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西方早期最著名的旅行家无疑当属奥德赛，对之海上漂游，最后返乡经历的精彩描绘，也使荷马的这部传说被奉为西方文学最伟大的经典之一。“奥德赛”也被视为西方精神之“魂”的一部分，是可以从许多方面加以阐述的，而其颠荡的游历不仅赋予了这一形象超越狭隘空间与日常平庸的浪漫气息，更是确证了一种英雄式的人格征兆，由此而为后人迷恋不已。

15世纪末之后，随着大航路的开辟，无数的西方人再次怀揣奥德赛情愫，从不同的港口扬帆出征，踏上了前往异域的旅程。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现代性的展开也是与跨域旅行的步伐相接踵的。当然，现代奥德赛与作为原型的奥德赛在许多方面仍是有所区别的，比如从最初进入中国的利玛窦等一批人来看，便可发现前后两代人在装备与精神秉持上的一些差异。后来者也兼具前辈的人生“智巧”，以借此迎接陌生甚至险恶环境的挑战，却已经更多地为现代知识所充备，并以一种“文明人”的姿态出现在所往之域；到异地去远行对他们来说，虽然也同样意味着身体的冒险与灵魂的磨砺，但是在后来者那里会更多地包含一种“征服”的欲望，这与更大背景上的一套思想体系，尤其是帝国殖民主义工程与目标是密切相关的。进入19世纪后，随着西方殖民步伐的加快，其足迹几乎遍及地球上的每一片空旷之地。正是借着这种持续不息的跨域活动，西方人不仅建构出一种以自我/他者来界分的、愈益清晰的现代性主体，而且发展出了各种与异域相关的现代知识体系，比如人类学、地理学、博物学、东方学、比较语言学等。在另一个层面上，为了吸引其国内读者对域外世界的想象性消费，也涌现出大批描绘远方异国的旅行记、小说与新闻报道等，并培育了现代欧洲人的一种带有特殊情调的阅读习惯。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在西方人的心目中，这些不断累积的有关异域的书写，虽然形态各异，但无论是学科性的，还是文学性的，都具有无可置疑的、在前提上的正当性，甚至于在素材上也相信其是基于事实的（至少是“想象的真实”）。而这些观念的确立又大致出于以下缘由：首先是基于一种群体性共认的原则，即“无意识中的自我言说正确性”，这包括殖民时代已被普遍信奉的文明论等，因此而将各种相关的叙述视为某种“自然而然”的效应。其次，在诸如人类学、地理学、博物学等文本中，由于表述的方式是被“科学”的名义担保下来的，它们不仅建立在一套严密的学科规则之上，而且需要经过长期的训练才能掌握，为此也很难从外部加以破解（尽管有少数学者也曾尝试性地对之加以解码）。最后，就是在书写与阅读之间形成的一种天然“距离的帷幕”，从一开始即将阅读者隔离开来，受者在没有亲历场景的情况下，很难辨别书写的可信度，其中也会掺杂一般阅读中常会出现的对作者人格化的某种预设性的信任。

但是这一为“英雄感”所涂染的历史，在后殖民主义、话语理论、文化研究兴起之后，则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从大的方面来看，这始于后理论对“常识”的考辨，由此而将所有历史的正当性均划入了有待质询的范畴。进而是身份理论的出现，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对行动者、书写者“身份位置”的彻底检审，使得我们无法再以视而不见的方式“抹除”在身份角色中所包含的差异性权力的要素，并意识到不同的身份言说是以差别/权力递降的方式来完成其记叙性活动的。与此同时，对“观念结构”的分析也愈趋深入，单个书写者的人格特征，始被置于一种总体的政治与文化语境中来加以考察，即认为个体不仅会受到某一文化象征系统的提前预示，而且在其与语境的动态性交换中，也同样会形成一种相对一致的共识性的结构，并以集体想象的方式贯穿于对异域世界经验的描述中，为此，在后来的反身性分析中，我们也可以识别出人格化背后的那种具有更大规模的非人格化要素。无论叙述者是“无辜”的，还是带有清醒意识的，其实都无法摆脱这种不可自主的力量对之的塑形。时至今日，我想这些学术上的背景已经为我们所谙悉了，也正是基于这种理论上的突破，在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了对整个西方殖民历史及其话语模式的诘难，与之相随，与殖民运动纤毫无法分离的跨域旅行书写，也被纳入到了各分支学科的反思中，“旅行”，在这一时期中成为出现频率甚高的学术性概念之一。如果我们将这一研究视为后殖民研究的一个延伸模块，那么毫无疑问，“旅行”的视角也将获得独特的意义，即其可以从更为具体的知识生产的来源、路线与可触摸的空间上进入殖民文化版图构建的腹地。

