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明清时期
1.中医儿科学的创新发展时期 《明史·百官志》曰：“太医院掌医疗之法，凡医术各十三科……曰大方脉，曰小方脉，曰妇人，曰疮疡，曰针灸……曰按摩，曰祝由。”明代的小儿科，仍称为“小方脉”。在诊法方面，明代创新发展了许多小儿诊法。寇平尤重视小儿眼神的望诊，其在《全幼心鉴》中曰：“五脏六腑之精气上注于目，望而知之，当先以目中神气之全为验。”秦昌遇在《幼科金针》中强调了腹诊在伤食病证中的应用和操作方法，并从五脏生克论治脾胃之病。张介宾对小儿指纹诊法提出异议，曰：“岂此一线之色，果能辨悉如此，最属无稽，无足凭也。”管橓在《保赤全书》中首次提出了五指诊法，曰：“小儿不语，验五指冷热可知。”
明代薛铠、薛己父子精于儿科，擅采众长，著《保婴撮要》。薛氏发展了五脏辨证学说，重视脾、肾二脏，治脾宗陈文中而偏温，治肾既宗钱乙养元阴滋生化源，又效陈文中温元阳阴中求阳。薛氏治病除用内治法之外，常灵活配合使用药物外治、针灸等疗法。
明代万全提出了“预养以培其元、胎养以保其真、蓐养以防其变、鞠养以慎其疾”的育婴四法，系统阐述了中医儿童保健学的理论与实践。万全在朱震亨的基础上系统提出了“三有余、四不足”的小儿生理病理学说，即阳常有余、肝常有余、心常有余，阴常不足、脾常不足、肺常不足、肾常不足。在临床治疗中，特别重视调理脾胃。《幼科发挥·调理脾胃》曰：“小儿久病，只以补脾胃为主。补其正气，则病自愈。”
1574年，明代张四维《医门秘旨·辩论》对小儿的年龄进行了界定。书曰：“余论小儿有五等之分：百日之内，名曰赤子；一周、二岁，名曰婴儿；三、四岁，名曰孩儿；五、六岁至七、八、九岁，名曰小儿；十岁至十五岁，名曰幼童。”
明代医家张介宾提出了“二纲六变”的辨证总原则。《景岳全书·传忠录》曰：“凡诊病施治，必须先审阴阳，乃为医道之纲领。”“六变者，表、里、寒、热、虚、实也，是即医中之关键。明此六者，万病皆指诸掌矣。”治疗上遵循小儿“脏气清灵，随拨随应”的特点，认为小儿疾病只要辨证准确，具有起效快，疗效佳之特点。如《景岳全书·小儿则》曰：“脏气清灵，随拨随应，但能确得其本而撮取之，则一药可愈，非若男妇损伤，积痼痴顽者之比，余故谓其易也。”
明代寇平对儿科医生的医术和医德提出了“十全三德说”，成为儿科医生遵循的守则，且非常重视小儿鞠养调护之道。《全幼心鉴·养子日用》曰：“吃热、吃软、吃少，则不病。吃冷、吃硬、吃多，则生病。忍三分寒，吃七分饱，频揉肚，少洗澡。”除此之外，其亦非常重视食疗。《全幼心鉴·调理之法》曰：“善治病者不如善慎疾，善治药者不如善治食。”明代钱大用也提出小儿调护的“五要五戒”，即一要节食，二要暖腹，三要暖足，四要头凉，五要凉胸，六戒异形，七戒洗浴，八戒用巫，九戒借用（药物），十戒拘私。
明代小儿外治法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成为该时期治疗小儿疾病的一大特色。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的小儿外治方有230多种，这些外治法具有疏表、清里、解烦、开闭、引痰、理气、通脉及定痛等作用，尤其对小儿急症的治疗更为简便、易行、有效。
清初医事分设九科，即大方脉、小方脉、伤寒科、妇人科、疮疡针灸科、眼科、口齿科、咽喉科、正骨科。清代儿科稳步发展，无论是儿科理论水平还是儿科病证的诊治水平都有很大的进步和提高。
在小儿诊法方面，清代陈复正提出了望指纹的纲领：“浮沉分表里，红紫辨寒热，淡滞定虚实。”成为后世医家指纹诊疗的规范。《临证指南医案·幼科要略》曰：“襁褓小儿，体属纯阳，所患热病最多。”清代医家叶天士将温热病诊法中的辨舌、验齿、按胸腹引入儿科领域，对后世影响较大。清代张振鋆继承发展了按胸腹法。《厘正按摩要术·按胸腹》曰：“诊胸腹，轻手循抚，自鸠尾至脐下，知皮肤之润燥，可以辨寒热。”清代夏禹铸认为，儿科病证可从望面色、审苗窍来辨别脏腑病证的寒热虚实，其非常重视推拿疗法在儿科的应用，提出拿、推、灯火、灸四种外治法。
