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研究背景

我国从2000年迈入人口老龄型社会以来，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到2011年年底，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85亿。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发展老龄事业，2011年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印发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老龄事业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十二五”时期，随着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到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从2011年到2015年，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由1.78亿增加到2.21亿，平均每年增加老年人860万；老年人口比重将由13.3%增加到16%，平均每年递增0.54个百分点。老龄化进程与家庭小型化、空巢化相伴随，与经济社会转型期的矛盾相交织，社会养老保障和养老服务的需求将急剧增加。未来2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将日益加重。到2030年，全国老年人口规模将会翻一番。2050年前后，将达到4.8亿左右，超过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占届时世界老龄人口的四分之一，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1]老龄事业发展任重道远。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发展老龄事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充分利用当前社会平稳经济较快发展和社会总抚养比较低的有利时机，着力解决老龄工作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从物质、精神、服务、政策、制度和体制机制等方面打好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基础。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快、规模大、峰值高且发展不均衡，城乡之间不仅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与水平上差异较大，在人口年龄结构上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近年来，我国有大量青壮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这在降低城市老年人口比重的同时却提高了农村实际老龄化程度，形成了老龄化城乡倒置的严峻格局。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大约6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可见，中国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中国老人尤其是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正在凸显。并且，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必将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敏感。而如何解决农村老人养老问题，也日益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全国老龄办政策研究部主任党俊武在2011年中国老年学学会等主办的“全国农村老龄问题高峰论坛”上指出：目前，我国老年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伴随着少儿、劳动年龄人口的大幅减少，农村人口年龄结构提前进入重度人口老龄化的平台期。在我国农村，“未富先老”的矛盾更为突出，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难以承受人口快速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和城镇相比，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农村居民的养老、医疗保障制度尚未健全，保障水平比较低。从现在到21世纪中叶，综合人口老龄化状况和经济社会发展承受能力来看，我国农村是全球人口老龄化问题最严峻的地区之一。中国老年学学会常务副会长赵宝华说：“目前，留守老人已成为许多农村常住居民的主体。”据统计，我国目前农村留守老人达4000万，占农村老年人口的37%，其中65岁以上农村留守老人达2000万。[2]

二、研究意义

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探讨农村家庭代际支持问题，并从代际关系的视角出发研究代际关系对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理由：首先，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变迁，导致农村地区家庭代际支持问题日益突出；其次，在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因素中，主观因素——代际关系，即代际双方相互的认同、价值观和情感因素作用日益重要，但目前的相关研究还较为薄弱；最后，虽然当前中国农村地区家庭代际支持得以维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孝道观念”呈现弱化的趋势，但基于目前中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养老服务政策和服务体系建设的滞后，以及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养老保障成本的日益增加严重阻碍了本国经济发展的事实，都会使得对于中国而言，家庭目前是、将来也仍然会是代际支持中不可替代的核心来源。

1.家庭仍然是农村老年人生活保障的核心

在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同时，针对老年群体的养老保障政策和服务体系仍旧十分落后，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仍然将家庭看作老年人晚年生活的重要支持力，大部分农村地区的老年人晚年生活还是需要家庭的支持来予以保障。

第六次人口普查长表第八卷——老年人口的数据显示（见表1-1），2010年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其主要生活来源中：劳动收入占29.1%；离退休金养老金占24.1%；最低生活保障金占3.9%；财产性收入占0.4%；家庭其他成员供养占40.7%；其他占1.8%。由此可以看出，在全国层面，老年人主要的生活来源是家庭其他成员供养（40.7%）和劳动收入（29.1%），二者之和将近70%。分城乡来看：城市地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主要生活来源是离退休金养老金（66.3%）和家庭其他成员供养（22.4%）；城镇地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主要生活来源是家庭其他成员供养（44.5%）和离退休金养老金（26.3%）；农村地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主要生活来源是家庭其他成员供养（47.7%）和劳动收入（41.2%）。从城乡的数据我们更能够看出，如果说在城市地区还有大部分的老年人可以依靠自己的养老金来满足自己的日常生活的话，那么在农村地区，家庭成员的代际支持则是老年人生活保障的主要力量。

因而，虽然当前国家在政府层面已经日益意识到发展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性，但即使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家庭的作用仍然是十分重要且不可忽视的。要想实现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稳定和农村的和谐发展，有必要对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因素进行更多的关注，使家庭的力量和作用得以更好、更有效地发挥。

