。[1]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及其为美国制定的文明发展战略将西方思想界、政界对文明和文明发展战略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相对于西方成熟的文明理论和文明发展战略，很多发展中国家缺乏这方面的自觉。面对冷战结束后西方世界咄咄逼人的态势，很多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接受，它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意识形态遭到西方的不断渗透。发展中国家的出路何在？对此，美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曾深刻地指出，面对西方后现代文化的侵蚀，找到摆脱这种困境的文明发展战略，是关键所在。[2]那么，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制定适应时代发展、符合自身实际的文明发展战略呢？从当今世界的发展状况看，有两个看似矛盾却又相互联系的主要发展趋势值得我们去关注和研究：一个是不断深入的全球化浪潮，另一个是日益凸显的民族化现象。全球化使得各国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日益加深，任何民族国家要发展起来，闭关自守都是不可能的；但全球化的发展并不能消弭民族的特点，民族化反而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愈加凸显。那种认为世界各民族必然逐步进入与西方相同的“现代”文明的认识是错误的，那种企图把西方文明全盘推销到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做法也是根本行不通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必须适应全球化和民族化这两股浪潮，在科学把握文明发展规律和世界文明交流、交融、交锋特点的基础上，找到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平衡点，唯有如此才能提出自己对文明发展问题的系统看法，制定出一套既能积极推动自身发展，又能同外来文明相互作用、相互借鉴的文明发展战略。
我们党历来重视文明和文明发展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面对“革命与战争”时代主题下西方国家的咄咄逼人，周恩来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战略思想；20世纪七八十年代，面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喷涌而至的现代化浪潮，邓小平做出了“改革开放”战略决策；20 世纪90 年代，面对东欧剧变所产生的巨大冲击，江泽民提出了“世界文明多样性”思想；21 世纪初，面对各种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胡锦涛提出了“和谐世界”思想。这些思想和决策，虽因提出时代的不同而内涵特征和实践要求有所差异，但实现不同文明的和谐发展始终是其最高的道义追求。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后，世界迎来了“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也迈入了伟大复兴的“快车道”，如何看待中华文明的崛起、崛起后的中华文明将如何看待世界逐渐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面对世界的疑问，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清晰的回答：“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我们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3]这些观点既是对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文明和谐发展战略思想的继承，又反映了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华民族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心背景下的战略清醒。
相对于“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和谐发展蕴含着一种不同的理念或思维方式，它提倡人们要从整体与部分、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去考察世界不同文明的关系，去把握和规划全球化浪潮中民族国家的发展路径。作为整体的世界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它要求矢志现代化的民族国家绝不能隔绝而必须积极融入全球化的浪潮。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世界发展的整体性规律，虽然对个体的发展有制约作用，但它绝不等同于个体的发展规律，更不是个体发展规律的总和。这就要求我们在考察民族国家发展时，不仅要注意世界的整体性对民族国家的影响，还要充分考察民族国家自身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个性。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确立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发展战略等都直接或间接地运用和谐发展理念所揭示的整体与部分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即既坚持从整体的角度考察中国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的关系，又从中国现代化的实际去认识世界现代化。正是在这种方法论原则的指导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文明的和谐——中国现代化的战略选择”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既包含着对我们党文明发展战略思想的深度解读，又包含着对“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等西方文明发展理论的反思批判。驾驭这样的问题，需要大视野、大思路。所幸的是，经过作者几年持续不断的研究和完善，本书的学术性和现实针对性不断增强，初步凸显了作者研究的能力和潜质。当然，作为一部既有现实性又有理论性的著作，本书对某些问题的研究还有提升的空间。相信作者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必将进一步加深和拓展对文明和文明发展战略问题的研究。从总体上看，这部专著凝聚了作者六年多的心血和付出，是作者长期潜心研究的结晶，是一部具有较强现实性、理论性、学术性、启迪性的专著，值得一读。
国防大学原教育长、少将、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
夏兴有
2015年2月
[1]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60页。
[2] [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著，唐小兵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3]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