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篇

陈寅恪为什么离开北平

近年许多有关陈寅恪的专著和文章中，对于1949年前陈寅恪离开北平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其中比较有影响的看法是陈先生离开北平系因生活和身体的原因，与政治没有关系。论者常引用的话是邓广铭先生的一段回忆，陈寅恪离开北平时，曾与邓广铭话别：“胡先生因政治上的关系，是非走不可的；我则原可不走。但是，听说在共产党统治区大家一律吃小米，要我也吃小米可受不了。而且我身体多病，离开美国药也不行。所以我也得走。”这是邓广铭先生在广州中山大学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所讲的。当时邓广铭先生年事已高，他的记忆不一定准确，因为这个说法和浦江清当年的日记有区别。浦江清曾做过陈寅恪的助手，他当时的日记应当是分析陈寅恪离开北平原因时较为可信的资料。

浦江清在1948年12月12日的日记中说：

晨九时，访问寅恪……他虽然双目失明，如果有机会，他愿即刻离平。清华要散，当然迁校不可能，也没有人敢公开提出，有些人是要暗中离开的。那时候左右分明，中间人难于立足。他不反对共产主义，但他不赞成俄国式共产主义，我告诉他，都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未必就是俄国共产党人，学校是一个团体，假如多数人不离开，可保安全，并且可避免损失和遭受破坏，他认为我们的看法是幻想……并告以据我所闻，陈雪屏来北平，似为抢救若干教授学者，给予便利以南行，惟人数必有限制，极少数。陈先生如有行意，可通知梅公。陈谓他早已知道此消息，并已洽梅公云云。他谢我特为通知的好意，并且劝我也可去梅公处登记……陈先生认为，清华园附近即有战事发生。

从浦江清的日记中可以看出，陈寅恪离开北平绝非和政治没有关系。另外，许多人说当年国民党往北平抢运教授是派陈雪屏去的，这种说法也只是一种传闻。证之胡适日记，可以看出，当时陈雪屏并没有亲自到北平抢救教授，而只是在南京具体负责和胡适等人保持联系。为了说明这个史实，我把胡适的日记抄在下面，所据为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9年版的《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0册。

1948年12月14日 星期二

早晨还没有出门，得陈雪屏忽从南京来电话，力劝我南行，说即有飞机来接我南去。我说（此处原文有5个字不清楚——作者注），十点到校，忽雪屏电：“顷经兄又转达，务请师母即日登程，万勿迟疑，如有人来洽机，宜充分利用。”毅生和枚荪均和我走。我指天说：“看这样晴天无片云，从今早到现在，没有一只飞机的声音。飞机已不能来了！”我十二点回家，又得电报。机仍无消息。到一点半始得剿总电话，要我三点钟勤政殿聚会。后来我们（有陈寅恪夫妇及二女）因路阻，不能到机场。

从这天的日记可以知道，当时那样的情况下，陈雪屏并没有到北平。当时北平的交通已基本瘫痪。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同一天的记载是：“诣东大上课，兵车塞路，行旅甚艰……”与胡适所述情况完全相同。胡适第二天的日记是这样的：

1948年12月15日 星期三

昨晚十一点多钟，傅宜生将军自己打电话来，说总统有电话，要我南飞，飞机今早八点可到。我在电话上告诉他不能同他留守北平的歉意，他很能谅解。

今天上午八点到勤政殿，但总部劝我们等待消息，直到下午两点才起程，三点多到南苑机场，有两机，分载25人，我们的飞机直飞南京，晚六点半到，有许多朋友来接。

儿子思杜留在北平，没有同行。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对此的记述是：“1948年12月15日，一架小飞机冒险在北平南苑机场降落，集学人兼具幕僚色彩于一身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匆忙登机，从而拉开了‘抢运学人’的序幕。”（第3页）这里的记述显然也有想象的成分。胡颂平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说：“12月15日，下午四时以后，先生夫妇坐了蒋总统派去的专机南下。这时到南苑机场的交通已不安全，傅作义派了部队护送先生等上了飞机。”（第2063页）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出，胡适、陈寅恪他们离开北平时，并不像现在许多传记中描述的那样。

陈寅恪离开北平时，已是双目失明，而且年近六十，按常规推论，此种境况，确实不宜再动，但从目前已知的材料中可知，陈寅恪在去留问题上从不曾犹豫过，以他和清华的关系之深，他本来是可以不走的。在陈寅恪的南迁问题上，一直有赴台说还是客居岭南说两种看法，目前虽然我们还没有见到陈寅恪确有赴台之意的可靠史料，但陈寅恪的真实心理，从他果断离开北平来看，说他有赴台之意，也并非没有一点可能。毛子水在《记陈寅恪先生》一文中就说过：

陈寅恪在岭南大学教书，颇想来台但以不知道台湾生活情形，所以不敢动身。我当时听到他有意来台的消息，即想写信劝他来……由于素向的懒性，想而不做。若使当初我马上写信，寅恪来台的可能性或较大。

“文革”中，陈寅恪被迫所做的第七次交代底稿中的“愿留在国内”的说法，不足为信。以他和傅斯年的交情，傅斯年的选择不会对他毫无触动。蒋天枢在20世纪80年代初给汪荣祖的信中说：“其时胡适在沪，力劝先生去台，先生和师母都说不去。”这个说法也需要细加分析。当时胡适劝陈寅恪赴台，而他自己尚未确定今后的去处。1949年1月14日，胡适才在上海把江冬秀和傅斯年夫人俞大送往台湾，他又返回了南京。2月4日，南京政府迁到广州。胡适劝陈寅恪是在南京政府迁到广州之前，这期间，他们对时局的判断会发生变化也是可能的。现在看来，傅斯年逝世后，陈寅恪抄给向达、邓广铭那首怀念傅斯年的诗，未尝没有遗憾的意味，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一点推测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