文瑜在新疆生活三十余年，数年之前，怀着对新理论的渴望，来京随我学习文化研究。在几个层次的课程中，我们先是以时间为坐标，系统地梳理文化研究演变的轨迹，这大致需要花费一个学期的时光。然后在后续的一年中，我们会将该领域内的各类话题分为十几个类型或板块，并下系多部原著，通过一段时期的研读、汇报、交流与思想上的碰撞，便大致可深入地，也是比较全面地建立起对这一系统的一个总体性的认知框架。其中，也会穿插一些国际交流的实践，以便能近距离地与英美文化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们接触。在此基础上，再让其按照自己的兴趣或旨趣择定今后的研究方向。记得当初在确定论文的题目时，文瑜已经有了两个选项，一是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探察19世纪至20世纪初进入西北地区的欧洲探险家、旅行家的书写活动以及边域想象；二是从学术史的层面上，对当代西方世界有关殖民旅行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并尝试获取一些新的阐释。这两个选题固然是有密切关联的，但从程序上看，考虑到如果能够对各种理论资源有一先期的把握，则将会对随后的具体研究有所裨益，加之，也是鉴于文瑜在英语训练上的优势，因此我还是建议她先从后一选题入手，在功成之后再徐图前一课题的研究。

文瑜的论文很顺利地通过了答辩，并得到了专家们一致的高度评价。如先不计诸多的细部，仅从大的格局上来看，我感到这篇论文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贡献可以在此一述。首先，论文提出了“殖民旅行研究”这一概念。尽管此前的西方各路学者所从事的研究都已经纷纷指向了这一含义，但作为一种概念，则还是隐形地存在于他们的意识中，更不用说是对之的系统化演述了。既然如此，通过对既有研究的较为完整的梳理，并同时将这一概念提升为一个可用于操作，及反观多种同类研究的核心命题，则可借此将散布于不同学科、文本中的论述集聚在一个总体性的叙述法则中，整合或构建出一个更大的理论话域，这当然是具有独到建树，并具重要价值的一项工作。

其次，是将各种与殖民旅行相关的文本，以“书写”的概念来关照与统合之，以此而可抹平不同文类之间固然存在的那些消极性隔阂。我们知道，诸如人类学、地理学、博物学等的撰述，在之前不单是处在各自为政状态的，而且由于均冠以“学科”的名义，故而一般都会将之视为一种“研究”；而游记、纪行等文类则因其多靠近于“文学”，因此而又多称之为“创作”，这些不仅表现在对原文本的界定上，也相应地会呈现在对之所做的反思性研究中，由此也造成了在各撰述文类之间存在着一些几乎是难以逾越的鸿沟，很难将之置于同一个层面上予以考察。然而，如果我们用“书写”（writing）的视角去厘定之，那么就可以暂时悬置这些先定性的界限。虽然我们最终还是无法取消已有的文类界别，或将这些“形式化的根源”置之度外，以至于在具体的研究中还是需要虑及历史的坚执性，然而，当我们将不同的文类统摄在“书写”的名义之下时，则可突破表面既有的分界，在更深处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的某种纠合及共同的叙述逻辑，或者是话语逻辑。毕竟，在一项新的研究中，“科学性”与“文学性”等已不再是至高关注的要素，更重要的是这些文类如何在一种相近的话语策略的支配下，来表达各自的多样化特征。相应地，将书写概念引入的另一个效应，也正如我在之前一些论述中所强调的，可以大幅度地超越文本主义的限制，将视野扩展至知识生产与传播的诸多环节中。

虽然这部著述的特点或贡献绝不仅限于以上所述，但序言仍然还是以简明为好，以免提前过多地干预读者对原著的阅读与判断。既然著作已成，一旦付诸出版就不再处于作者的掌控之下，那么得失也只能交付于“流水”。与此同时，无论是秉烛夜游也好，挑灯细看也好，也一样地皆已化为过往的烟云。因此，我们所更期待于文瑜的还是在下一个路口她将会以怎样的方式登场，并再次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意外惊喜。

黄卓越

2016年夏于京城西北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