清代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明确提出了“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的观点，介绍了活血化瘀法，介绍了该法在紫癜风、疳证、小儿痞块等病证中的应用。清代吴鞠通在《温病条辨·解儿难》中首次提出“稚阴稚阳”一词，对“稚阴稚阳”的认识进行了归纳和阐释。稚阴稚阳理论的提出，为指导临床用药奠定了基础。《温病条辨·解儿难》曰：“其用药也，稍呆则滞，稍重则伤，稍不对证，则莫知其乡。”
清代陈复正独创了治疗发热的“神奇外治法”，即疏表法、清里法、解烦法、开闭法、引痰法、暖痰法、通脉法、定痛法、纳气法。《幼幼集成·神奇外治法》曰：“引痰法：凡小儿痰嗽……用生白矾一两研末，少入面粉……一宿，其痰自下。”另外，其还总结了寒热简切辨证法。《幼幼集成·简切辨证》曰：“小儿热证有七：面腮红，大便秘，小便黄，渴不止，上气急，足心热，眼红赤……小儿寒证有七：面白，粪青白，肝虚胀，眼珠青，吐泻无热，足胫冷，睡露睛。”清代谈金章在《诚书》中提出小儿护理十要：“一要背暖，二要脐暖，三要足暖，四要头凉，五要心胸凉，六要勿见怪物，七脾胃常要温，八啼未定勿便食乳，九勿服轻粉、朱砂，十少洗浴。”
2.小儿推拿理论体系的建立 明代是推拿发展的第二个盛世。小儿按摩在以孙思邈为代表的隋唐之际始有萌芽，经过宋金元的继承及应用推广，在明代万历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小儿推拿著作。此时期小儿推拿与儿科的诊法、辨证及用药经验结合起来，逐渐地上升到理论，并逐步形成了小儿推拿独特的理论体系。至此，小儿推拿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得以发展。
小儿按摩最初以药摩为主。《韩氏医通·悬壶医案》曰：“八岁以下小儿，予戒投药。有疾，但以所宜药为细末，调香油，令人热蘸，按摩患处。”推拿一词，最早见于明代万全所撰的《幼科发挥》（1549年）一书中。书曰：“一小儿得真搐，予曰不治。彼家请一推拿法者掐之，其儿护痛，目瞪口动，一家尽喜。”而推拿作为专业学科的称谓，最早见于明代张四维撰《医门秘旨》（1574年）中的推拿掌法图。该书首次以推拿之名绘图注穴，并记述了拿掐法、推法、捻法、揉法、擦法、按法。书曰：“谓之急惊发搐，纵有汤丸，无以进之，即用拿掐治法，十可合于八、九。”“推上三关，为热为补，除寒，退下六腑，为凉为泄，除热，即是曰大板门。”推拿名称的演变，反映了按摩手法的发展和变化，是推拿发展史上一个巨大飞跃。
明代的小儿推拿术较以前有很大的提高，万全不仅将掐拿法用于儿科急症，而且对于小儿常见病也主张用推拿之法。如“惊风之治，惊来掐人中、虎口，拿总筋”。万全对小儿推拿术的广泛实践和探讨，无疑推动了小儿推拿理论体系的建立，提升了小儿推拿术的应用水平。但万全亦认识到小儿推拿有禁忌证，并记载了两例误用推拿而失治的病案。《幼科发挥·急惊风有三因》曰：“一儿发搐，先取善推法推之止，向后发病益危甚。予曰，推法者，乃针灸摩按之遗意也。经曰：无刺大虚人。推搐之法，壮实者可用之。如怯弱者其气不行，推则有汗，反伤元气也。其家不信予言。予曰：不死必成痫疾，半月后果死。”
1574年，明代庄应祺在《补要袖珍小儿方论》卷十中记载了现存最早的小儿推拿专题文献“秘传看惊掐筋口授手法论”。该书源于1405年明代徐用宣撰《袖珍小儿方》，但原书并无小儿推拿的描述。此篇记载曰：“凡看惊掐筋之法，看在何穴，当令先将主病证之穴起手掐三遍，然后诸穴俱做三遍，掐揉之。每日掐三次或四次其病即退。”该篇还提到了“龙入虎口”“苍龙摆尾”两种复式手法，此为小儿推拿复式手法的最早记载。此小儿推拿专篇虽不足四千字，但基本反映了小儿推拿的原始雏形。
