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人伦变奏

颜 浩

在中国现当代的散文创作中，家庭始终是最重要的主题。五四新文化运动改变了家族伦理与王朝政治同构的社会传统，人们开始以新的眼光审视父子、夫妇、兄弟等人伦关系，表达关于爱情、亲情的现代体验。这不仅使文学创作在题材上有较大的突破，也相应地建构了新的价值理念和美学原则。

以家庭为中介思考个人与社会的关联，书写时代变迁中的情感故事，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学的审美关注视域。但与五四时期色彩鲜明的反传统不同，四十多年的社会环境复杂多变，思想观念多元杂糅，对于两性、婚姻、家庭的理解呈现出多种形态，也因此为文学创作开辟了多重话语空间。

· 一

尽管处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快速转型之中，但情感观念的变化仍然是观察这四十年最有效的途径。改革开放突破了固有的社会组织模式，也改变了家庭的形式与结构，甚至结婚成家、生儿育女都不再是人生必然的选择。生物学革命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家庭和婚姻的本质都受到质疑与挑战，人们对于亲密关系的体认必然不同于以往。但是，传统的伦理观依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在深受消费主义和工业化影响的新世纪语境中，社会原子化造成的孤独、游离的个体，将对家庭的回归和依附视为抗争和自我拯救的手段，也会因此强化伦理体系中的共同性因素。这种矛盾和悖论的状态在两性议题上体现得最为直接。虽然这些年来女性在政治、经济和法律上拥有越来越多的权利，但整体上看，社会的性别意识并未同步提升，争取性别平等的道路依然阻碍重重。由此带来的首先是女性对于自我定位的困惑。唐敏在《女孩子的花》中坦言，因为深感女性生存不易，所以不愿意生育女孩，“爱到根本不忍心让她来到这个世界”。她在文章中做出的“女子是一种极其敏锐和精巧的昆虫”和“男人是泥土造的，苦难使他们坚强”之类的对比，和韩小蕙在《千古男女》中以更激进的态度发表的“女人怨恨男人是有道理的”“女人天生就是男人的阶梯”等言论，都不能从反本质主义的角度作出简单批判，更应该看到其中体现出的女性在处理自身经验时所遭遇的壁垒和承载的重负。

不同于五四时期以“出走的娜拉”来对抗封建专制，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姐姐妹妹站起来”的革命召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关于两性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结构性和体制性的层面。因为剥离了宏大叙事和民族寓言的表达方式，更多地显示出性别议题中坚硬与暧昧、清醒与含混、偏执与包容并存的特征。例如，同样是关涉性爱的主题，舒芜在《爱情的灵肉一致》中借助“五四”资源的重新引入，辨析性道德中的时代内涵，倡导以性自由为标志的女性权利；女作家叶梦则在《生命的辉煌时刻》中大胆直白地书写初夜体验，以对情欲的正视来张扬自觉的女性意识。在情感与道德的选择中，塞壬在《漂泊、爱情及其他》中坦承婚外恋带来的孤独感，展示了恋爱自由口号下的欲望与伦理的冲突；而史铁生在《爱情问题》中将性爱视为获取灵魂自由的中介，因此不拒绝“性吸引从来不是一对一的，从来是多向的”假设；周国平在《宽松的婚姻》中则认为婚姻应在忠诚与宽容之间谋求平衡，“以便为爱情留出自由呼吸的空间”。情感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的往往是矛盾的角色。爱情与性的私有性和日常性所标识的个人意志，与婚姻、家庭的公共属性之间必然会产生的抵触与激荡，在文化多元主义的当下中国显得尤其突出。

然而，多元并存的时代语境也开拓了性别言说的新空间，赋予了多维度思考情感和两性问题的可能性。在陈丹燕的《初为人妻》中，曾经热衷于阅读乔治·桑作品的女大学生将贤妻良母观视为封建糟粕，也为婚后无法顾全事业而焦虑不安，但最终解决问题的途径仍是女性主动付出与牺牲，“当她心里充满温柔地体恤他的时候，她在精神上就平等了”的表述，并非向传统价值观妥协，而是显示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特有的理想主义姿态。王安忆在《李章给我照相》中借日常小事表达对婚姻中平等问题的思考，也带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代特征，但“他对他们说，老婆是作家协会的打字员”的结尾，观照的是平等话语所遮蔽的生存现实。如果与王安忆同时期完成的小说“三恋”对照来看，更能凸显出女性作家对于性别秩序的困惑与自省。李银河在悼念王小波的文章中，通过渲染心灵互通、智力对等的诗意爱情，表达了失去灵魂伴侣的深切痛苦。然而“被爱已经是一个女人最大的幸福”等文字，还是在不经意间显露出知识女性自身性别观念的复杂面向。

