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创作中的心理现象
了解诗歌的艺术创作过程，尤其是创作过程中诗人的各种心理活动，对指导我们的写作实践、提高我们理解和欣赏诗歌的能力是很有帮助的。诗歌艺术创作过程中的心理现象包括直觉、灵感、通感、移情等。直觉在诗歌创作中相当重要，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认为“艺术即直觉”，只要直觉到了，艺术就已经产生和完成。克罗齐的话尽管有些极端，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中的某些规律。我们从诗人庞德的创作实践中就能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
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曾经写过一首精短的诗歌作品《在地铁车站》。在回忆这首诗的创作过程时，庞德说他曾站在地铁站口，望着眼前熙来攘往的人群，头脑中分明闪现着一幕镜头，这幕镜头萦绕在他的心中久之不去。这促使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这几张脸在人群中幻景般闪现；
湿漉漉的黑树枝上花瓣数点。
（飞白译）
可以说，庞德的这首诗主要来自于他的艺术直觉，那幕镜头就是他直觉中的诗歌意象。在诗歌创作中，艺术直觉往往是点燃诗人诗情的导火索。如顾城的诗歌《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在这首诗里，黑夜与光明形成强烈的反差，鲜明地突显了诗人对一代人命运的直观体悟，这是诗人用敏锐的感觉捕捉到的对痛苦过去的追忆和对光明前程的向往之情。谁能说这诗句的诞生与诗人的艺术直觉没有关联呢？
艺术直觉与创作灵感往往是结伴同行密不可分的，直觉催生了灵感，灵感延续着直觉。不过二者之间还是存在很大差别，直觉是在知觉和概念之前的心理感知活动，它持续的时间是极为短暂的。在诗人那里，直觉常常只是一个单纯意象的凸起，或是一个简单的生活场景的浮现；灵感则是直觉之后的心理体验，它带着情绪的亢奋性和紧张感，比直觉中的意绪复杂而强烈。直觉虽然有时也会促使诗歌降生，但大多数情况下只给诗人带来诗的单一意象；灵感来时，诗人的各种感官被调动起来，诗人有时甚至会“作寒作冷”（郭沫若语），思维和记忆活跃起来，许多意象纷至沓来，诗句便如泉水一样从心间涌出。郭沫若《地球，我的母亲》一诗，就是诗人在灵感来临时，“受着诗兴的袭击”，“受着诗的推荡，鼓舞”[1]，于匆忙记录中应运而生的优秀诗作：
地球，我的母亲！
天已黎明了，
你把你怀中的儿来摇醒，
我现在正在你背上匍行。
地球，我的母亲！
你背负着我在这乐园中逍遥。
你还在那海洋里面，
奏出些音乐来，安慰我的灵魂。
……
通感是诗人的艺术思维被调动起来后出现的一种心理现象，这个时候，诗人的各种感官都沟通了，它们互相挪移、借用，把奇妙的心象描摹出来。通感也就成了诗歌中一种常用的表现手法。诗歌中的通感，既表现为具体事物之间相互比拟时的感觉挪用，还表现为将抽象事物具象化时的心灵沟通。有以视觉写抽象物的，如“我的怀念正飞着”（何其芳《祝福》），“时间疯狂地旋转/雪崩似地纷纷摔落”（舒婷《会唱歌的鸢尾花》）；有以听觉写抽象物的，如“说啊，是什么哀怨，什么寒冷摇撼”（何其芳《圆月夜》）；还有以触觉、嗅觉、味觉来写抽象物的等。
诗歌中的移情手法，既表现为诗人融情于景，触景生情；又表现为诗人以景写情，借景抒情。它包含了两种心理流向：一种是由外而内，客观物象主观化；一种是由内而外，主观情思物象化。第一种情形如芦萍的《东北虎》：
走路，一个脚印就是一朵梅花，
奔跑，森林里飘拂着一朵彩霞。
眼睛里包含着岁月的幽怨，
看穿了峡谷、山崖；
骨骼里蕴藏着镇惊、镇痛的元素，
又分解出凶猛与文雅。
称王者必定走向孤独，
拔萃者才能采撷众华。
第二种情形如戴望舒的《我思想》：
我思想，故我是蝴蝶……
万年后小花的轻呼，
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
来震撼我斑斓的彩翼。
虽然移情手法的这两种表现形式各有特点，但在诗歌中往往是难以细分的。这是因为人的心理活动总是在由内而外又由外而内地不停进行着，处于创作迷狂中的诗人只顾记录心灵的跃动，其诗句突显的情感常常是“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如上述的诗句“称王者必定走向孤独，/拔萃者才能采撷众华”，你能说清它到底是客观物象的主观化还是主观情思的客观化？
在优秀的诗歌中，诗句所呈现的一般是诗人的心象而非对客观事物的直接描绘，但又能与现实世界极端贴合。达到这种审美效果的因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移情手法在诗中运用的结果，一方面是诗歌独特的审美视点所引起的情状。诗歌采用的审美视点是内视点（也称“心灵视点”或“精神视点”），它不是要诗人直接复写现实、再现生活，而是要求诗人用心灵去点化生活、歌唱生活。这样，诗中的意象常是客观事物的变异，且与心灵世界同一。如李钢《蓝水兵》的第一节：
蓝水兵
你的嗓音纯得发蓝，你的呐喊
带有好多小锯齿
你要把什么锯下来带走
你深深地呼吸
吸进那么多透明的空气
莫非要去冲淡蓝蓝的咸咸的海风
诗句中的物象全都打上了诗人的心灵烙印，“纯得发蓝”的嗓音，“带有好多小锯齿”的呐喊以及那“蓝蓝的咸咸的海风”的呼吸，都是诗人心象的直写，也是客观物象的变异。诗句写心象，无疑丰厚了诗的内蕴，开阔了诗的境界，这正如叶维廉所说：“一首诗的文句，不是一个可以圈定的死义，而是既有声响的交响、编织，又有叠变的意义的活动。诗人写诗，无疑是要呈示他观、感所得的心象，但这个心象的全部存在事实与活动，不是文字可以规划固定的。”[2]
诗歌创作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现象，其过程往往是上述心理活动的综合。中外许多优秀诗歌的诞生，正是诗人在调动各种心灵感官的前提下辛勤创造的结果。因此，弄清楚这些心理现象，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领略诗歌的美学魅力。
（原载《名作欣赏》2007年第1期）
[1] 郭沫若：《沫若文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年版，第 143～144页。
[2] 叶维廉：《中国诗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