1601年，四明陈氏编撰的《小儿按摩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小儿推拿专著，标志着小儿推拿理论体系已基本形成，是对明代以前小儿推拿经验与理论的一次系统总结。该书系统地记述了小儿推拿的诊法、辨证、穴位、手法、治疗等内容，并结合自己的临证经验，总结了明代以前的小儿推拿成就，对小儿推拿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治疗上推崇推拿疗法，指出：“五脏六腑受病源，须凭手法推即痊。”在穴位选用上，除记载常用经穴外，该书还介绍了目前常用的肺金、脾土、肾水、板门、三关、天河水、横纹、二扇门、二人上马、一窝风等小儿特定穴。在手法上，书中载有掐、揉、推、运、分、合、按、摩等10余种手法，并认为按摩为“以手代针之神术也，亦分补泻”。在适应证上，该书提出小儿推拿可治疗惊风、淋证、泻痢、疟疾、心痛、胃病、感冒、咳嗽等儿科病证。
1604年，明代龚廷贤编撰的《小儿推拿方脉活婴秘旨全书》是现存最早的推拿专著单行本，亦是首次以推拿冠名的小儿推拿专著。该书的主要学术思想为推崇钱乙，重视推拿，但又不为推拿所制，强调内外结合；诊法以望诊为首，治疗以辨证为要。总之，该书总结了明代以前的小儿推拿成就，记述了许多龚氏本人的实践经验和独特创见，为后世小儿推拿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605年，明代周于蕃编撰的《小儿推拿秘诀》将手法归纳为掐、揉、按、摩、推、运、搓、摇八法，为后世所推崇。该书不分卷，对手法、穴位、治疗都有详细的论述，提出“按而留之，摩以去之，揉以和之，搓以转之，摇则动之”“急摩为泻，缓摩为补”等为后世所遵循的手法操作要领。该书详细介绍了拿法，提出拿法包含按法和掐法等多种手法，书曰：“以中指于一窝风处，对着大指尽力拿之。”“拿即揉掐类。”书中详细介绍了9种复式操作手法。在治疗方面，记载了以葱姜汤为介质做推法；以艾绒敷脐、用葱捣细捏成饼敷穴位等外敷法。该书还介绍了有关四证八候与时间相关的治疗方法，将推拿和时辰相结合鲜见于其他医书中。
明代曹无极撰写的《万育仙书》专论小儿推拿，首次描绘了包括“黄蜂入洞”等16幅手法的操作图谱，有利于小儿推拿的推广应用。明代钱汝明在《秘传推拿妙决·序》中指出：“推拿一道，古曰按摩，上世活婴赤以指代针之法也。”至此，小儿推拿作为推拿学科的一个学术分支已经基本形成，并在诊法辨证、手法、穴位及治疗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
小儿推拿理论体系自明代建立以来，在清代又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清代应用推拿术、外治法治疗儿科病证较为广泛，并刊行了许多小儿推拿著作。
1695年，清代夏禹铸编撰的《幼科铁镜》是一本非常有代表性的中医儿科著作。其非常重视医德，列十传、九恨、十三不可学，并以“望颜色、审苗窍”为诊法要点。书曰：“治活婴儿不下百千万数，皆以望面色，审苗窍为主，治无不神。”同时，也提出望诊的缺点，曰：“凡症俱有颜色可望，苗窍可审。独惊、痫、痓三症，颜色苗窍，俱非本来，无处拿提。”其还在治法上灵活多变，提出治病不可关门杀贼说、治病不可开门揖盗说。夏鼎成功运用心理疗法治疗七情所致疾病，是中医儿科治疗学的一大进步。《幼科铁镜·干瘦似疳》曰：“先君命妹哺儿之时，勿令瘦甥得见，哺后阳抱入怀，以空乳喂之。且慰之曰：我只疼你。如此一月，果不药而肥。”该书对惊风的治疗提出“疗惊必先豁痰，豁痰必先祛风，祛风必先解热，解热必先祛邪”的理论，至今仍具有临床指导价值。夏鼎借助常用药物的功效来阐释小儿推拿穴位的功用，编成“推拿代药赋”，有利于此时期医家对小儿推拿疗法的理解与推广。