相较而言，男作家大多回避了性别议题中的挑战性和抗争性因素，更习惯于“借题发挥”，通过探讨爱情和婚姻问题来针砭现实之弊。周涛关于“离婚的人有胆，不离婚的人有心”的判断，指向的是金钱与欲望的博弈这个颇具时代感的命题。梁晓声在何为真正的“现代家庭”的探讨中，蕴含的是对现代性价值内涵的深层反思。韩石山在《妻子》中糟糠之妻不下堂的誓言、刘心武在《有家可归》中对家庭共同体的理解、蒋子龙在《家的快乐有时在房子外面》中对夫妻相处之道的阐述，以及张中行在《关于贤妻》中对女性贤内助的定位，都体现出以儒家传统伦理文化和情义观影响现代婚姻理念的意图。王小波在《我是哪一种女权主义者》和《“奸近杀”》中的反道德主义立场，则显示了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的理性自觉。

然而，如此众声喧哗的状态在近十年间有所变化。随着全球化的深度发展，社会的性别意识更加多样化，婚姻关系的形态也更为复杂，未婚同居、婚外恋情、开放式婚姻、同性恋与形婚等多种模式共存，进一步改变了关于婚姻的传统认知，也对文学观察和表达生活提出了新挑战。但从最近十年的创作成果看，文学的应对显然有所滞后，散文直击世态人心的功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这也造成本选集在选文上的时间空当。不过换一个角度来看，这种现象也可以证明，从思想性和历史性的角度对当代中国家庭问题的考察，仍然有着待充分拓展的空间。

· 二

作为人伦的重要一环，家庭代际关系也在百年里经历巨变。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幼者本位”的现代伦理观颠覆了“长者、尊者本位”的传统伦理，涤荡了祖先迷信、愚忠愚孝等“东方古传的谬误思想”，为反抗父权与君权确立了思想根基。共和国成立初期，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询唤之下，血缘伦理焦虑切换为阶级伦理认同，代际矛盾更多地体现为政治理念的不同和知识水平的差异。改革开放之后，现代性的追求解构了革命大家庭的想象，城市化进程改变了乡土家族的格局，独生子女政策则将当代中国家庭的主旋律导向了以养育后代为中心。但与五四时期“幼者本位”中的立人和启蒙的意图不同，当下社会对于“子一代”的重视，更多的是与传承、责任、回报等情感命题相关。在封建父权退场和革命话语隐身的后现代语境中，代际关系中的新变化不仅具有伦理层面的意义，更显示出我们对于家庭的理解有了不同的内涵。

费孝通曾将一对夫妇和子女所构成的核心家庭称为“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孩子的降生是这个三角关系得以成立的基础。这显然是西方家庭的基本模式，而非中国传统的网络化、差序化的家族结构。但在变革和转型的四十年间，中国的家庭形态也经历流动、分离与裂变。以子女为中心的小家庭成为主流，不仅解构了聚族而居的旧有格局，也更新了家庭价值的认知体系。在贾平凹的《母亲》、张承志的《对奏的夜曲》、斯妤的《凝眸》中，都有因为子女的出生而感叹人生翻出新意的内容。贾平凹强调“孩子成了我们幸福的源泉和理想的寄托”，认为共同哺育子女的经历有助于夫妻关系的稳固。张承志则将守护孩子的成长视为体验生命的过程，并由此获得重新审视自我的动力。女作家斯妤细腻地描述了孕育和生养的真实感受，欣喜于“孩子，你使我新生，使我强壮”，显示出女性通过母亲身份的体察来建构性别主体意识的清晰路径。

