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立以病为纲、病证结合、辨证论治的杂病诊疗体系

所谓病是指有特定病因、发病形式、病机、发展规律和转归的过程。所谓证是指疾病某一阶段病因、病位、病性和邪正关系的病理概括。若单是辨病则对疾病各个阶段治疗的针对性不强；反之，仅仅是辨证则对疾病整个发展规律认识不深。原著以整体观念为指导思想、脏腑经络为理论依据，运用四诊八纲，建立了以病为纲、病证结合、辨证论治的杂病诊疗体系。首先，原著以病分篇的编写体例，确立了病名诊断在杂病中的纲领地位。其次，原著各篇篇名均冠以“病脉证治”，进一步示人病与证相结合、脉与证合参、辨证和施治紧密结合的重要意义。然后，从各篇条文论述方式来看，大多先论述疾病的病因、病机或基本症状，再分列证候、症状、治法、方药。譬如湿病，原著首先指明风湿病基本症状是“一身尽疼”，正确的汗法是“微微似欲出汗者，风湿俱去也”。接着分别论述湿病表实证用麻黄加术汤，风湿表虚证用防己黄芪汤，风湿化热证用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阳虚风湿在表证用桂枝附子汤，风湿并重表里阳虚证用甘草附子汤，使辨病与辨证论治有机地结合起来。又如《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篇：“按之心下满痛者，此为实也，当下之，宜大柴胡汤。”文中“按之心下满痛者”言主症，“此为实也”言辨证，“当下之”言治则，“宜大柴胡汤”言处方。“胁下偏痛，发热，其脉紧弦，此寒也，以温药下之，宜大黄附子汤。”文中“胁下偏痛……其脉紧弦”言脉症，“此寒也”言证候，“以温药下之”言治则，“宜大黄附子汤”言处方。这些在辨明腹满病的基础之上，又反映了将脉因证治与理法方药融为一体的杂病诊疗思路。原著建立以病为纲、病证结合、辨证论治的杂病诊疗体系，还体现出以下基本论点。

1.重视整体，以脏腑经络为辨证的核心　原著是以整体观念为指导思想、脏腑经络为理论依据来论述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以及诊断、预防和治疗的。因此，重视整体，注重脏腑经络变化，把脏腑经络作为辨证的核心。它的主要精神充分地体现在《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治》篇。例如，在病因上，以脏腑经络分内外，提出“千般难，不越三条”的病因分类方法；在发病与病理传变上，从整体观念出发，根据正与邪、人体内部各脏腑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以及“见肝之病，知肝传脾”等有关发病和病理传变的理论；在诊断上，通过四诊举例，结合八纲，把疾病的各种临床表现具体地落实到脏腑经络的病变上。同时，这种辨证方法还贯穿于全书各篇，体现在具体病证上。例如，《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篇，以在络、在经、入腑、入脏对中风病进行辨证；《水气病脉证并治》篇根据水肿形成的内脏根源及其证候，而有心水、肝水、脾水、肺水、肾水之分；在疾病的命名上，肺痈、肠痈与疮痈，虽然均名为痈，但由于在脏、在腑、在肌肤脉络等部位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病理变化和临床特征。这些都启示我们对于杂病应该注重脏腑经络的病机变化，并据此指导临床辨证。

2.据脉论理　脉象可以反映脏腑经络的病理变化以及疾病的吉凶顺逆。原著篇名大多冠以“××病脉证并治”，这就提示临床诊治疾病要脉症合参、证不离脉。原著论述脉象条文145条，占全书条文的1/3以上，诊脉部位除采用寸口诊法外，还有趺阳诊法和少阴诊法，故后世有“杂病重脉，时病重苔”之说。

原著的脉象，广泛用来诊断疾病、推测病因、确定病位、阐述病机、指导治疗、判断预后等。如《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篇“夫男子平人，脉大为劳，极虚亦为劳”，以脉诊断虚劳病。《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并治》篇“阳微阴弦，即胸痹而痛”，用“微”与“弦”说明胸痹之胸阳不足、阴邪乘袭的病因病机。《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篇“病人脉浮在前，其病在表；脉浮在后，其病在里”，以脉象确定病位之浅深。《黄疸病脉证并治》篇“酒黄疸者……其脉浮者先吐之，沉弦者先下之”，以脉象来指导治疗。《水气病脉证并治》篇“脉得诸沉，当责有水，身体肿重，水病脉出者死”，以脉症合参，判断预后。这些都可以看出据脉论理是原著的一大特色。