1725年，清代骆如龙编撰的《幼科推拿秘书》论述了其毕生的推拿心要。其主要的学术贡献有：第一，四诊合参，尤重望诊、切诊。《幼科推拿秘书·视法》曰：“医家看病，望闻问切，有此四法。然必以望为先，故推拿小儿，亦先有视法。”第二，母子相关，重视调理脾胃。《幼科推拿秘书·察儿病症秘旨》曰：“故调理脾胃，医中之王道也……脾上用功，手法之要务也。”第三，图文并茂，图明穴确，法变在心。《幼科推拿秘书·穴道图象》曰：“穴不真则窍不通，窍不通则法不灵……而图象昭焉，手法明焉，百病除焉。”同时，强调取穴要有君、臣、佐、使以及次数、轻重缓急之别。第四，提出开门手法和总收法。骆氏以分阴阳和运八卦为开门手法，按肩井为总收法。第五，推崇推拿，多法并举。《幼科推拿秘书·幼科药方》曰：“及八、九、十岁，童年渐长，难施手法之万遍，必以药饵济之。”
1676年，清代熊应雄编撰的《小儿推拿广意》介绍了9种单式手法、14种复式手法，包括推攒竹、推坎宫、运耳后高骨等法；并首次提出小儿推拿应按“推拿面部次第”“推拿手部次第”等顺序进行施术。其主要学术贡献有：第一，极力推崇小儿推拿，认为推拿一道，真能操造化夺天功。第二，重视辨证论治。第三，绘图示意复式手法，前所未有。第四，强调推拿与方药并举。另外，熊氏特别重视虎口三关的推拿。《小儿推拿广意·推拿面部次第》曰：“风气命为虎口三关，即寅卯辰位是也。小儿有疾，必须推之，乃不易之法。”基于此，熊氏不论何病，一律以推拿三关为起始手法，然后按穴位依次推之。
1888年，《厘正按摩要术》问世，此书是张筱衫基于周于蕃的《小儿推拿秘诀》进一步校订补辑而成。其主要学术贡献为：第一，推崇小儿推拿。第二，重视辨证，创立胸腹按诊。第三，创立推拿八法（按、摩、掐、揉、推、运、搓、摇），立法详细。第四，取穴绘图识图详尽。第五，重视穴位推拿。第六，列证完备，重视辨证论治。第七，强调内治法与外治法结合。张氏治疗小儿疾病并非都用外治之法，也用内治之法。《厘正按摩要术·痰迷》曰：“痰能随气升降，周身无处不到，在肺则咳，在胃则呕……则各有治法在，不徒按摩已也。”该书为后世小儿推拿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书中所创的胸腹按诊、推拿八法等沿用至今，有着显著的临床疗效。
1793年，清代钱櫰村编撰的《小儿推拿直录》是由《幼科推拿秘书》和《小儿推拿广意》两书合辑而成。全书不分卷，图文并茂，文字多为歌赋，且通俗易懂。书曰：“太阳二穴属阳明，起手拿之是醒神……肩井肺金能出汗，脱肛痔漏亦能医。”
1877年，清代徐谦光编撰的《推拿三字经》以三字歌诀的形式阐述了小儿推拿和成人推拿。书中推拿涉及的治疗范围除儿科常见病之外，还将推拿用于治疗霍乱、瘟疫、痄腮、疮疡等病证。该书不仅论治小儿疾病，而且还论治成人疾病。该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取穴少而推拿次数多。正如书中所曰：“独穴治……大三万，小三千，婴三百，加减良。”徐氏还根据其临证经验，总结出无论男女一律推左手均可奏效。该书还记载了推拿代汤药的歌赋，曰：“分阴阳，为水火两治汤。推三关，为参附汤。”
1885年，清代夏云集编撰的《保赤推拿法》被后世编为《推拿抉微》《增图考释推拿法》。书中介绍了86种小儿推拿手法，并提出“医手最宜轻稳，莫致儿皮肤疼痛”等手法施术注意事项。夏氏主张施术前皆先以开天门、分推阴阳、掐天庭至承浆以及揉耳摇头四法开关窍，然后辨证择用他法，最后以掐肩井结束治疗。
明清时期的小儿推拿专著不仅在整个推拿文献中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当时的儿科文献中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并被儿科医家所推崇。近代医家张山雷在《钱氏小儿药证直诀笺正》中指出：“若至儿医，不晓推拿手法，岂敢腼颜以编撰幼科专书，贻讥大雅。”由此可见，当时小儿推拿与中医儿科的关系十分密切，也为小儿推拿的“道术相长”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