借助于“儿童的发现”来反思国民性、呼唤具有独立意识的新国民，是五四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促使儿童从“家”的狭小空间走出，汇入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中。从贾平凹等人写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章来看，新时期以后知识分子对于儿童问题的解读，在观念上激活了五四传统，重视少儿作为“新人”的意义，但同时也剥离了意识形态的规训和政治工具的色彩，强调血缘亲情的伦理价值。情感性因素牵引儿童重新回归家庭的范畴，“祖国的花朵”的社会化想象被“太阳出世”的世俗化追求覆盖，时代转型的深刻印记也由此凸显。

从“体制型家庭”（institutional family）向“伴侣型家庭”（companionate family）的转变，意味着代际关系的重新理解和家庭权力模式的重新建构。余华在两篇具有连续性的文章《儿子的出生》和《父子之战》中，写出了从初为人父到产生父子矛盾的过程，并通过与上一代父子关系的对比，反思“儿子瓦解父亲惩罚的过程，其实也在瓦解着父亲的权威”。联系余华在同时期的先锋小说中对于父子关系的书写，可以看出他将瓦解父权等同于精神上的“弑父”，并视为个体成长的必由之路。同样也是通过两代父子关系的比较来反思为父者的角色，老一辈的汪曾祺则显得更为达观，“多年父子成兄弟”不仅是生活智慧，更是对自我权威的主动放弃和对生而平等的认可。北岛在《女儿》中将代际矛盾与文明冲突同构，“下一代怎么活法”的困惑蕴含在历史反思之中，体现出更具思想内涵的反专制和自我解构的意图。相较而言，吴祖光的《训子篇》和蒋子龙的《儿子长大以后》中对于子女成长的焦虑、烦恼，甚至愤怒，或许更具有普遍性。在日常化的琐碎纠纷之中，隐藏着传统亲族伦理与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冲突。蒋子龙关于父子之间不该是“革命的法则，解放的法则”的无奈叹息，如果与五四时代反抗封建父权的言论进行对照，可以清晰地看出家庭权力结构演变的历史逻辑与时代特征。

“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这是百年前鲁迅针对“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给出的答案。五四知识分子希望通过瓦解基于传统孝道的代际联系，将个人从家庭束缚中解放出来。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血缘、情感和责任的存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具有超乎想象的韧性和弹性。进入新世纪以后，由于市场化和全球化带来的压力，个人反而更深地嵌入家庭代际关系之中。“啃老”是这种“再家庭化”的直接例证，而且值得关注的并不只是成年子女对于父母的依赖，还有父母通过经济支援和让渡权力来重构亲密关系的意愿。与此类似的还有孝顺、感恩等传统话语模式的回归，“你养我大、我养你老”的代际合作与互惠，以及父母相亲会中的权力分配和利益交换等现象。尽管表现形态不断变化，但代际关系始终是理解中国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基点，也可以为文学创作提供取之不尽的题材资源。

· 三

与处理和子女的关系相比，如何理解和评价自己的父母，恐怕是一个更艰难的课题。近现代中国对儒家纲常的批判打破了固有的家庭等级秩序，父母的权威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思想观念上的反父权与日常的人伦经验之间，不能直接画上等号。对父母的天然情感并不会就此消失，只是投向父母的眼光难免发生微妙的变化。另外，五四时期对于父母之“恩”的解构与对于亲子之“爱”的呼唤同步共生。冰心把“爱的哲学”引入家庭内部，将神圣的母爱渲染为“济世之源”，写过“怜子如何不丈夫”的鲁迅也将舐犊之情称作“生物的天性”。李泽厚评价朱自清《背影》的好处在于“表现了新一代知识者在走上人生道路中对传统的转换了的感受和体验”，正是因为文中的父亲并非传统礼教之下刻板的严父形象，“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显露的是父子间真实的情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社会环境不同于五四，但人伦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的复杂关系依然存在。这也意味着关于父母形象和亲情的书写，必然要经历一个去蔽与重塑的过程。

