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跑线
“然后我做了一直在做的事，那就是跑步。”
我的手指滑过自己腿上那道丑陋的锯齿状伤疤，每次它都会带来让人厌恶的刺痛感。我旁边的跑者笑着推了我一下。他说：“你没问题的，朋友。”我知道自己没问题。他的意思其实是：“欢迎回来。”
还有三分钟，发令枪声就会响起。
我沿着跑者队伍看过去，有人蹦蹦跳跳，有人已经进入起跑状态，手指悬放在带GPS功能的手表上。其他人只是在聊天，看起来无忧无虑，尽管摆在我们所有人面前的都是大约42公里的距离[1]。
我的目光和另一边的一个跑者对上了。他微笑中带着紧张，但也带着决心。我回以微笑。虽然天气冷飕飕的，但我却备感温暖——我到“家”了。除了这里，我哪里都不想去。除了他们，我不想跟任何人待在一起。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这些跑者将成为我唯一的同伴，有好几百人，全都是陌生人。对我来说，这正是跑步的乐趣和美妙之处。我知道，当我们跑起来，会有非凡的事情发生。
接下来的几小时我感到自己被治愈了。跑步令人汗流浃背、精疲力尽、头昏脑涨。跋涉艰苦，但也很治愈。这是一种非常深层次的治愈。我还觉得，许多站在起跑线上的跑者跟我想的一模一样。补充一句，我这天参加的是伍斯特马拉松（Worcester Marathon），但就算是在其他地点举行的任何马拉松比赛，情况也都一样。真正的戏剧性不在于我们的身体将经历的冲击，真正的戏剧将在我们的脑海中上演。
有很多跑者会跑得无忧无虑，他们去跑是出于对跑步纯粹的热爱。但有些人跑步的原因则比较晦暗，这种人的数量远超我们的想象——我自己就是其中一员。
这是我在遭遇劫难后第一次跑马拉松，此前我在一次抢劫中被歹徒凶残地刺伤、拳打脚踢，后来基本上算是被扔下等死。尽管我反复想起腿上两道伤疤中那道更大的，但我知道，这将是我和过往经历和解的方式。
我给伍斯特马拉松设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知道这场赛事可以助我完成这个目标。这场马拉松要把我从15个月前南非开普敦（Cape Town）的人行道上拉出来，我已经在那儿困了这么久，深深感到自己快要死了。
回望过去，我是个笨蛋。而且我忍不住总是往回看。只是我并不觉得自己在回顾过去。过去并没有成为过去，问题就出在这儿。那是个无尽重播的当下，而我被判罚成为它唯一的、不情愿的观众，一个旁观者。每次重新观看那个现场，我都愈发感觉它像是自己的死地。
过了一年我才意识到，也许袭击我的人压根儿没想过要杀我。他很专业，在小腿上划了长长一刀，又在大腿上深深捅了一刀，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当时也没有着急起身，但他还是捅了第二刀，确保我站不起来。捅完后，他像发了疯似的踢向我的胃部、肋骨、背部和脖子，而我只是躺在那儿，满心困惑：这人到底怎么回事？
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我都是一个笨蛋，而且是一个决意要让自己蠢上加蠢的笨蛋。那是2016年2月14日，我在纽兰兹板球场（Newlands Cricket Ground）刚看完英格兰队输掉一场板球单日国际赛[2]。球场非常美，桌山（Table Mountain）和魔鬼峰（Devil’s Peak）就在一旁俯瞰这片壮丽的场地。英格兰队的亚历克斯·黑尔斯（Alex Hales）拿下了100分，南非队的AB·德·维利尔斯（AB de Villiers）也在一次相对直接的追赶中拿下同样的分数。英格兰输了，但又如何？在绝美风景中度过一天，感觉特别棒。我愿意推荐所有人去看看。
但是，请你一定为回程做妥当的安排。我就没做好，这是第一个错误。我原以为自己很容易就能找到出租车或公共汽车。可我没找到，然后就开始步行，这是第二个错误。没走多久，我身边渐渐没人了。我回头了吗？这是第三个错误。很快，我就走在了一条繁忙高速公路的硬路肩上。
我往回走了吗？这是第四个错误。于是，错误一个叠一个，直到我不经意间已走在开普敦的第六区。讽刺的是，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身在何处，并且能看到地平线上的开普敦市中心。这很危险，我身处一个臭名昭著的混乱区域：平坦、荒凉、开阔，一片城市废墟。我很快就付出了代价。
有没有什么公式指出，当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我们的下一个决定有可能比上一个更糟？我觉得就是如此，那天就是完美例证。