3.辨证论治　运用四诊八纲辨清证候，针对证候而治是原著诊治疾病的基本原则。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是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同一种疾病，由于人体体质或病机上的差异，以及病位的不同，治法亦不同。例如，同为水肿病，腰以上肿者，当发其汗；腰以下肿者，当利小便。发汗散水者，有越婢汤以治风水之例；利尿行水者，有防己茯苓汤以治皮水之例。反之，多种不同的疾病，由于病因病机或病位相同，症状虽异，而治法相同。例如，原著用肾气丸者有五：一是《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篇用治脚气上入，少腹不仁；二是《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篇用治虚劳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三是《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篇用治短气有微饮，当从小便去者；四是《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证并治》篇用治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一斗者；五是《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篇用治妇人烦热不得卧，但饮食如故之转胞不得溺者。以上五病，虽症状不同，但病机皆属于肾阳亏虚，气化功能减退，故均用肾气丸温肾化气治疗。又如葶苈大枣泻肺汤，既可用于肺痈，又可用于支饮。前者病因属于风热邪毒，后者病因属于饮邪留滞，两者病名虽异，但病机同为痰浊壅塞于肺，病位亦同，故均可用葶苈大枣泻肺汤。上述用法，形式上虽表现为一方可治多病，一病可用数方，而实质上仍然反映了病与证相结合的辨证论治精神。

4.扶正祛邪，重视正气　原著十分重视人体正气。对慢性衰弱疾病，尤为重视脾肾两脏。因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肾是先天之本，性命之根，内伤病至后期，往往出现脾肾虚损证候，进而累及其他脏腑，促使病情恶化。故调补脾肾，是治疗内伤疾患的根本方法。这种观点，从《血痹虚劳病脉证治》篇的小建中汤、肾气丸等方证中，可以看到大概。对于虚实错杂，正虚邪实的病证，则在注重扶正的同时，也不忽视祛邪。这种扶正兼以祛邪、邪去则正安的观点，可从薯蓣丸、大黄䗪虫丸等方证中得到体现。

对于邪实为患的病证，一方面注重“因势利导”的治法，即按病邪所在的部位，因其势而就近引导，使之排出体外。如《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篇：“脉数而滑者，实也，此有宿食，下之愈，宜大承气汤。”“宿食在上脘，当吐之，宜瓜蒂散。”均体现出因势利导以祛除病邪。另一方面，还注意“随其所得而攻之”的治法，即通过清除体内的痰饮、水湿、瘀血、宿食等病理产物，使邪无依附，达到治愈疾病。值得注意的是原著对于运用峻剂逐邪极为慎重，如用大乌头煎治疗寒疝时，方后注明“强人服七合，弱人服五合。不差，明日更服，不可一日再服”，旨在避免因逐邪而损失正气。因为杂病如果出现邪未去而正已伤的局面，则治疗就比较困难，这是治疗杂病的关键问题。

5.标本同病，分别缓急　急者治其标，缓者治其本，是中医治病的基本原则。原著对一些复杂疾病的治疗十分准确地体现了这一原则。《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篇痼疾加卒病，是先治卒病，后治痼疾，为新旧同病时的一般治则；在里有下利清谷不止，在表有身体疼痛，则主张先救其里，后治其表，为急者先治。《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篇用厚朴七物汤治腹满发热，系表里同病，表里双解。

6.治未病　人体脏腑经络相互关联，某一脏腑病变可传至另一脏腑。《素问·玉机真脏论》说：“五脏相通，移皆有次，五脏有病，各传其所胜。”首先，原著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的治未病方法，提示医生临床应根据疾病传变规律，预先采取措施，防止疾病的传变，阻止病位的扩大蔓延。这在临床上是很有指导意义的。其次，原著还倡导早治防变的治疗思想，即要求医生在疾病的初期阶段就及时治疗，防止疾病深入传变。例如，《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篇曰：“适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与此同时，原著还十分重视养生防病，强调“若人能养慎”，“若五脏元真通畅”，则正气旺盛，可防止疾病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