2.农村家庭代际支持面临挑战

虽然目前中国农村地区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还是家庭成员的帮助和支持，但一些已经或即将出现的因素，导致家庭成员对于老年人的支持作用和支持力会出现减弱的趋势。

第一，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22；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18，其中农村地区为1.44（即一个半小孩都不到）。[3]随着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和持续维持在较低水平，大部分家庭将面临子女数减少的情况，这一结果造成的最直接后果就是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力的人力资源数量减少，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家庭内部老年人来自子女的代际支持力可能会大为减少。

第二，伴随着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人口流动特别是城乡间的人口流动日益加剧，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市，致使农村出现了大量的留守老人和留守老人家庭。第六次人口普查短表第五卷——家庭的数据表明（见表1-2）：2010年中国总的家庭户数是40 193万户，其中有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家庭有12 294万户，占总家庭户数的近三成左右，即中国每三个家庭中就有一个老年人家庭，其中单身老人户1 824万户，占老年人家庭户的14.8%；一个老年人与未成年的亲属户有134万户，比例为1.1%；只有一对老夫妇的家庭有2 189万户，占17.8%；一对老夫妇与未成年的亲属户有182万户，占老年人家庭户数的1.5%。分城乡来看：老年人家庭户中，城市占25.3%，镇占17.6%，农村占57.1%，即全国有一半以上的老年家庭集中在农村地区。表1-2的数据还显示农村单身老年户的比例为56.4%，农村只有一对老夫妇的户数比例为51.6%，农村一个老年人与未成年的亲属户的比例为70.1%，农村一对老夫妇与未成年的亲属户的比例为67.6%。这一结果说明，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到城市的一个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农村地区出现了大量的老年空巢家庭与老年人与未成年亲属组成的家庭（大部分是隔代的孙子女），导致这两类家庭在农村所占的比例都非常高；这也意味着在老年人家庭内部子女与父辈之间居住的距离越来越远，必然导致代际之间交流和沟通的减少，造成代际之间支持的可能性减少。

3.代际关系对农村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日益重要

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加速的家庭小型化、核心化趋势，对家庭代际关系产生了直接影响，代际层次减少、代际关系简化成为代际关系变化的新特点。过去的30多年，我国正处于快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新旧体制的交替、东西方文化的撞击、道德取向的多元化、知识和信息的“爆炸”，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活方式的变革、思想观念的更新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年轻一代社会化的环境，呈现出与他们父辈儿时的生活环境明显的不同（关颖，2010）。在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生活方式和生活经历的差异越来越大，代际之间的同质性越来越小。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年轻一代流入城市工作和生活之后，与留守在农村的父辈们之间代际差异更是明显。有学者指出，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迅猛发展的过程中，家庭伦理观和代际关系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一是家庭模式由“蜂巢式”向“鸟巢式”转化，代际之间互相独立、生活自由，同时又可以经常往来；二是代际关系的重心下移，形成了所谓的“尊老不足，爱幼有余”的现象，主要是源于现代化进程和一系列的社会变化促使家庭代际伦理关系的重心由长者下移到儿童身上；三是老年人代际经济关系的理性化，即老年人在自身收入消费中逐步走向理性化，以自身安度晚年为前提，最大可能地提升自身养老能力的经济筹码，以备今后之需（王树新、马金，2002）。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特别是在农村老年人家庭内，代际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价值观念和生活观念的不同，造成中国传统的孝顺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有研究表明，随着时代的变化与社会流动的增加，“事亲”成了一件执行难度日益增大的事情。“孝”的内容和实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立嗣”已经变得不重要了，“无违”也随着父权家庭制度的瓦解而淡化了。“孝”内涵的变化以及老年人出于“责任伦理”对子女的宽容，大大缓解了传统的“孝”所规定的养老方面的要求给子女带来的压力（杨善华、贺常梅，2004）。这一系列因素导致年轻一辈对父母的代际支持意愿更加多元化，不确定的因素更多了，同时父辈对子代的代际支持意愿也可能趋于理性化。

因此，转型期中国农村地区老年人的家庭代际支持，不仅受到家庭结构、居住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影响，还与整个社会变迁密切相关。因而，这一问题已不是一个单纯的人口问题，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是中国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和人口转变等特定历史时期面临的一个事关农村地区稳定与有序和谐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更加综合性地予以关注和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