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在体例上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诗品》，下篇为《二十四诗品》。
《诗品》，南朝梁钟嵘（约468—518）所著，最初名为《诗评》，后来《诗评》《诗品》并用，今用《诗品》统一称之。《诗品》对汉魏至南朝齐梁的五言诗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其见解和主张，对后世的诗论产生了重大影响。钟嵘是想通过《诗品》，纠正魏晋至齐梁以来的不正确的写诗风气，通过对已故诗人的评论，树立正确的诗歌创作准则，从而对后人写诗起到指导作用。《诗品》被推为“百代诗话之祖”，与同时代刘勰所著《文心雕龙》，被称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双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可与《文心雕龙》并称”）。
《诗品》分为两部分，一是《诗品序》；二是对汉魏至南朝齐梁间的一百二十二位诗人的品评，对诗人的品评又分为上、中、下三品。以品级评定诗人，这并非钟嵘独创，而是顺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社会习惯。《汉书·古今人表》中，班固以九品分等对历史人物进行分类论述，是为九品论人。曹魏时，设立“九品官人之法”作为选官制度。刘歆所撰《七略》分流派叙述学术渊源并进行评说，是为《七略》裁士。《诗品序》最初是以三段存在，分别置于上、中、下三品的篇首。后来清代何文焕将三品序言合在一起，置于通篇之首。周振甫认为，将序言合三为一，反而恰当。
《诗品》上、中、下三品分卷，将自汉魏至南朝齐梁间的一百二十二位诗人，分为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对每一位诗人的诗歌风格与优劣进行评说，并点明诗人的继承流派。
《诗品》的产生有两个因素，一是当时五言诗蓬勃发展，由之而产生了文学批评的风气盛行，随着也就出现了文学批评的著作；二是钟嵘个人的学识和性格，毕竟文学评论是理论性比较强的，没有学识不足以涉足其中，同时指名道姓评说优劣，没有秉直、不怕得罪人的性格也是难为。钟嵘的这种性格，清晰体现于他的两道奏疏（仅存），一是上书齐明帝萧鸾，建议按照本领授予官职，反对官员的滥用，因而得罪了齐明帝，差点招致祸患；二是上书梁武帝萧衍，依旧是反对滥用名位。钟嵘虽然有股子吃力不讨好的性格，但他对诗文却持有雅正典丽的创作风范与美感欣赏，他的这种风格也贯穿了《诗品》的始终。
在钟嵘的文学观念和美学思想中，“气”发挥了主导作用。“气”抽象而充盈于天地间，无形无迹却不可或缺，万物受其催动而运行；“气”又是具体可见的，如春暖花开、秋来萧瑟，皆是“气”之体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人的情愫变化付之于文字，则尤以诗歌为最美。所以钟嵘极为推崇以曹植为首的建安风骨，“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既是他对曹植的膜拜，也是他对诗歌美感的最高憧憬。如他评说张华时，说张华“虽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犹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七百年后，元好问不服，说：“邺下风流在晋多，壮怀犹见缺壶歌。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若何。”（《论诗三十首·其三》）亦是此意。
钟嵘的文学批评，曹旭《诗品集注》中概括得非常透彻：致流别，辨清浊，掎摭病利，显优劣。致流别，即区分诗歌的风格流派，追溯其渊源；辨清浊，即辨析不同流派及同一流派中风格的一致性和多样性；掎摭病利，主要指陈诗歌作品的利病得失；显优劣，则为评定诗人地位的优劣高低。
钟嵘对诗歌的评析无疑是具有前瞻性的，如他对五言诗鼎盛的预言，最终在唐代成真，而处在唐代的诗人，如李白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相反，唐代诗人如卢照邻、释皎然为代表，或是对钟嵘《诗品》不以为意，或是以钟嵘“外行”评诗嗤之以鼻，但这都无碍于钟嵘的观点及《诗品》的存在，且被后世所证明。当然，钟嵘以“滋味”为核心，以“自然”“风骨”以及以“兴”为主的抒情为标准的评判，无法囊括全部诗歌风格优劣，以至后人认为他不及刘勰持中，且其对陶潜、鲍照等人的评级，也颇受后人指摘，这也是难以避免之事。
《二十四诗品》旧说是司空图所作，现普遍认为作者不明。全书分为二十四部分，每部分以二字词冠名，以表明诗歌的风格特点。《二十四诗品》极少运用理论概括性词语，大量运用比喻象征的手法，语言优美，情趣优雅。
《二十四诗品》原文字数不多，但思想上却涉及到传统诗学、道家哲学及佛家佛理。《二十四诗品》对不同的诗歌风格进行了形象描述和概括，又对每品诗歌的产生进行了思想探究。《二十四诗品》本身即为文辞优美、意境颇高、不可多得的诗篇。
《二十四诗品》的题目皆为双字，而内容又皆为四言，体例形式决定了作者无法通过形象的描述和情节的演绎来阐释每一品的内容，于是多以抽象和喻示来进行内容的展开。作为读者或希望有所探求的人，就应该在作者抽象的喻示所指上下功夫，而什么事都往司空图（本书赞同司空图作者存疑的观点）身上靠，因为司空图品性淡泊，又一度归隐，且有“知非子”“耐辱居士”的号，于是就凡事一把揪住道家、佛家不放，硬是在道家玄理与佛家佛理之间引经据典。即便司空图是《二十四诗品》作者，可是他首先是儒生，而不是道家门人或佛家居士。况且，唐哀帝被弑，他绝食而死，这也不是道家或佛家的主张。所以，对于《二十四诗品》的理解，无须在难以把握的作者思想活动上费心思，毕竟目前该书作者依旧存疑，而应该在原文的直接语意与喻示上下功夫，一旦难以确断，那么宁可遵从原文的字面意思，而不必非要在道家玄理、佛家禅理上找根源。
解译者
202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