我戴着软边的板球帽，穿着相当抓人眼球的殖民时期风格的长款短裤，脖子上挂着昂贵的相机，这差不多等于穿了一件印了大字的T恤，上面写着：“来打劫我吧！”我听到身后有脚步声，听到有人怒气冲冲地命令我交出相机，接着我就被撂倒了，应该是打在我腿上的两拳使我倒下的。我扯住袭击者，我们开始扭打。刚开始他在我身后，转眼又到了我身前的地面上，我们在恐怖的扭抱中轮换着位置。就在那刻，我低头一看，才发现他根本不是在捶打我，我腿上满是血。我放开他，他起身踢了我一顿，然后就跑了。
剩下的就只是一系列模糊印象了。当时我手摸到一块石头，我举起它要朝歹徒离开的身影扔去，但想想还是算了。谢天谢地，我爬回人行道上，看着自己周围的血泊。我试着站起来，但我的身体真正想做的只是躺下来，闭上眼睛。
但是我很幸运。运气好到难以置信。
我的救世主史蒂文（Steven）出现了。史蒂文是比萨配送员，他缓缓停下他的小汽车，匆忙把我塞了进去。
在史蒂文之外，我还记得一位协助他的年轻女孩。她说不出话，盯着我，张大了嘴巴。我从没见过这么惊恐的表情，现在我却成了惊恐的来源。这真是给我带来了巨大冲击。
接下来是交通灯，很多红灯。史蒂文停下车，取下车顶上的比萨标志，递给后座的我，然后飞快地闯过了接下来他遇到的每一个红灯。到了医院，他拼命往里跑，然后带着一张轮椅出来。
真是一位英雄。他选择停车，这是多么勇敢啊，他本可以轻易地开过去。当然了，他本性就不是那种会开过去的人。我永远对他心怀感激。
接下来急诊室和各种意外。
医生一边闲聊，说自己想搬到英格兰萨里郡（Surrey），一边缝合我的腿，但它还是在继续流血，又肿又胀，非常痛苦。他拆开了缝线，下手缝了几针更深的，再把表面缝合好，然后借全身的重量靠在上面。我的腿变黑了，但血总算止住了。医生一共缝了15针，其中3针在手上。3条肋骨断了、肝脏瘀伤。还有，我的大脑被弄得非常混乱。
但这些对我的影响，是有一定滞后性的。
三周后这种影响才突然在我身上显现。那会儿我已经回家了。我可爱的妻子菲奥纳（Fiona）鼓励我出门走走。在一个周日下午，我们前往汉普郡（Hampshire）费勒姆购物区（Fareham Shopping precinct），我们就住在这个郡。有什么还能比这种出行更温和，更不具威胁性呢？然而，没过几分钟，我几乎成了个哭哭啼啼的怪人。我就站在那儿，一瞬间感到孤寂无靠。我知道如果我一开口、一呼吸、一移动，我立即会放声大哭。我的眼里充满了泪水，但所幸有表面张力，眼泪没有翻滚而下。我收住了情绪，或多或少保住了尊严。
我知道有什么不对。我当然知道，我是个男人，男人都懂这些事。第二天早上，我预约了我们的执业护士，告诉他我的伤口毫无疑问是感染了，而且明显没有正常愈合。他彻底检查了伤口，告诉我伤口都没事。他问我是否考虑“和人聊聊”。我花了一年时间才意识到自己真应该这样做。我现在就经常去“和人聊聊”，的确有帮助。
但当时袭击才发生不到一个月，我坠入一种全要靠自己的固执状态，并从那时开始学习减少对外界的依赖。我决定采取我自己那一套“两个要点复原法”，第二天就开始执行。首先，我开始写下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想法，每一份恐惧，每一份羞辱。
然后我做了一直在做的事，那就是跑步。
断掉的肋骨一阵剧痛。当我拉扯着勉强愈合的身体，被刺伤的地方也一阵阵痛得可怕。我龇牙咧嘴，一边蹒跚前行，一边咒骂，但我动起来了。那是一个温暖的早春清晨，天空是忧郁的蓝色，周遭的空气也因诅咒变得沉重，每一步都痛得好像要把我撕裂。不过，我脸上也出现了笑容。
跑步特别能安抚人，无论你跑得多糟糕、多不平衡。它让人感觉如此熟悉，如此惬意，如此自我。被刺伤的左脚和断掉的右侧肋骨谈不上是什么天作之合，当我尝试让它们相互配合时，简直就是在折磨它们。但突然间，疼痛似乎变得有意义。又或者说是传递出了一个信息，我感觉我的身体告诉我：“我还在！你和我都还活着！”剩下的事情就全交给春日的天气。这个清晨，突然间变得灿烂起来。
我浑身疼，但精神上却倍感振奋。我现在知道，正如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所言，事情还没有完蛋，甚至连完蛋的开端都算不上[3]。但它，也许是一个康复开端的结束。三周以来，我第一次觉得自己不完全是那个“被刺伤的菲尔”。我有百分之一是那个“跑了30场马拉松的菲尔”，从纽约到东京、从伦敦到巴黎、从阿姆斯特丹到都柏林，途经柏林、罗马、马略卡岛等地方。我不再是受害者。有那么一瞬间，我是生还者。
跑完那次之后，我的身体比一开始更垮了，但自我也开始回归，至少有一部分回来了。跑步从积极的一面定义了我，我也开始了真实自我的回归之旅，并在自我和遭遇抢劫经历之间划出界线。
我已经跨过了一道坎。而那道坎的转角正是这本书的起点。