由于受习俗和观念的影响，我们对父母的情感表达往往采用追忆的形式。隔着时空的距离，怀想已逝的双亲，最初的动机多是“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悔之情。史铁生在《合欢树》中回忆母亲为自己的残疾付出的辛劳，面对亡母手植的合欢树，发出“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感慨，朴素深沉的笔调颇有《项脊轩志》的风韵。李修文对母子永诀之时的追念、陈平原因工作繁忙而无法陪伴父亲的自责，都能唤起为人子者共同的情感体验。虽然未涉及生死，但韩少功在《母亲的看》中刻画的苍老、病弱的母亲形象，也具有类似的共鸣效应。这是血缘伦理特有的情感召唤机制，显示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人性。

追忆双亲的另一层效果，便是与父母关系最为紧密的童年记忆和成长经验被唤醒。历经岁月沧桑，青少年时代的反叛精神不再，更多的是人到中年的理解与认同。莫言感怀母亲在艰难生活中给予的自尊教育，将母亲辛勤劳作的模样视为“我人生记忆的起点，也是我文学道路的起点”。考察他在《丰乳肥臀》等小说中对于女性“地母”形象的塑造，可见此言不虚。汪曾祺关于自己三位母亲的温情记忆，与他在小说中对女性的悲悯与关怀也有内在的关联。张兆和在《大大和朱干干》中回忆代替母职的保姆，感念她在幼时的严格教育令自己终身受益。张洁在《母亲的厨房》中侧重于母亲走后的反思，尤其是“她的一生都很寂寞”的感叹和对女性生存价值的思考，体现出较为明晰的女性主义立场，同样可与她的小说代表作《爱，是不能忘记的》《无字》互为对照。

除了情感宣泄与抚慰的作用外，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子女对于父母的回忆和追述还有“代父母立传”的个人史和家族史价值。深感中国缺乏传记文学传统的胡适，在自己撰写的《四十自述》中将个人写传的意义推崇为“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无论是自传还是他传，个人史的写作可以穿透正史宏大叙事的垄断和壁垒，展现时代风云中的个体命运，呈现私人记忆中的历史细节，以去中心化和去英雄化的方式，建构起观察国家史和民族史的新视野。铁凝的《面包祭》、王安忆的《父亲的书》等篇章，都通过回溯父母的人生经历来重新审视历史，再现历史变局中普通人的离合悲欢。个人视角的加入提供了在场感和纪实性，呈现出难得的丰富与真实，因而具有历史建构和主体塑造的意义。

然而，儿女代父母立传也存在以真实性为原则的叙事伦理与“子不言父之过”的世俗伦理之间的冲突。身为人子评判父母的道德品格，本身便非易事。尤其是面对父母人生经历较为复杂、父子/母子之间存在矛盾等状况，儿女的回忆文章如何避免主观化和情绪化带来的遮蔽，既不夸饰，也不隐恶，显然更具有挑战性。宗璞的《三松堂断忆》将父亲冯友兰的人生选择置于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心灵史的脉络中，强调“评价每一个人时，也不要忘记历史”，体现了将个人命运历史化的理性思维。苏叔阳在祭父文《早该说的一些话》中，没有回避父亲在婚姻关系上处理不当带来的伤害，但也写到了自己中年以后对父亲的理解和原谅。尤其是以“当一个人抛弃了他的过失并且竭力追回正直的时候，就能无愧地勇敢地面对死亡”为父亲做出的人生总结，使得父子和解超越了情感需求，表现出哲理思考的力量。

由于篇幅所限，本选集没有收录老鬼的《母亲杨沫》和李南央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但这两篇颇具影响力、同时也极富争议的长文是“代父母立传”另一种形态的代表。两篇文章大胆直白地书写父母复杂的人生历程，披露家人之间长期的纷争与冲突，甚至毫不留情地揭发了一些不为人知的隐私。不可否认，两篇文章都有揭示革命或政治扭曲和异化人性的意图，但如何在感性和理性、真实性与文学性之间求得平衡，如何以同情之理解面对历史大潮中的个人，或许这两篇长文提供了可以深入辨析的例证。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复杂而深刻的变革。在这特殊的历史时空中，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等多种文明形态并存，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等文化因素不断碰撞和交锋。家庭的性质、结构、功能和伦理关系的变化，正是这个多元共生的时代最直观的缩影。其中固然有矛盾和危机，但也蕴含着突破、希望和新的可能。文学是历史记忆的证词，是世态人心的记录。如果想要回望这四十年里我们的“家”，就请翻开这本小书，一起来细细品读吧！