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多样性是唯一的真理
先引哲学家黄裕生的一段话：“哲学不是用来统一思想、统一世界的。相反，好的哲学，或者说真正运行在其自由本质之中的哲学，恰是一种呈现差异、引致差异的运动。所以，在哲学领域里，最坏的学派是没有分歧与叛逆的学派，最糟的老师是只有点赞的学生的老师，最差的学生是只能也只敢扮演崇拜者的学生。”岂止哲学。学术的责任在生发多样性、捍卫多样性，增广之，蓬勃之。因为，唯多样性可通往真理与自由，甚至可以说，多样性本身就是真理与自由。
我们说的是人类社会、文化文明的多样性，其基本逻辑与生物多样性并无不同。数量是多样性的基础，但数量并不直接转化为多样性。对于历史的思考常常涉及人口与政治体的规模，古典意义上的强权通常建立在对丰富人力高效动员的基础上，但历史上的大国强权多数都和文化创造、文明进步扯不到一起，原因在于人口规模仅仅有益于国家的财政与军事，对于历史的参与则微乎其微。当主要人口被制度性地阻隔在文化教育、自由市场和政治参与之外，庞大社会潜在的高度多样性无法实现，文化创造就只会维持一个低水平和慢速度的发展。所谓充分参与历史，意味着社会成员在法律和制度保障下的相互平等、个人自由与社会流动，其历史呈现就是文明进步。在这个意义上，较小人口规模的社会，可以表达出远比更多人口社会更高的多样性，因而，也就会有更高程度的历史发展。当科学技术成为历史发展的测量工具时，社会之间的优劣强弱亦由此而显。多样性终得贡献于社会，根本在于个人的解放与自由。这个道理一点也不新鲜，清朝末年的革新思想家已然明白，只是从道理到行动要走很长很长的路。
《史记·孔子世家》写孔子栖栖惶惶于诸侯之间，满腹经纶找不到市场，在世俗意义上当然要算不成功人士。孔子问自己最得意的学生颜回，你怎么看我现在这种情况？颜回答道：“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孔子的政治主张太新奇太书生气，各国君主都觉得不切实际，解决不了国家面临的实际问题。比如，在卫国时，卫灵公向孔子请教军事，孔子说，我只学过祭祀礼仪，没学过打仗。灵公跟孔子谈话时，空中有大雁飞过，灵公抬头看大雁，“色不在孔子”，大概觉得飞鸟也比孔子有趣些。孔子只好离开卫国，去往陈国，当然陈国的统治者也不会在乎他。处处碰壁，怎么办呢？颜回说：“虽然，夫子推而行之。”这就是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吧。当然颜回还是要给孔子打气，他说：“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有价值的新思想，一开始必定不为沉浸在过去（所谓传统）的人所理解、所接受，也就是“不容”。不容又有什么关系呢？不容于世、不容于时，恰恰说明了孔子的价值，以及他的坚持的可贵。
“不容然后见君子”，“知其不可而为之”，应该是多样性原则的一个信条。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Wilson）在《缤纷的生命》（The Diversity of Life）中说：“如果一个40%个体为蓝色的蝴蝶种群随时间推移转为60%个体为蓝色，而且其蓝色是可遗传的，那么一种简单的进化（演化）就发生了。大型演变就是结合了许许多多这样的数量改变而形成的。……进化总是表现为种群内个体所占百分比的变化。演化绝对是一种种群数量现象，任一个体或其子裔是不演化的。”如果机械地类比到社会文化中，一种观念或一种文化只有随时间推移，在人群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受众，直到超过一定人口比例，我们就可以说，这个社会已经改变了。从孔子如丧家犬一般满世界求职，到汉武帝独尊儒术，四个世纪间，信奉孔子学说的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势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不见得是渐进的，也不见得是直线上升的。坚持的意义由此可见。
在所谓后真相时代，多样性原则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可能会被用作否认真相、遮掩真相的幕布。把真相拆分为模糊的东西方，拒绝甚至否认文明价值的普世性，有时候会表现得像是在捍卫多样性。然而，罗生门效应并不意味着没有真相，视角差异造成的观测结果差异不是否认真相存在的理由，相反，足够充分的多视角是达致真相的必由之路。正是因此，多样性不仅是一种愿景，更是一种行动。
这本书，就是作为思考者的写作者们在时代逼迫下所采取的行动。25位作者，20篇文章，涉及的学科或领域虽然有限（与时代提供的可能性相比），却都是凿穿高墙，开启新视野，在我们的知识生活中引入一束新的光。编者把这20篇文章整整齐齐地码成4个小堆：人的境况，重新连接，在世界中，经历未来。书名“复调世界”固然可以理解为是描述这4个部分20篇文章的合奏效应，其实也反映了每一篇文章内在的观照与造诣，它们都是黄裕生所说“呈现差异、引致差异”的，新知因差异而可能，世界因差异而美好。我从本书一头一尾的两篇文章各引一句话，以略略反映这些文章共有的思想与情感深度——“你痛，我也痛，因为我在乎你。”（张慧、黄剑波《与这个焦虑的时代相处》）“考古学有助于理解过去曾经面临的可能和抉择……实际上是过去的未来学。”（徐坚《未来考古学》）
在一个习惯（其实是被习惯）了一统的国度，“复调世界”生发着、蓬勃着差异与多样。既然“夫子推而行之”，我们又怎么可以袖手不前呢？
2023年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