我在那一刻意识到，对于我们这些幸运地拥有足够体力和健康体魄的人来说，跑步是最让人惊奇的工具。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被袭击后那几个月我都过得艰难、凄惨且苦恼，但最奇怪的是，我不愿做出任何改变。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带来一种巨大的冷漠。我还挺享受地看着内心里的“跑者菲尔”从过往经历的恐惧中重夺自我，这多少有点儿不通情理。有时候，他的表现挺糟糕的。有时候，他又做得不错。
跑步拓展了我们的空间，给我们带来力量。它让我们相互连接，为我们带来平静。它永远无法为我们提供所有答案，但常常是解决方案的重要部分。如果要说那天袭击我的人给了我什么，他肯定是给了我一个跑步的理由。我过去跑步是因为我喜欢，但突然间，我跑步的动力变成了它为我带来的所有可能性。
我甚至开始对袭击者怀有一丝古怪的感激之情。
当我们蜷缩在循规蹈矩的生活中时，很容易像梦游一样度过一生。他把我摇醒了，并为我的第31场马拉松注入了重要的个人意义。
就这样，我站在伍斯特马拉松的起跑线上，那是2017年5月，我被袭击后的第15个月。我意识到，跑步对我来说变得无比重要。我渴望将马拉松精神如山一般置于我自己和我的创伤之间。
同样重要的是，袭击我的人为我打开了一个更广阔的视角：让我对跑友们有更多感知。我是一名记者，平常很喜欢有媒体同行做伴。但突然间，我发现自己也可以认识到其他跑者的美好。之前我喜欢一个人跑，是孤芳自赏型跑者。现在，我想要和跑友们分享：让我们聚在这里的到底是什么。
我站在伍斯特马拉松的起点，这是我被袭击后的首场马拉松。我开始体验到一种新的状态。我的安全感回来了。这安全感来自这些跑者的陪伴——几百个人，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每个人都为不同原因而奔跑，但这几百人会在接下来几小时里因一个共同的目标团结起来：我们要一起完成一场马拉松。
我们几乎不会交谈。事实上，我们可能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但在这个一辈子只会有一次的随机聚集起来的人群中，我们将相互照应。在让人陶醉的统一目标中，我们将紧密相连。对我来说，这种状态使跑步成了一种精神活动。
我本能地知道我并不孤单。起跑线上，有一些跑者看起来很平静，有一些看起来很焦虑，剩下的还在聊天。我很好奇跑步对他们每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在那一刻，我明白了跑步于我意味着什么。今天这场比赛是一条通途，让我把在开普敦遭遇的那一天留在过去，向余生重新迈步。
我相信有无数快乐的跑者，但我想，正依靠跑步穿越内心暗黑郊野的人，数量远比我们想象得多。我已在此分享了我的故事。我很荣幸，那些曾经历绝境的跑者的故事能在这本书中得到颂扬。他们都发现最笃定、最快速的逃离绝境的方式就是奔跑。这本书讲的不是我的故事。而是他们的。
我有幸能和这些跑者对话，他们直面可怕的恐惧和悲伤，展示出非凡勇气和十足的刚毅。我自己的磨难也让我将他们视为珍贵的同伴。他们的故事对我意义重大，我希望它们对你也有意义。你随便找一个跑步的人，通常都能得到一个非同凡响的故事。现在，和我们一起跑过接下来书页里的故事吧。
枪声响起……出发！
[1] 即一场全程马拉松（简称“全马”）的比赛路程，较精确的长度为42.195公里（26英里385码）。本书还经常出现半程马拉松（简称“半马”），距离为全马的一半。此外，本书英文原版中，距离单位“英里”和“公里”均有使用，因为被采访人士来自不同国家，参与的各类赛事也有不同比赛距离标准，作者保留了这些使用习惯。在中文版中，我们根据具体情况保留了部分使用“英里”的地方，并尽量标注了相应的公里数。——编者注（本书若无特殊说明，脚注均为编者注）
[2] 板球比赛有不同时间赛制，其中单日国际赛（one- day international）要比50回合，通常需要一个白天，从早上开始，进行到日落之前。传统的板球对抗赛（Test Cricket）常常需要4—5天，每天比赛时间达6小时或更长。此外还有一种“二十20”（Twenty 20）的有限轮比赛，每队只打20回合，比赛时间通常为2.5—3小时。
[3] 作者引用的是丘吉尔的演讲《开始的终结》（The End of the Beginning），丘吉尔演讲原文为：This is not the end. It is not even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温斯顿·丘吉尔（1874—1965），英国政治家、演说家、外交家、军事家、作家，曾两度出任英国首相，著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于195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